晚年木心

曾有這么一個人，是青年木心的同窗，木心一輩子為他寫了很多，在青年、中年、暮年時，至少三寫其人，念茲在茲的，他卻一概不知。

他叫席德進，比木心大四歲，是1940年代杭州藝專時期的木心同學。

據載，席德進（1923—1981），四川南部縣人。自早習畫，后入成都省立藝專，再轉入國立杭州藝專西畫系，亦師從林風眠，并與木心相識。1948年畢業，同年前往臺灣，任教于嘉義中學（木心時以中學美術老師的身份赴臺，兩人在臺南相見，實屬巧合，小半年后木心返歸大陸，時空巨變，不再往來）。1952年后以繪畫為業，1962年赴美考察藝術，又遍游英、法、意、德及西班牙諸國。后于巴黎從事繪畫創作和研究三年。1966年返臺。1981年在臺北病逝。

席德進

跟魯迅一樣，木心也寫祭悼文，懷念朋友。就像范愛農生前不會知道，自己的姓名因魯迅的一篇悼文《范愛農》而廣為流傳，席德進肯定也想不到，他逝世五年之后，同學木心追悼其人其事的《此岸的克利斯朵夫》已然成了歷史長河里的一個名篇，文章的知名度不亞于木心后來悼張愛玲的《飄零的隱士》。

其實，兩岸一度隔絕，固然是兩人不再往來的原因。但細讀《此岸的克利斯朵夫》可知，早在1949年初，二十出頭的木心已在辭別臺南時，為席德進寫了一封意在訣別的信，幾番擱筆，終于寫成，但臨別又反悔了，終于沒有留給席德進。不過，兩人相約，“到巴黎去！”巴黎，儼然是1940年代藝術青年心中的圣殿，不管是早年上海美專出身的木心，還是杭州藝專畢業的席德進。

當然，臺南這一封從未遞出的“分道揚鑣”的信，塵封在時間里，估計無人讀過，除了木心（活脫脫木心就是一個黃皮膚的哈姆雷特）。

以下這一篇文章，是未竟稿，木心沒有寫完，自然也沒發表過，寫于席德進逝世二十年之后。今從新書《木心遺稿（第二輯）》摘出首發，以饗讀者，可略略感受木心說的“從前的藝術學校”（那是木心的“白衣飄飄的年代”），何以“令人回味不盡”。

下文底色標記部分為木心未寫完之處。

《彼岸的克利斯朵夫》

by 木心

還得從梅特林克說起——人死了，臥在青色的宮殿里，當世界上有親人或朋友追念他時，他的眼開啟了，這種懷思是會由濃而淡的，由長而短的，如果終于不再，消失……那么死者的雙瞼是永遠閉了，像石雕的面具。

我的朋友，你醒一醒，我還是常常想起你，此刻我尤其想念你，因為由于可憐你，我可憐我們這一代人，一代拼死愛藝術，以藝術家自居的年青人。

你終于到達了彼岸，可是那是人的彼岸，不是藝術的彼岸，你是摹仿了“藝術家”，還不是不容別人摹仿的藝術家，真正的藝術家是拒絕別人摹仿的，別人也不敢摹仿的。

席德進 繪

但對于我，奇怪的是席德進之所以對我有吸引力，就在于他不是藝術家。他到不了彼岸，他是一個鄉下孩子。他的藝術家的自覺不是哲理性的，亦非天性使然，他是看了愛落多娜、鄧肯、奧斯卡·王爾德，看樣學樣，而當時我們幾個人都一心崇敬羅曼·羅蘭，“偉大的心靈，不是沒有污穢，而是不被污穢征服罷了”。

我們同樣是在四十年代初接受羅曼·羅蘭的藝術洗禮，而不到十年，我已看清羅曼·羅蘭的迂闊、偏執、大而無當，憑我的想象性的推理（推理性的想象），席德進是一直皈心低首于羅曼·羅蘭的，好在他在臺灣，我在上海，兩岸不通音訊，否則我與他一定會發生劇烈的爭論。

我離開羅曼·羅蘭之后，轉就紀德，紀德不是教師，是友伴。對我真正有教益的是三個人，巴爾扎克、福樓拜、斯當達，到了這個地步，法國文學對我門戶洞開，大放光明。

席德進是個浪漫主義的遺腹子，歐洲的浪漫主義已死了，席德進是遲了一百年，但他不知道，以為既然人是天生浪漫的，那末何必空間時間，照浪漫不誤。

他有激情，有外向性，又表現欲正如他自剖，本來是可以作演員、舞蹈家、樂團指揮。

他沒有走上正道，練書法頗勤，但自己寫字完全離經叛道。

根本不上路，書法規矩森嚴，哪里可以隨心所欲亂發揮，他連這點常識都缺乏，勤練筆墨，亦屬瞎子摸象，他的簽名尤其顯露了他的無知而剛愎自用，造型難看，結體胡來，一看便知是學【 】的。

他的苦，苦在：在臺灣，在身邊，沒有一個比他高明的諍友益友。

《獻祭美神：席德進傳》

我如此苦苦地追索他，歷數其不是，如果他至今還健在，逐一逐二地改正了，那么他是真正的大藝術家，他是抵達彼岸的情圣，一個活潑潑的可教可愛的（ ）

噢，朋友，梅特林克祝福你，睜開眼來，請看看，這就是彼岸，乘著朋友的思念之筏，你由此岸而抵達彼岸了。

在友情上，他也是“土”的，他在臺灣焦苦想念的是家族之親，以及肌膚之親的幾個人，純粹詩禮之交，形而上知己，他是忘懷了。

他托廖君帶給大陸的“心上人”禮物，沒有我的份，也沒有托廖君向我問好致意——他根本就忘了曾經有過這樣一段“友情”。（“朋友走了，我哭了一夜。”）我當時就明哲地自悲他不是為我而哭，是為他自己哭。

《山水．獨行．席德進》

“土”的愛，“土愛”，是在于物的，或錢財，或肉體，而“詩”的愛，“詩愛”，是在于“知”的，性相投，靈相通。

席德進的愛是“土”的，所以三十年前我決然收回“訂交書”，確鑿是做對了的，他是天然地不認我為友，我是人工地節制自己莫要所托非人。

逃不出人生的規律，我一生所遇，都是些“無緣之緣”，既然在一起了，那是有緣，在一起而心不相通，那就是無緣。

羅曼·羅蘭慣于從歷史和傳記中，按照一己之理念，樹立起英雄的模式，于是以傳道、解惑的教士姿態，宣揚真理。他自己的實踐，證明教條（ ）

我的朋友，你一直以克利斯朵夫自居自負，如果我對你的勸解，使你不再迷惘失路，那么你是能抵彼岸的，你不再是克利斯朵夫時，你到了彼岸。

魯迅逝世十周年時，前往萬國公墓瞻仰魯迅墓的上海美專同學（墓側西服白襯衣者是青年木心）

1950年，我曾在某個船碼頭遇見藝專的同學劉某，他曾是當年的“希臘雕像”，青年而還像少年，本來是最美的，性情溫和，沉靜，嗓音有點沙啞。

從前的藝術學校之所以令人回味不盡的是，你一入其中，就是藝術家了，誰也難料將來誰有多偉大，所以感覺上是個個前途無量，萬古流芳，坐有坐相，立有立樣，手不釋大部頭的世界名著，女生則把琴譜畫冊直抱在胸口，分外婀娜多姿。男生約有半數是練健美。

其實，認真說來，要出藝術家，那么這種學校，這種生活，是最適宜出大師、巨匠、文藝復興人——更雄辯的是：始終沒有出，因為出不了。

1948年席德進正好畢業了，在臺南找到了中學里當美術教師的職業，我是旅行寫生，經過臺灣，暫時停留半年，他的留居臺灣是命，我之離開臺灣也是命。

中國的歷史，在我的印象里始終是吵吵鬧鬧的，反封建反禮教那光景，買賣婚姻和自由戀愛，都是性命交關。

我們的生活區是“白公祠”，是白居易……（編按：未完，作者行筆至此）

翻開《木心遺稿》叢書（第二輯），共三冊，發現木心默默留言——

“像哈代一樣，非常厭惡別人為我寫傳記，嘿，你知道我是個什么東西。”

木心說——

“李叔同先生還是一個謎，留言‘悲欣交集’是個鑰匙孔，但沒有鑰匙……”

今天，如何理解木心“最后的時刻還是要安排在烏鎮”？

也“沒有鑰匙”嗎？

“我還看不到我的結局哩。”

幸好，我們還有木心遺稿——在木心辭世十年后，開始披露世間。

原標題：《全網首發丨這封木心從未寄出的“訣別書”，究竟為誰而作？》

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