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令飛今年70歲，無數人說他長得像祖父魯迅，尤其是年齡越來越大之后。他自己也覺得像祖父，而且是家人里面最像的。

他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年輕十來歲，身材高大，黑發里夾雜幾根白發，兩撇胡子橫在鼻唇之間。周令飛走在街上，曾有人認出他是魯迅的長孫。陳丹青描述過魯迅的相貌，說這張臉非常不買賬，又非常無所謂，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臉的清苦、剛直、坦然、骨子里卻透著風流與俏皮。

除了相貌像祖父魯迅，周令飛認為自己性格很多方面也像祖父。父親周海嬰對他的評價是，“性格極強，自己認準的事情，非要達到目的不可。”周令飛自己也說，他性格倔強。此外，他的興趣愛好也和魯迅相似，比如看電影、設計等。

當他與人交談，有不同觀點時，他會引用魯迅的話，比如，“從來如此便對嗎？”1999年從中國臺灣回到大陸以后，周令飛斷斷續續看完魯迅的所有作品，不過他坦言，那并不是出于對文學作品的喜愛，更多是為了做魯迅相關的傳播和普及工作。

周令飛沒見過魯迅，他說跟其他人一樣，魯迅最初在他心中的形象是來自學校和課本。小時候，學到魯迅的那些作品，也覺得祖父是很兇的，有時候甚至慶幸祖父不在了，總害怕回去挨打挨罵。在學校里，很多人像看珍稀動物一樣趴在他教室門口看他，每次學到魯迅的課文，同學會對他說，是你爺爺寫的?？跉夂芰w慕，但聽多了，他心里覺得怪怪的，總想逃脫出來，想遠離。

1954年，童年周令飛與祖母、母親。本文圖片均為 受訪者供圖

小時候，周令飛調皮，有次郭沫若去他家，那是“文革”期間。他聽父親說郭沫若罵過祖父，他就認定郭沫若是壞蛋。他記得那時家里大客廳比較大，有一組沙發，鋪著藍色地毯，郭沫若坐在一把椅子上，戴著眼鏡，穿身中山裝。

客廳與廚房中間有一個備餐間，桌上放著一個托盤，上面有兩個茶杯。祖母許廣平的茶杯是固定花色的，那個年代出于衛生，茶杯各用各的，客人的茶杯很好認。在工作人員把茶端出去之前，周令飛偷偷往郭沫若的杯子里撒了些鹽。

周令飛透過門縫看，許廣平和郭沫若在聊天，茶水端出去以后，往客人那邊一放，他心想怎么半天不喝。后來郭沫若端起來喝了一口，咂了咂嘴，就將茶杯蓋起來，不再喝了。

1961年，許廣平和兒孫。

長大后，周令飛參軍，去日本留學，去臺灣結婚，最后又返回大陸工作，所有選擇由他自己定。周令飛說，他的家庭教育尊重孩子的個性。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里回憶：“曾有許多人問過我，父親是否想像三味書屋里的壽老師那樣對我教育的？比如在家吃‘偏飯’，搞各種形式的單獨授課，親自每天檢查督促作業，詢問考試成績；還另請家庭教師，輔導我練書法、學樂器；或在寫作、待客之余，給我講唐詩宋詞、童話典故之類，以啟迪我的智慧?？傊?，凡是當今父母們想得到的種種教子之方，都想在我這里得到印證。我的答復卻每每使對方失望。因為父親對我的教育，就是目前在《魯迅先生與海嬰》里講到的那樣，順其自然，極力不多給他打擊，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愛，除非在極不能容忍，極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類?！?/p>

周令飛當年去臺灣的選擇給父親造成極大的壓力。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里回憶：“臺北，這是什么地方啊，豈是你可以去得的嗎？” 周海嬰的主管領導把他叫去，說周令飛的行為，政治影響極壞，并以黨和組織的名義命令周海嬰寫一個聲明，宣布與周令飛脫離父子關系。

1987年臺灣解除戒嚴令前，幾十年里，魯迅的作品在臺灣被視作禁書。上世紀80年代，周令飛岳父的百貨公司破產倒閉后，他在當地謀職，因為是大陸人，又是魯迅的孫子，沒人敢用他，夫妻倆生活一度窮困潦倒。90年代，周令飛的生活漸漸好起來，兩岸開放探親后，他回到大陸工作，而“回歸魯迅”是一次偶然。那時周海嬰正獨自一人忙于處理各種侵權魯迅的官司，希望周令飛幫忙，出于對父親的愧疚，周令飛決定留在父親身邊。

同樣作為魯迅的后代，周令飛更能理解父親的處境，尋找自己是父子倆共同的宿命。他常常困惑，名人的后代應該怎么生活？他感覺父親周海嬰一生都在尋找自己，身為魯迅之子，總想做出些屬于自己的成就。為了幫父親找到自我認可，周令飛在父親80歲時幫他辦了攝影展，作品獲得專業認可，周海嬰多了一個攝影家的身份。這也成為周令飛最驕傲的一件事情。

周令飛把自己目前的人生分成三個階段，從“逃離魯迅”，做自己，到“回歸魯迅”，仍然是自己。他習慣于自己總被稱為魯迅之孫，父親周海嬰生前常被喚作魯迅之子。

在公眾視線里，廣為人知的是周令飛小時候、上學期間和當兵時期，因為是魯迅孫子而遭遇的軼事，以及后來為愛奔赴臺灣的往事，但他最想提及的是自己“回歸魯迅”之后的生活。2002年，上海魯迅文化發展中心成立，10年后，魯迅文化基金會成立，周令飛任會長兼秘書長。

9月12日，他坐在魯迅文化基金會貴賓室白色皮質沙發上，身后是朋友贈送的一幅油畫，名字叫《野草》，墻壁上掛著十幅魯迅的單人和全家福的黑白照片?；饡嚯x紹興魯迅故居一公里左右。紹興是水鄉，人們在烏篷船臥聽打槳搖櫓聲。

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里寫道，母親把遺物分為三份：上海、北京、紹興。紹興老家，父親用過的遺物上海沒有，從紹興帶到北平的也極少。紹興是魯迅故鄉，又是人文旅游熱點，遠近中外聞名。

周令飛常去那里，在紹興魯迅紀念館的臨展廳和二樓辦過多次與魯迅有關的活動。如今，進出周家大宅的多是絡繹不絕的游人，百草園和三味書屋最受喜歡，是打卡拍照的熱門景點。院里幾處小商品店里擺放著各種魯迅的亞克力人形立牌小掛件、石膏雕像、明信片、日歷等，配著各式魯迅語錄。

周令飛更喜歡這個充滿人間煙火氣、融進人們日常生活里的魯迅，和他熟識的祖父更像。

【以下內容根據周令飛的口述整理而成：】

從臺灣回到大陸

我一直不太想做我個人的專訪，現在大家比較喜歡講我到臺灣去和當兵的那段經歷，其中有太多不實和胡亂推斷。

當兵那一段經歷，我自己有講過一些，之后有人不停炒冷飯，瞎編的很多。臺灣那段是我人生的重要經歷，但我從未全面詳細地說過，隨著臺海兩岸政治時局的變化，我的變化其實非常大。

從我個人角度講，我的人生大致分成三大段。第一段是“逃避”魯迅的后代。小學開始我就覺得“魯迅”二字很沉重，是個大包袱，束縛、捆綁，也是困惑，我活在不自在之中。我當兵十年、出國留學、到臺灣結婚可以說都是一種逃離，努力證明我不是靠爺爺吃飯。

1960年，小時候的周令飛穿軍裝。

1976年，當兵時期的周令飛。

然而，我在臺灣就曾經歷一次極大的波折。那時我不接受臺灣方面的工作安排，到電視臺或報社工作，選擇在岳父的百貨公司上班，后來岳父公司垮掉，我變得落魄困頓，曾經賣過爆米花。有人說我給祖父丟臉，我的回答是“自食其力，一點兒也不！”

我想要以自己的能力過日子。從80年代留學開始，我學習影視制作，經營美術畫廊，后來專職做演展策劃人。90年代我曾第一個邀請當代法國大師到臺北訪問辦畫展，第一個策劃在國外七大都市舉辦“中國名陶展”，第一個在臺灣策劃舉辦大陸少數民族服飾展、佛山花燈展；我還在半年內帶領一萬三千名海外觀眾，到日本觀看電影大師喬治魯卡斯的舞臺超級大秀。那時我得過多次國際褒獎，在臺灣買了人生第一套房子，有了一個像樣的殼。

1982年，周令飛在東京內山書店。

1982年，周令飛在臺北結婚。

1983年，周令飛在臺北巨匠畫廊會見法國當代畫家。

我才不是人家講的落魄了，活不下去了，所以回大陸吃魯迅飯的。那個時期我已進入非常好的生活狀態，我有了兩個女兒，我邀請父母到我臺北家小住二次，每次半年。后來我還做到過臺灣某衛視的高級主管，月工資16萬新臺幣，相當于人民幣4萬塊錢。那時兩岸已開放探親，因電視臺業務需要我經常往返臺灣與大陸兩地?；蛟S真有冥冥之中的安排，讓我回到爺爺魯迅的身邊。

1998年，正在合資翻新的一家電影院，因為我在國外的節目制作經驗，聘請我做總策劃人，計劃做一臺集武術、雜技、舞蹈綜合表演的大型文旅舞臺劇，開價月薪4萬元人民幣，還有分成。為求人生突破，我告別家庭只身到上海工作，臨時辦公室在鳳陽路。但剛報到沒多久，就被告知工地建設資金緊，每個月只能發我1萬塊，余款等劇目上演后再補發。

1999年，電影院節目論證會。

沒想到我的劇本和籌備工作差不多了，公司資金鏈斷了，欠了我一年半的工資，加起來有四十幾萬人民幣之多。那個時候上海很漂亮的全新房子也就4、5千塊錢一平米，我本來想在上海買房，但工資沒發，也就這輩子與上海買房無緣。為了跟欠錢的老板打官司，我留在了上海，我把電影院的房產也假扣押（注：假扣押指債權人的訴訟請求為金錢給付時，為防止法院判決后，債務人不履行給義務，債權人可向法院申請對債務人的財產進行假扣押）了，那是很大一筆錢，我必須要回來。

在上海期間，父親常來見面，他一次次地表達希望我幫他，因為那時候他碰到一些問題，他在上海打幾個官司，還有他當時正在撰寫《魯迅與我七十年》那本書，也想讓我協助他。

父親跟我講，在他的四個孩子里只有我一個是搞文藝的，又有國際實務經驗，魯迅的事家里應該有人做，他希望我做。我問為什么，他說過去魯迅的事是國家負責，相對安全些，現在改革開放了，我們不能置身事外了。我思索再三，雖然不愿意，但我到臺灣結婚成家給他帶來大麻煩，覺得虧欠他太多，再加上反正我在上海討薪有空閑，也就答應下來，走一步看一步了。

2001年，周令飛和父親周海嬰訪問上海魯迅紀念館。

我萬萬沒有想到，開弓沒有回頭箭。這竟是我“回家”的開始。那時我有三項主要工作：一打官司，二討生活，三做公益。

先說打官司。那時父親在打幾個官司，有些生意人用魯迅的姓名、肖像做生意賺錢，父親是學物理出身的，他講究一是一二是二。然而打這樣的侵權官司得不償失，贏了賠償也不多，還不夠付律師費的，即使有律師愿意免費，又欠人情。更劃不來的是，父親跟人打官司，外面就有人傳魯迅之子死愛錢，壞了父親的清名。于是我跟父親講，盡量不要打官司吧，父親不肯，說要堅持真理，我就說如果一定要打，成立個魯迅中心用機構（的名義）去打吧，我不想看到父親遭白眼。當然，那時還有我自己的官司，公司曾派人找我說打折支付（工資），我不答應。

其次是討生活。我比較自負，相當樂觀。自認為能吃苦會做事兒，憑我的策劃執行能力，商業轉化應該很容易，中國市場很大，魯迅那么有名，養活自己不成問題。我想到做魯迅紀念酒，不是魯迅酒，沒想到并不簡單。首先連我們家屬都不能注冊魯迅商標了，因為他是偉人。

接下來我們跟紹興一家黃酒廠成立公司做紀念酒，沒多久他們執意要把公司關掉，我們覺得詫異不解也很無奈。十幾年后才聽說，當時有人寫舉報信到政府，說魯迅是一面偉大的旗幟，怎么可以做酒？跟家屬合作酒廠，利潤分給家屬，是國有資產流失。當時為了做這件事，我50萬元賣掉北京的房子入股，房子放到現在至少價值三百萬，我吃了個啞巴虧。還有一件事更沮喪，魯迅筆下孔乙已、阿Q、咸亨酒店等16個知名作品元素的商標，早在80年代就被注冊一空，甚至Luxun.com的互聯網域名也被搶注掉了，開價20萬才肯轉讓，看來家屬想吃魯迅飯也行不通的。

對于做公益，我沒概念，成立魯迅中心（全稱為上海魯迅文化發展中心）這個民非組織是誤打誤撞，原先心里想的是替父親出面打官司，再以公益名義名正言順地做宣傳魯迅的事。在這期間，我多次和父親談我的思路，我覺得過去祖母（許廣平）和父親把祖父的一切，包括房產、手稿文獻、生活用品都捐給了國家，把魯迅的事都交由國家管，可如今時代不同了，魯迅事都和家屬息息相關，我們不能袖手旁觀。除了在重要紀念日出出場、站站臺，除了打官司，弘揚魯迅精神是我們后代應有的責任和使命。

得到父親的支持后，2002年，我個人出資人民幣10萬元，在上海魯迅墓旁的虹口足球場館里，租了個50平方米的辦公室，請了位助理和財務，成立了魯迅中心。自那時起至今一晃22年，我再也沒有離開過公益文化領域。之后，我自詡是義工，把打官司拿到的四十幾萬元工資全投了進去。

“回歸魯迅”

對我來說，這就是“回歸魯迅”的時候。

魯迅中心是個地方性的民非組織，力量有限，也沒有免稅資格。我先用了兩年多時間摸索著做了幾件打底工作：一是協助父親撰寫《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這本書出版以后引起軒然大波，我要安排父親參加很多相關活動。二是花大力氣對國內外“魯字號”情況做調查，有哪些研究機構、紀念設施、公園、學校、企業，以及友好團體和魯研學者，他們的基本概況，建立了資料庫。

《魯迅與我七十年》再版封面。

在此基礎上，還申請取得了家屬捐贈魯迅遺物的全部清單和電子數據，2004年邀請北京、上海、紹興、海南4所魯迅中學組建全國魯迅學校校際交流會，同年第一次向中學生頒發“魯迅青少年文學獎”，提出“尊重母語、學習語文、獨立思考、培養韌性”的活動宗旨。其間最值得一提的，是我和父親聯名撰寫的理論文章《魯迅是誰》于2006年發表，之后又策劃《魯迅是誰》展覽。這是魯迅家屬有史以來第一次站出來發聲。

2011年，魯迅青少年文學獎現場。

《魯迅是誰》。

這件事要從“魯迅遺囑”說起，遺囑中魯迅有“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的叮囑，為此父親謹遵父命，學了物理，一生從事我國的廣播電視的技術工作，對文學、對魯迅研究從不參與，更不發聲。然而，魯迅中心成立以后，通過走訪調研，我們發現了一些問題：魯迅被過于神化，魯迅研究過于學術化，魯迅傳播過于意識形態化，魯迅已面目全非，魯迅家屬不認識這個魯迅了。

我們不滿意，不能再事不關己，要發出家屬心底的聲音。我們邀請學者專家開了多次座談會，梳理思路動筆撰寫，花了一年多時間完成了6千余字的理論文章《魯迅是誰》，闡述家屬總結的魯迅精神內核“立人為本、獨立思想、拿來主義、韌的堅守”。

為了還原多元的人間魯迅，我立即策劃《魯迅是誰》綜合性展覽，首展在香港，由于是在公共場所人行要道上展出，14天展期有40萬人觀看。首屆“魯迅論壇”也同時創辦，之后這個展覽又去了澳門、廣州、深圳、上海、莫斯科等公眾聚集地，至今已累計觀眾120萬人次。而“魯迅論壇”則每年在全國各地輪流舉辦，直到2012年以后更名為現在每年在全國政協禮堂舉辦的“魯迅文化論壇”。

2006年9月，香港銅鑼灣時代廣場一層中庭舉辦《魯迅是誰——紀念魯迅到港80周年圖片展覽》。 

魯迅中心的工作“爆款”了，卻是入不敷出。盡管我摳著用，節衣縮食，個人的積蓄終于見底。民非組織無法募款，我和父親說，要走遠路，是時候成立基金會了。先后找了上海、紹興和北京的一些人和機構，都不太順利。

常言道絕處逢生。父親說自己是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祖母又是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參加者，干脆我們打報告給政協領導請求支持吧，想辦法成立國家級的基金會。報告很快得到上面的批復，那個時候成立全國性基金會需要發起資金人民幣800萬元，我們沒有錢，就寫信給北京、上海、紹興市政府，希望他們能夠為發展魯迅事業出資。

沒想到2010年，國家又有了新規定，全國性的基金會要2000萬才能成立，三地政府說，家屬也得拿錢，各家四分之一。500萬，把一切都捐了、全家都是打工者，我們哪來那么多的錢？父親鐵了心了，他覺得這事值得做、非得做，有了基金會，家屬就有了組織，就能融入傳承魯迅的事業，家屬的心神就有了安身立命之地。

他拿出父母留給他作永久紀念的一套初版魯迅單行本，上面每本扉頁都有魯迅的親筆題字，他把簽名本交給國家文物單位收藏，換了500萬元做基金會，三地政府看到家屬的決心，也就紛紛撥款到位。

中央領導的批復有了，錢齊了存進專有賬戶，我們靜等國家相關部委的批文。2011年，提交報告兩年了，父親重病在醫院也已一年多，成立基金會是他的最后心愿。批文終于在4月6號中午批下來，下午我趕到醫院告訴他，他無力說話，在我的手心上用指頭點了點，好像說知道了，太好了。

（2011年）4月7號清晨，他永遠離開了，他是魯迅的獨子，他留下遺囑，把魯迅“交給”了我們這些后人。

周令飛和母親在周海嬰上海墓前。

2012年，魯迅文化論壇，魯迅文化基金會成立。 

基金會成立了以后，我才發現原來我不懂，條條框框特別多，財務的、法律的、規章制度的。像我們基金會最近搬到這里（紹興）來，要辦遷移的手續，6個月的時間，來回奔波。

在大文化的概念下，基金會創作過交響樂，搞過節目，也搞文化論壇，做國際文化交流。 我們是純第三方成立的，沒有政府撥款，沒有企業托底，所有靠自己。

2014年，周令飛在魯迅與國際文學“大師對話”活動。

平時基本上是我一個人去募款的，找企業捐款是很難的，我們做的絕大部分都是政府項目，所以我們一直還在想怎么樣能夠把公益的部分、就是慈善類的能夠做起來。

從2002年起（成立魯迅文化發展中心）到現在20余年了，魯迅的事從無小事，我經歷了太多的不可思議。但作為魯迅家屬，我認識到名人后代要有最起碼的人格和尊嚴，以及繼承發揚的責任感、使命感和韌性。作為名人后代，子承父業不一定是專指實業，精神也是寶貴的財富。我們應該把名人后代的家風和生活態度，傳達給社會，甚至能對他人有一些啟迪。

周令飛與夏目漱石之孫。

自我認可

其實我后面這一段“回歸魯迅”，也是讓魯迅回到我們家里來。

我們畢竟有血緣在，有DNA的連接，外人看我們叫我們，也是叫你魯迅兒子、魯迅孫子，這其中包含對魯迅的崇敬，你脫不開的。

在子承父業上，我承認有后代先天條件的問題。我們是四兄妹，我是老大，有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他們都不是搞文藝的，職業經歷比較簡單，性格相對內向。我是從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做媒體傳播工作，至今有50多年了，算是個多面手，策劃和舉辦活動游刃有余?，F在基金會里做活動，因為我過去有制作人的經歷，所以都會弄。我挺慶幸過去有機會接觸相關行業，有些經驗和知識，我常常自嘲是“狗皮膏藥”，可以到處貼。

我覺得弟妹對父親和我在弄的很多事情不太了解，信息也不對稱，我發現父親對一些事情的傳達也不盡完整。父親的最后十年和我在工作上密切聯系，經常商量甚至爭論，但每次我們都是統一意見、相互妥協后才一致行動。

父親去世后，這幾年我才跟弟妹講講我在做的事情，他們可以從公眾號看到基金會消息，應該慢慢從不認可到認可吧。如果他們有能力有時間，隨時可以參與進來，但他們也都六十幾歲了，做做理事還可以，做第一線工作恐怕也力不從心。接班的問題，我也在聽他們的建議，將來誰來接班？要早作安排，這還有個二三年熟悉培養的過程。

魯迅的第四代總共六個孩子，二男四女。兩個男孩我大弟小弟一人一個，大弟的兒子現在國企上班。小弟的兒子今年剛剛大學畢業，基金會的工作我準備讓他來試試，他也在考慮。但是他學的是地質專業，期待他能撲下身子，盡快熟悉基金會，能上手做些具體工作。我妹妹嫁給日本人，有兩個雙胞胎女兒，她們出生在日本，曾在北京上大學，畢業后都在日本工作。

我有兩個女兒，小女兒在臺北，老公是臺灣人，繼承家業、育有一女，他們有自己平靜的生活，自食其力，雖然普通卻很實在。大女兒現在全家在深圳，她和老公有三個孩子，她是一家大企業的中高層主管，年薪不菲，她很厲害，是競聘上崗的。現在她要撫養三個孩子，我跟她深談過幾次接我班的問題，不過我給她的工資不夠養活三個孩子，她不能來我這里。這里不得不說的是，這20年來我對太太和兩個孩子虧欠太多，離開這么久沒能照顧她們。在祖父、父親和家庭之間，我沒得選擇也無法選擇，自己的命運早有安排，只能對太太和孩子說對不起，好在她們能夠理解和支持我。

2008年，全家福。

我后來留在國內以后，還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讓我父親感覺到他自己的價值。

父親覺得他一直活在我祖父的光環下，活得謹小慎微。他在那本《魯迅與我七十年》里寫得很清楚，說他最終選擇學物理搞科技，一輩子過下來，在別人眼里他永遠是魯迅的兒子，沒有自己，他曾說過他是個花瓶擺設，遺憾這輩子沒什么建樹。我曾和他多次討論人生，他這輩子生活品質相當不錯，精神世界卻相當寂寞。

1949年，周海嬰在北京。

2007年，我偶然發現他的那箱近萬張的照相底片，我搞過專業攝影，認為里面必定有寶。經過近一年的整理、精選和準備，2008年作為給父親的80歲生日禮物，我把他的攝影作品命名為《鏡匣人間》，在北京舉辦了一個大型的攝影展。 

2008年，北京周海嬰攝影展請柬。

2008年1月，周海嬰上海攝影展開幕。

直到展覽開幕時，他很緊張，不相信這是真的。他一直問我這種照片能拿出去展出嗎？展覽一炮而紅，得到社會和業內的認可，攝影專業雜志給予高度好評，接著被邀請到全國多地展出，還有很多國外藏家買他的作品。大家稱贊他四五十年代的作品尤為珍貴，填補了時代空白，稱他是攝影家，是中國的布列松。父親心里樂開了花，我看到他臉上掛滿笑容，走路都美滋滋的，胸前掛著個新買的相機，人的精神狀態煥然一新。這個時候接受采訪都是談他的攝影經歷和小故事。

父親2011年去世，2019年中國美術館為他舉辦了大型專題展覽，并以國家館藏的名義收藏了他的100件作品，把他列為中國現代史上著名的攝影家之一。我父親地下有知一定非常驕傲，他沒做空頭文學家，他是攝影家，這個稱號是他以自己能力獲得的成就。從這個角度來講，我有幫他找到自己，在他80歲的時候，贏得了大家的肯定。

2008年，周海嬰80歲生日。

被大家認出是魯迅后代時，內心是五味雜陳的，成績被大家認可時，才是我人生的高光時刻。我很喜歡自己被認可的那種被春風拂面的感受，在一次又一次被認可中找回我自己。比如我現在是紹興榮譽市民，去年把我評為紹興最美文旅人，這次選上亞運會火炬手，還有大家在工作上對我的認可，他們的表揚其實不出我意料，因為我覺得我真的很專業，又是我喜歡的東西。

周圍人說我很潮很年輕，我欣然接受，我的工作就是我的事業和我的夢。過去我因為家世比較低調，不想說自已過去的事兒，最近我忽然改變了，我愿意和大家分享工作經驗、成功的案例和過程的艱辛。我想，我不說誰會知道？人們輕易地知道我是魯迅長孫，我要證明我是文化領域的周令飛。

2016年，魯迅文化跑。

我還是我自己

要想證明自己的能力其實并不容易，我在日本受過兩次深刻的教訓，影響一生。

一次是90年代在日本工作期間，我那時把自己定位為國際策劃人，為了這事還被我合作的日本人罵，說你不要光給自己弄這么一個名頭，你的能力必須要符合一個專業國際策劃人的內涵。

我才意識到我真的是有點太虛榮了，貪圖一個虛名，做得還不夠專業，后來我讓自己變得越來越專業，甚至有工作潔癖，容不得半點差錯。

還有一次是1980年，我在日本留學時，沒錢，周末去餐廳打工，一小時800塊日幣。我工作很賣力，但不小心把盤子打碎了。臺灣老板眼睛也不抬地說，我知道你是誰，但你在這里打工，每一秒鐘都是我在發錢，你就要把工作做好，不能出錯。那一刻我感到如芒刺背，冷汗都出來了，感覺是這輩子受到的最大羞辱。下班后我仔細想想那句話，話雖糙，但是那么個理，對我來講有很大教育意義。他以為你有優越感，意思是不要以為你是誰，到這兒來你就是一個端盤子的。

1981年，周令飛在東京的9平方米住所。

名人的后代應該怎么生活？我不知道。但確實有一些后代是吃老本的，或者依仗父輩的權勢賺錢過奢侈生活的。

這20年來，我天天跟魯迅在一起，那天亞運會火炬傳遞的時候，記者問我的感想，我說魯迅是紹興的一面旗幟，今天我們從魯迅故里開跑，我覺得是高舉著魯迅傳下來的火炬在跑。今年又剛巧是魯迅小說集《吶喊》出版100周年，大家到現場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加油吶喊，讓外國人看看咱們中國人的精氣神。

我講這些話真的是發自內心，我把它跟魯迅關聯一起是件很自然的事情，因為我是后代，又是魯迅文化基金會的掌門人。我覺得挺有意思的是魯迅現在和我的生活、事業是融在一起的。過去我逃離過，后來我做我自己，最后我跟祖父融在了一起。

周令飛和父母在紹興魯迅祖墳。

在我們家里面我長得最像祖父，我越來越覺得我的經歷也很像他。比如我祖父屬蛇我也屬蛇，他一輩子老是在搬家，住得不喜歡就換，我也是一直在搬家換居住地。他到日本留學，我也到日本留學。他從事文藝的，我也是從事文藝的，當然我沒他厲害了。脾氣上也很像，他很幽默，我也很喜歡說笑話惡作劇，平常大家很喜歡跟我一起聊天。祖父喜歡的東西很多，看電影，美食美酒，他還喜歡美術、設計，喜歡美的東西，這些我也喜歡，對事情都充滿好奇，也都有點叛逆。

是巧合嗎？也太多巧合了。大家說我越來越像祖父，尤其是胡子。其實我年輕時就有點胡子的，在部隊時就留了，當兵以后就沒刮過，但沒有這么濃密。到了50歲以后，才越來越濃越來越多。

周令飛在上海市魯迅中學。

其實我想把我的經歷寫出來，但我沒有時間。不像我父親70歲時，每天在做自己的回憶錄。但我不喜歡寫，靜不下來，每天工作量非常大，明天（9月13日）一大早我要到北京去，開三四天的會，然后到河南去談一個項目，一直要忙到年底。我現在是北京語言大學魯迅研究院的院長，三屆帶過30個動漫系的研究生，我跟他們做課題，把魯迅筆下的人物和場景元素變成動漫。我在做的工作，是想用新時代的語言，去做魯迅的普及工作，跟時代接軌。

我就像一臺機器，被無數人推著走，停不下來。我70歲了，身體又不是特別好，沒有醫保沒有退休金，有病了，自己搜索一下，藥房買點藥完事兒。本來應該退休了，但是沒人來接，誰能接得了？不只是說來領這份薪水，還要有情懷和責任心，能夠耐得住寂寞，有相關領域的知識，能夠不考慮薪水，不考慮代價。

這20年，我沒怎么回過臺灣，每年探親只回去兩個星期，我和太太長期分居。老太太腎功能不全，她要在臺灣治病。

所以20年來我就一個人，你說孤獨也孤獨，說不孤獨也不孤獨，我跟爺爺魯迅天天在一起?；仡^看看我堅持20年，覺得我真的很厲害。我所有的時間全部放在工作里，不能抽離出來，抽離出來以后我會很寂寞很孤獨，反而感覺無所適從。

我的人生實際上是一個奮斗史，外面人看不到。后面這十年，幾乎每天工作14小時，腦子一刻不停地在轉，365天沒有休息。我是不屈不撓的人，而且我這人當兵出身的，不怕苦不怕累，比一般人能夠忍受疼痛。我用責任和使命這句話撐著，我必須把工作當成我的生活，必須把它填滿。

但是我覺得我生活也挺多彩多姿，比如今年《吶喊》發表100周年，我們弄了一個10集的紀錄片叫《人間魯迅之吶喊》，每集5分鐘，我親自講一段話，當主持人一樣串場。

剛開始讓搞紀錄片的人寫腳本，我看了說你這是什么東西？你不懂魯迅，怎么寫？你沒有吃透他，寫不了的。

我看從新中國成立到現在，統計下來有26部描寫魯迅的紀錄片，我認為太意識形態化，太說教，所以這次的紀錄片我覺得應該更生活化。魯迅在什么樣的條件下寫作？他當時的生活是怎么樣的？他當時的衣食住行和寫作的環境是什么樣的？魯迅的作品我后來都有看，但我不是學者。魯迅的研究工作，還是留給專業的學者專家去做，術業有專攻，這是父親和我的約定。但我知道影視作品要從觀眾角度出發。我改了幾遍給了他們，后來拍攝采納我的建議。

最后說一件比較欣慰的事，經過我們20余年的努力，當然還有很多人的努力，魯迅逐漸走下神壇，而且煙火氣還挺濃，魯迅越來越像我們身邊的人。如果束之高閣他，繼續神化他，距離很遙遠，你就無法接近他、觸摸他。有人說魯迅非凡人，思想很偉大，不能將他世俗化。我說偉大的人也是立體的、多維度的，不能把他壓成紙片?，F在教科書里魯迅的作品有14篇，他跟孩子們貼得很近。但是如果在教課的過程中，把魯迅變成一個遙不可及的人，或者孩子們很排斥，不想讀他寫的東西，那就違背了國家把魯迅放進教科書本里的目的。

魯迅來自民間，應該走回民間，來自群眾，應該走回群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