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世人重新認識，知道香港曾經有過劉以鬯這樣的作家，是最讓我開心的事。”    ——王家衛

劉以鬯是王家衛的文學老師

從英軍進駐中國殖民地的第一天起，陸地總面積不過1106平方公里的香港就站在了歷史的最前線。兩百年來，鴉片戰爭、中日戰爭、十年動蕩和1997年成為香港演變進程中的四個重要節點，尤其是在戰亂時期，作為敵對雙方都默許保留的“自由港”，香港成為數萬南人客居之所，他們參與到香港的政治、經濟、文化工業建設中，在鑄就今日香港繁盛的同時，熔煉出現代香港的底色。但是，身處異鄉，卷入發達資本主義的洪流，又讓他們對香港的“錯位感”有更深刻的認識，其中，劉以鬯就是這一群體中不可忽略的名字，比他小40歲的王家衛也是,在他們之間，有著不少微妙的契合。

因為一個字，認識一個人。第一眼看到劉以鬯，頭腦中有一個問題——“鬯”怎么讀？原來，《劉以鬯和香港文學》一文介紹得很明白：“鬯字怎么讀？暢。什么意思？一是古時的香酒，二是古時的祭器，三是古時的供酒官，四是郁金香草，五是和“暢”字通，鬯茂、鬯遂就是暢茂、暢遂。”

劉以鬯原名劉同繹，字昌年，原籍浙江鎮海，1918年生于上海，自小接受西式教育，受新感覺派的影響開始創作，1948年因戰爭原因奔赴香港，從此以作家、批評家和報人的身份逐浪文壇，是香港文壇的“一代宗師”。

在大陸，劉以鬯名氣并不高，文學圈外的人知之甚少，但在香港，他是可以和金庸并舉的人物，他的《酒徒》《寺內》《對倒》等小說，都是干凈利落的作品。他寫小說不拘章法，充滿實驗性質，但也因此不容易被普通讀者接受。劉以鬯真正被一些圈外人知道，源于王家衛的電影《花樣年華》。

這不是他的作品第一次被改編為電影，但絕對是最著名的一次。早在1946年，就有上海導演改編過他的小說《失去的愛情》，可惜年代久遠，知者寥寥。但對于文藝青年來說，王家衛是一個如雷貫耳的名字，他的電影在文藝圈子里傳播甚廣，于是，當文藝青年得知《花樣年華》改寫自《對倒》，他們就慕名闖入了劉以鬯的文學世界。

小說家陳子善說：“劉以鬯是王家衛的文學老師。”這話不假。1958年出生在上海的王家衛，5歲就隨父母移居香港。在香港，他大量閱讀滬港文人作品，并受譚家明等前輩啟發，決定拍出記錄一代港人精神困境的電影。劉以鬯也啟發了王家衛。

《花樣年華》《2046》受到了《對倒》《酒徒》的影響，甚至一些“金句”臺詞，也是劉以鬯贈予王家衛的。比如《花樣年華》里的這一句：“那些消逝了的歲月，仿佛隔著一塊積著灰塵的玻璃，看得到，抓不著。看到的種種，也是模模糊糊的。”又如《酒徒》那令人過目不忘的開頭：“生銹的感情又逢落雨天，思想在煙圈里捉迷藏。推開窗，雨滴在窗外的樹枝上眨眼。雨，似舞蹈者的腳步，從葉瓣上滑落。扭開收音機，忽然傳來上帝的聲音。”王家衛雖然沒有直接照搬，但他鏡頭里種種，就是“生銹的感情又逢落雨天”的感覺。落雨天里，女人靠在生銹的欄桿旁，“睜著眼睛做夢”。

酒徒寥落，面臨對倒

有香港媒體報道過，因為看了《酒徒》，王家衛親自去《香港文學》雜志社拜訪劉以鬯，后者贈予他一本《對倒》，王家衛一口氣讀完，被《對倒》深深折服，于是才有了《花樣年華》的故事。到2013年，95歲的劉以鬯回憶道：“他們拍戲時候，曾經叫我去看情況，其實是想讓梁朝偉看看他飾演的劉以鬯本人是怎樣的。”

《花樣年華》雜糅了《酒徒》與《對倒》，在《花樣年華》中，男主角周慕云是一位南下的小說家，靠給報社寫黃色小說謀生，這個身份就取材自《酒徒》，而周慕云與蘇麗珍的內心焦灼，則神似《對倒》里的淳于白與亞杏。王家衛十分佩服劉以鬯，他在《花樣年華》的片尾字幕里特地感謝了劉以鬯，自此以后，“一本1972年發表的小說，一部2000年上映的電影，交錯成一個1960年的故事。”

《酒徒》和《對倒》是兩部怎樣的小說，能令王家衛心悅誠服？可以說，它們是劉以鬯的風格代表作。其中，《酒徒》更是中國第一部意識流小說，比王蒙的意識流書寫早了二十年。在這部小說中，劉以鬯勾勒出一位墮落又自省的南下文人。他在《酒徒》中以自己為原型，講述了大陸文人在香港面臨的理想與現實的困境，通過主人公在純文學與商業化中的搖擺，以及人在理智與眩暈中的游移，探討南下文人的精神困境。

《酒徒》有很深厚的現實依據。在五六十年代，當一批文人客居香港，他們首先要面對兩個問題——物質貧窮與語言障礙。1956年，作家曹聚仁坦言：“流亡在香港的文化人，大部分都很窮；香港這個商業市場，隨著戰爭到來而萎落的經濟恐慌，謀生更不易：所謂‘文化’，更不值錢。”為了養家糊口，大批香港文人投身娛樂業、報業、影視行業，一邊寫黃色讀物，一邊搗鼓劇本、新聞評論。文人心氣高，自降一格，內心難免掙扎，置身于資本世界的巨獸，個體的弱勢昭然可見。劉以鬯寫的就是這樣一個現象。

酒徒寥落，面臨對倒。“亞杏走出舊樓，正是淳于白搭乘巴士進入海底隧道的時候。”這句話是小說《對倒》的開篇，《對倒》的故事很簡單，不過是20世紀70年代的某一天，一老一少、一男一女在旺角逛街的心理變化。所謂“對倒”，本是郵票學的專有名詞，指一正一倒的雙連郵票，據考證：有一次，倫敦吉本斯公司舉行拍賣，劉以鬯寫信去競拍，拍得了慈壽九分銀對倒舊票雙連，在用放大鏡端詳品相時，他產生了用對倒手法寫小說的念頭。在小說中，《對倒》指的是兩個人在心里和地理上的擦肩而過。一個向東，一個向西，不可挽回。

實際上，影響王家衛的作家很多——普伊格、太宰治、韓子云、張愛玲、穆時英、施蟄存、村上春樹乃至明代筆記體小說家（《醉古堂劍掃》），但在精神上最契合他的，還是劉以鬯。他與王家衛，表面上講男女情愛，深層里說的是香港地理、文化和精神上的錯位。《阿飛正傳》中的“無腳鳥”、《重慶森林》里的兩個故事、《花樣年華》與《2046》的時間隱喻、《一代宗師》的“天下南北”論，都是王家衛對這個大主題的闡釋。比王家衛更早，劉以鬯在《酒徒》《對倒》中就探討了香港在精神、文化和地理上的錯位，他將這種錯位感濃縮于主人公身上。除此之外，劉以鬯還寫過一篇名為《一九九七》的短篇小說，對香港處于時代交接處的困惑與迷茫揭露很深。

站在海派文學的肩膀上

劉以鬯有他幸運的一面，因為家境殷實，從小沐浴于消費文化的“一線”，他不必忍受這屈尊的折磨，又能直觀感受都市的新裂變，為自己的創作積累素材。良好的教養和啟蒙令劉以鬯有很高的社會責任心，在前半生，他更被人熟知的身份是報人，他曾主編過《國民公報》《掃蕩報》《香港時報》《星島周報》《西點》等，鼓勵一批新人的創作，如也斯、西西等小說家，都受過他的幫助。

后來，劉以鬯自己開始寫小說，他自稱“寫稿匠”、“寫稿機器”、“流行小說作家”，為了支撐自己辦的文化團體而“煮字療饑”，幾十年下來，寫了六七千萬字，出版的書卻不多。《文化中國》的一篇報道提及：“劉以鬯在出書時不惜大刀闊斧，把它們改寫為中篇甚至短篇，大量文字被精簡掉，更多的是被他稱為‘垃圾’而整個地丟掉。”無獨有偶，劉以鬯的朋友東瑞先生回憶過：“《對倒》本是長篇，后刪成中篇出版，《珍品》本是中篇，結果刪成短篇收入集子。最具代表性的是《島與半島》，原作60多萬字，出書時刪去50萬字，僅留1/6。”

劉以鬯、王家衛，這兩位游走在上海與香港之間的“現代派”，文本間總是產生奇妙的互文，絕非偶然。某種程度上，出生上海、移居香港的王家衛，自覺選擇了最讓他有共鳴的人作為導師。他們都對海派都市文學情有獨鐘，骨子里，上海才是連接他們的紐帶。

中國的新感覺派乃至張揚著現代主義氣息的都市文學崛起于上海。在新舊劇變的時代里，地理位置優越的上海受資本扶持，幸運地成為早熟的資本主義大都市。十里洋場、燈紅酒綠，搭電車的人搭電車，電影院墻邊貼著新潮女郎的海報，在那個積貧積弱的中國，上海是少有的與倫敦、巴黎、紐約氣質相近的城市，也只有這樣的土壤，才能孕育出李歐梵說的摩登文化。

劉以鬯本人正是站在上海新感覺派的肩膀上進步的，他的文學風格承襲自新感覺派，又對魯迅的批判、自省精神有所繼承。劉以鬯做的不是意識流化的鴛鴦蝴蝶小說，而是關懷內心、反映時局的華文現代主義文學。無論是自己的創作還是對他人的扶持，他都緊緊圍繞這一目的。

不同于師尊高爾基、托爾斯泰、巴爾扎克的主流中國作家，劉以鬯主動將喬伊斯、伍爾夫等現代派小說家的文學奉為圭臬。他曾在《酒徒》的序言中說：“19世紀現實主義小說的寫作技法乃“自根至葉”，以現代人的眼光看來，只能觸及現實的表面，‘不但缺乏深度，抑且極不科學’。”

劉以鬯希望“運用橫截面的方法去探求個人心靈的飄忽、心里的幻變并捕捉思想的意象”，來“真切地、完全地、確實地表現當下的社會環境以及時代精神”。

閱讀《酒徒》和《對倒》，我們能清楚感受到劉以鬯獨特的風格，他的小說容易叫人上癮，讀過幾頁，就刻在心里，在下雨天回想起。劉以鬯的小說故事可以濃縮在尋常的一天，運用大量的心理活動，排比、復沓、重復、矛盾、斷片式的句子，潮濕混沌的氛圍；他的小說不以情節取勝，而以對人物刻畫的深度見長。這些特點，亦見諸于王家衛的電影。后者如此執迷于手搖攝影，和那些被部分人批評故弄玄虛的句子，實則是為了營造這種意識流的氛圍。

但是，必須指出的是，劉以鬯并不認為意識流是一種流派。他曾說：“意識流是小說寫作的技巧，不是流派。它和‘內心獨白’相似，但不完全相同。（《酒徒》）這本書寫一個‘因處于這個苦悶時代而心智不十分平衡的知識分子怎樣用自我虐待的方式去求取繼續生存’。在技巧和方法上，算是個嘗試。我寫流行小說，是在‘娛樂別人’，寫《酒徒》，則是‘娛樂自己’。”

值得留意的是，劉以鬯不是一位單純的西化作家，他對中國古典文化很感興趣，在小說創作中，劉以鬯經常寫出戲仿、解構中國古典名著之作。如：短篇小說《蜘蛛精》改寫自《西游記》，作為禁欲符號的唐僧卻在蜘蛛精面前坐懷不定，夾在色欲與道德之間倍感煎熬；短篇小說《崔鶯鶯與張君瑞》改寫自《西廂記》，“崔鶯鶯一動不動躺在床上，腦子里充滿不可告人的念頭。她想著牡丹怎樣沾了露水而盛開”；短篇小說《蛇》里，白娘子與許仙的愛情神話被徹底顛覆，許仙病態似的心理讓人觸目驚心。小說道：“那條蛇不再出現。對于他，那條蛇卻是無處不在的……白素貞的體貼引起他的懷疑。他不相信世間會有全美的女人。”劉以鬯對經典的戲仿和解構，多少受施蟄存的啟發，施蟄存曾寫過一些解構《水滸傳》《金瓶梅》的小說，對一批文人影響深遠。從施蟄存到劉以鬯，這些解構性質的文本價值還需要時間檢閱，但的確是大膽而有趣的嘗試。

創作《酒徒》時的劉以鬯

不僅如此，劉以鬯還對民國左翼文學保持關注。過去，一些文學評論片面地介紹劉以鬯，僅僅發掘出他都市風情的一面，卻不細查劉以鬯的民族情結、社會意識，因此導致結論偏頗。事實上，劉以鬯不僅喜歡施蟄存、穆時英等新感覺派文人的作品，也對蕭軍、蕭紅、端木肆良欽佩有加。在給學生介紹文學作品時，劉以鬯談了不少三四十年代的左翼文學作品，比如蕭軍的《八月的鄉村》、蕭紅的《生死場》、艾蕪的《山野》、張天翼的《華威先生》等。同時，他曾寫過一篇《從抗戰時期作家生活的困苦看社會對作家的責任》，談論動蕩的時局、飆升的物價對作家的巨大影響。

后半生客居香港，劉以鬯仍懷念上海。畢竟，他的童年和文學啟蒙都在上海，“孤島”不只有騷動，還有一派理想氣，以及柯靈、施蟄存、穆時英這些文學“老師”。如果寄給他一本《繁花》，劉以鬯許是會一見如故，那是大陸作家金宇澄的作品，寫透了世俗上海灘。

王家衛也在尋找上海。《阿飛正傳》里，張國榮是香港人，她的養母卻操著一口上海話，吳儂軟語與粵語的對碰不是一種偶然。而在最近幾年，恰恰是王家衛要到了小說《繁花》的翻拍權。

只是，思念印證著“失不復來”，那些積灰的歲月，在記憶里，也只能留在記憶里。2018年，劉以鬯先生100歲了，人到百年，世事洞明，文章生活，也已經豁然開朗。作為香港乃至中國現代派的代表人物，劉以鬯的小說雖不宏大，卻必將留在文學史中。倘若將功名成就擱在一邊，最令他感慨的，也許還是一個個故人的離開，葉靈風、曹聚仁、馬國亮、徐訏等南下作家，現在都一個個走了，白發老人獨坐床邊，看香港電車來來往往，一切止于沉默。

但外頭仍然騷動，香港仍在劇變。遲暮之間，天要落雨。現在，輪到他自己走了——

他準備回家了。

 （作者：宗城，原標題：那個給了王家衛《花樣年華》和潮濕記憶的劉以鬯，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