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資產在表內表達將為國家新增萬億級的資產規模。如果在宏觀層面上達到萬億級，那微觀上對企業而言，國有企業、上市企業、中小企業怎么進行統計核算，其中的想象空間是很大的。”

·“在數據資產入表后，數據資源屬于哪種資產類型，若納入無形資產該如何進行壽命估值，以及怎樣對數據資源進行精細化管理等，是橫亙在實際業務中的難題。”

《企業數據資源相關會計處理暫行規定》（以下簡稱《暫行規定》）已于近期轉為正式稿，其明確了數據資源的確認范圍和會計處理適用準則等，這即是廣被討論的“數據資產入表”，《暫行規定》將于2024年1月1日起施行。

“2022年我國GDP突破120萬億元，社會面固定資產規模約為1500萬億，由此大膽匡算了一下，數據資產在表內表達將為國家新增萬億級的資產規模。如果在宏觀層面上達到萬億級，那微觀上對企業而言，國有企業、上市企業、中小企業怎么進行統計核算，其中的想象空間是很大的。”10月14日，數據資產管理論壇（2023）舉辦期間，上海數據交易所總經理助理劉小鈺在接受澎湃科技（www.kxwhcb.com）采訪時表示。

上海社會科學院網絡空間國際治理研究基地秘書長唐巧盈對澎湃科技表示，在數據資產入表前，數據的確權和定價難題亟待破解。賽博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李寧則認為，安全和合規風險方面的顧慮是阻礙當前數據要素高效流通的關鍵因素。

安恒信息副總裁周亞超則在接受澎湃科技的專訪中表示，其更加關注《暫行規定》之后，未來基于數據估值、資產增信、質押融資等一系列評估方式，具體會如何落地以及出現怎樣的案例或應用。

數據資產價值釋放還處在初步階段

“數據有三層價值：一個是數據本身的使用價值，一個是基于市場流通的數據交易價值，最后一個是數據實現資產化路徑后的資產價值。”劉小鈺說，“目前我國已具備一定基礎條件去釋放數據的使用價值和交易價值，從基礎制度建設到國家組織層面的組建，再到全國各地數據交易所的蓬勃發展，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能夠高效銜接，逐步優化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但是第三層價值——數據資產價值的釋放，還處在一個很初步的階段，從宏觀統計和國民經濟核算視角看，尚未探索出一種方法準確評價數據資產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的價值作用。”

2020年1月，在全國統計工作會議上，時任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部署重點任務時要求“認真開展數據生產要素統計和核算研究”。2020年3月，聯合國統計委員會第51次會議將“數據如何納入國民賬戶體系”明確列入《國民賬戶體系》（SNA）研究議程。2020年10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文授權深圳開展數據生產要素統計核算試點。

“從這一系列動作可以看出，國家的步伐是很快的。”在劉小鈺看來，國家對數據要素的一系列安排有一條主線，“數據二十條”（《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對數據產權做了結構性分置，對收益分配、合規流通等做了制度性安排；緊接著部署成立國家數據局，意味著管理模式、產業落地、能力體現、基礎設施建設都將迎來新的突破。

更具體而言，數據相關的成本與收益如何計量？

唐巧盈認為，對數據資源的成本與收益計量需要遵循《企業會計準則——基本準則》所示例的會計計量方法，即歷史成本法、重置成本法、可變現凈值法、公允價值法、現金流量折現法。

唐巧盈說：“《暫行規定》在充分論證的基礎上，明確企業數據資源充分適用于現行企業會計規則，但不改變現行總則的會計確認計量要求。同時，《暫行規定》呼應了‘數據二十條’的相關要求，有利于反映企業的數據資源投入成本，更好評估數據密集型企業的資產價值，促進企業數據資產交易，推動數據要素市場建設。”

“數據要素從會計報表上開始顯性化，是探索數據要素價值釋放的從0到1的關鍵一步。但是我們認為，數據資產化的進程在入表的基礎上一定會取得更大的突破和創新。”劉小鈺說。

開展行業試點與企業實踐是當前重點

劉小鈺分析，《暫行規定》明確了數據資產入表路徑和評估方法：不涵蓋企業歷史發生過的經營活動、采用成本法、滿足條件的可在無形資產或存貨的二級科目下表達。這意味著企業需要在資產負債表上做出相應調整。

“一旦數據資產入表和實現有效評估，就意味著企業在會計報表上有了表達，就有了實體經濟活動的支撐。”劉小鈺對數據資產價值釋放持積極態度，她認為，如果數據要素與傳統的資本要素相疊加，也就是當企業將優質的數據資產盤活，使得數據資產可以像傳統的股票、債券等一樣，可以在市場上進行流通交易的時候，其經濟價值才能得以真正釋放。

目前國內部分地區已在數據資產增信、質押融資、作價入股等領域做了初步探索，為促進數據資產創新應用積累了一定的經驗。

不過，在數據資產入表前，數據的確權和定價難題亟待破解。唐巧盈解釋道，一方面，數據資源的類型可能包括企業數據、個人數據、公共數據，從數據資源變為數據資產，要明確數據確權的問題。在“數據二十條”下，數據持有者或處理者擁有對依法依規持有的數據進行自主管控的權益，但在實際數據流通過程中仍需要進一步明確各方的“權-責-利”分配機制。

另一方面，唐巧盈解釋，由于數據要素的特殊性，不同行業、不同企業以及不同業務場景下，同樣的數據資源所體現的數據價值不同，對數據資產的定價評估也存在爭議。在數據資產入表后，數據資源屬于哪種資產類型，若納入無形資產該如何進行壽命估值，以及怎樣對數據資源進行精細化管理等，是橫亙在實際業務中的難題。

“因此，在國家總體政策方針指導下，結合理論研究，開展行業試點與企業實踐，并總結經驗，是當前階段的重中之重。”唐巧盈說。

上海數據交易所目前正在探索數據資產入表的可行性路徑，培育一批數據資產入表試點企業。劉小鈺表示：“我們擁有保障數據合規高效流通的制度體系和基礎設施，能為促進數據資產創新應用提供基礎支撐；通過探索數據資產創新路徑，為未來相關制度、規范、標準、監管、服務的創新與建立形成實踐參考。”

劉小鈺認為，若從資本要素的視角觀察數據要素，它能夠反過來推動企業對數據資源的開發利用，促進更多企業入場進行合規流通交易；也能更好地促進對數據產權的界定，創新數據要素各參與方收益分配路徑，推動產業高質量發展，這就是乘數效應的最高階形態。

安全和合規風險顧慮重重

“未來當企業數據成為資產，數據的流通一定會大大增加，因為只有流動起來它的價值才能夠得到更好的提升。那么在這個過程當中，如何在保障安全性的同時，保障其可用性、合規性，仍有許多需要共同探索。”周亞超認為，在當前我國數據安全和個人信息保護法規保障體系不斷完善的背景下，數據資源的持有者對數據的對外提供、共享、流通等都極其謹慎，對于個人數據的流通利用尤甚。

李寧也對澎湃科技表示，“一方面，針對個人數據匿名化處理尚缺乏統一的技術標準，產業實踐層面無法明確經過去標識化技術手段處理后的數據是否達到匿名化程度，是否可以流通利用，是否仍屬于個人信息。更加明晰的標準規范的缺位導致數據持有者無法高效預判法律風險。”

同時，李寧認為，當前隱私增強技術發展迅速，包括安全多方計算、聯邦學習、可信執行環境等在內的多種技術已應用于多方數據融合計算。但當前隱私計算技術標準尚未建立，各家技術能力參差不齊，另外，通過利用隱私計算技術實現數據流通利用是否滿足法律合規要求，尚缺乏統一共識和明確的規定。

由此，“在當前數據要素市場建設的關鍵時期，應基于我國數據安全法律體系建設，進一步通過細化法律法規和建立標準規范明確匿名化處理、流通數據形態、隱私計算等方面的標準和安全要求基線，制定數據流通和交易的負面清單，使得數據處理者更準確地評估數據流通可能帶來的合規和安全風險，進而為數據流通和產權流通松綁。”李寧總結道。

從具體實踐角度，周亞超特別提到8月在“中國數谷”2023杭州峰會上頒布的“數據合規流通數據證書”。“通過證書可以降低存證（合規驗證）過程中的成本，其通過數商生態或數據交易所這樣可信的第三方做合規存證，同時在全流程中作為監管載體。因為其并不是靜態的證書，而是使交易所認證信賴的第三方，在不參與交易過程的前提下，在流通過程中不斷記錄流向流量以及過程中的參與方，以低成本的形式實現合規交易存證。其依賴于數字信任的基礎設施，是工具和基礎設施層面的探索。”周亞超說。

滬港合作探索數據資產創新應用路徑

“全球視角下，數據要素是否能反映實體經濟的發展和企業的經營狀況，一直是核心研究議題。”劉小鈺舉例稱，香港虛擬資產市場對虛擬資產的交易管理持較為開放的態度，且在監管方面已有創新探索，對STO（證券化代幣）出臺了明確監管條例。目前香港虛擬資產市場主流的標的物包括實物資產、基金、債券、權益等，對數據資產這類創新的基礎資產標的物保持一種開放樂觀的狀態。新加坡等市場在資產交易的市場準入方面則更為開放，這可為數據資產提供靈活的交易流通環境。

4月，上海數據交易所首次提出數字資產滬港聯動機制，加快推動IP及品牌出海、形成海外數商匯聚、打造數字資產發行流通的滬港合作模式。在7月的2023世界人工智能大會期間，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就曾與上海數據交易所總經理湯奇峰會面，重點探討了數據資產創新應用路徑。

劉小鈺表示，希望未來有機會借助滬港兩地優勢，將數據資產作為香港虛擬資產市場的新型標的物（指買賣合同中所指的物體或商品），為數據資產創新路徑探索帶來更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