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眼間，邵棟在香港生活已經十年，從內地赴港的學生到如今的大學老師，他的身份似乎發生了變化，又似乎沒有變。有一次，邵棟坐出租車，司機問他是哪里人來香港多久了，在聽到回答后還不忘記評價一句：“我懂了，就是和內地的那種農民工差不多對吧？”

邵棟覺得，作為現代都市的成員，大多數人都很難擺脫“異鄉人”的身份，“永遠生活在別處”。因此，在學術和教學工作之余，他所創作的小說也大多是以“異鄉人”作為主角，書寫他們的漂泊和焦慮。在第一本小說集《空氣吉他》中，邵棟細致入微地刻畫了人性的幽微，向我們展現了文學的情感力量。

作為文學研究者，邵棟致力于現代文學的研究，他坦言自己沒有那么喜歡張愛玲，卻依然不免受其影響。或許長年生活在香港，又閱讀大量的民國文學作品，讓他的文字顯得有些不同。作為專業讀者，研究工作賦予他更好的文學眼光，也讓他能以更輕松的心態面對創作。

與不少年輕作家不同，邵棟坦言自己的創作靈感并非來自真實生活，而是二手經驗。事實上，在高度城市化的今天，都市人的生活也越來越依賴于這種二手經驗。邵棟敏銳地把握了這點，并將其作用于自己的創作。他謙虛地說：“我斗膽來書寫生活，寫小說，就像空氣吉他一樣，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意淫’。”

但是，另外一方面，作家也總是會將自己的經驗植入自己的創作，邵棟的寫作離不開他生活的城市。

他說：“我大部分的創作是關于香港的——不斷寄丟信件的西營盤郵差與港大女孩；為了贖罪而制作骨灰鉆戒的頑固老人；中學女校生和她未曾謀面的筆友，因為張愛玲的一本書而產生的奇妙連接，這些都來自于與本地市民接觸的機緣，或本地朋友和我說起的各種猛鬼離奇的故事人物。他們用言語與虛構的方式，補足了我本地生活經驗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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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2023年寶珀理想國文學獎決名單作者訪談第三期，對談嘉賓是入圍作品《空氣吉他》的作者邵棟，請大家持續關注后續更多作家訪談。

邵棟《空氣吉他》

2023年第六屆寶珀理想國文學獎首獎將于10月24日揭曉，敬請期待。

小說就是不相干的生趣

文學獎：能否簡單介紹你的創作歷程，為什么會動心起念開始寫小說？你說《空氣結他》的九篇小說是工作的間隙完成的，那前后寫了多久，有沒有遇到一些困難？

邵棟：我從小就喜歡寫小說，中學要寫周記，我從來不寫散文雜文，只寫小說，每禮拜一篇小說，雷打不動兩小時寫完。因為喜歡寫小說，所以大學讀了中文系，但讀了中文系發現除了對文學史有個概念，閱讀上更加自覺之外，其實對寫作幫助不大，甚至寫作學術論文的高度邏輯性和大量理性分析，有時候與文學創作很沖突。

《空氣吉他》是我在寫作碩士論文和博士論文期間的時候寫的，一半是在2013年2014年，一半是在2016年和2017年寫的。平時都在玩，踢足球看電影打游戲去音樂節，一旦要交畢業論文的時候我就特別想寫小說。就是明明知道時間很緊張，還是要寫，有種犯罪的快感。就好像考試之前一天在圖書館復習，明明什么都不會，不認真看明天就要掛科，但是突然之間在圖書館書架上發現一本偵探小說，太好看了，太開心了。放假之后看就完全沒有這種感覺。

張愛玲在《燼余錄》寫：“人生所謂的‘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對于搞研究的我來說，小說就是不相干，特別有意思。所以我不會全職寫作，全職寫作就變成相干的事了，就不好玩了。每篇小說具體寫作的時候其實都很短，不會超過半個月，但沒事就在心里盤算各種故事，這個過程比較長，也是最快樂的部分。困難完全沒有，因為我的寫作沒有功利性，就是為了開心，寫不出來就不寫，沒有非完成不可的目標，本來就是研究之于的放松，如果覺得累，我就去打游戲或者踢足球。

文學獎：“空氣結他”并非該小說集的一篇小說，而是你對自己寫作的一種描繪，也可以理解為一種“無中生有”的虛構，能否展開談談這個命名？

邵棟：和很多同齡人一樣，我喜歡聽搖滾樂，尤其是后朋克和后搖，戴上耳機，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什么也不管。我也不會彈吉他，但聽到那些solo段落多希望自己也能這樣表達，我多希望我能像梅西那樣盤帶射門，契訶夫那樣寫作呀。可事實上我就是一個普通樂迷、球迷、讀者，我也沒有太多生活經驗，很多情感都來自于書，電影，博客這些二手媒介，我斗膽來書寫生活，寫小說，就像空氣吉他一樣，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意淫。“以為我自己可以”。這不只是一種謙虛的表達，也是實情。

另外，其實小說集的名字并非小說集中的篇目是一個傳統，干寶《搜神記》里面沒有一篇叫《搜神記》，袁枚《子不語》中也沒有一篇叫《子不語》，更不要提魯迅的《吶喊》，《彷徨》，或者張愛玲的《傳奇》了。

共通的身份焦慮

文學獎：“異鄉人”是你小說很重要的形象，某種程度上，你似乎執著于書寫漂泊的人，這么做是有意識的嗎？

邵棟：異鄉人是一個城市文學史上很久遠的傳統，我從小在城市長大，且有很多旅行經驗，自然會書寫到異鄉人。這是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必然結果。有次在九龍坐的士與司機閑聊，司機問我來香港多久了家在哪兒，我都一一作答。他又問，你現在在香港工作，那多久回去一次呢？我說，過年的時候回去。他便轉過頭來和我說，我懂了，就是和內地的那種農民工差不多對吧？我說，是是是，師傅你總結的太好了。這段對話似乎提醒了我，作為現代都市成員中那種不可擺脫的異鄉人身份，永遠生活在別處，工作性質的不同并不會影響這一本質。

德國哲學家本雅明講過一個理論，驚顫經驗（chockerfahrung），他通過研究波德萊爾的詩歌，捕捉到巴黎都市生活中琳瑯滿目的要素給異鄉人心靈的震蕩，而這在農村小鎮來到城市的年輕人中尤其明顯。所以我小說里會寫到，從農村到城市，或者從外鄉到香港，年輕人還是會渴望熟人社會結構當中的親密和支持，渴望跟本地文化產生聯系，但有很多困難，大城市人和人的距離很遠。這個過程十分艱難，青年的動力和資源沒有達到一定地步，但他們還是想試一試融入到更廣泛的人群中去，而不是自己孤零零地在城市中生活。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有這種狀態，我也很著力地去描繪這樣的狀態，希望在小說中能呈現出一種比較共通的身份焦慮和疏離心態。同時這某種意義上也是人類共通的困境，如米蘭昆德拉所謂“生活在別處”，現代人永遠不真正屬于一個地方，這也是永遠值得書寫的境況。

我小說中的主人公，有一些是藍領階層或者更底層邊緣的人，大部分來源于我的現實觀察和情感體驗。我中學時暑假曾在一個很高級的飯店打工，見過包廂里的海鮮盛宴，也見過后廚員工餐的簡陋，試過下班后汽車坐過站的疲憊。我也曾經在廣州的一個城中村住過，里面電線排布雜亂無章，24小時都會有人醒來。

我發現一個有意思的點在于，住民的手機還是蠻不錯的。他們的經濟狀況可能不是特別好，沒有辦法很快買到一套房子，但他們很需要讓人知道自己賺到了錢，而表征就是能買一個好手機，這對他們來說是值得夸耀的事情。這樣的所思所想讓我動容，所以我很想去觀察他們，并且希望通過虛構的方式來嘗試體驗他們的生活。再加上我父親是記者，一直都有觀察底層生活，也是受到家庭影響。

文學獎：當然，身份的焦慮也在你的小說中時有體現，不論是《鉆石山》里的人物的“逃港”背景，還是《鸚鵡》中的女間諜，抑或《走馬燈》里來香港讀書的大陸學生，你對這類人群為何格外關注？

邵棟：因為我就是港漂學生，所以這個群體我相對比較熟悉，大家都有類似的焦慮，我本身生活經驗已經不多，長期呆在高校，這也是我寫作的重要取材。而且因為歷史和文化的原因，香港和內地在如何認識身份方面差異很大，所以在香港容易有一種邊緣的心態，邊緣心態和邊緣身份容易有戲劇性。一個平時很節儉的人在香港可能花錢會比平時奢侈一些，在陌生的環境下行為舉止可能也大膽一下，仔細觀察會發現有很多好玩的故事。

文學獎：香港是一個文化非常多元的地方，也是城市化高度發達的地方，身處香港這樣復雜的環境之中，你的寫作是否受到這種相對特殊城市經驗的影響？

邵棟：如今在給香港本科生上創意寫作的課程時，我都用廣東話來給同學們講學。雖然經常會有錯漏和空耳現象，但這依然是我堅持的講課方法，入鄉隨俗，客隨主便。而語言之上，是對粵文化，有關戲曲，民俗，美食的尊重和興趣。

香港，在我成長的年代，是一個特殊的文化符號。我出生的時候常常啼哭，但只有電視上播映《射雕英雄傳》，我才能止啼，給父母兩個小時的喘息。“香港攤”成為了時新小商品市場的代名詞，遍地開花，我幼時就讀的西直街小學門口就有一個這樣的夜市，售賣這來自灣區的時興玩意，磁帶，海報，雜志，各類小電器等，每當晚上吃完飯，街坊們都會去夜市逛逛，尋覓那些來自南粵的意外之喜。而錄像帶中的香港電影成為我和當時小伙伴了解那個國際都市的重要想象資源，盜版影像中那些恩怨情仇、怪力亂神、嬉笑怒罵成為當時我們學會愛、學會沖動、學會是非的另一個課堂。

而與此同時，因為父親是記者，當時引進影片在地方上會組織看片會，所以他經常帶我去閉門的放映會，觀看之后可能會公映的引進電影，父親帶著我看了許多成龍周星馳，而我如今都記得放映的會議室里，那些記者人手紅塔山吞云吐霧，熒幕外宛如仙境。后來電影院開始放映香港電影，我們幾個小朋友成為電影院老鼠，在檢票員的幫助下，逃票看了許多電影，見證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

隨著年紀長大，學了文學和電影，王家衛的電影也成了自己南來的理由，也因此去了很多電影拍攝地，遠至布宜諾斯艾利斯，而這些有段香港電影和灣區想象的故事，后來都凝練成為了我小說《走馬燈》中的重要線索，小說的寫作也成為當初迷影的一種成長記錄。

因此我大部分的創作是關于香港的，不斷寄丟信件的西營盤郵差與港大女孩；為了贖罪而制作骨灰鉆戒的頑固老人；中學女校生和她未曾謀面的筆友，因為張愛玲的一本書而產生的奇妙連接，這些都來自于與本地市民接觸的機緣，或本地朋友和我說起的各種猛鬼離奇的故事人物。他們用言語與虛構的方式，補足了我本地生活經驗的不足。

不自覺受張愛玲影響

文學獎：在你的小說里，可以看到不少對1990年代的懷戀，尤其是在《江南商場》一篇，反復出現的《拳皇》、“紅塔山”、游戲廳等名詞很容易讓一代人有代入感，這種“懷舊”似乎成為當下流行文化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你是如何理解這種“90年代情結的？

邵棟：懷舊的原因是現在的很多藝術，有劣幣驅逐良幣的趨勢，或者說人人都是藝術家了，大家對于很多事情已經不肯定了。所以常常懷想那個最近的那個黃金時代。其實我的情況不大一樣，因為我就是九十年代成長的，再早的寫不了了，兒時的記憶大多集中在那個時段，倒并不是因為懷舊，我覺得那時候也沒有那么玫瑰色，有很多社會問題。

我小時候還有一些計劃經濟末期的產物，供銷社，糧店和飯票，這些我小學時還經歷過見過，但少年成長時期就是加入WTO，整個消費文化都改變了，許多地方原本都有自己城市的山寨可樂、山寨雪碧，很快這些作坊式的經濟體就被舶來品打垮。過往的社區結構也變了，小時候住平房，和周遭小朋友的互動方式，自然與如今樓房的結構非常不同。實際上，我的小學。中學乃至大學都經歷過改造，搬遷和拆除，有種滄海桑田的感覺。

文學獎：你說你算不上喜歡張愛玲，但還是有不少讀者在你的小說里閱讀出了張愛玲的況味，尤其是最后一篇《1995年的紅玫瑰與白玫瑰》直接用到了張愛玲的名作，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邵棟：我本身并不十分喜歡張愛玲，覺得她的故事稍微有點雷同。但后來發現不自覺受她影響，一切源自她的一篇叫做《封鎖》的小說。小說描繪了封鎖階段一輛電車上，陌生男女來得快又去得快的愛情。作者對于虛擬關系的描繪，對于都市人面具下的真情，謊言中的默契有著非常動人的描述。因此可以說，張愛玲在上個世紀就預言了我們當代生活中的荒謬，以及荒謬中的愛情生活。孤獨的人在城市中對于虛擬生活的依賴，構成了生活本身。這很打動我，而這也是我想在小說中書寫二手經驗的重要原因和相當重要的起點。而類似的二手經驗就體現在《1995年的紅玫瑰與白玫瑰》這篇的故事中。

至于和張愛玲的相似性的話，我想是一種有趣的誤會。我是研究現代文學的學者，以五四前后的文學作為我的主要研究時段。所以看多了民國時期相關材料，尤其是通俗小說之后，我會得到一些不一樣的語言訓練 ，可能和普通的語文訓練略有不同，這也是常常為編輯所詬病的。

實際上，現代中文的語法相當歐化，和過往的白話殊異其趣，我們如今的“堅持……不動搖”，“堅決貫徹”并不是傳統中文的表達方式，比如港臺的中文就和內地的中文表達略有不同，其實是因為來自于不同的傳統，因而會有我的語言和張愛玲相近的理解，本質上是因為我和當下一些內地作家語言相遠的緣故。民國小說在圖書市場中最流行的代表就是張愛玲吧，所以會覺得我的語言和她有相似的地方。其實民國那批作家的文學語言，我比較喜歡周作人。

文學獎：我也注意到，你的小說有不少類型文學的影子，比如懸疑和武俠，也頗有一些“奇情”的影子，一般讀者會覺得這些元素與嚴肅文學無關，你又是怎么看待這個問題的？

邵棟：這個問題非常有趣，實際上嚴肅文學和類型文學不是二元對立的。四大名著在他們出現的時代，都是非常通俗的類型文學，不影響我們后世對他們經典性的追認。二十世紀出現后現代小說，遇到困局的時候，博爾赫斯這批作家非常認真借鑒偵探小說的寫法，有了新的火花，二者關系并不對立。一些當代作家喜歡玩拼貼，運用了很多類型文學元素。當然，我是從來不考慮這些，我只考慮我寫的是不是開心，是不是好玩，武俠小說沒寫過？來，整一個。懸疑小說這么弄弄，很帶勁，來，寫一個。我沒有預設讀者，我的讀者主要就是我當時的女友，現在的妻子，她很喜歡看網絡小說和類型小說，常常嫌我寫的不夠好看。

文學研究也要有幽暗意識

文學獎：你自己在后記里也說這是一個“文學凋零”的時代，但是你研究文學、教授文學也創作文學，你覺得文學的當代意義又是什么？

邵棟：我選擇在高校工作，最主要的原因是不用早起，收入也還可以。我并不期待可以振興文學，也沒有很多正能量。當代主要視覺傳媒，互動傳媒很發達，年輕的朋友覺得游戲，短視頻更吸引他們。我自己也研究游戲敘事和互動媒體，有一些游戲，比如巫師，荒野大鏢客非常有深度。當代技術包括AI寫作前景也非常好，文學現在很被動，競爭不過其他媒體。但文學也有他的優勢，環保，成本低，門檻低，而且文字其實是很模糊，很主觀的，千人千面，已經印出來的文學作品也可以有很多變化的空間。可能當代作者要考慮這些問題。不過我感覺我退休之前文學應該還亡不了，暫時不影響我上班，其他我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文學獎：你是研究文學的學者，可以說是專業的文學讀者，也長期沉浸在文學史之中，這樣的背景對你的寫作是一種幫助，還是一種制約？

邵棟：有幫助的，最大的幫助就是我每學期開學前會把上課要教的篇目重讀一遍，書讀百遍其義自見，感覺對自己的眼力有幫助。另外做研究可以知道哪些書讀一個代表作就行了，時間有限，有助于做篩選，實際上市面上很多書都是差不多的，不用都讀。

文學獎：你既是批評家，同時也是作家，你是如何平衡這兩種身份之間的張力的？

邵棟：其實這種情況很多見，魯迅研究古代小說，聞一多研究楚辭，劉半農研究民俗文學，民國時候很多作者都是有學術實踐的，當代的話張怡微是研究《西游記》的，評論家吳亮黃平，包括李歐梵許子東老師都寫過小說。還有青年作家周婉京也有學術背景。

對我來說的話，其實學術有它一定的規范，包括受到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影響，強調理性和條理，框架和邏輯。但有時候解釋了不了一些感性問題。歷史學家張灝強調歷史研究要有幽暗意識，文學研究一樣是如此，有些感性問題可能是最關鍵的。但文學本身可能就是一種直接的到達，它是有第一性的，先有文學才有文學研究。所以懂一點寫作，或許對研究也有很多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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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寶珀理想國文學獎主題為“必須保衛復雜”，參賽作品也展現了青年作家對真實世界的精準洞察，以及令人驚喜的向外擴展的視野，評委們從文本出發，逐個剖析參賽作品中的現實關切、觀看方式與敘事策略，并從語言、結構、敘事及完成度等方向展開評選。

原標題：《邵棟：現代人永遠不真正屬于一個地方｜2023寶珀理想國文學獎決名單作者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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