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山西許村到廣東青田村，路程不足2000公里，但是從“許村計劃”到“青田范式”這條鄉建之路，渠巖走了十年。鄉建二字，知易行難。

許村和青田是截然不同的兩種鄉村樣本，一北一南、一山一水，借鑒許村的經驗，并經過兩年的調研后，2017年，渠巖確立了兩種模型：許村是從“藝術”入手，尋找傳統文明的原碼；青田隱去“藝術”之痕，構建中華文明的現場。在渠巖看來，處理許村藝術鄉建正確的關系是相互尊重與認可、互為他者，建構新的鄉村共同體。“澎湃新聞·藝術評論”本期推出的藝術與鄉建系列關注一些藝術家在鄉村的實踐。本文由《中國藝術》授權刊發。

1908年，留學回國的米迪剛在自己的家鄉河北定縣翟城村建立鄉村合作社，實行村民自治，并率先提出“農村立國”的理念，推開了中國鄉建的大門。及至“鄉建先驅”晏陽初、梁漱溟、陶行知，到“新農村建設”，鄉建已經踉踉蹌蹌走過了110年。

將渠巖以個案方式來呈現，既是因為他完成并踐行了兩種鄉建模型，而這兩個有著巨大反差的樣本于當下具有典型代表性，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在實踐中建立了自己的理論體系。渠巖以共生的路徑，在村民、商業等多種關系網中達到一種相對的平衡發展，他在許村的藝術實踐已經改變了很多人的想法，包括他們之前對于鄉村的“絕望”與“期望”。

兩種鄉建欲重建文明

渠巖最初的研究領域并非鄉建，學習繪畫的他經歷“85思潮”后，在布拉格親歷了東歐劇變，瓦斯拉夫·哈維爾、伊凡·克里瑪、赫拉伯爾等東歐知識分子和藝術家對于他產生巨大影響。2000年后的中國藝術界讓剛回國的渠巖很不適應，資本的裹挾讓藝術失去了介入現實的能力，他毅然背上相機去了中國最真實的現場——鄉村。這場采風之旅意外開啟了渠巖的鄉建之路。

在渠巖剛剛進行鄉建實踐時，還鮮有人關注鄉村，將沉寂近百年的鄉建再度拉入公眾視野的，則是2014年一場風靡于網絡的“辯論”。2014年，于哈佛攻讀社會學博士的周韻跟著國際暑期班到安徽省黟縣碧山村，實地探訪后，她在《誰的鄉村，誰的共同體？——品味、區隔與碧山計劃》一文中提出了多個疑問，其中一項劍指村里的路燈：村里人想要路燈，而外來人更想要看星星。路燈和星星的對決看似區區小事，實則知微見著，引出了問題的關鍵：誰的鄉村？這個問題曾經也困擾著渠巖，在無數次深入鄉村的探究中，并在結合人類學和社會學后，他漸漸形成了自己的理論核心——在以鄉村為主體的前提下，恢復或重建鄉村文明，以此來建設鄉村。

《中國藝術》2018年第9期雜志

十九大報告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實踐中提到，必須遵循鄉村發展規律，保留鄉村特色風貌。十年來，渠巖在許村的鄉建正是以保留鄉村特色風貌為前提，他將其歸結為主體性前提。“許村藝術鄉建的主體就是村民。”對于主體性的問題，渠巖毫不猶豫地回答。他認為，現在鄉村的問題是過度現代化產生的問題，這就不能以精英主義居高臨下的方式進行“現代化的搶救和治理”，比如“我賦予”“我要改造”等現代話語。從社會學和人類學來講，正確的關系是相互尊重與認可，互為他者，建構新的鄉村共同體。

如果說許村的鄉建是一次偶然，青田村則是一種必然。山西省晉中市和順縣的許村位于太行山深處，屬于全國貧困縣，在這里做鄉建可謂白手起家；地處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區的青田村，普通得幾乎沒有人關注，它在南粵縱橫交錯的水網里享受著現代化的紅利，卻在城市化裹挾中幸免于難。建設許村十年，并通過藝術介入讓其蜚聲海內外的時候，渠巖又只身來到了嶺南水鄉青田村。

許村和青田是截然不同的兩種鄉村樣本，一北一南、一山一水，借鑒許村的經驗，并經過兩年的調研后，2017年，渠巖確立了兩種模型：許村是從“藝術”入手，尋找傳統文明的原碼；青田隱去“藝術”之痕，構建中華文明的現場。

鄉村作為尚未被完全開放的“純天然蛋糕”，在城市化進程中，嚴重外流的人口以及不斷推翻重建的房屋，各類開發者拿著“改造”鄉村的刀叉，迫不及地瓜分每一口奶油。鄉村產業化經濟發展與致富成為鄉村建設的主導驅動力，鄉村旅游、藝術小鎮、藝術村落、有機農業、鄉村文創、農家樂升級的鄉村客棧，建筑師也不甘落后，在鄉村積極完成自我表現的建筑作品。這些外部的介入都帶有不同程度的“暴力”傾向。在許村十年的“行動之詩”，帶給渠巖深深的感觸：今日鄉村的出路如果只是一邊倒的產業化經濟訴求，那就會離鄉村的精神越來越遠，離我們的精神家園也越來越遠，更會加重中國文化的危機。

“誰的鄉村，誰的主體，這是現在特別要強調的。但是也不能完全以鄉村為主體，因為現在鄉村村民的主體價值已經崩潰了，沾滿了現代化的毒素，會用物質來判斷你所幫助的價值。重建鄉村的關系，是要不斷調整相互之間的角色。”渠巖正是在妥協中完成了這種共建。通過主體性的確立，渠巖建立了一個藝術和鄉村能夠持續發酵、成長和發展的體系。

自清末起建造的房屋分布在水鄉青田村荷花塘沿岸，浸染著南方的潮濕，以及鄉村人口流失導致的屋去人空，均加速了建筑的老化。（攝影：陳碧云）

許村十年確立主體性

新世紀后一個大雪紛飛的冬天，渠巖背著相機第一次進入許村。此行最初的目的是拍攝其聲名在外的攝影系列“人間三部曲”，沒想到自此開啟了“許村故事”。“許村故事”萌芽于寒冷的冬天，卻在溫暖的夏天啟幕。

許村的歷史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其位于晉國與魯國相接之處，村南邊的夫子嶺至今還流傳著孔子“倒翻坡”的故事。在當地政府的支持下，自2005年起，渠巖選擇在夏天舉辦“許村藝術節”來激活這個日漸凋敝的鄉村，他為許村制定了“許村計劃”，包括“許村宣言”“許村藝術公社”“許村論壇”等，至今，兩年一屆的“許村藝術節”已經成為許村的“招牌”。在涼爽宜人的深山中，海內外友人集聚在許村，一邊采風一邊與村民交流，帶來新的知識、思想以及技能。許村通過藝術和節慶，讓鄉村、社區和地方發展發生了有效的化學反應。現今，許村從“隱居”于太行山的小鄉村，變為國際知名的藝術鄉村。

許村國際藝術公社（攝影：王笑飛）

英國皇家美術學院的前任院長保羅·赫胥黎是影響英國當代藝術最重要的三個人之一，在參加2011年第一屆許村藝術節時，他不禁感慨萬千：這才是中國，北京、上海是山寨的紐約、東京。西方藝術家在許村看到了真正的中國，中國藝術家也在許村找到了中國文化的現場。

促進鄉村的經濟發展，這似乎并不是藝術家的工作，卻是村民的愿望，這就變成藝術鄉建的隱性條件。就像此前路燈和星星的問題，兩者是共生的，難以割裂。許村屬于國家級貧困縣，農民想致富卻找不到任何途徑，許村藝術節為發展農家樂經濟創造了條件。此前，許村有20多戶農家樂，生意也不大好，現在不僅多出一倍，還多了一些飯店和商店，實現了許村人熱盼的農家樂經濟。讓農民生活好起來，這正是藝術鄉建為村民遞交的一份看得見摸得著的成績單。藝術家和村民一起走過令人難忘的歲月，見證了從凋敝到復活的鄉村。

許村國際藝術公社內景（攝影：王笑飛）

從“藝術”入手，僅僅是鄉建的一種途徑，解決鄉村的實際問題才是建設的根本。如何讓藝術在鄉村生效，這個問題困擾了渠巖多年。無數次進入許村，與村民同住、同吃、同建，當村里人把渠巖看成了自家人時，雙方才漸漸進入了一種共生狀態，鄉建的作用才真正得以發揮。

藝術家為許村解決了什么？兩年一屆的藝術節、建立了許村藝術公社、村子里愛畫畫的聾啞人王仲祥的作品都有了銷路、農家院的生意越來越好……更為實在的是，經過渠巖的多方走動游說，每次一下雨就坑坑洼洼的泥地不見了，村子里第一次有了下水系統。

許村為藝術家解決了什么？渠巖通過許村搭建了一個平臺，讓更多藝術家獲得親歷鄉村現場的機會，同時，在這個過程中，他重新構建了一種鄉村應該存有的文化邏輯，解決了關于主體性的疑問。通過十年時間完成“許村實踐”后，渠巖選擇以鄉村顯性文化價值的載體——祠堂作為自己的作品，并用當代的手法進行再造。  

只言片語的描述，不免讓人覺得鄉建不過就是一場節慶，實際上，看似輕松的背后帶著各種現實難題。已經被村民視為“村里人”的渠巖也遇到不少“鬧心事兒”。某一年春天，渠巖再次回到許村時，他意外地發現村子里那些飽經歲月浸透的老街古巷，墻面被一律刷成了白色。渠巖頓時張目結舌說不出話來，他苦心經營多年并聲名遠播的許村，只是一時的不留神，立刻被“穿衣戴帽”的新農村美化工程裹挾。把墻刷白這件事兒是中國每個村子每天都會發生的事情，但是在許村，這就與渠巖最初規劃的“在不破壞鄉村傳統資源的基礎上，建設一個新鄉村”的初衷相悖，嶄新的白墻讓他看到了一種并不高級的現代化在沖擊著許村。“以前墻很好看，色彩斑斕，學生很愛來寫生。現在墻都刷白了，學生不來寫生畫畫了，攝影的也不來采風了，農家院就沒有人住了，直接影響了村民的收入。”最終，渠巖拋下一切理論，以村里人的思維方式化解了這場沖擊。

在一次次的“白墻事件”中，藝術家出身的渠巖一邊做，一邊學，他學會了踐行米奇尼克的“灰色的民主和金色的妥協”，只有用“村里的話”才能讓村民聽得懂，才能與村民達成共識。渠巖和許村形成的平等互惠關系，正是這個藝術鄉建項目能夠長期存在，并延續至今的主要原因，而這種平衡的建立，也是在藝術鄉建過程中他逐漸領悟到的。“通過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知識，我發現藝術介入現實有很多問題要解決，必須在社會中構建一個相互的共同體的關系，這個關系不是單項的，要建立共同的價值體系。”渠巖說。

渠巖（中間拿圖紙者）和許村村民一起進行老宅修復（攝影：常躍生）

如何讓村里人既能吃上肉，又不受到裹挾，這是渠巖要長期維持的平衡。值得慶幸的是，至今許村既沒有成為一般意義中的旅游地，也沒有變成外來者為主的畫家村，許村是許村人的家園，許村還在以自己的方式延續自己的歷史。許村由于自然條件所限，反而避免了單一經濟發展的模式，也避免了外部過度介入的難題，契合了鄉村用自己的方式慢慢蘇醒的規律。

青田范式開啟新篇章

前十年，渠巖在用藝術摸著石頭過河，他在太行山中無數次問自己，什么才是最有效的方案？帶著以主體性為核心的理論體系，以及許村鄉建的聲譽，他到了青田，此次又出現了新的問題：在這個經濟相對發達的鄉村，如何沿著主體性這條路繼續實施鄉建？

相對于許村，青田村的先天條件要好得多。青田是廣東的一個普通鄉村，常住的大約100戶人家。據說青田有500多年歷史，全村都姓劉，村里殘留著刻有“彭城”兩字的石條。彭城是劉邦起家的地方，劉邦的后代都以彭城自證。沿村落環繞的水系完整，“風水塘”坐落村中，聚落形態由“中介巷”展開，主體建筑遵循著《園治》中“先乎取景，妙在朝南”的傳統規則，目前村內肌理格局保留完整，絕大多數建筑依然保留傳統風貌。這一切構成了一幅安詳緊湊、多彩優美的嶺南水鄉特色，也讓青田得以存留其獨有的生活體系。

2015年12月6日，擔任廣東工業大學城鄉藝術建筑研究所所長一職的渠巖受邀到順德地區鄉村考察，他立刻被這個保留著完整文脈的水鄉青田吸引，青田鄉建就這樣開始了。他表示，相比其它已經商業化和旅游開發的鄉村，青田是被現代化遺棄的村莊。由于沒有工業，原生態的鄉村文明和環境得到了幸免于難，各方面條件相對成熟，所以他選擇了青田作為試點對象。

這兩年中，渠巖將工作重心都放在了青田，并就此展開了一系列行動，包括邀請專家學者對青田進行調研，完成《村落空間調研報告》，不僅對青田的歷史、自然風貌、現狀以及周邊村落比較做了詳細的梳理，還由此制定了鄉村建筑改造計劃以及新的鄉建模式。在他的規劃中，鄉村和城市應該守望相助，而不是相互矛盾，“青田現象”在全國范圍內都具有典型性，青田的復興或許可以打造成為全國鄉村文明復興的樣本。

《青田大事記》清晰地記錄了青田鄉建的進展：2016年3月19日，順德榕樹頭村居保育慈善基金會在順德江義古村成立，以此舉措積極推動順德地區的鄉村建設；6月，廣東工業大學城鄉藝術建設研究所與杏壇鎮政府簽署青田鄉村建設與文明復興合作項目書；2017年3月19日，在青田舉行的榕樹頭村居保育慈善基金會成立一周年的慶典上，倡議設立“中國鄉村文化活動日”，渠巖提出中國鄉村建設新理論，并發布《青田范式：中國鄉村復興的文明路徑》；10月20日，杏壇鎮舉行《青田鄉村建設、規劃與文明復興》項目匯報會，渠巖在會上匯報了青田復興項目書，獲得鎮政府通過。

嶺南非物質文化遺產國際工作坊效果圖（設計：郭建華）

“如果藝術家、社會介入者不能收斂和克服保守、妄自尊大的態度，不但無法切入到青田社會民眾的心靈世界，也無法讓藝術家社會介入的初衷落實到當地社會。”這是渠巖藝術介入鄉村的經驗，在青田的新模式中，他有意隱去“藝術”之痕，發動村鎮企業家的力量，以藝術家的“去藝術化”手段，以及“藝術之外”的鄉村實踐，避免“藝術標簽化”“鄉村視覺化”和“藝術同質化”的表達，全面深耕鄉村在地實踐，重新思考社會的構成和人的處境。

與許村相同的是，青田鄉建也同樣圍繞共同體的前提，逐漸恢復鄉村文明。“禮失而求諸野”，在禮制淪喪后就要到民間去訪求，這句話用來理解“青田范式”特別適用。青田范式就是建立在對青田鄉村地方性知識尊重的基礎上，思考如何與當今社會連接，共同構建中國鄉村文明的復興路徑，包括青田村本身所具備的鄉村的歷史、政治、經濟、信仰、禮俗、教育、環境、農作、民藝、審美等方面，建立豐富多彩的“鄉村共同體”。九條范式由九個項目組分別開展調研和理論歸納，每個項目組均由當前研究中國鄉村問題的著名專家帶領，共同深化具有示范意義的“青田范式”。在渠巖看來，與其空喊不絕于耳的“文明復興”口號，不如通過恢復和接續“地方文脈”、實現對鄉村文明的全面復歸，以此解決今日鄉村的社會危機與現實困境。

渠巖陪北大社會學教授渠敬東考察青田（攝影：譚若芷）

由于長期受到西方藝術思維影響，中國藝術家大多失去了對于中國自身文化主體性的關照，等到醒悟為時已晚，快速的現代化進程已經將這種傳統消耗殆盡，這種影響已經快速滲透到鄉村。渠巖所做的鄉建實際上是在保護中國傳統文明遺存，反思現代化帶來的文化危機，以及重建背后的文化邏輯，找回失落的文化主體性。“用藝術的語言，來接續本民族文化的線索，呈現當前社會面臨的危機和困境，提出這些困境的應對之道。”渠巖說。

（本文原刊于《中國藝術》201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