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起明星逃稅案引起了公眾對相關法律的關注。

刑法規(guī)定：“納稅人采取欺騙、隱瞞手段進行虛假納稅申報或者不申報，逃避繳納稅款數額較大并且占應納稅額百分之十以上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數額巨大并且占應納稅額百分之三十以上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根據司法解釋，逃稅數額在五萬元以上就屬于數額較大，如果逃稅數額占應納稅額的百分之十以上的，就可追究刑事責任。

但是，刑法同時也規(guī)定了一種免責條款，也即“逃稅初犯不追刑責”——“有第一款行為，經稅務機關依法下達追繳通知后，補繳應納稅款，繳納滯納金，已受行政處罰的，不予追究刑事責任；但是，五年內因逃避繳納稅款受過刑事處罰或者被稅務機關給予二次以上行政處罰的除外。”

根據這個規(guī)定，如果初次逃稅，只要補繳應納稅款，繳納滯納金，已受行政處罰的，就無需追究刑事責任。如果沒有這個條款，那么逃稅的明星免不了吃牢飯了。

這個條款源自2009年2月28日通過的《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修正案（七）之前，只要“偷稅數額在1萬元以上且占應納稅額的10%以上”就構成犯罪。立法非常嚴厲，但執(zhí)法卻異常寬松。國人對逃稅很少有恥辱感，逃稅幾乎成為企業(yè)的普遍現(xiàn)象。這不可避免地導致選擇性執(zhí)法，讓法律的尊嚴大打折扣，也極大地滋生了司法腐敗。

打擊逃稅犯罪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維護稅收征管秩序，保證國家稅收，同時有利于促使納稅義務人依法積極履行納稅義務，但嚴厲的刑事處罰并不能有效解決逃稅問題。如果對逃稅者動輒以犯罪論處，那么大量的企業(yè)會被搞垮，國家稅收反而少了稅源。企業(yè)破產，工人下崗也需要重新安置，反而給政府增添了新的負擔。因此，修正案采取了比較務實的做法，給民眾一個喘息的機會，沒有必要殺雞取卵，只要補繳稅款滯納金，初犯就不予追究。當然，下不為例，如果屢教不改，“五年內因逃避繳納稅款受過刑事處罰或者被稅務機關給予二次以上行政處罰”后還逃稅的，自然要嚴肅處理，不能再享受寬宥。

這個規(guī)定有其合理性，在現(xiàn)代社會，刑法應該保持必要的謙抑，刑法是治理社會矛盾最嚴厲的手段，不到萬不得已不應輕易使用。加強稅收監(jiān)管，不斷培養(yǎng)民眾的納稅人觀念，促使公民自覺履行納稅義務方能真正遏制逃稅犯罪的發(fā)生。

但是，明星逃稅案卻讓吃瓜群眾聯(lián)想起了許多涉稅案件，尤其是海外代購的走私犯罪。比如曾引起民眾沸議的空姐代購案。離職空姐李曉航多次攜帶從韓國免稅店購買的化妝品入境而未申報，逃稅113萬余元，北京市二中院一審一審以走私普通貨物罪判處有期徒刑11年，罰金50萬元。2013年5月，北京高院二審將此案發(fā)回重審，后判決李曉航有期徒刑3年，罰金4萬元。

還有大量讓人心酸的走私案件，比如走私抗癌藥品，犯罪分子為自己或親友從海外購買藥品，但卻論以走私，不僅藥品沒收，還要身陷囹圄。

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條規(guī)定了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走私貨物、物品偷逃應繳稅額較大或者一年內曾因走私被給予二次行政處罰后又走私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偷逃應繳稅額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根據司法解釋，偷逃應繳稅額在十萬元以上不滿五十萬元的即為“偷逃應繳稅額較大”。如果偷逃應繳稅額在二百五十萬元以上的，那就可以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偷逃應繳稅額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雖屬于走私罪，但在本質上也是一種逃稅犯罪，只不過它逃避的是關稅。關稅和其他稅收本無本質的不同，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與逃稅罪是特別與普通的關系，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可以看成特殊的逃稅罪。

在許多案件中，走私普通貨物罪的社會危害性可能比逃稅罪要小。這也是為什么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的入罪門檻比逃稅罪更高。

如果明星逃稅數億都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那么從海外為親友代購抗癌藥品的當事人逃避關稅就更不應該追究刑責，否則會明顯地違背民眾樸素的正義感。

美國學者博登海默說：“當那些認為自己同他人是平等的人在法律上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時，他們就會產生一種卑微感，亦即產生一種他們的人格與共同的人性受到侵損的感覺。”（《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88頁）

我國刑法第四條規(guī)定：“對任何人犯罪，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有人認為，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只是一種司法原則，而非立法原則，但是立法平等是司法和行刑平等的前提，如果立法本身不平等，司法、行刑上的平等只能惡化這種不平等的結果。起點的不平等必然導致結果的不平等。作為矯正正義的刑事立法，在分配刑罰的時候，最起碼的就是要做到起點的盡量公平。

刑法上的平等屬于“矯正正義”。矯正正義主要是在物品交換過程中形成的一種契約式的正義原則，因此它又稱為交換正義。只有在契約文化高度發(fā)達的社會，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種平等觀念才能深入人心，并在現(xiàn)實中真正得到落實。在中國古代，由于長期奉行重農抑商的政策，契約文化并不發(fā)達，因此也就很難孕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19世紀英國法學家梅因提示我們：進步社會的運動，到現(xiàn)在為止，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這一運動在中國仍方興未艾。

羅爾斯在《正義論》中設想人們被一塊“無知之幕”遮蓋。這塊幕布讓人們暫時不知道自己將處于何種階層、性別或民族，也不知自己的教育水平，身體健康還是病弱，家境貧窮還是富裕。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會選擇一種什么樣的社會呢？

是純粹的弱肉強食的功利主義嗎？當然不是，雖然你可能生來就是高端人士，但也可能只是隨時等待清退的低端人口。

是純粹的自由放任主義嗎？當然也不是，雖然你很可能奮斗成為馬云強東，但也可能會在自由競爭中成為窮鬼中的窮鬼。因此，你要避免一種可能讓人一無所有，卻得不到任何幫助的制度。

所以，羅爾斯認為，在“無知之幕”的遮蓋下，會產生兩種公正原則：一是為所有公民提供平等的基本自由，如言論自由和宗教自由，這一原則要優(yōu)先于社會功利和總體福利的考慮。即便你成為了低端中的低端，你依然擁有一些基本權利是任何人無法干涉的。

第二個原則關心社會和經濟的平等，盡管它并不要求一種平等的關于收入和財富的分配，但它卻允許那些有利于社會最不利者的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換言之，要用差異原則來糾正市場競爭產生的不公平。每個人所擁有的才能和天賦是不平等的，如果大家都在同一條起跑線上賽跑，比如對“高端人口”的孩子和“低端人口”的孩子適用同樣的競爭規(guī)則，那么最后會出現(xiàn)一種事實上的不平等，因此公共政策上應當向弱者適當傾斜，而非讓強者通吃一切。

這種差異原則把自然才能看成一種公共資產。我們無法決定自己的出生和天賦，也無法決定我們一生所能遇到的機遇，這些東西看似屬于你，但又不屬于你，那些受到上天寵愛的人們，無論他們是誰，只有當他們的好運氣改變了那些不利者的狀況時，才能從自己的好運氣中獲利。在天資上占優(yōu)勢的人們，不能因為自己天分較高而僅僅自己受益，而要通過抵消那些訓練和教育所產生的費用，從而幫助哪些比較不幸的人們。沒有人應當得到更大的自然能力，也沒有人在社會上值得擁有更加有利的起點。

明星們無疑是上天的寵兒，他們對社會本應承擔更多的義務，如果說法律要有所區(qū)別對待，也必須向著弱者，而不是強者傾斜。

回到法律技術層面，既然逃稅罪和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是普通與特別的關系，那么針對普通法有效的初犯免責條款自然也可適用于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因此，對那些走私普通貨物物品者，如果初次被查，無論逃避多少關稅，只要補繳應納稅額和滯納金，也就沒有必要追究刑事責任。

法律沒有必要咄咄逼人，它本應成為那些承受著巨大不幸的民眾的安慰，而不是成為徹底擊垮他們的冰冷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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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中國，不在宏大的敘事，而在細節(jié)的雕琢。在“法治的細節(jié)”中，讓我們超越結果而明晰法治的脈絡。本專欄由法律法學界專業(yè)人士為您特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