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身份政治與性別研究在20世紀以來的西方思想史領域長盛不衰，美國知識界研究女性與政治的學者讓 · 愛爾斯坦，曾獲“古根海姆學者”、美國政治學會的“古德諾獎”等榮譽。她在其成名作《公共的男人，私人的女人》一書中立足于西方思想史視野，以公私領域的劃分為基本點，疏理了西方自古典時代至20世紀以來的“女性觀”，并評述誕生在20世紀的、以傳統西方思想為基礎的激進主義、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和精神分析等西方女性主義流派。愛爾斯坦表達了其相對溫和的立場，她認為，女性解放的實質不應該在于從私人向公共領域的絕對轉換，而是要讓女性在這兩個領域都具有反思能力和能動性。本文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3年10月版《公共的男人，私人的女人》（修訂本）的“新版譯后記”，也是一篇書評。有刪節，經作者修訂。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公共的男人，私人的女人》

《公共的男人，私人的女人》是愛爾斯坦的成名作，初版于1981年，于1993年再版，盡管在此之后愛爾斯坦還寫過不少西方女性主義相關的著作，但是這本書一直被視為她的代表作而受到廣泛關注和引用。這本書從西方思想的流變中審視女性的處境、反思當代西方女性主義思想的發展，來自思想史研究的視角奠定了它在西方女性主義研究領域的獨特地位。

公共與私人

男人屬于公共的世界，女人屬于私人的世界，這在西方思想史中有著漫長的變遷和深刻的背景。《公共的男人，私人的女人》分成兩個部分來處理這個問題。第一部分圍繞女性為何被排除到公共領域之外的問題，梳理了從柏拉圖到馬克思一系列重要思想家是怎樣在公私之間界定女性身份的。第二部分則審視當代西方女性主義的各路思想，探討西方思想遺產對女性主義的影響，并通過對當代西方女性主義思想的反思和批判提出重新構建公共和私人世界的問題。

在西方思想的開端處，公共與私人的區分就被視為一般社會的根本秩序原則。古希臘把公共與私人的世界分別對應于自由的與必然的領域，私人世界圍繞著人們基本的需要展開，與肉體的吃喝拉撒、性欲繁殖聯系在一起；公共世界指向的是超脫了這些必然需要的話語和行動的領域，事關人之為人的理性、尊嚴和道德目標。這樣的劃分一舉奠定了公共世界與私人世界的主次位置。亞里士多德的目的論假設為女人匹配了從屬的地位，因為女人“不完善的理性”和“有限的善”與處于私人領域的家庭是契合的，關于女人天然的從屬地位甚至不需要像對待奴隸制那樣去費勁地加以證明。

愛爾斯坦認為是基督教革命為男女地位、公私界定帶來了實質的轉機。這是通過顛覆公共世界與私人世界的重要性排序實現的。基督教思想肯定了先前所說的必然的領域，于是，在政治世界之外的、曾經受到蔑視的空間以及其中的個人和家庭獲得了尊嚴。私人世界不再僅僅作為供給公共世界的必要條件，而是和善的秩序相關，換言之，與靈魂的不朽建立了聯系。與此同時，政治的世界變成了強制的、不自由的領域，真正應該關注的是基督徒的內心生活。基督教顛倒了公共世界和私人世界的次序，而在某種意義上為改變女人的處境提供了可能性。

針對基督教革命向公共領域至上地位發出的挑戰，有來自不同方向上的回應。馬基雅維利重塑了德性的概念，徹底把私人道德踢出公共領域，女人由此再次被限制在私人領域。以菲爾默為代表的父權制理論則用家庭中的支配關系來解釋政治權力關系，結果是不再有純粹的公共領域，也不再有純粹的私人領域，二者事實上融為一體。盡管表面上，霍布斯與菲爾默都是絕對主義統治的支持者，但是，霍布斯無論在認識論上還是本體論上，都是個人主義的。對霍布斯而言，最重要的是建立秩序，秩序的建立不是基于人有與生俱來的社會性，而是要通過契約，通過人為的方式。家庭被置于前政治的狀態中，家庭并不足以為公共領域提供秩序，相反，還要防范代表私人道德和情感的語言的影響，這實際上在公共與私人之間構筑了無形的屏障，而男人和女人一道，都處于“失語和受制于人的可怕平等”中。隨后，愛爾斯坦進一步在自由主義重建公共私人邊界的努力中尋找有關女性的思想。她認為洛克贊賞從身份到契約的理性化生活，但卻從認識論上給予了女人接受教育、進而過以理性為基礎的公共生活的可能。邊沁和密爾的工作都是在洛克經驗主義的基礎上進行的，其中邊沁的功利主義“把工具理性的規則帶向了它的最高峰”，然而，功利主義在義務問題上卻是無力的，因而也不可能在公共與私人關系上給出清晰的邊界。密爾認為讓女人進入公共世界并獲得平等權利是人類理性化發展的必然結果，但這種授權又是不徹底的，一旦遇到經濟問題，一旦要去維護家庭這個避風港，女人又會被退回到傳統的私人世界中。

接下來，盧梭、黑格爾和馬克思被愛爾斯坦放在一起敘述，或許并不單單因為他們都傾向于從整體的視角去看待人，而是因為他們都試圖在自由主義抽象個人的假說之外提供更加復雜的思考路徑。盧梭的公民不是精于計算的理性個體，而是情感豐沛的鮮活存在，一個合格的公民需要在能夠培養德性的家庭中成長起來，而男女的分工是保存公共和私人領域的必要條件，在盧梭看來，如果沒有女性守護好家庭，公共領域就難以存在。隨后，愛爾斯坦從黑格爾的概念范疇和方法入手，揭示出他是如何把人類意識與主體的歷史處境聯系起來的，進而將人類真正的自由根植在歷史之中，而非個人主義之上。黑格爾關于公共與私人的辯證法揭示出了由家庭、市民社會到國家、從特殊到普遍的由低到高的發展過程，公共與私人這兩個世界并不是分裂的，而是互相成就又有高低秩序。私人的世界完全由公共的世界決定。不過，落實到兩性的身份上，黑格爾又回到了男女天性的目的論上，女人要接近更高的普遍性，必須通過與一般意義上的丈夫和一般意義上的孩子之間的關系來實現其倫理意義。早期的馬克思和黑格爾一樣盛贊作為倫理共同體的國家，但后期的馬克思傾向于認為，將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分離開來的做法不過是讓國家成為服務于有錢有權勢者的工具而已，同時也并不存在獨立于公共領域的世外桃源。那么，女人要掙脫私人領域而到政治世界中爭取權力的活動也不過是徒勞。馬克思追求的人類解放，實際上是要通過消除一切區別，當然這也包括公共世界與私人世界的差別，而達到個體的人與一般意義上的人類的同一。不過，愛爾斯坦對馬克思的批判可能忽略了一個問題，馬克思批判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恰恰是希望塑造出充分的個性和真正自由的人，為個人自由的發展開創社會條件。

話語的暗線

在愛爾斯坦敘述思想史發展的部分，如果說公共與私人的二分是一條明線，那么至始至終還貫穿著一條暗線，即話語或者言說的問題。有效的言說是公共行動的組成部分，被驅逐出公共領域意味著陷于沉默，在傳統的公私二分中，女人是被噤聲的。在柏拉圖的哲學中，言說的能力是人通向理念世界的橋梁。但并非所有人講出的話都能成為公共的言說。事實是古希臘的男人壟斷著公共言說，只不過柏拉圖為了解決“公”與“私”、“一”與“多”的矛盾，“在話語中超越了他的時代”。愛爾斯坦提醒讀者的是，允許女性進入護衛者階層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城邦再生產的需要，并且以完全去私人化為前提的，公共的聲音只有一種，這也滲透到所有的教育當中。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完全的去私人化代價過大了，為了構建某種秩序，可以讓一些人說話讓另一些人沉默，“男人才是講話的動物”，女人雖然能講話，但從天性上不具備講出理性話語的能力，于是被歸到“次要的”領域。

基督教開始用簡單而直接的日常語言塑造信仰，奧古斯丁極大地拓展了對“人”這個范疇的定義，但是阿奎那在運用亞里士多德的目的論構建秩序時，還是將言說的權力僅僅交給了男人。基督教對女性權利最大的推動在于允許作為壓迫者的女人發聲，特別是路德，他鼓勵運用地方化的日常語言探討重大問題，幫助女人跨越過去由于被禁錮在私人領域而造成的語言和學識上的障礙。路德是“人類話語的解放者”，說話者沒有禁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更不會依據性別來區分公共的還是私人的對話，于是，女性有了走出沉默的可能。

愛爾斯坦將父權制與自由主義傳統放入同一章來論述，使二者形成了有意思的“對話”。菲爾默把家庭與政治合二為一，于是人們只能聽到父親雷霆萬鈞的命令，無論是在家庭里還是在國家中，其他人都只是報之以默默地服從。而話語在霍布斯的政治哲學中是危險的，因為煽動性的語言會成為暴亂的誘因。他之所以強調簡化的、科學化的語言，也是為了盡量避免爭論和混亂出現，愛爾斯坦認為這意味著霍布斯同時在公共與私人領域剔除了道德詞匯。在沉默之中的不只是女人，男人也如此。洛克區分了激情和理性，同時也嚴格區分了公共和私人的兩個世界。洛克這一明晰的區分強有力地替代了父權制的思想，然而，契約式的公共語言對私人社會關系的侵蝕也已經啟程，并“在我們的時代達到頂峰”。愛爾斯坦非常敏銳地意識到，自由主義對父權制的勝利并沒有像思想史通常描述的那樣徹底，而這一勝利很可能僅僅是局部的和暫時的。語言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肌理，區分公共與私人，并不能阻隔語言在二者之間互相滲透，如托克維爾在美國觀察到的家庭制度與政治制度的緊密結合，也說明了這一點。

就公私語言的相互滲透來說，黑格爾有更強的表述。盡管黑格爾信奉男人是公共的存在，女人是私人的存在，但是，語言對于共同的生活方式以及公共和私人的經驗而言是本質性的，女人作為語言的使用者，也因此參與到了公共生活之中，分有了普遍性。愛爾斯坦發現，雖然在黑格爾看來公共世界決定著私人世界，但事實上，女人并沒有絕對地被隔絕在普遍性之外。

反思西方女性主義思想

愛爾斯坦把非常長的篇幅給了第一部分，她顯然認為當代西方女性主義的話語體系需要到西方政治和社會思想的傳統中理解，這一思想傳統不僅孕育了有效限制和壓制女性的理論框架，而且也構成了當代西方女性主義理論武器的來源。愛爾斯坦在書的下半部分聚焦激進的、自由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以及精神分析的女性主義，分析它們的思想脈絡和存在的問題。盡管并不是每一種女性主義思想都有明確的政治思想形式，但她認為公私問題是所有女性主義思想在構建女性身份時繞不開的主題。

首先，愛爾斯坦指出激進的女性主義重新回到本體論之爭，肯定“男女生而不同”這種對“所有男人”和“所有女人”的本質描述，由此輕而易舉地將厭女癥翻轉成厭男癥。她認為以歷史生活方式存在的父權制雖然已經結束，但其影響揮之不去，不單是作為某種意識形態而繼續發生作用，還由于父權制的邏輯方便好用，女性主義使用起來也十分趁手，只要用“母權”置換“父權”、用“女性至上”取代“男性至上”即可。當然，這同時意味著取消了公共的和私人的、政治的和個人的區分，用身份政治最具煽動性的口號來概括，就是“個人的即政治的”。值得警惕的是，這樣很可能帶來極權主義式的解決方案，在這個前提下，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都可以放入性別戰爭的框架來解釋。事實上，在當下，我們已經可以看到這對女性主義本身構成的傷害。一方面，既然身份具有決定性的政治意涵，那么女性身份是不是可以繼續細分？比如異性戀的女性和非異性戀的女性，結婚的女性和不結婚的女性，生育的女性和不生育的女性，等等，如此細分下去，還能否在女性內部形成大致能夠獲得共識的目標？另一方面，女性主義很容易被簡化為憑借某些生物學證據在性別間掀起的非此即彼的斗爭，今天我們經常看到一種現象是：女性主義者的訴求常常在一開口時就被貼上了“女拳”的標簽，女性爭取正當權利的聲音也可能因此無法獲得傾聽和尊重。進一步講，身份政治訴求的解決之道恰恰是“非政治的”，它簡單而粗暴的邏輯，潛藏著極高的被反噬的風險。

自由主義的女性主義既繼承了西方自由主義的批判力量，同時也繼承了自由主義思想的弱點。早期的自由主義女性主義主要是要在現有的制度框架下追求權力，比如爭取平等的選舉權、獲得參政機會，從而凈化一直由男人主導的“骯臟”的政治領域。自由主義的女性主義堅持女人要參與到公共領域中去，同時也不放棄私人領域的角色。然而，這其中至少存在以下幾個問題。首先，如何能平等地參與到這兩個領域中，也許只有少數女性能夠真正實現雙重角色的自如轉換。其次，也是隨之而來的問題，如果解決方案的重點在于形成明確的利益集團的話，這樣的女性主義能服務于所有種族、階級的女性嗎？于是種族和階級的分歧隨后就會浮現出來。事實上，今天我們越來越多地看到不同階層的女性在爭取權利時的巨大差異，而所謂女權往往是由受過良好教育的上層和中產女性來定義的，下層的女性仍然是沉默的、無力的群體。此外，愛爾斯坦還揭示出了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一個矛盾的愿景，一方面將女人的次等地位歸因于被圈定在私人領域中，另一方面又不停地贊美并希望保留女人與私人領域相關的獨特品質，比如賢惠、自我犧牲等。相應地，女人往往被刻畫成清白無辜的被犧牲者，女人的悲慘處境反而成了她道德形象的塑造者，這種受害者心態無疑會造成女人在自我理解上的扭曲，使她更加難以走出這種困境。

讓·愛爾斯坦

馬克思主義的女性主義這部分，愛爾斯坦從《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出發。在恩格斯對歷史的敘述中，公共和私人領域被類比于生產和再生產領域，但這種相似性并不是由家庭推向國家的，而是相反，是由生產領域推向再生產領域的，其中，“政治制度就像不能獨立生存的寄生蟲那樣附著在生產領域上”。在馬克思主義的視角下，經濟維度的重要性遠遠大于政治維度，女人受到的壓迫源于無法進入生產領域，因此解放的關鍵在于女人要跳脫出再生產領域而進入生產領域。這個邏輯的最大問題在于忽視了人作為自我反思主體的復雜性。愛爾斯坦接下去分析的女性主義中細分出的正統馬克思主義、人文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以及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都有著相似的傾向。“針對當前社會疾病開出藥方，但同時又不得不預言人類將越來越不可能在私人或公共世界中擁有豐富和持續的社會關系”，因為在這些藥方中，個人是缺席的，政治也是不可靠的。不過，顯然愛爾斯坦執著于批判馬克思主義對個人與政治問題的輕視，但她也沒有重視馬克思主義的女性主義在挑戰女性壓迫源于資本與父權制等傳統力量合謀方面的進展。

精神分析的女性主義是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逐漸為人們所認識，也是愛爾斯坦在書中明確表示自己認同的立場。愛爾斯坦肯定了多蘿西 · 丁內斯坦的觀點：公共與私人兩個維度不可分離，且沒有主次之分，“如果不馬上有所行動，迅速‘打破女性在兒童早期獨自承擔撫養責任的狀態’，文明本身就真的會終結”。母職（特別是撫育嬰兒的職責）單獨由女人承擔，這塑造了女人在公私領域中的處境。這種觀點背后的邏輯是：要去理解男人之所以控制女人，就要去回溯女人育兒過程中擁有的強大權力，男人懼怕女人，因為女人由于育兒而參與了創造歷史。然而，愛爾斯坦認為丁內斯坦把改變育兒方式的問題僅僅視作技術條件，而忽視了這本身是一個政治問題，因此給出的方案就過于樂觀了。喬多羅的方案是用社會化的養育來減輕母職的壓力，對此，愛爾斯坦擔憂的是，這種養育方式無法顧及個體化差異而會影響孩子未來的發展。無論如何，相較于前三種女性主義，愛爾斯坦認為精神分析的女性主義仍不失為最有前途的一個發展的方向。

溫和的方案：問題的解決之道不是簡化，而是要豐富

經過了西方思想史和女性主義思想的梳理和批判之后，讀者或許很期待愛爾斯坦能在最后一章提供明確的解決方案。然而，她明顯不愿意給出某種整體性的方案，因為她認為生活的豐富性和社會角色的多樣性彌足珍貴，所以也并不希望用哪個整齊劃一的方案終結已有的多樣性。另一方面，她之所以把重建公共和私人領域的范圍限定在理論框架中和有限的政治范圍里，是她非常清楚政治太容易成為無限破壞力的發動機，因此必須要節制和審慎。她非常小心地指出，理論上的工作要在自我理解中融入女性主體的女性解放敘事。愛爾斯坦也是以“女性主體的自我理解”為標尺，去評價幾位做出相應努力的思想家。

以多蘿西 · 史密斯為代表的探究性模式認為不能一味地把女性作為觀察的對象，而是讓女性成為觀察的主體。愛爾斯坦用相當隱晦的方式，暗示了這種探究模式更加看重普遍的、抽象的方式，從而貶抑了匯集各種特殊和具體的私人領域。第二種是西蒙娜 · 波伏娃開創的啟發性模式，這種模式致力于推動女人在積極參與中獲得自我理解。但是，在《第二性》所展開的復雜歷史和思想闡釋中，男人身處的“超越性”領域才是女人要追求的目標之地，第一性才是“超越性”的真正模板，因此，要擺脫第二性的地位就需要通過自我否定的方式來實現，這是讓愛爾斯坦無法接受的。

究竟什么才算用政治話語去構建女性作為主體的自我理解呢？愛爾斯坦提到了一個例子，即關于美國反墮胎生命權運動的探討，“同情地看待和聆聽主張生命權的女性，并把她本人的認知作為批判性探究的起點而非終點來理解她的立場”。換言之，不論一個事件、運動引發了多大的爭議或者有多么激烈的反對聲音，同情式的觀察和理解都是愛爾斯坦支持的理論方法。她隨后舉例的“完整女人氣質”運動，顯然也遭到了西方女性主義者的廣泛譴責，然而，她提醒讀者：需要思考的是為什么那么多的女人愿意報名參與這個運動，這個運動為女人提供了何種意義以及哪方面的認同？如果僅僅把“完整女人氣質”當成一種意識形態而唾棄，實際上會錯過了同情式聆聽的機會，也錯過了深入到部分女性自我理解和需要之中的機會。

當然，愛爾斯坦并沒有直截了當地給出重建公共和私人領域的具體做法，但是她強調在這個重建的過程中，必須避免專橫和抽象的思考方式。她對西方社會和政治思想資源的探索表明了她對歷史維度的強調，女性主義要完成公共和私人領域的重建，不可能在排除已有的生活方式、道德觀念的前提下完成，更不可能靠訴諸那些普遍和抽象的概念而成功。愛爾斯坦在討論重建私人領域時主要針對的是家庭生活的貶值和衰敗，這也正是她當時寫作的背景：20世紀70年代反文化運動過后，各種各樣的非傳統家庭形式，以及反對家庭的潮流異常活躍。愛爾斯坦指出亞里士多德以降的西方思想傳統是這種貶抑家庭潮流的理論來源，家庭長期被放在次于政治的位置上，與此相反，她認為是家庭真正建構出了共同人性的基礎，家庭是創造意義的場所，是文明存在的必要條件，也是抵御政治世界侵犯的堡壘。捍衛家庭，無疑是愛爾斯坦重建方案中最為明確的立場和出發點。

西方思想傳統對公私界限的嚴防死守，特別是古典時代對公共領域的推崇和對私人領域的貶抑，實際上解釋了女性主義要沖破公私界限、去奪取公共領域“高地”的沖動，同時，愛爾斯坦也揭示出了另一個重要的問題：男女社會性別的分工并不簡單地指向某種高低秩序，這種分工的嚴格限制背后掩蓋著一種恐懼，它表現為厭女癥、對母親權力的恐懼，恰恰又折射出了對私人世界致命吸引力的擔憂和防范。在考慮重建私人世界的問題時，愛爾斯坦把孩子的撫養和教育納入到思考的中心。一些把反對家庭視為反抗男權的女性主義者，往往以解放的名義貶低母職。與此相反，愛爾斯坦肯定女人是家庭和人類生活的保護者，從母職中衍生出的道德語言指向的是責任感和對他人的關心，那么，為什么不能把這些法則拓展到男性的世界呢？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家庭不僅是重建私人領域的核心，而且也是連接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的樞紐。

關于重建公共領域的問題，愛爾斯坦認為，由古希臘流傳至今的對“公共空間”的懷舊式探尋，事實上是對已運行中的公共行動和公民身份的熟視無睹。在她看來，公共領域的重建絕對不是推倒重來，也不是去構建一個與現實背道而馳的政治世界。她用殘疾人要求進入公共建筑物的集會進行類比，其實這既是一個示例，也是一個隱喻，女性要進入公共空間，不應該用推倒公共空間的方式。雖然殘疾人集會這個行動是由“利己的”目的而起，但是這一行動本身構成了一種民主實踐，行動最終的結果指向的是公共的擔當和責任。更加直白的意思或許是：女性主義對公共世界的重建，從起點上可能是利己的，而有效的政治行動絕不可能僅僅是自私的。

縱觀全書，愛爾斯坦由西方社會政治思想傳統中的公私二分問題切入，最后又以對這一思想傳統的反思結束。盡管西方女性主義不可避免地要去批判這一思想傳統孕育了性別不平等，但它同時也是當代西方女性主義思想的搖籃。愛爾斯坦對經典文本的研究，讓她更加審慎地去對待這份遺產。她認為公共和私人是共生的，不能消除一方而保留另一方，更不能擦掉二者的界限。問題的解決之道不是簡化，而是要豐富。既不指望可以通過占領公共領域或者僅僅通過國家一勞永逸地讓美好藍圖變為現實，也不是要用一個普遍的、完全一致的方案來整合女性主義，而是在多樣性和沖突之中保留活力，這正是民主政治的應有之義。在某種意義上，這本書極大地拓展了我們對公共和私人兩個領域復雜性和豐富性的理解，而她后來在《女人和戰爭》《簡 · 亞當斯和美國的民主夢》等作品中又進一步嘗試了這樣的探索。

愛爾斯坦認為需要直面充滿各種沖突的社會，允許不同群體的訴求共存，從而構建一種參與式的共同體。女性是否追求一種普遍的權利，這并非不證自明的，比如在一個社會內部，單身女性的身份認同與母職認同之間往往存在分歧，此外，不同文化下的女性主義訴求也會有巨大的差距。在愛爾斯坦后來的研究中，尤其是對中東歐的關注，她描繪了女性主義在其他文化中呈現出的不同面相，特別是西方女性主義的強勢輸出在一些國家和地區被視為新殖民主義或者西方文化霸權的代名詞。退一步講，即使在西方內部，北美版的女性主義也是充滿爭議的。愛爾斯坦認為女性主義者在進入不同文化母體之中時，應該學會用他人的眼睛看世界，并且尊重特定的文化需要和不同的迫切需求。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無論從女性主義分析的進路上看，還是在女性主義問題上的立場，都可以說愛爾斯坦是美國女性主義圈子中的異類。她是一個典型的保守派知識分子，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在她后來的學術發展中，又進一步顯現出了她的保守主義傾向。特別是 2003年出版的《對恐怖主義的正義之戰》，很大程度上表明了她對 9·11 后小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支持，此后她也因此備受批評甚至是攻擊，這部作品經常被解讀成她為美國對所謂“恐怖分子”實施酷刑所做的辯解。不過，無論是對自己的女性主義觀點，還是在政治外交上的保守派立場，她都從不畏懼逆勢而行，不畏懼外界的質疑和挑戰。至于這種十分堅韌的作風，或許我們可以從愛爾斯坦的經歷中窺知一二。

她既是一位思想的貢獻者，也是其思想的踐行者。她同時受聘于芝加哥大學的政治學系和神學院，2013年逝世之前發表了600多篇文章，22本專著與合著，曾擔任美國學術與科學學院院士和公民社會委員會主席，2002 年獲得美國政治科學學會的最高獎——古德諾獎。在政治上，她曾是美國總統小布什和羅馬教皇保羅二世的顧問，并一直積極地在公共媒體上發聲。然而，這些成就的獲得并不容易，甚至可以說極其困難。她有著非常不好的人生開局，她10歲患上小兒麻痹癥，醫生斷定她這輩子從此不能行走；她18歲結婚，19歲生下第一個孩子，23歲離婚，成了三個孩子的單身媽媽，和第二任丈夫再婚后又生了第四個孩子，此后始終在一個大家庭和繁忙的學術工作、社會工作之間奔波，她的人生就是她女性主義思想的寫照，她始終不斷努力在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里成為活躍的反思者和參與者。

盡管距這本書的初版已經過去了四十多年，書中所揭示的很多問題在今天依然困擾著我們，比如女性主義內部的分裂，單身女性與婚育女性、高知女性與受教育較少的女性之間利益訴求的分歧；比如替代政治的問題，社會被一些議題深深地分割開來，標簽化的解決方式使人們陷入無休止的爭吵。比如由此出現的泛性別戰爭和女性主義的污名化，使很多迫切需要解決的社會不公直接在一片嘈雜聲中被忽視掉。愛爾斯坦寫作這本書的時候，美國社會也開始面臨諸多上述問題，她在理論上所做的深入批判與反思，無疑也為我們思考當下中國社會的相似問題提供了思想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