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中央近日印發《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工作規劃 （2023—2027年）》，再次強調要“減少權力對微觀經濟活動的不當干預”。這一要求旨在從源頭著手減少腐敗機會，強化對政策制定、決策程序、審批監管、執法司法等關鍵權力的制約和監督，不斷鏟除滋生腐敗的土壤。

權力對微觀經濟活動的不當干預，既體現在個別地方或部門沒有完全領會黨中央在新時代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精神，所制定的政策沒有考慮經濟的實際需求，對經濟的發展“管得多、放得少”，直接抑制了經營主體的發展空間；也體現在個別地方或部門對經營主體的執法不規范、不嚴格、不透明、不文明，運動式、“一刀切”執法問題時有發生，極大增加了經營主體的不確定性，讓經營主體因為各種顧慮而只能“想得多、干得少”；還體現在個別腐敗官員憑借手中權力，通過在各種生產經營環節人為設置障礙進行“吃拿卡要”的權力尋租，讓經營主體“送得多、賺得少”。這些權力的異化顯著增加了經營主體的經營負擔和經營風險。

遏制權力對微觀經濟活動的不當干預，始終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任務。從黨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七大提出“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到黨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水平不斷提高，權力對微觀經濟活動的不當干預現象不斷減少。尤其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修改為“決定性作用”，標志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在2014年到2019年的5年間，我國市場主體數量就由6932.22萬戶突破到1.2億戶，增幅超過70%，年均凈增市場主體數量超過1250萬戶，充分表明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對經濟活動的強大支撐力和吸引力。然而，近幾年，受疫情沖擊、全球貿易格局轉變、國內發展階段演變等多重因素的疊加影響，我國經濟增速下滑壓力持續增大，地方財政收支失衡程度加劇，這也使得很多地方為了“增收”而加大了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力度，最終擾亂了經營秩序、損害了營商環境、影響了經營信心。

有效激發經濟發展活力，必須堅定不移地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減少權力對微觀經濟活動的不當干預，從制度層面引導權力運行、規范權力運行、約束權力運行。聚焦不當干預的源頭，加快梳理各類與經營主體密切相關的文件、政策和收費，對過時落伍的文件、不恰當的政策舉措、不合理的收費類型，及時修改、完善和淘汰，盡可能減少不當干預的不當依據。針對不當干預的客體，加快建立健全經營主體針對不當干預的投訴渠道，明確相關部門對經營主體投訴的反饋時間和處理要求，對于被多次投訴的典型問題和主體，應建立強有力的上級部門介入和懲罰機制，大幅增加不當干預的干預成本。針對不當干預的主體，運用“全周期管理”方式，抓住政策制定、決策程序、審批監管、執法司法等關鍵權力，在加強政治學習和警示教育的同時，加快健全監督制度體系，強調深化標本兼治、系統治理，最大可能降低不當干預的發生概率。

減少權力對微觀經濟活動的不當干預，就是減少權力對市場經濟規律的干擾，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充分發揮決定性作用，讓千千萬萬個經營主體按照市場經濟規律自由競爭、公平競爭、充分競爭，有效激發經濟增長活力潛力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