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誰也不能從他人那里取走他的死。” 

沒有什么，比死亡，更能提醒我們思考存在的本質(zhì)。

只有這樣，才不浪費一場疫情。

蒼天不言，大地不語。

活著的人們吶，讓我們，談?wù)勆馈?/p>

一、意義之錨

14世紀時，歐洲人對神的看法發(fā)生了重大變化。神不再是愛與慈，而是力量與不測。這是因為歐洲本身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天主教大分裂、百年戰(zhàn)爭、十字軍東征、黑死病……

歐洲死之于黑死病者，少估有三成，多算則達六成。

瘟疫之后，田宅荒蕪。人們的思想，也打開了一個巨大的空虛之所。正是這空虛，孕育了后來嶄新的現(xiàn)代世界。

死亡是意義之錨。人向死而生。

上帝是用來解釋死亡的。上帝也是意義之錨。

尼采說：“上帝已死”。

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上帝缺席，死亡意味著什么？

二、科學生死觀

新冠疫情中，對死亡最堅固的主流態(tài)度浮出水面——科學的態(tài)度。

超額死亡率、感染死亡率、病死率，經(jīng)媒體傳播而為人們所熟知。這些“率”被用來進行縱向和橫向比較，以衡量管理水平。衛(wèi)生官員們討論如何“壓平曲線”，即減少流行病曲線峰值上的感染人數(shù)。

一人死去，他得到大夫的診斷：死于新冠。死者的親友感到釋然——有了確切病因的死亡是個完整的死亡。

大家能想象遠古時期的死亡嗎？它就像群山一樣，不可逾越，也無法窺視。除了依靠神靈，無法解讀。死亡具有超越性。神秘的、與誕生相聯(lián)系的性，也同樣具有超越性。

在科學態(tài)度統(tǒng)治下的死亡和性都沒有超越性。

公開的、透明的、務(wù)實的、可核查的、可驗證的——這是科學的態(tài)度。這也是對待新冠疫情的主流態(tài)度。

在疫情中，這種態(tài)度一如既往地證明了自己的效力。疫苗和特效藥，迅速使人類回歸了正常的生活。

科學的生死觀，并未因這短暫的生死大戲而受到任何挑戰(zhàn)。

對大部分來說，如此足矣。

三、認命隨緣

有一部分人的生死觀是老式的。

文化和心靈就像森林中的落葉，覆蓋了一層又一層，古代的落葉只是少見，并不消失。

新冠疫情中，德國南部和東部、奧地利和瑞士的山區(qū)、甚至意大利北部的德語區(qū)，都出現(xiàn)了高感染率、低接種率的現(xiàn)象。這引發(fā)了人們對一位已過世百年的哲學家的興趣。

這位哲學家名叫斯坦納（Rudolf Steiner，1861—1925）。在20世紀初，他創(chuàng)立了一個起源于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和神學的神秘精神運動——人智學（anthroposophy）。據(jù)說德國現(xiàn)在有 1.2 萬名人智學家。斯坦納還是風靡全球中產(chǎn)家庭的小眾教育——華德福（Waldorf）教育的始創(chuàng)人。

在疫情中，華德福學校被媒體送上了風口浪尖。不戴口罩、不打疫苗，是華德福學校的風尚。調(diào)查人員發(fā)現(xiàn)，在德國弗萊堡的一所華德福學校，師生提交的55份“免戴口罩”的醫(yī)療證明中只有兩三份是有效的。

人智學講緣分，講因果，講輪回，認為疾病是必須自然克服的必要挑戰(zhàn)。

柏林一家信奉此理論的診所將生姜和隕石作為治療新冠的藥物。

無獨有偶，在希臘，東正教教會也是“反封控、反口罩、反社交距離、反疫苗的主要力量”。

比斯坦納小一輩的另一位德國大哲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1889—1976）以在沒有上帝的年代尋找存在的意義而聞名。他這樣定義“怕”這種情緒——“在某種具有威脅性質(zhì)的東西面前害怕”。

毫無疑問，新冠讓人害怕。新冠散發(fā)出曖昧的死亡氣息。

許多人在新冠面前渙散，就如同海德格爾所描述的那樣：“遺忘了自身而把一團東浮西漂的可能性擺在當前，這使構(gòu)成怕的情緒性質(zhì)的那種迷亂成為可能。”

是的，迷亂。在2020年春疫情初起的時候，社交媒體上流傳著一個視頻。一位西班牙老奶奶，因沒有得到治療床位而撕心裂肺地哭喊，臉部扭曲，因恐懼而猙獰。

信仰堅定的人不會迷亂。他們相信，坦然接受疾病與死亡的好處超過其代價。

四、不自由、毋寧死

海德格爾還比較了另外一種與“怕”類似的情緒——“畏”。

在封控的夜里，許多人經(jīng)歷過這種“畏”。

在“畏”中，人們似乎與一切因緣斬斷了聯(lián)系，無法“向著某種主要根植在所操勞之事中的能在來籌劃自己的生存”，仿佛回到了“赤裸裸的無家可歸狀態(tài)”。

海德格爾認為，“畏”與“怕”不同，“畏”同時是人們提升自己的契機。他說，沉迷于“畏”中，“不僅僅把此在從‘世間的’諸種可能性收回，而且也給予它一種本真能在的可能性”。

在“畏”中，人可能會發(fā)出“我該如何存在”的吶喊。

換言之，正是這種“畏”的情緒，使不滿足于“科學生死觀”、同時又不愿像斯坦納的信徒那樣尋求前現(xiàn)代智慧的人，開始更深沉地思考生死的意義。

在這方面，有一位法國哲學家的看法很有代表性。

這位哲學家名為孔特-斯蓬維爾(André Compte-Sponville)。他的思想展現(xiàn)了“無神論的精神化”。有人認為他是薩特之后最具影響力的法國哲學家。

2020年4月，在一片談“冠”色變中，孔特-斯蓬維爾連續(xù)接受了幾個采訪。其中一個采訪的標題便是：“讓我們從心所愿地死吧！”

68歲的孔特-斯蓬維爾說：“以犧牲年輕人來維護老年人的健康，這是一種反常。它讓我直想哭。”

他哀嘆道：“死亡在今天被視為一種失敗”；“人們把健康當作至高無上的目的，而幸福反倒只成了一種手段！”

他呼吁人們接受死亡：“早一點想到人是要死的話，人們也許會活得更為緊張精彩。只要我們不接受死亡，我們面臨每一次瘟疫時，都將驚慌失措。”

他擔心“衛(wèi)生秩序”取代“道德秩序”。他充滿感情地說：“我不會因為健康而犧牲我的自由！”“他們有什么權(quán)利可以將我禁閉在我的家里？我害怕強制束縛更甚于害怕死亡。”

上帝已死，每個人難道不應(yīng)該做自己的上帝嗎？每個人難道不應(yīng)該徹底打破束縛，將自己的潛能發(fā)揮到極致嗎？哪怕是死亡，也不能成為自己茍且偷生的理由！

這就是歐洲的人文主義傳統(tǒng)。它在今天仍然有燦爛的傳承。

很多歐洲人并沒有孔特-斯蓬維爾那樣清晰的理論認識，但他們從心底里認同自由的強者，他們喜愛蔑視新冠、戰(zhàn)勝新冠的人。

2020年3月底，因抗疫不力而飽受批評的英國首相約翰遜，感染了新冠。他因此在政治上重獲新生。英國媒體發(fā)現(xiàn)了“一樁怪事”——“許多英國選民發(fā)現(xiàn)，他們比自己想象的更喜愛約翰遜”；約翰遜“與公眾之間的紐帶從未如此緊密”。

五、不能承受之輕

在疫情期間，西方人仍有聚會的熱情。

約翰遜便被曝多次參與派對。2020年8月，愛爾蘭議會高爾夫球協(xié)會搞了一次80人的聚餐，導致參與聚餐的愛爾蘭農(nóng)業(yè)部長和愛爾蘭籍歐盟委員會貿(mào)易委員相繼辭職。

同月，由于年輕人的聚會活動實在太多，世界衛(wèi)生組織不得不專門向全球青年喊話：希望他們克制聚會沖動，共防疫情擴散。

進入2021年，歐洲各地討論、推行“疫苗通行證”。“新冠派對”隨之流行起來，參加派對的人希望通過自然感染新冠而獲得抗體。一些未接種疫苗、也未感染新冠的人干脆建立起了一個包含應(yīng)聘網(wǎng)站、交友網(wǎng)站、通訊黃頁、圣誕市場等方方面面的平行世界。

誰不想過個日常的生活呢？

須知再厚重的生命，也以日常的方式呈現(xiàn)。

蔑視防控規(guī)則的人，一部分是出于科學考慮——新冠死亡率與黑死病相去甚遠；一部分是出于信仰——疾病是天意；還有一部分是出于對自由的渴望。此分別對應(yīng)前文介紹的三種情況。

這里還可補充第四種情況——“在死面前的持續(xù)的逃遁”。

有的人，沒有真正面對過死亡，他的生命，沒有承接到死亡所聚攏過來的重量。他不停地追求，從一個新鮮的地兒，蹦到一個刺激的地兒，打著崇尚自由的幌子。

對他來說，“動”是根本，“動”的目的無所謂。

他也是這個社會的產(chǎn)物。

封控下的福利和疫苗，正是一個后現(xiàn)代的過剩社會的寫照。尋求刺激的活動，無傷大雅，也沒有真正的風險，而只是這個社會中不得不如此的歡愉方式。

六、獨享的死亡與救贖

任何社會形態(tài)，都是一種“平均狀態(tài)”。我們不能期待從社會中獲得“我該如何存在”的現(xiàn)成答案。

每個人的答案不同。但當正確答案襲來時，自己一定會知道。

直面死亡的黑洞，是為了真實而勇敢地生活。

觀察他人和社會，是為了更好地理解自己所依存的世界，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困境與選擇。

當這個社會被拋入新冠疫情的時空縫隙中，也許只有每個人自己，才能擔負起關(guān)于終極問題的思考與努力。

任何微小的進步，都是自己盛大的樂章。

生如夏花之絢爛，逝如秋葉之靜美。真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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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境，系澎湃特約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