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口報》理論版10月16日刊發的一篇文章呼吁，兒童津貼政策應當秉持公平性與普惠性原則，全國范圍內的兒童津貼標準應統一，也應面向所有兒童發放兒童津貼，而不是只提供給二孩、三孩甚至僅提供給三孩。

來自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保障研究中心的尹吉東梳理，從目前各地已出臺的兒童津貼政策看，包括育兒補貼、生育補貼等多種形式，總的來說有以下特點：

其一，津貼待遇覆蓋范圍有限。大多數地區兒童津貼政策僅覆蓋二孩、三孩，沒有將一孩納入津貼政策范圍，只有少數經濟發達的地區為一孩發放津貼，如深圳；還有少數地區僅覆蓋三孩，如沈陽。

其二，不同地區對不同孩次的津貼標準也不相同。有的地區對二孩、三孩采取相同的津貼標準，如濟南；還有的地區不同孩次的津貼標準并不一致，一般是三孩的津貼標準高于二孩，如黃岡。

其三，兒童津貼政策散見于“方案”“意見”“辦法”等，層級較低，目前尚缺乏法律層面的規定，因而政策不確定性較大，難以穩定育齡人群預期。

其四，一些地區的兒童津貼政策僅限于本地戶籍兒童或者出生后落戶于本地的兒童，非本地戶籍的常住人口無法享受兒童津貼政策。

其五，發放方式較為靈活。有的地區以一次性生育補助的形式發放，有的地區采取按月或按年發放育兒補助的形式發放，還有的地區既發放一次性生育補助，也提供按月或按年發放的育兒補助。

其六，地方差異性較大。例如，麗水為三孩每月發放500元津貼，哈爾濱則為三孩每月發放1000元津貼。

尹吉東表示，從已有政策實踐的效果看，兒童津貼政策對于提振生育水平具有一定積極作用。

例如，攀枝花在實施兒童津貼政策一年后，全市出生人口數量較政策實施前一年增長了1.62%，其中，二孩出生增長了5.58%，三孩出生增長了168.4%。但也要看到，各地各自出臺兒童津貼政策的做法也容易使得這一政策構想陷入混亂，由此產生一些弊端。其一，各地各自出臺存在差異的兒童津貼政策，會對出臺全國統一的兒童津貼政策造成障礙。其二，由于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導致各地的兒童津貼政策待遇存在差距，這種情況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待遇公平性，從待遇差異中產生的相對剝奪感可能會對年輕人生育意愿產生不良影響。其三，絕大部分地區的兒童津貼政策僅覆蓋二孩、三孩，無助于提高一孩生育率。由于一孩生育是二孩生育、三孩生育的前提，僅僅面向二孩或三孩而不對一孩發放兒童津貼的做法顯然會限制年輕人生育意愿向生育行為的轉變。

“各地探索兒童津貼政策中表現出的這些問題，可能導致兒童津貼政策的實施效果大打折扣。”為此，該文呼吁：

國家層面應盡快研究全國性的兒童津貼政策，強化政策的統一性，明確兒童津貼政策的目標、內容、待遇標準以及責任主體等。在此過程中，應注重化解地方政策過度“零散”所產生的不良效應；

應當在全國范圍內制定統一的兒童津貼標準，同時還應建立兒童津貼待遇標準的正常增長機制；

應面向所有兒童發放兒童津貼，而不是只提供給二孩、三孩甚至僅提供給三孩。當然，二孩、三孩的津貼待遇標準可以高于一孩，但同一孩次的所有兒童的津貼待遇標準不應有差距；

明確兒童津貼制度的管理主體。一方面，鑒于民政部是兒童福利的主管部門，因而不妨由民政部主導兒童津貼的管理與發放工作。另一方面，主管部門應該簡化兒童津貼的領取流程，方便領取；

通過制定出臺相關法律法規，增強兒童津貼政策的確定性與權威性，為適齡人群生育提供清晰穩定的預期，讓適齡人群“想生”“敢生”。

近日公布的《2022年我國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22年出生人口956萬人，二孩占比為38.9%，三孩及以上占比為 15.0%。從占比情況來看，2020年到2022年，我國每年出生人口中一孩占比分別為42.9%、44.1%和46.1%，逐年增加。

另一方面，2022年一孩出生人數為440.7萬人，較上一年減少了約27.6萬人，2022年二孩出生人數為371.9萬，較上一年減少了約67.8萬人。同處下滑通道上，二孩出生數量的收窄速度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