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0月17日至18日，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舉行，主題為“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攜手實現共同發展繁榮”。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薛力研究員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周年之際，歷時數月，訪談了政、學、產三界數十位“一帶一路”相關人士，從這三個領域全面回顧“一帶一路”倡議這十年來取得的成就，當下所面臨的挑戰，并展望未來的前景。訪談對象中既有思考在政策層面推動“一帶一路”落地的政界人士；也有走出書齋、多次前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調研的學者；更有走出去、在一線切實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中企高管。

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在薛力研究員的訪談計劃啟動時即密切關注，雙方達成合作意向。近日即刊出由薛力研究員完成的“‘一帶一路’訪談錄”系列中的部分篇章。

訪談對象：王文，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

訪談人員：薛力，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

訪談時間：2023年8月15日

訪談地點：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

錄音稿整理：杜赫，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外交學系博士研究生

錄音稿校對：薛力

本文經受訪者審定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 王文

薛力：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的動因是什么？

王文：主要有三點原因。第一，“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是希望借“絲綢之路”這個概念來喚起整個歐亞腹地的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國家對于其自身繁榮歷史的回憶，為進一步實現共同合作、互利共贏找到歷史依據。

第二，中國在成為全球GDP第二大國后并沒有立即提出一個清晰的對外戰略和設想，外界對中國的動向也并不明確。“一帶一路”的提出為中國在對外發展領域提供了清晰的目標和導向，能夠向世界表明中國在未來要做什么。

“一帶一路”的提出也是我們在重塑全球治理進程中不斷努力和探索的重要體現。

這是10月17日在北京拍攝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新聞中心。新華社 圖

薛力：您對共建“一帶一路”十年的整體評價是？

王文：如果可以打分的話，我覺得“一帶一路”整體可以打85分。即使到不了A+，A-的分數還是有的。

首先，“五通”的進展總體而言還算順暢。我們與150多個國家實現了貿易暢通，在10年間翻了一番。在金融領域，我們現在也有超過4000個項目，有近5萬億的項目額度，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也在不斷推動。

其次，“一帶一路”拓展并重塑了中國的世界觀。過去我們關注并了解的大多是一些歐美等西方國家，現在有了“一帶一路”，我們的國際視野也變得更為開闊，更多來自中東、非洲和中東歐的國家開始進入我們的視野，這也讓我們的世界觀變得更加完整。

“一帶一路”的提出讓中國的經濟貿易呈現出了“再平衡”的趨勢。以貿易領域為例，在“一帶一路”提出前，美國占到我們貿易總量的20%，歐洲占到17%-18%，日本也能占到超過10%，總體而言西方國家的貿易占比能夠達到60%左右。但10年后的今天，西方七國對我們的貿易占比已經下降到了30%左右，比之前少了近一倍，因為我們目前更多倚重于亞洲貿易，現在亞洲貿易能夠占到大概55%。這就是“再平衡”的體現。現在我們與俄羅斯的貿易也起來了，能夠達到2000多億，我認為今年可以到2500億，明年可能到3000億，2025年前后中俄貿易甚至可以超過中日貿易。

這是2021年12月2日拍攝的斯里蘭卡科倫坡港口城全景（無人機照片）。科倫坡港口城投資項目是中國和斯里蘭卡兩國共建“一帶一路”的合作典范。新華社 資料圖

薛力：真的有這么大的潛力？

王文：是的。

薛力：我們過去主要的貿易合作不是油氣跟資源嗎？您認為現在的潛力具體體現在哪方面？

王文：潛力還有很多，比如制造業，俄羅斯現在是我們汽車出口的第一大國。過去，俄羅斯買汽車、手機等產品都是買歐美國家的，現在被制裁后全部都要買中國的，實際上這就是經濟貿易的“再平衡”。另外，我們國內西部地區的發展也出現了這個趨勢，這10年來成都、重慶以及新疆的一些城市發展迅速，這不只是國內經濟的“再平衡”，也是中國對外經濟的“再平衡”過程。

薛力：您走過100多個國家，覺得這些國家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整體評價如何？

王文：我覺得整體評價大概分三類。第一類就是“無保留的擁抱”，比如巴基斯坦和塞爾維亞，只要是來自中國的就積極合作。

第二類是“有條件的合作”，像俄羅斯、哈薩克斯坦以及中亞的這些國家，它們是在互利共贏、相互信任的基礎上進行全面對接。

第三類就是“全面的抵制”，比如印度，印度現在是全世界最抵制“一帶一路”的國家，比美國還抵制。在美國的媒體上至少還可以提起“一帶一路”，但在印度的媒體上，堅決不能出現“一帶一路”這個說法。

薛力：他們有這個默契還是政府明確規定不許提？

王文：政府明確規定不許提，在印度不可能有任何一個研討會的名字是“一帶一路”。我們曾經幾次向印度的智庫提出要開“一帶一路”的會議，印度的智庫明確地說討論中印合作可以，但標題不能叫“一帶一路”，可以改成“互聯互通”（Interconnection)。

薛力：印度抵制主要是因為克什米爾還是有其他原因？

王文：主要還是因為“中巴經濟走廊”和“孟中印緬經濟走廊”的提出。印度認為我們事先沒有跟他們商量，缺少對他們的尊重。同時，他們也認為“一帶一路”侵犯了他們在南亞的勢力范圍。

薛力：“一帶一路”推出后，中國的外交政策發生了哪些變化？

王文：“一帶一路”提出后，中國的外交政策真正走向了全球性大國外交，是“外交再平衡”的體現。過去，中國外交過于偏向美國和歐洲。現在有了“一帶一路”，外交更加平衡了，雖然美國仍然是最重要的國家，但它的重要性在下降。我們外交的關注點、精力的投入以及資源的運用也更加側重一些“一帶一路”國家。

7月25日，在莫桑比克馬普托省馬富亞內村學校，瓜達吉亞前往查看中國援助的電視設備。新華社 資料圖

薛力：“一帶一路”推出后中國的國家形象有什么變化？

王文：過去，我們過于關注在西方國家中我們的國家形象是怎樣的，而在“一帶一路”提出后，特別是伴隨著外交上的轉向，我們也開始更多關注全球到底是怎樣看待中國的。我們最近剛做完一個項目，探討的問題就是中國的國家形象現在出現了“大分化”。一方面，在西方國家眼中，中國的崛起顯得咄咄逼人，給他們帶來了威脅，他們因此就不斷通過媒體來對我們進行抹黑和打壓，使得我們的國家形象受損嚴重；另一方面，在“一帶一路”國家，中國的國家形象就非常好，這也是“一帶一路”建設帶來的外溢效果。

薛力：我順便問您一個問題，您原來提到過“債務陷阱”，根據我的一些分析，其實有關“債務陷阱”的說法是缺少數字支撐的，您是否做過相關的專題研究來證明這種說法本身就是一個話語陷阱？

王文：當然了，“債權帝國主義”這個詞最早就是我翻譯的，叫Creditor Imperialism,是印度學者布拉瑪·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在2017年首先提出的，之后又有了“債務陷阱”的說法，我也曾寫過文章進行反駁。

薛力：先有“債權帝國主義”后有“債務陷阱”。

王文：對。

薛力：他提出這個概念的時候只是coin the term（生造概念）嗎？還是有數據支撐？

王文：他也沒有數據支撐，我覺得他完全就是臆斷。我們后來還專門做過一些研究，其實中國的債務在“一帶一路”國家的平均值也就在10%-15%左右，所以當地國家絕大多數的債務跟中國幾乎沒關系。更重要的是，這些國家對于中國的債務是具有可持續償還能力的，中國的投資主要集中于基建領域，當地的地價會隨著交通、環境的改善而不斷上漲。對中國創造“債務陷阱”的指控完全是無稽之談。

薛力：中國新時代的外交概念，包括“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伙伴外交、全球治理等有何關系？

王文：我認為“一帶一路”是過程和路徑，“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目標和結果。有關這方面的內容我在同劉偉校長合著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視閾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一文中有具體論述。

薛力：“一帶一路”共建過程中，主要遇到哪些挑戰？

王文：主要面臨三大挑戰。首先是“知識挑戰”，多年來，我們了解的知識都是美國和歐洲的知識，但對“一帶一路”國家了解甚少。所以，盡管“一帶一路”已經走過十個年頭，但我們對它仍只是有一個模糊的概念。我們每天都在報道美國、歐洲、日本的東西，但對于“一帶一路”國家的基本國情、發展狀況等內容卻缺乏報道和普及，這導致我們在和“一帶一路”國家進行貿易往來時會產生巨大的阻礙。以俄羅斯為例，其實我們對俄羅斯根本就不了解，很多人現在都認為俄羅斯不行了，認為俄羅斯現在很危險，但我去年去了俄羅斯的21個城市，也見到了普京，我的總體感覺是俄羅斯還是非常穩定的。

第二個挑戰是“運營能力的挑戰”，不論是戰略運營、區域運營還是項目運營都存在比較大的問題。現在我們的企業出去之后基本都是各干各的，不善于像日本那樣搞公共外交、民心工程。

最后一個挑戰是“國內挑戰”。中國國內的經濟下行壓力越來越大，這會影響到“一帶一路”在海外的發展形勢。

薛力：對下一步推進“一帶一路”有何建議？

王文：我們還是要有一種“持久戰”的心態。“一帶一路”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都是我們有史以來提出的第一個也是最大的全球性產業。這么大的一個產業到今天也才剛剛經歷過10年，坦率地講我們對它還沒有完全搞清楚，還需要時間去深化它。如果我們能以一個40年、50年甚至100年的思路來建設“一帶一路”，我相信很多問題就會迎刃而解。所以，我最大的一個建議就是要放慢腳步、穩扎穩打、追求高質量發展、保持一顆平常心。

薛力：您曾經說過，其實在“一帶一路”項目中真正虧錢的是少數，大部分還是可以的，有的則是“悶聲發大財”。有關這個問題您是否做過專門的研究？

王文：大致是有的，過去10年，我曾到訪過近100個國家，整體上至少有三個趨勢是肉眼可見的。第一個趨勢是，到“一帶一路”國家經營的公司和個人越來越多，如果總是虧錢的，為什么還會有那么多人去呢？第二個就是“民心式”的工程在這些年越來越多了，現在包括中老鐵路、蒙內鐵路、雅萬高鐵在內的“民心工程”不斷涌現，如果它本身是失敗的，絕不會出現這么多的“民心工程”。第三，中國企業的全球化進程是沒有改變的，民企和國企都在不斷國際化。

所以，這三方面趨勢證明“一帶一路”還是掙錢的，那些說它虧錢的是不符合常識的。當然，也有學者提出“一帶一路”風險大，這種說法對不對？對，但這只說對了一半，因為風險往往也意味著利潤，在經濟學中利潤是跟風險成正比的，而且往往是風險越高利潤就越大。

薛力：國企與民企如何在“一帶一路”共建中更好發揮互補作用？

王文：國企和民企都是“一帶一路”推進過程中最重要的力量，也都應該是平等的力量。所以我認為首先就是二者之間要互幫互助、抱團取暖。

薛力：目前已經開始這么做了嗎？

王文：我覺得目前開展協作的有，但僅限于那些大民企和大國企之間，而小民企卻總是被國企看不起。

我認為我們的金融國企在海外應該給民企提供一些金融支持和金融服務。我也呼吁國家應該給予民企更多支持。

薛力：NGO如何參與“一帶一路”共建？

王文：中國的NGO在海外基本上沒有起作用。主要原因在于NGO在中國并不受鼓勵，實際上一些NGO更多的還是GO。理論上講NGO本身在國內就不發達，所以到海外去就更不能期待它起什么太大的作用了。

薛力：高校與智庫應如何參與“一帶一路”？

王文：我認為主要有三點。

第一點就是關于“一帶一路”國家的人才培養，你像我們人民大學就建立了絲路學院，每年都會招幾十個學生。

薛力：本科生還是研究生？學制是多久？

王文：兩年制的研究生，給碩士學位，面向全世界招生。我們會給他們提供競爭性的獎學金，大概有一半的學生可以拿到獎學金。

薛力：是不是有些學生拿不到獎學金也愿意來？

王文：也愿意，中國人民大學的碩士學位還是有吸引力的。當然，我提到的人才培養也包括對本國的人才培養，我們需要教授給他們更多關于“一帶一路”的知識。

第二點是智庫還要做更多的國際傳播和宣講，這一點大家也都在做。

最后一點是要做理論上的深化研究，我現在就在做“一帶一路學”，也提出了7個要點。要弄清到底什么是“一帶一路學”，什么是“一帶一路”研究，“一帶一路”屬于經濟學范疇還是政治學范疇？還是安全學范疇抑或是管理學范疇？

薛力：您是準備寫一本書么？

王文：在思考這個問題，也寫了一些小文章。實際上理論深化就是制度研究的重點。

薛力：您有什么其他補充觀點與建議？

王文：如果有一點要補充的話，我想聊一下如何講好“一帶一路”的學人責任。“一帶一路”為我們這批學人提供了一個更好的國際化機會，同時也倒逼我們前進。過去，大批中國學者都是在拾西方的牙慧，沿著西方的文獻抄抄補補，缺少自己的原創知識和話語權。“一帶一路”提出后，這種學術上的逆差得到了扭轉，我們開始向外傳播我們的知識，我們的知識也開始變得有價值了。

薛力：您剛才提到了學者的責任，您原來是一個知名報紙的名編輯，然后又主持一個智庫的運作，人大重陽的影響力不必多說。那么，您對于自己的定位是怎樣的？您同“一帶一路”的關系又是怎樣的？

王文：其實我并沒有想那么遠，我認為這就是一份工作，我要把它做好。過去在媒體是為國家吶喊，現在則是為國家思考，工作的性質沒有發生變化，變化的只是崗位。我們這一代人要為下一代更強的中國知識分子鋪路架橋，要做好他們的榜樣。我們把目前的工作做得更扎實一些，后人才能更好地乘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