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時節，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如期而至。

2013年秋，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站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10周年的節點上，重溫倡議提出的時代背景、回顧十年來所取得的成就、展望共建“一帶一路”未來的發展方向，具有現實意義。

“一帶一路”的十年，也是復旦大學“一帶一路”與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黃仁偉參與“一帶一路”調研的十年。過去數年，他的足跡遍及希臘、德國、俄羅斯、白俄羅斯、印度尼西亞、緬甸、巴基斯坦以及中亞等國，實地獲得了諸多項目的一手材料。

在10月17日的“一帶一路”國際智庫合作委員會全體大會期間，黃仁偉在接受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專訪時表示，“一帶一路”不再是簡單的造橋修路，而是世界和中國經濟結構發生重大變化時的必然產物。經過十年的發展，“一帶一路”的內涵得到豐富，逐漸形成由中國政府倡導，中國和共建國家合作，以企業行為為主，符合市場規則的新型國際公共產品平臺。

復旦大學“一帶一路”與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黃仁偉

“中方希望借論壇契機，傳遞出‘一帶一路’會繼續推進，且不會縮小規模，要讓全世界看到中國的決心。”黃仁偉分析稱。展望下一階段共建“一帶一路”的發展，黃仁偉認為，當前國際環境較10年前發生了較大變化，應加強對地緣政治因素的關注，提高保護海外利益的能力建設。

“一帶一路”不只是造橋修路與對外援助

澎湃新聞：站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10周年的節點上，您能否簡要回顧倡議提出的時代背景及其現實意義？

黃仁偉：10年前中方提出“一帶一路”倡議，要從中國和世界的經濟結構發生歷史性重大變化這一背景來審視。

2008年-2011年金融危機后，世界經濟形勢已經發生變化，經濟放緩、甚至停滯。如果我們完全按照前40年的開放格局來發展有點困難，需要開辟新市場。同時，當時國內的基礎設施建設能力強大，而世界上又存在巨大的基礎設施短缺，如果二者能結合，就形成了新市場，讓我們的經濟在金融危機后有繼續增長的空間。

而就當時國內的開放結構來看，由于缺乏“通道”，西部、東北部難以吸引投資與貿易，與東南沿海差距較大。所以，“一帶一路”基礎設施首先要把路打通：把云南和東南亞，新疆和中亞，東北部和蒙俄連起來。

“一帶一路”就像新開辟的第二市場，存量小、增量大。美歐日是第一市場，存量大增量小。隨著近年來國際環境的變化，“一帶一路”增量的作用日益明顯，彌補了我們在西方市場中下跌的那部分。因此，我們的貿易總量是上漲的。即使在整個新冠疫情階段，世界貿易幾乎處于停滯狀態的情況下，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貿易發展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澎湃新聞：“一帶一路”提出10年后，我注意到還是有不少觀點將其理解為“造橋修路”。我們應該如何理解“一帶一路”的內涵？

黃仁偉：“一帶一路”原來是以路、橋、電力為主，現在已經轉變為以產業鏈、供應鏈為主。也就是說，橋和路是為產業服務的。還有些我們未曾想到的產業也在“一帶一路”共建中獲得發展。一是，“數字絲綢之路”，像是電子商務、5G技術、北斗定位系統都融進了“一帶一路”，實現了跨越式發展。此外，全球氣候治理之下的“綠色絲綢之路”以及新冠疫情之后的“健康絲綢之路”也愈發受到關注。這三個概念成為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新內容。

除了這些新內容，“互聯互通”這個概念本身也發生了很大變化。此前，陸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是不連通的兩條路，一條走海路，一條走陸路。隨著“陸海聯運”的發展，形成了一批走廊，南北向的走廊將海路與陸路相連，由此形成網。目前，“空中走廊”也在建設發展中，依托于成都、鄭州、烏魯木齊、昆明等空中樞紐城市，形成了整個區域內的陸海空多式聯運網絡。

由此可見，“一帶一路”形成的網絡非常之大，這時候就需要借助5G物聯網技術，讓客戶知道貨物運輸的動態，這也使得5G可以在“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范圍內落地。而這一范圍遠大于美歐等拒絕使用中國5G技術的國家。

澎湃新聞：那您認為如何概括“一帶一路”的內涵比較準確？

黃仁偉：簡單說，“一帶一路”是中國政府倡導，中國和共建國家合作，以企業行為為主，符合市場規則的新型國際公共產品平臺。

此前，有一種常見認知誤區是，會把“一帶一路”視為國際公共產品，或是中國無償的對外援助項目，但現在多數項目都屬于投資范疇，基于市場規則、合同履約意識，所以我將其稱之為“新型”國際公共產品。

從對世界秩序的影響而言，“一帶一路”就是用地緣經濟的創新思維來化解地緣政治的傳統思維。

半數以上“一帶一路”企業項目盈利

澎湃新聞：客觀來看，如何評估“一帶一路”推出10年以來的成果？

黃仁偉：前10年，我們大部分項目更像是“試驗型”的，有成功的經驗，但也會遇到問題。就我接觸到的企業而言，半數以上的企業項目是成功的，是盈利的，不到10%是失敗的，還有20%至30%不那么成功，不過還能維持運營。

還應該看到，目前中國在海外的企業數量仍在增長。一大趨勢是，“一帶一路”從宏觀、央企、大項目走向了微觀、民企、市場，行為的主體發生變化。目前，已經開始轉向以民營企業為主的產業群“一帶一路”，中企在海外建設了很多企業園區。

這就要回到“一帶一路”本身，究竟國家行為還是市場行為？實際上，它是由國家倡導的越來越市場化的新型公共產品平臺。前5年至10年，多由國企和政策性銀行主導，現在逐漸轉向民企，甚至還有中外合資企業參與“一帶一路”。

澎湃新聞：高峰論壇之前，西方部分輿論稱，美歐等發達國家領導人拒絕參加論壇。對此，中方相關籌辦人士回應，這些國家并未受邀。我也注意到，您之前說過，“全球南方”是該倡議的主要參與方。您如何看待受邀國家大多是發展中國家，缺乏西方國家的參與？

黃仁偉：論壇前夕的數據顯示，有140多個國家代表確認參加高峰論壇。我們也知道，美國和歐盟層面都提出了各自的基礎設施計劃，不少國家對此持觀望態度，因此，“不選邊站”是他們的基本的立場，但這也不影響他們繼續獲得“一帶一路”項目建設帶來的好處。

與其關注參與國家數量，更具實質性意義的是，我們希望借助這次論壇傳遞出“一帶一路”會繼續推進，不會停止，甚至不會縮小規模，要讓全世界看到中國的決心。同時，借此機會，我們也會總結過去10年的經驗和不足，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

需關注地緣政治風險與海外利益保護

澎湃新聞：接下來，共建“一帶一路”的背景和前10年有何不同，會呈現出哪些新的發展趨勢？

黃仁偉：下一階段，共建“一帶一路”將是大小項目并舉，小項目的數量肯定遠多于大項目。小項目周期短，投資金額小，直接用于民生，當地民眾看得見、摸得著。大項目建設周期長，能作用于共建國家的經濟結構，緩解所在國經濟發展遇到的瓶頸。總體來說，小項目解決不了結構性問題，但可以聚攏民心，解決民生問題。

當前，項目建設遇到的最大問題是地緣政治因素的影響。例如，俄烏沖突的爆發，使得我們原來在白俄羅斯、烏克蘭、波羅的海的項目以及中東歐的項目都受到了影響。近期的新一輪巴以沖突如果在兩三年內無法解決，那么中東的環境或將遭到破壞，所以說地緣政治的影響比10年前要重要很多。

同時，美歐的基礎設施計劃出臺后，西方輿論會相應配合，輿論戰或比以前更激烈。此外，“一帶一路”項目給共建國家帶來實際利益后，若利益分配不均，共建國家的國內政治問題可能也會增多。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中國投資能力、建設能力提升后，相應地，我們保護海外利益的能力還需要建設。例如，可考慮與共建國家建立起新的安全合作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