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月前，王占黑獲得了首屆寶珀·理想國文學獎，這是一個旨在發掘和鼓勵具有潛力的青年華語作家的獎項，與王占黑一同進入終選的幾位作家是張悅然、阿乙、雙雪濤和沈大成。比起其他幾位在文壇已頗有名氣的作家，王占黑此前還只是一位在豆瓣上發表作品，僅出版過一本短篇小說集的90后。幾位評委給王占黑的頒獎詞寫道：“90后年輕作家努力銜接和延續自契訶夫、沈從文以來的寫實主義傳統，樸實、自然，方言入文，依靠細節推進小說，寫城市平民的現狀，但不哀其不幸，也不怒其不爭。”

與很多年輕作家不同，王占黑的寫作并不依賴于個體的成長經歷和青春傷痛，盡管她也認為自己的寫作是基于私人經驗，但她的私人經驗的視角是向外的。她成長在浙江嘉興一個老社區里，社區的主要居民是國有工廠的工人，她的目光就投向自己成長的社區，投向里面形形色色的人，而這些人多是自己的祖輩和父輩，中年人和老年人。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和城市的發展，在90后成長的年代，這些舊時國有工廠興建的工人新村已經成了舊村，工人成了下崗工人，從事著“男保女超”（男性做保安，女性做超市收銀員）之類的底層工作，年輕人離開了社區，留下的是數量龐大的空巢老人和新搬進來的外來打工者。

王占黑就為老社區里的這些人刻畫了一幅“英雄圖譜”：棋牌室里為下家拔刀相助而打架的保安（《麻將，胡了》）；老人病院里一起偷偷喝酒、約定一道死的老人（《偷桃換李》）；為女兒的婚禮準備好漂亮衣服卻得知女兒不打算辦婚宴的母親（《美芬的故事》）；等待買斷賠償金的國企老工人，兒子搬進了大房子也領走了心頭肉小孫女（《怪腳刀》）；到小區擺攤賣青菜的鄉下人（《老菜皮》）……這里面呈現了下崗工人的落魄，空巢老人的孤獨，代際觀念差異給老人帶來的心理落差，但卻并不悲苦，反而充滿了活潑的生命力。

現在王占黑是上海一所中學的非在編老師，租住在學校旁邊的一個工人新村中，是定海橋互助社的一員。她不僅關注老社區中的人，也關注著隨著商業社會的發展，老社區的衰落也伴隨著熟人社會中一種人情的消逝和公共空間的消亡。在一篇松本哉《世界大笨蛋反叛手冊》的書評中，王占黑談到了奪回城市主權，“重新開拓不受商業支配的公共自治空間和空間內部較為穩定的流動和互助”，以及放棄“中產階級的生活標準”，丟掉“社會制度、國家機器和市場經濟壓在身上的種種債務”。這也是在挖掘老社區的同時進行一種新的社群和生活方式實踐。

澎湃新聞對王占黑進行了一次專訪，她以一個90后的視角談論了江浙一帶老社區的變遷，父輩的下崗，如何處理養老以及代際觀念差異，以及資本社會中社區公共空間重建和新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

我不傾向于說下崗就是一個創傷，失敗的人是要被同情的

澎湃新聞：你成長在一個什么樣的社區呢？你成長的社區和里面的人物是你故事里的原型嗎？

王占黑：我住的地方，嚴格來說不算一個很典型的工人新村，但里面住的人基本上是工人階級的，他們是拆遷戶，就是從以前的各個工廠宿舍拆遷到了這個地方，里面基本上還是可以分成大概五六撥來自相同地方的人。當時有一撥國家分配的房子要拆了，但是你可以花錢去買商品房，那應該算是第一撥商品房吧。小區里面，樓房窗外有叫龍門架的晾衣竿，還有車棚，有一些是在底樓的，有一些是在樓房對面搞一個大通鋪，所有人的二輪車都停進去，會有很多人在車棚里面開出店來，我不是常寫那種雜貨店、剃頭店嗎，這些都是自己開的，可能是沒有工商執照的。我小說的原型不都是我們社區的，也有很多其他社區的，基本上是過去很長時間里認識的和聽來的東西，但是后來其實會越來越不依賴原型。其實我覺得特意去講我的小區不是一件我愿意的事情，可能還是不是很想讓我住的小區特殊化，大部分小區都是差不多的。

澎湃新聞：你在創作談里說你寫作的是私人經驗和私人世界，為什么你的私人經驗不像很多青年作家那樣是自己的成長經驗，而是父輩的、他人的故事？

王占黑：可能因為我沒有什么私人生活吧，我的成長經歷非常的簡單，就是按部就班地劃區讀小學，劃區讀中學，然后準備高考，沒有什么特殊的東西，我們也沒有什么旅游，走親戚也挺少的，沒什么私人化的生活，也可能我不太擅長去思考一些抽象的東西，或者是辨析內心自我之類，就是平常挺愛瞎走瞎看。

澎湃新聞：你大多數作品的主人公都是90年代下崗的工人，“衰敗的工人群體”是你關注的社會角色之一，他們大都在下崗后做起“男保女超”的底層工作，沒有跟上經濟發展的步伐，你覺得他們是被時代拋棄和犧牲的一批人嗎？

王占黑：我覺得如果要說被拋棄跟被犧牲的話，每一代人都會有，他們的被拋棄絕對不是從下崗才開始的，早在更早的年代就已經出現這種情況了，文革不給讀書了，是犧牲,在城里住的好好的，上山下鄉，這也是犧牲，并不是說下崗就是一個前所未有的犧牲，所以我不是很想夸大這個東西。尤其是覺得，雖然大部分人都經歷了這個下崗的過程，但是很快的他們就接上了，不管是去做新的工作還是做小買賣，有一部分人后來做小生意，也就過得挺好的了，并沒有那種完全不行的感覺，可能因為江浙這邊小生意做得還是挺好的，大家都能想辦法來維持一份生計。包括有些叔叔伯伯們現在已經到了快退休的年紀，打一份工，加上他盡管下崗，還是有退休工資的，他可以拿兩份工資，所以其實到了晚年生活反倒是變好了，有點像熬出來的意思。這個經過是一個物理上的經過，就是他們見證了或者是度過了那個下崗的過程。

澎湃新聞：這一代工人經歷了改革開放和市場化改革，前后的生活不會有很大的落差嗎？他們會懷念過去的光榮時代，那種吃公家飯、分配房子的安逸生活嗎？

王占黑：我不傾向于認為，他們是在懷念一個公有制的集體生活，當然那個是舒適的，我傾向于他們懷念的是自己二三十歲的時候，因為大部分人都會把自己年輕的歲月美化，而且那確實是他們精神狀態最好的時候。我覺得可能不在于一個具體的歷史年代。

但是對于我爸他們來說，他們覺得改革開放前后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改革開放之前，生活雖然是單調的，但是整齊的，是干凈的，安全的，他們老覺得社會變壞是因為改革開放，然后社會變得越來越復雜了，什么職業都有，階層也可以亂跳。從一個很整齊的秩序，蛻變成一個很亂的秩序，讓他們覺得不好，因為在復雜的秩序里面他們掌控不過來，所以就會成為相對來說世俗意義上比較失敗的人，但是在過去就不太有那么明顯的失敗跟成功的差別，大家都是統一的工人階級。有些人會仇富，有些人會常常說，以前好現在亂，這個社會怎樣怎樣。但是我可能不太覺得這是一種落差，而是很多人都會站在現在，講以前好，就好像很多90后說現在的00后怎樣，80后說現在90后怎樣，人總是會有一種看好過去，看輕當下的既定的思維，說多了就會變成一個群體的視角。

澎湃新聞：你稱你小說中的人物為“街道英雄”，為什么稱他們為“英雄”？個人在社會的變遷中怎樣去完成自己的生活，是不是就是一種“英雄”的感覺？

王占黑：以前會覺得他們比如說講話聲音很大，會跟人吵架，還會打架，像我家以前樓上還住那種黑社會，后來可能因為了解了歷史，發現其實他們并不是我小時候想象的那種高大威猛、天不怕地不怕的，他們有很多局限，比如說缺錢，比如一味的仇富，或是覺得以前國有制的社會好，發現了他們的很多不那么厲害的地方。用“英雄”這個詞其實因為高中的時候是這么想的，后來就沒有再改了，就覺得聽起來好像精神抖擻的，因為每個人確實是生龍活虎的，沒有病懨懨的。

對，完成自己的生活非常重要，不管他是很窮，或是工作不穩定，他都會想辦法完成自己的事，有些人在棋牌室完成了，因為那邊也可以實現贏以及賺錢這樣一些最基本的虛榮的目標。也會有打斗，我覺得那個還挺英雄的，就是《麻將，胡了》里面那個人跑去為他的下家去打架，打完又不告訴別人，還挺像《英雄本色》低配版，他也是講義氣的，只是說在這種沒有社會地位的情況下，他這個義氣講得是很徒勞的，但是可能對他自己來說，這個義氣好像很有臉面，我覺得那個挺英雄的，你想，《英雄本色》里的英雄也不英雄呀，不過就是一批小流氓古惑仔，他們也可以英雄，為什么社區的無業的或者是下崗工人就不可以英雄？

澎湃新聞：你小說中還寫到很多后來搬進小區的外來務工群體，他們是怎樣融入這些老社區的？

王占黑：外來打工的人有很多，像那個送牛奶的人，大概從小學開始，我生活中就一直有一個外地的牛奶工，牛奶工這種工作好像通常只有外地的人才會來做，因為要起早摸黑，但是面孔一直在變，口音也一直在變，因為這個工作的流動性很大，有些人做著做著就不做了，所以你會感覺雖然你生活在一個熟人的社區，走來走去都認識，但是你的日常生活中一定會出現這樣一個不講你們本地話的人，后來就越來越多了，比如修電瓶車的，他固定在這里搭一個攤位，也不是本地人，但是他的面孔固定下來，就成為了一個本地面孔。

我們這種小區里面很多人都把房子賣給或者是租給外來務工者，外來務工者中很多人都很能吃苦，很有干勁，所以差不多生活十年這些人都會變成小老板，如果跟他們有固定交往，你會發現他們有一個發家致富的過程，像那個牛奶工還有修車的，后來就自己買房子了，他可能在小城市比較容易扎下腳來，然后慢慢地累積財富，只要他肯吃苦肯干，都是這樣的，而且他會漸漸地被小區里的其他人所認可。這種老小區的小市民，他們會帶有一種最后的優越感，就是我雖然窮，但是我是本地人，這是他們最后的一個尊嚴，因為可能對于很多本地人來說還有窮和富之分，但是當他面對外地人的時候，他就會有這樣一種心理冒出來，這種優越感是天然的。但是一旦大家都成為了鄰居之后，就會慢慢地相互幫助，就會相處得挺融洽的。但是我覺得有時候本地的居民也會有一點心生羨慕跟妒忌，因為看著人家一點點打工積累財富，過得越來越好。

澎湃新聞：他們自己為什么就不能過得越來越好呢？

王占黑：因為吃不起苦啊，比如送牛奶這種事情，他們習慣了之前一種比較懶散的生活方式，大部分跟我爸一起的朋友都是這樣子，所以他們喜歡當保安嘛，因為保安不用腦，只要坐在那里登記進出車輛就好了，是一個很舒適的生活。做生意是一件要付出很大心血的事情，而且很容易失敗，要有氣魄，不是每個人都愿意去做的，但是找一個臨時工就很容易。

我爸不愿意學技能，他不愿意學任何東西，但我媽后來學了開車，然后就去當了公交司機，公交公司也算是一個國營企業，所以她就很穩定地一直做到退休，就是因為她學了，有這么一門手藝，她就去工作，然后就能賺到錢，而且找到了她認為非常穩定的工作，就有了新的生活新的開始。像我媽這樣的人，以前是絲織廠的女工，她們以前的工作是很辛苦的，而且也賺不了幾個錢，說不定換一個角度來講，下崗對他們也是一個契機。有一批人想得很開，他就是主動要求買斷，因為他已經看到了整個國營工廠不行了，所以很機智地及時的離開了那個體制，所以并不是說下崗就是一個創傷，我不是很傾向于說什么失敗，或者是犧牲，也不能做價值判斷，就是說失敗的人就是要被同情的，還是要被批判的，我沒有資格去做這樣的價值評判。

理解老一輩不意味著妥協和聽從，需要他們去開發自己的生活

澎湃新聞：你很多故事上演的場所都是養老院，老人獨自生活，而下一代是缺席的，這是不是也是一種拋棄？

王占黑：我住的小區，那個養老院以前就是幼兒園，后來幼兒越來越少，幼兒園開不下去就關掉了，合并到了另一個小區的幼兒園，結果發現老人越來越多，那干脆就造了老人院，它的人口變動的趨勢非常明顯，幼兒園開不下去，但是老人院是迫在眉睫。

我覺得養老院是一個比較明智的選擇，而且以后會越來越明顯，因為老齡化太嚴重。你去這附近的任何一條馬路看都是老人，店里也都是老人，公交車上也都是老人，他們在家里可能會被認為占用資源什么的，而且也沒有其他的玩伴，那么他們選擇去養老院，然后由子女付錢是很正常的狀況，而且越來越多的老人接受了這種我的子女用金錢來幫我養老的做法。有一些老人生病了，不能自理了，但是子女不可能不工作來照料你，老人在家里面不能得到盡心盡意的照顧，那么就被放到老人病院去，請一個護工日常照顧。城市里有很多的老人，出現了悄悄死，沒有人知道的狀況，這種狀況很多見，而且通常都是鄰居發現的，因為子女不可能天天來看望，所以我覺得養老院似乎也是不錯的。

澎湃新聞：不光子女不在身邊，兩代人之間也有許多觀念上的變化，比如《美芬的故事》里，你寫到母親一心盼著女兒的婚禮，女兒卻不打算辦婚宴也不打算生孩子，母親的那種失落感，怎么處理這種代際觀念的差異呢？

王占黑：我只能說我看到了這樣的一種現象，就是兩代人不僅分居兩地，而且生活觀念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有的人覺得子女一定是要有下一輩的，但子女不一定是這樣認為的，有的人認為就應該合家歡，但是有的人覺得應該獨立生活。

我是希望像我媽這樣年紀的人能夠有自己的生活，因為子女的生活不是你的生活，還是要區分開。可能他們和上一輩的生活是綁在一起的，那個時候人口不怎么流動。我寫完《美芬的故事》之后，最近寫了一個類似于跟《美芬的故事》對立的故事，是從一個女兒的角度來寫，那個女兒已經離開母親了，她的母親已經去世了，她離開了那個小區，但是好像跟舊的生活方式保持了一種割不斷的糾結的關系，她沒辦法消除掉對過去生活的精神連接，這種精神連接有可能是她不喜歡的，但是她割舍不掉，有一種我很討厭你，可是我長大了之后成為你的這種心態。還是想說，其實這兩代人都不好過，不管是想依附的還是想逃離的。有時候即便你依附上了，還是會有繼續的家庭煩惱，即便你逃離了，你也可能會在過去的陰影當中。

澎湃新聞：但是如何解決老人的孤獨？如今的子女怎樣負起照顧老人的責任呢？

王占黑：代際問題是很嚴重的，現在住老人院的人，他們的兒子輩是我們的父輩，我們的父輩老了之后，我們就很難去完成養老，因為全球化之下人的流動太大了，不可能再是兒子跟老子住在同一個地方，而且是那么小的城市，騎個車能夠騎個半小時到的那種。所以后來我就開始寫這種代際的問題。很多中年人，就是我們父輩的人已經開始成為了新一批的空巢了，這個挺嚴重的，有些人想得開，他就會自己上老年大學，自己出去玩，有自己的生活，有的人就會依賴于子女，子女又好像是不依賴父母的，所以就會出現問題，老人就會過得非常的凄慘，自怨自艾。

我確實覺得如果我要像我們的父輩照顧我們的祖輩那樣去照顧他們，那實在是太辛苦，一定得有別的方式，所以《美芬的故事》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對我的父輩對于下一代的感情的理解，這種理解不意味著妥協和聽從。我覺得如果是根深蒂固的價值觀的差異，總有一天會爆發矛盾的，所以也需要他們去開發自己的生活，老年人和老年人之間相互勸慰才可能有效。

澎湃新聞：你覺得90后這一代背負著他們上一代的一些歷史包袱嗎？上一代的經歷對90后有什么影響？

王占黑：可能會是反作用的，比如說他們都喜歡體制，我們不喜歡；他們喜歡依附整體，在國家的體制里面找一個穩定的工作職務，大部分年輕人可能已經不相信這些；他們喜歡存錢，大部分年輕人就覺得現賺現花比較好。

澎湃新聞：你的生活觀念和上一代有很大差別吧，我看你經常會講“社畜”這個詞。這個詞是哪來的？

王占黑：這個詞是從日本二次元傳來的，日本不是有很多株式會社里的員工嘛，就是每天很累很辛苦，而且他們等級分明，老板說什么就要聽什么，就變成那種忍辱負重的為公司服務的畜生，然后就出現了“社畜”。其實很奇怪，好多人問我“社畜”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一直以為大家都知道，因為很多年前我在豆瓣上的時候，好多人就愛說“社畜”，當時我還是學生，體會不到的，但是現在我完全體會到了。

澎湃新聞：你講過想做自由職業者是嗎？你也在一篇談松本哉的文章里講到過反對現在的資本邏輯，我們的父輩，國有工廠那些工人，好像過的也是一種不在資本邏輯里面的生活。然后90后這一代有些人會去爭取脫離資本邏輯的生活，這二者之間有什么聯系嗎？

王占黑：對，想過做自由職業者。我有點吃不消了，就是身體上吃不消，精神上有時候還可以自我麻痹一下，畢竟有錢賺嘛。反資本邏輯我也反不過唄，但我覺得這是挑戰規則，是一個要去嘗試的事情,因為在資本邏輯的社會，在消費社會，你的可能性會越來越少，比如說你的出沒地點就是家和公司，你的生活就是休假或者上班，就會變得非常的枯燥。其實社會正在反過來，正在往一個新的整齊劃一的地方發展，就是消費、資本累積以及權力和金錢的集中，是不是有其他的可能性，我不要錢，不要社會地位，也能過得很好，我租房能不能過得跟買房的人一樣舒服，或者說我沒有戶口，能不能像有戶口一樣過得好，這種方方面面的反抗，那其實很難，因為這個反抗的本身需要在一個巨大的框架底下。

很多空間是屬于人的，是可以爭取回來的

澎湃新聞：現在新的住宅小區和以前的舊社區比有什么區別？是不是有一些珍貴的東西在消逝？

王占黑：新的社區很注重隱私，都市感非常強，而且對于新的小區的人來說，一個很大的問題是那些住戶不常在小區，他們可能就是晚上回來睡覺，因為娛樂是在外面的，工作也是在外面的，但是以前的人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家附近，活動范圍不一樣。

以前的老社區活動空間越小，人們越有辦法去挖掘更多你想不到的地方會產生的空間，這個就很有趣，比如說你望進去會發現有些房子看起來是里面的，其實是一個小型私人麻將館，它盡管被限制了，但是還會有很大的擴張能力。現在那種新的住宅區好像就比較少，物業要管的，不是你想開就能開的。還有就是里面隨便進來一個周邊郊區的農民，抱了一堆自己剛剛采的東西在這賣，但如果在高檔小區就不行，一進去就會被攔住。

澎湃新聞：你有沒有對那些舊的東西有一種懷念和不舍的感覺？

王占黑：我覺得我對這個空間還有它里面的東西感興趣是形成了一種審美上的喜好，比如說一個舊沙發放在小區門口，我就覺得很好看，衣服在陽臺上晾得花花綠綠的，我會愿意一件一件去看，還有老人穿什么衣服，小區里面時髦什么，豹紋啊，V領啊，還有男人的汗背心、涼皮鞋。我覺得是因為從小生活在這樣一個固定的環境里面形成的一種審美偏好，所以我不管去什么城市都會先看看這種老的小區，去東北的話看他們幾個人在外面露天燒烤，去成都可以看他們打牌，這樣的一種很市民的生活。

澎湃新聞：你參加定海橋互助社的活動是不是也是因為對這種老社區感興趣？

王占黑：我最開始去定海橋是因為他們有一些講座，就去聽，然后卻發現了這個地方出乎意料的非常破舊，比我住的要破得多，而且它那里外來務工群體已經成為一個主要群體，因為大部分本地人都搬出去了。后來我去活動的蠻多，是因為它剛好跟我關心的空間是一致的。但是后來也有變化，它的互助，不是在于一群外面的人去幫助那個街區里面的人，而變成了青年之間的互幫互助，人和人之間的互幫互助，只是在借助一個叫互助社的據點，大家能夠做那些本來在很大的城市里面可能會忽視掉的，或者說會忘記去做的事情。

澎湃新聞：是不是其實是在恢復之前老社區的一種氛圍？前幾天他們舉辦了在陸家嘴占領停車位布置成一個小型公園的活動，好像在試圖重建人與人之間比較溫情的關系?

王占黑：很多空間是屬于人的，但是人可能在一些權力的淫威之下就拱手讓掉了，或者是放棄爭取了，但是其實是可以爭取回來的。像之前有個上橋活動，就是把橋給占下來，然后唱歌跳舞，或是卡拉OK，看起來是一個很無聊的活動，其實還是想說這空間可以是我們的，我們可以占有一段時間。

澎湃新聞：所以老小區的活力是不是也跟這有關系，他們有一種自己是公共空間的主人的感覺，沒有被那么多的規矩、權力限制？

王占黑：對，很明顯就是主人翁意識特別強，現在的小區大家認為生活空間就是我買的那個空間，其實不是的，更多的空間你也可以去爭取，還是可以跟人分享的。很多人寫這種工人新村可能會去寫一戶人家在房子內部的故事，就是你走進去看，發現他們家里有什么事情，但是其實這些事情也是可以依靠輿論、小道消息在公共空間里面傳播的，所以我就選擇棋牌室、老人院還有傳達室這樣的地方，就是大家口口相傳地在講一些事情，而不是說具體的一個鏡頭鉆到這戶人家，去看他們有沒有吵架，他們下崗之后什么心情，不是很想做這樣的很個體的很私密的家庭史的研究。

澎湃新聞：你之后還打算怎樣繼續挖掘這個空間呢？

王占黑：打算還會再寫一點，今年在做的都是離開社區的人，因為這個空間是不斷有人在離開的，不是那種物理上的死掉，是你的軀體遠離了這個空間，但是他們的精神連接還在。小花旦是一個被社區驅逐的人，因為他生活方式和價值觀不一樣，像之前寫的那個魚販子，他是一個通過發家致富遠離了這個地方，但仍然在精神上常常懷念的一個人。還有就是老社區長大的小孩子，他離開了那個空間，而且他的父輩也離開了，他怎么樣面對自己過去的生活方式，是在講這樣的一些東西。我大概之后想要再寫的是城市漫游的東西，就是社區跟社區之間怎么樣連接起來，以前的公共空間，輿論在一個社區里面，在各個公共的據點進行流竄，但是如果我們把社區變成一個城市，而把社區和社區作為一個個空間據點，他們是不是也有一個流竄，我會想去做這樣的考察，我在擴大我的行動版圖。

澎湃新聞：你說過你希望你的寫作超越具體的地域，尋找一種普遍性，那你覺得寫作應該超越具體的時代嗎？寫作要對這個時代什么負責任嗎？

王占黑：我沒有想要給時代留個印記，或是給人性留個印記，沒有這種很大的想法，就是想給我爸爸我爺爺他們生活的環境一種交代，給出一個我的認真負責的作品。可以很簡單地理解為他們跟你講他們以前是怎么生活的，他們吃過什么苦，他們有什么被傳奇化的故事，然后你從小聽到大，現在該你交作業的時候了。因為我爺爺和我爸爸其實都沒了，我寫的時候他們還在，我只是預感到這些人總會消失的，但是這些人好像不太有什么人來替他們說話。

澎湃新聞：那你怎么看“文學介入現實”，你覺得寫作除了記錄和呈現，需要有什么現實意義嗎？

王占黑：我覺得可以反過來想，就是文學作品或者說藝術作品，可以不把它理解成藝術的東西或是文學作品，就理解成一個人對于他生活的社會的一種行動的反應，不是那個“反映”。有的人會畫畫，有的人會唱歌，我的行動是寫作，我對于這個空間、這個環境、這個人群的思考就在我的創作當中了，不是我用文學作品介入現實。也有可能以后我就用另外一種表達方式來完成這個行動的過程，比如說我就不寫了，就每天漫游，我把整個城市走個遍，我能夠記住它的每一個角落，畫一個我的地圖，這也是一個行動，或者是給很多人拍照片，或者做野生市民考察，任意碰到一個坐在傘底下的沙發上的人，就去跟他說話，然后集一百個，那也是你的一個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