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擺著一本當代著名學者鄭天挺先生的日記，有一段時間了，一直沒顧得上看。

讀別人的日記，總有點兒不好意思，覺得跟偷窺人家隱私似的。國人好這一口兒的有很多，我則沒有這個癖好。不過研究歷史，就得什么都看，“世事洞明皆學問”；更何況日記里往往還會記下一些不可告人的勾當和想法，憑借這些內(nèi)容，說不定還能破解某些歷史的迷案。想到這一點，還真的讓人有些興奮。

不過我不研究近現(xiàn)代的歷史，又不關心狗扯羊皮的八卦，讀晚近學人的日記，吸引我目光的，還是他們所從事的學術研究——最主要的是他們的讀書生活：讀了哪些書，有了什么心得體會。過去讀過的這類日記，最喜歡的，是清末李慈銘的《越縵堂日記》；再往后，是《鄧之誠日記》（《鄧之誠日記》，國圖出版社的影印本，模糊過甚，要是有人能夠?qū)⑵錁它c出版，或是重新制版，做出更為清晰的影印本，將嘉惠學術學人，功德無量）。

現(xiàn)在讀到的這本《鄭天挺西南聯(lián)大日記》（中華書局，2018年1月出版，同年4月第二次印刷本），記讀書和讀書心得的內(nèi)容，都不像上述兩種日記那么多，鄭天挺先生讀書的范圍，也不如李、鄧二氏廣。這固然與個人的學術經(jīng)歷和興致有關，但更與這一時期艱難時局所能提供的讀書條件具有很大關系，還與鄭先生在這一時期內(nèi)的一大半時間都擔任西南聯(lián)大總務長、此前亦身任北京大學秘書長這一情況具有直接的關系：繁雜的行政工作，嚴重影響了他個人讀書問學。

遠離書窠北平，一大堆教授學生，戰(zhàn)火紛飛中驟然之間會聚在天之邊，云之南，加上物價騰升，書籍之稀缺難求，是可想而知的。但究竟稀少到什么程度，在讀到這部《鄭天挺西南聯(lián)大日記》之前，我還是無法想象。

《二十四史》是中國史學教授最最基本的書籍，可是西南聯(lián)大的這些教授們，卻沒人有能力把這樣的必備書籍帶到昆明。《日記》1938年12月末日記云：

此間少書，史書尤鮮。余有《隋書》、兩《唐書》、兩《五代史》，并借孟真（傅斯年）之《明史》。從吾（姚從吾）有“前四史”及《宋》《遼》《金》《元史》，在友好中已少見。今日與從吾談，欲兩人合成《念四史》。從吾購《北周》《北齊》《北魏》《北史》，余購《晉》《宋》《齊》《梁》《陳》《南史》。倩毛子水商之中華書局，允照九折價購《四部備要》本零種，惜南、北兩《齊書》均無書。

此情此景，用窘迫來形容，已經(jīng)不足以表述，只能說是狼狽不堪了。

當時中華書局出版的《四部備要》，絕大多數(shù)書版本的選擇，質(zhì)量都很差，甚至可以用很荒唐來形容，對于深入的學術研究來說，只能是湊合著看而已；況且鄭天挺先生和姚從吾先生已有的《二十四史》零種，有的連《四部備要》都不是，譬如鄭天挺先生用的《新唐書》就是同文書局石印本（《日記》1938年3月21日），而同文書局石印本《二十四史》同樣不是什么學術善本。

好的《二十四史》版本，在當時最常見、也最便于學者使用的就是商務印書館影印的百衲本，然而，在連《四部備要》都買不起、也配不齊的情況下，想要擁有一套百衲本《二十四史》，更是過于奢侈的愿望了。

于是，我們在《鄭天挺西南聯(lián)大日記》中，就看到了這樣的記述：

子水（毛子水）得百衲本《廿四史》零本四百本，惜無全者，不知誰家散出或竊出者也。余欲檢留數(shù)冊備剪裁。（《日記》1942年2月5日）

又：

向子水分得《明史》、兩《唐書》、《隋書》。《明史》缺二十一冊，《隋書》缺二冊，《舊唐》缺十八冊，《新唐》缺十九冊。書極精，而令人一見即生不快之感。（《日記》1942年2月11日）

好書是好書，可是殘缺過甚，沒法讀了，只好留下，以備按需裁剪，當數(shù)據(jù)卡片用。令人唏噓不已的是，即使是像這樣的殘編零冊，在當時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鄭天挺先生學業(yè)廣博，涉獵的學術范圍相當寬泛，但明清史，顯然是西南聯(lián)大時期他就重點關注和主要從事的一個領域。研究清史，有一部很重要的基本典籍，這就是蔣良騏的《東華錄》，或為與清末王先謙編著的同名書籍相區(qū)別，稱作《蔣錄》。鄭天挺先生記述他在西南聯(lián)大時購置此書的經(jīng)過說：

心恒（邵循正）來。二十六年，心恒在長沙購《淵鑒類函》一部，湘版紙劣，價十圓，郵寄來滇所費二圓余，在蒙自以贈予。余屢移居，移費且過之。書既無用，今與心恒商，托五華社售之。社為李某人所開。李前充北大研究所號房，人甚好，年近七十矣。書凡百六十本，余以詢之，以為可定千六百元，亦奇聞矣，然莘田（羅常培）尚謂可兩千余圓也。

偶于書架上見殘本蔣氏《東華錄》五冊，索價七圓，而其賬上登記凡七冊。詢之，無有。余為之清檢架上，果于他架又得兩冊，狂喜攜歸。細檢凡缺者：首冊卷一至卷四，第七冊卷二十二至二十五，存有第二、三、四、五、六、八、九各冊，至卷三十二而止。案蔣氏《東華錄》共三十二卷，通行本凡八卷，余求之數(shù)年未得，北大圖書館亦無其書。北平圖書館收藏兩部：一為抄本，余嘗借讀之，惜不憶其卷數(shù)；其余一部不知其抄本抑刻本矣。今此書凡三十二卷，蓋完本也。然何以釘為九冊？若其后仍有別冊。但三十二卷已及世宗之崩，其后更記何事耶？此不可解也。此書校刻尚不甚劣，書皮內(nèi)有棉紙襯葉，似是西南裝訂之本。雖缺兩冊，抄配匪難。近日無意中得此寤寐以求之書，此必吾稚眉夫人默佑之也。（《日記》1942年9月5日）

除了此書被裝訂成九冊這不大合乎常規(guī)（古書若至六冊以上，其冊數(shù)多訂為偶數(shù)），顯得有些怪異，以及對“西南棉紙”的識別之外，鄭天挺先生這里所談對蔣氏《東華錄》的認識，頗有差誤（所說“通行本凡八卷”尤謬），這是另一個問題，留待下文再說。在此需要說明的是，像鄭天挺先生買到的這種《東華錄》，本來一點兒也不稀見，在昆明找到一部缺了八卷的殘本還如獲至寶，則顯示出當時在昆明想讀一些很基本的史料都不那么容易。

更能說明當時得書不易的事例，是鄭天挺先生在1944年12月12日寫下的一條紀事：

余既為《清國姓臆測》，忽檢書目，知朱逷先（朱希祖）先生有《后金國汗姓氏考》，載《蔡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久求未獲。昨日下課，聞之歐陽琛，青云社有寄售一本。力既不能得，乃就讀之。與余立說迥異，心乃安。

這本《蔡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全稱《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是近代以來學者祝壽文集質(zhì)量、檔次最高的一部，可謂空前絕后，鄭天挺先生疏忽未能注意到朱希祖先生發(fā)表在上面的文章，大概是由于操勞行政事務過于繁忙所致。這本祝壽文集，是被列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第一種，分作上、下兩冊陸續(xù)出版的。上冊出版于1933年，下冊出版于1935年。朱希祖先生的文章，編在上冊里面。從文集出版，到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北大、清華等校遷往西南，不過四五年時間，像這樣北平新印未久的書籍，鄭天挺先生在昆明竟然“久求未獲”，好不容易在書店里遇到一本別人寄售的又買不起，足見當時讀書做學問的條件差到了什么程度。

不過與此相比，對鄭天挺先生讀書治學影響更大的，恐怕還是擔任西南聯(lián)大總務長等行政工作。我們看下面這一段由于中文系教授開課等事使他面臨的麻煩：

飯后，清常（張清常）告以昨日中國文學系情形。膺中（羅庸）、一多（聞一多）皆欲開《楚辭》及中國文學史一，相持不下。事前皆以語莘田（羅常培），而未加準備，遂成僵局。佩弦（朱自清）調(diào)停，同時并開。此例殊不相宜，然而已決定矣，奈何！奈何！又趙西陸提出論文，請升講師，推四人審查，嘯咸（彭嘯咸）辭，莘田云“請為我分謗”。會散，澤承（游國恩）等相互云“此難通過之”。表示此事若傳之于外，必多口舌，而今甫（楊振聲）還，又必有是非也。莘田上學期欲開四小時課，下學期不開課，欲指導研究論文。一多聞之，亦云“我亦效法”；佩弦云“我亦不開課，或僅教大一”。國文系中，老教授惟四人，而今甫休假。此事傳于外，亦將貽人口實。清常甚忠于莘田，而不敢自言。然昨晚莘田談開會事，未及此數(shù)則，或不如是之嚴重乎？當婉言之。（《日記》1944年6月1日）

吃喝拉撒，雜事一大堆，已經(jīng)足以把這個總務長弄得昏頭漲腦的了，大教授，日常生活中也不過都是些如此這般的雞毛蒜皮事兒。他們每一個人，或許講過、鬧過也就回家看書寫文章，過自己的日子去了，可作為總務長的鄭天挺先生，卻差不多天天都是一地雞毛。有一天，為寫日記和出試題，鄭天挺先生竟需要把自己反鎖在屋中：“反扄房門，作書，記日記，出試題。數(shù)日來惟今日得此半日閑，然而研究考試又逼來矣。”（《日記》1940年8月13日）在這種情況下，即便是忙里偷閑，還能坐下來稍稍讀些書、寫些文章，也已經(jīng)是人中豪杰，尋常人是難以做到的了。

對于忙里偷閑強擠時間來讀書，鄭天挺先生是有特別的思考，并努力踐行其事的。

鄭天挺先生自號“及時學人”。本世紀初，南開大學受業(yè)弟子為其編輯出版文集，題作《及時學人談叢》，就是以此自號名書。那么，鄭天挺先生為什么要為自己取此雅號呢？我想《鄭天挺西南聯(lián)大日記》中如下一條記述，可以為我們提供很好的答案：

為容希白（容庚）女琬書手冊，用《淮南子》“謂學不暇者，雖暇亦不能學”語。此世人之通病，余欲常以此自勉，且以勉人。琬肄業(yè)北京大學外國文學系三年級。（《日記》1938年4月16日）

緣此，自當奮發(fā)向?qū)W，不暇亦學，“及時”而學。

鄭天挺先生在擔任西南聯(lián)大總務長之后不久，在日記中寫有如下一段感想：

近讀《越縵堂日記》，覺余之日記大可廢。時事不書，個人之胸臆感想不盡書，讀書所得又別書，每日徒記起居行止，大無味也。（《日記》1940年6月27日）

顯而易見，努力讀書，寫出一份清人李慈銘式的記錄讀書心得的日記，本是鄭天挺先生傾心向往的事情。然而，學術之外的行政事務和社會工作，占去了太多時間，這使得鄭天挺先生實在無法像李慈銘那樣泛覽群書并悉心揣摩體會書中載錄的史事。

盡管如此，讀書畢竟是這位書生的本分，這也是他的本色。1938年3月30日，初至昆明未久，鄭天挺即意欲師法古人，為自己制定了每日讀書的“日課”：

自移居校中，終日棲棲遑遑，未讀一書，未辦一事。翻檢射獵，不足稱讀書也；工匠市儈之周旋，起居飲食之籌計，不足稱辦事也。常此以往，真成志氣消沉之人矣。今略師求闕齋日課之意，每日讀：

史書，五葉至十葉；

雜書，五葉至十葉；

習字，一百；

史書，先讀兩《唐書》、《通鑒》；

雜書，先讀《云南備征志》、《水經(jīng)注》、《苗族調(diào)查報告》。

此課程可謂少之又少矣，望能持之有恒。

實際上做到?jīng)]有呢？繁亂的政務之中，這顯然是做不到的，實際上不止是這樣的“日課”無法堅持，就是針對讀書所見所得寫一些專題的札記（這本來是清代乾嘉以來學者們代代相承的治學辦法），也是越來越難了。1940年8月17日，鄭天挺先生很感慨地記述說：“不作札記者將一月矣，終日遑遑，不知所作何事。”“不知所作何事”這六個字，完全沒有做過行政事務的學人，不一定很能明白當事者心里到底是怎樣一種感覺。我陰差陽錯地做過幾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副所長，位階雖較鄭先生當年的職務還有很大落差，但具體的感覺應當沒有什么差異：真的是無聊至極，而且還無可奈何至極。當然，鄭天挺先生還另有一番抱負，所以他能忍，也愿意忍，這是我等會兒再講的后話。

學問是讀書讀出來的。盡管可用的時間相當有限，鄭天挺先生還是在這樣看起來好像是不得其暇的日子里，勉力而為，讀了很多書，思考了很多問題，也寫出了一些高水平的學術論文。

在他的日記原稿中，本來附有一些這一時期撰寫的學術論文的底稿，但中華書局這次整理出版時，對曾經(jīng)正式刊發(fā)的文稿，都略去不載，但存其目，感興趣的人自可到鄭天挺先生的文集中去查閱，用不著我在這里多說。在這里，我只是隨便另外舉述幾個小的事例，和大家一起體味鄭先生的讀書生活。

首先是讀書治學的眼界和氣魄。在1939年7月7日晚的一次友朋聚會上，鄭天挺先生與蔣夢麟、沈肅文、樊際昌、張廷謙諸人長時間談論北大、清華兩校的學風。當夜，鄭先生記述自己的看法說：“北大精神，全在一‘大’字。”所謂學風之大，當然主要是局面的闊展。就鄭天挺先生本人而言，看這一時期讀書的范圍，知對隋唐與明清這兩個時期，他都著力很深，這本身就已經(jīng)很好地體現(xiàn)了北大學人為學局面之大。不過這都是當年的老話了，現(xiàn)在北京大學的專家教授，一個領域甚至一個問題翻來覆去地做一輩子，也并不稀見。此北大非彼北大。

做學問為什么格局“大”很重要？這是因為只有格局“大”，才能做得氣勢“通”。如上所述，隋唐和明清，是鄭天挺先生齊頭并進，關注較多的兩個歷史時段，通貫并觀二者，就有可能會發(fā)現(xiàn)單看其中一端所不易注意或不易破解的問題。《鄭天挺西南聯(lián)大日記》中記述說，有一天，鄭天挺先生在閱讀《唐書》和《通鑒》時注意到：“其于玄武門太宗骨肉之變，所舉建成、元吉欲害太宗之謀獨詳，且太瑣細。”于是他參照清代史事推測說：“疑太宗即位，恐天下之議己，乃捃拾舊事，一一歸罪于兄弟，猶之清世宗即位后歷數(shù)諸兄弟之罪。史官畢錄，蓋為之失。”（《日記》1938年5月13日）唐太宗發(fā)動玄武門之變篡位登基以后，恣意篡改實錄，丑詆乃兄建成與其弟元吉，唐人國史，亦因循載錄其事，這一點，對比溫大雅所著《大唐創(chuàng)業(yè)起居注》，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而鄭天挺先生當時不便檢索相關史籍，僅僅是在閱讀《唐書》和《通鑒》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地聯(lián)想到雍正奪位后大肆歪曲歷史真實面目的做法，從而推斷唐太宗當亦有過同樣的行為。這一認識，合情合理，正勘破《唐書》和《通鑒》在這一問題上的嚴重失誤。所謂“史識”云者，即似此多由通博得來，而不是閉目塞聽冥思苦想所能具備的。

所謂“通人之學”，動筆就會有所體現(xiàn)。如《日記》中所存為羅常培《恬廠語文論著甲集》所撰序文原稿，舉述清朝著名學人的序文，以見為學術著作撰序，不當徒就“一書一事”以觀之，免得墮入“空率酬應”的俗套，而評議羅氏文集所收十二篇文章，即遵循清儒成例，一一通觀其學術旨趣，告讀其文者，“分之可以明學問之流變，窺音義之精妙，窮舊籍之淵奧，衡作者之純駁；合之可以為文字、音韻、訓詁之通說，悟治學之軌轍”。要之，羅氏諸文，乃一如乾嘉諸老，“其所涉亦不徒一書一事已也”（《日記》1943年1月31日）。

同樣通博的學識，我們在鄭天挺先生為陳漢章作傳時也能夠看到：

草《陳先生漢章傳略》成。為學人作傳，當撮述其造詣所在與其淵源所自，此錢竹汀先生與劉申叔師作諸先生傳之成例。伯弢先生著作均不在行篋，余但就其行述，略事編排點竄，殊不敢示人。從吾（姚從吾）慫恿再三，遂寫以付《史學雙周刊》。錢竹汀曰：“碑志之文，近于史者也。而其家持行狀乞文者，未必通知舊章，秉筆者承其訛而書之，遂為文章之玷。”〔《潛研堂文集》三十一《跋道園類稿》〕今日之事頗近之，但子良兄弟所作行述當無訛耳。他日當另作之。（《日記》1943年1月31日）

現(xiàn)在常常有些學人，除了自己那一點“專家”之學以外，對什么都幾乎一無所知，往往會偶然看到飽學宿儒之一兩篇自己多少能看懂一點兒的專題論文，就妄自尊大，以為其技不過爾爾，殊不知前輩學術淵深源遠，絕非今時淺薄小子所能輕易比擬。

如上述為人作序作傳事所見，具備這些學養(yǎng)，實際上與所謂“流略之學”具有直接關系。舊時所說“流略之學”，也就是關于學術流變的知識，這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說是關于古籍目錄的學問。

從這本日記中可以看出，鄭天挺先生對這方面的知識，一直是比較關注的。譬如，唐人劉知幾的《史通》，用今天的學術術語講，是一部“史學史”名著，也可以說是一部評議史學著作的重要著述。其評騭唐代初年以前的史書史家，詞語凌厲，多所針砭。然而，如同后來清人章學誠的同類著述《文史通義》一樣，怎樣寫史書好，這事兒高談闊論容易，實際操刀下筆，可不像寫詩作賦那么簡單。這是個苦活兒，也是個功夫活兒，還需要有特別的眼力和筆力，不是你以為自己有才就能做到的。做過一些具體的研究，或是在研究中多利用一些史書，往往就會明白，劉知幾和章學誠的議論，很多都是大而無當?shù)目赵挘\可謂英雄欺人之談。鄭天挺先生在閱讀《新唐書》時，特別注意到“《新書》二百二十三下《奸臣傳》有柳璨，史稱其強記，多所通涉，譏訶劉子玄《史通》，著《史微》，時或稱之，惜其書不傳”（《日記》1938年3月21日）。不知他讀《史通》，是不是早就有過我上面所說的看法，所以才會如此關注柳璨這部早已失傳的著作。

通過《恬廠語文論著甲集》的序文和對《陳先生漢章傳略》的思考可以看出，鄭天挺先生不僅諳熟遜清一朝的歷史，而且對清儒的學術著述以及各門學術的源流也有很多、很具體的了解。

關于清人著述，時代雖近，有很多內(nèi)容卻不夠清晰。現(xiàn)在我們了解清人著述最基本的書目，是《清史稿》的《藝文志》。在這一方面，《鄭天挺西南聯(lián)大日記》還為我們留下一份重要的記錄：

湯錫予（湯用彤）介紹朱師轍先生來談。先生為朱駿聲之孫、朱孔彰之子，清史館開館，分纂《藝文志》。今日扣以修《藝文志》時是否均以目見者為斷，據(jù)談《藝文志》原稿有二：一出吳士鑒手，一出章鈺手。朱先生續(xù)纂初，以目見之書為限，期以五年。規(guī)模未具，而館中以國民軍北伐日亟，決提前付印。于是倉卒取吳、章兩稿，剔復正類，遂成今日《史稿》之《藝文志》。惟付印時，金梁復妄有増易，已不盡如原稿矣。至朱先生目見之本，別撰《三館目錄》一書記其略。三館者，清方略館、清國史館、及清史館也。又談及清史館檔案皆移之故宮博物院，其中多有可參證者。（《日記》1939年5月27日）

朱師轍先生后來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出版有《清史述聞》一書，所謂“清史”，指的就是現(xiàn)在我們看到的《清史稿》，載錄相關編修文件并記述纂修經(jīng)過，而書中對《藝文志》纂修過程的敘述，似尚不如上述說明簡而得要。

附帶說明一下，現(xiàn)在所謂經(jīng)學莫名其妙地大盛于天下，而若真心研究經(jīng)學而不是起哄架秧子搞什么讀經(jīng)救國，螳臂當車，阻礙文明的進步，那么，清儒的經(jīng)學研究，應該是絕大多數(shù)研究起步的基點。

朱師轍祖父朱駿聲，以經(jīng)學小學著稱，朱師轍承其家學，也對清人經(jīng)學小學著述致力殊多。在《清史述聞》中列有一篇自撰《重編清史藝文志經(jīng)部說明》，闡述了他對更好地編錄清人經(jīng)學著作的見解。惟時局動蕩，世事變遷，其心愿始終未能實現(xiàn)。不過他寫成了一部簡明扼要的《清代藝文略》，在日軍全面侵華之前的1935年，由華西協(xié)和大學哈佛燕京學社為其出版，還是留下了對清儒經(jīng)學成就的概括性認識。這部《清代藝文略》可以說是了解清人經(jīng)學以及小學研究成果最好的一部基礎性著述，時下卻基本無人知曉。我曾得到一部某學人的批本，批注的內(nèi)容，對原注有諸多重要補益，或即出于朱師轍本人之手。雖然很早就想把它標點整理出版，供大家參考利用，惜濫情過甚，每見獵心喜，縱筆所之，稀里糊涂地就不知道游走到了什么地方，不知什么時候能坐下來干這等乏味的苦事。

不管多大的學問，都是從基礎做起的，讀書當然首先要關注基礎的知識。目錄學的知識，是文史學者在廣博領域內(nèi)從事研究的一個重要基礎，而與此相比，對于時間、年代和地理空間的認識，或許更占有基礎的地位。對這些內(nèi)容，鄭天挺先生也是相當重視。

1942年8月，新生入學考試結(jié)束未久，在一次給西南聯(lián)大師范學院附屬中學講演時，他“以此次招生歷史試卷之凌亂錯誤，證明中學生之常識豐富而觀念不正確，于時間觀念、地理觀念尤甚。此其故蓋在教本教材之不能接受或不愿接受，因而主張下列三點：一、增進興趣與了解：（甲）加圖表模型，（乙）加鄉(xiāng)土教材，（丙）以人物為中心；二、養(yǎng)成正確觀念：（甲）注意年代，于中國紀元外加公元，（乙）注意地理，（丙）注意編次”（《日記》1942年8月20日）。雖然針對的只是中學教育，但中學是大學的基礎，高深的研究正需要依賴這種一般的基礎。

在《鄭天挺西南聯(lián)大日記》一書中，我們還可以看到，鄭天挺先生對與時間密切相關的天文問題，也充滿了興趣。如他對天象的關注，曾記某日“六時，見新月如鉤，金星臨其上，作?*形”（《日記》1942年1月18日）。注意到金星與月亮的位置關系，這已經(jīng)是很細致的觀察了。前此我寫文章論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事，知前人認識的錯誤，就是因為他們并不了解金星的運行規(guī)律，不知道還有“明星（即金星）出西方”的事情，說明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中國的文人士大夫就對常見的天象不大關心了。不過現(xiàn)在印出的日記文本，其中繪圖的形式，或有差誤。蓋新月的形狀，在地面上看起來不會是?的形狀，而應呈?形。不知是鄭天挺先生當時隨手繪圖有誤，還是現(xiàn)在的印本在排印時疏忽搞反了方向。

有意思的是，鄭天挺先生見到“新月如鉤，金星臨其上”這一天是陰歷十二月初二，而在初二這一天，通常是不大容易看到新生之月的。中國古代稱每月第三天為“朏”，看字形就明白，指的是月亮初現(xiàn)的意思。后來在1946年3月5日，鄭天挺先生在北平又一次注意到了新月，特地在日記中做出如下記述：

時六時四十分，忽見天空有微月，光甚耀。今日陰歷為初二日，尚不易見月，惟高地或見之。余蓄疑久，在昆明時時留意，仍未得確證。今于北平復見之，豈舊聞不盡確耶？抑推算有誤耶？往時嘗以初二見月之故詢之習地理者，未得解，僅告以回教徒以見初二月為吉慶，則非難事也。何以我國載籍又深異之耶？〔朱竹垞謂惟大同能初二見月，有詩，容查出。〕

初二的月亮，肉眼能夠清楚看到的機率，畢竟較低，這里邊道理并不深奧，不過鄭天挺先生確實還是不懂天文歷法的原理，所以始終懵懂其事。這一點，在他看待清代初年著名的楊光先《不得已》案時，也表現(xiàn)得非常清楚（《日記》之《蜀道難》1941年7月2日）。這種情況，也可以說是那一時代以來絕大多數(shù)文史學者難以突破的一個局限，顧炎武所說“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那個年代，畢竟已經(jīng)逝去很久很遠。

談到基礎文史知識的欠缺和局限，古籍版本也是鄭天挺先生相對薄弱的一塊短板。前文所說蔣良祺《東華錄》的問題，就明顯透露出這一點。蓋蔣良祺《東華錄》初僅以寫本流傳，世不多見。其書初刻于日本，時為日本天保四年亦即清道光十三年，這是迄今為止，蔣氏原書唯一的刻本和印本，而中國在道光年間以后流傳的各種題作蔣良騏《東華錄》的刻本，乃至現(xiàn)在通行的西式印本，無一不是奕賡的《重訂東華錄》，已經(jīng)迥非蔣氏原書的本來面目（拙文《從清宮秘藏到日本官板——記和刻本蔣氏〈東華錄〉》，對此有詳細考述，文刊《古文獻整理與研究》第二輯，中華書局，2016年11月），而道光年間以后中國國內(nèi)的各種刻本印本，實際上并不稀見，鄭天挺先生說他在北平“求之數(shù)年未得”，正說明他對古書舊刻并不講究，并沒有像鄧之誠先生等人那樣與古舊書肆有密切的來往，所以才會出現(xiàn)上述情況。

鄭天挺先生對古籍版本的隔膜，還可以從下面這一條讀書日記中看出：

讀《新唐書》。向以為同文書局景印書籍最可信，連日讀《新唐書》，見訛誤不少。（《日記》1938年3月21日）

他當時使用的《新唐書》，是同文書局影印殿版《二十四史》本。這殿版《二十四史》，質(zhì)量本來就不高，當時講求版本的學人，對它并不重視；況且同文書局的印本，其底本還存在其他更嚴重的問題。對此，與鄭天挺先生約略同時人錢基博就有很清楚的認知：

光緒間，泰西石印法初傳至中國時，粵之徐氏創(chuàng)同文書局，印精本書籍，最著名者為覆印武英殿《二十四史》，皆全張付印。徒以所得非初印本，字跡漫漶，乃延人描使明顯，便于付印；又以書手非通人，遇字不可解者，輒改以臆，訛謬百出！尤可笑者，自《明》所據(jù)乾隆四年本，而不知四年所刻，固無《舊五代史》，又未見乾隆四十九年殿本，輒依殿板行款，別寫一通版心，亦題乾隆四年。書估無識，有如此者！然世乃以其字跡清朗，稱為佳本！（錢基博《版本通義》卷三《讀本》）

對比之下，足見古籍版本之學確非鄭氏所長。其實學術誰也做不到全知全能，有所長，必有所短；況且時代和身處的位置，都要求鄭天挺先生最好能具有相應的外文能力。于是在繁雜的公務之外，他還要花費一些時間自學英語（《日記》1940年6月2日、14日），這也要耗去很多功夫。后學晚輩沒有必要對任何一位我們欽敬的長者盲目地無限崇拜就是了。

在另一方面，對金石文字、書畫篆刻等項內(nèi)容，鄭天挺先生則顯然頗有興致。在這一方面，《鄭天挺西南聯(lián)大日記》中所記對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稿本》的考訂，似乎最能顯現(xiàn)他的情趣。

蓋阮氏《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乃于嘉慶九年成書，系萃集并世十二學人所蓄以及本人舊存金石搨本，以接續(xù)宋人薛尚功在紹興時期刊布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自言“薛尚功所輯者共四百九十三器，余所集器五百六十，數(shù)迨過之矣”（《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卷首阮氏自序）。這是在乾嘉考據(jù)學日益興盛的學術風尚下，學人為更加充分地直接利用早期史料而形成的一部金石學名著，也可以說是一部在當時具有一定集大成意義的巨著，當然對推動古物鑒賞的風氣也具有重要影響。

鄭天挺先生看到的所謂《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稿本》，雖然沒有清楚說明其版本性質(zhì)，很容易給人以直接觀摩手稿的印象，但實際上應該是光緒末年由朱善旗氏石印的東西。朱善旗父為弼，也很喜歡搜集研治三代吉金銘文，是阮元輯錄舊搨的十二家學人之一。朱善旗印行的這部《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稿本》，只是阮氏《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的一小部分內(nèi)容，其間既有朱為弼的手跡，也有許多阮元的筆墨。朱善旗在此石印本上附有題記，判斷乃其父書稿先成而被阮用作己物，以致如鄭天挺先生所云，此“稿本”一出，“世亦以此為文達盛德之累”。

并不研究上古三代歷史問題的鄭天挺先生，是特地從羅常培先生那里借來此書閱讀的。我想，此舉應該更多出自他對古物的興趣。為一探究竟，鄭天挺先生竟連奮三日之力，在日記中舉述十證，詳加分析，終于辨明真相，蓋“阮氏之書實萃諸家之說之長，非出于一人一時之手，尤非掠人之美。其纂輯之任委之朱右甫（德勇案：即朱為弼），而阮氏亦嘗自撰述其定本，更經(jīng)諸家參訂〔故稿本與刻本頗有異同〕，非全出之朱氏，尤非朱氏先有成書而阮氏借名刻之也”。

這是一篇很精湛的考證，對了解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這一名著的成書過程，頗有幫助。有意思的是，鄭天挺這篇考據(jù)文字，是寫在這一年舊歷年底的臘月二十八至大年三十這三天之內(nèi)，其興致之高，亦技癢難耐，于此更彰顯無遺。就在動筆寫這篇考據(jù)文稿的那一天，鄭天挺先生和魏建功、羅常培一同逛古玩店，其間羅常培和魏建功各得一硯，而他本人一無所獲，回家后在日記里悻悻然記下一筆云：“玩物喪志，而貪嫉之念隨之。今后擬不再尋求，且不復為友好尋求矣。念之念之。”（《日記》1938年1月28日、29日、30日）是不是真的摒棄了這方面的癖好，不得而知，不過一般來說，這恐怕比戒嫖戒賭更難。

對古董文物的喜好，對歷史學者來說，其實并不是什么壞事，如常語所云，技不壓身。這些古器古物、古刻古銘，會使你更貼近逝去的歷史，而貼近了，才能有細致入微的體會。在這里講句胡話，這樣的體會，或許可以藉用“體貼入微”這句成語來描述，至于別的學者能不能也有這樣的感覺，就看你自己了。

由于后來集中精力研治清史，這種愛好，使鄭天挺先生對清代的文物，更有深入細致的了解，這也為一些重要歷史問題的研究，發(fā)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當年在美華人“保釣”運動轟轟烈烈的時候，有地痞無賴，偽造了一件所謂慈禧詔諭。詔諭中講老佛爺曾把釣魚島賞賜給了大臣盛宣懷，文曰：“皇太后慈諭：太常寺正卿盛宣懷所進藥丸，甚有效驗。據(jù)奏原料藥材采自臺灣海外釣魚臺小島。靈藥產(chǎn)于海上, 功效殊乎中土。知悉該卿世設藥局，施診給藥, 救濟貧病, 殊堪嘉許。即將該釣魚臺、黃尾嶼、赤嶼三小島賞給盛宣懷為產(chǎn)業(yè), 供采藥之用。其深體皇太后及皇上仁德普被之至意。欽此。光緒十九年十月。”當時和后來，乃至今日，一直有人試圖以此為據(jù)，來證明大清王朝擁有釣魚島的領土主權(quán)。

吳天穎先生在研究相關問題時，曾向鄭天挺先生請教這件詔諭的真?zhèn)危壬敿辞宄饛腿缦拢?/p>

第一，材質(zhì)不合一般上諭：在所接觸的清代上諭中，均為普通白折紙寫就，向來沒有用棕紅色布料書寫的。

第二，書寫習慣不符：光緒時代，如系光緒帝根據(jù)皇太后旨意發(fā)布詔諭，寫作“朕欽奉圣母（或‘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如系由皇太后直接發(fā)布，當作“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

第三，“慈禧皇太后”大印，有異于清廷一般詔諭上所用玉璽，后者為滿、漢文具列，即印框右行為篆文，左行為滿文。

第四，“御賞”腰章不用于“賞賜”，而用于書畫等藝術品的“鑒賞”。（吳天穎《甲午戰(zhàn)前釣魚列嶼歸屬考——兼質(zhì)日本奧原敏雄諸教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4）

對于具有相應學術素養(yǎng)和基本學術質(zhì)量的學人來說，結(jié)論不言而喻——這是一件贗品。技到用時方恨少。業(yè)師黃永年先生常對我講，一個好的學者，或者說真心向?qū)W的學者，應當努力做到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該用什么，就拿出什么，這才能真刀真槍地上戰(zhàn)場，而不是自己師心自造一個模式，逮著啥都死乞白賴地往里套。真正做到這一點，恐怕很不容易，甚至誰也做不到，至少是不會做得很好，但先得有這個意愿、同時也有這個情趣，才能做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也就能把學問做得更博更通一些，這樣才能得更加心應手地做研究。換個角度看待這一學術素養(yǎng)問題，可以說只有這樣，一個學者才有可能坦然面對隨時出現(xiàn)在眼前的問題而對其加以探討，而不是永遠只研究自己給自己制造的那一個問題。

作為一介書生，鄭天挺先生喜好讀書，喜好治學，卻難得有暇讀書，這當然不是由于玩物喪志，而是他所擔任的行政工作，讓他無法一心一意地讀書治學。這樣的窘境，并不是別人強加給他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找的，是他自作自受。現(xiàn)在我們來評議鄭天挺先生的處境，很難說是悲劇，還是正劇，只能說是歷史賦予他的命運。

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本是古來讀書人胸懷的理想，困守書齋，不過是很少一小部分書呆子想要的生活。近代以來，職業(yè)的分工日趨細密多樣，大千世界中，能夠有條件為讀書而讀書，還會領到一份過得去的薪水，當然也是一種不錯的選擇。然而社會畢竟是一個復雜的體系，總需要有人在社會體系中發(fā)揮組織協(xié)調(diào)的作用。事因人成。這樣的工作，由好人來做，還是由不好不壞的人來做，或是讓壞人來做，對社會生活的好壞，是有重大影響的，因而人們總是希望能夠有一些好人，能夠出來承擔這樣的工作，也總是會有那么一些人愿意挺身而出，為大家，為社會，來做這樣的工作。

在學術界，出來做這種組織工作的人，最好是既以學術研究為人生理想，同時又把行政組織工作看作是踐行其學術理想的舉措。這樣的人，現(xiàn)在雖然基本看不到了，但在民國時期，卻是不乏其人，從蔡元培、胡適，到傅斯年、顧頡剛，都是一時人杰。完全可以說，沒有他們的組織工作，就沒有那個中國學術的黃金時代。

當年讀書的時候，我的老師史念海先生曾頗有感慨地說，現(xiàn)在我們辦那么多學術刊物，怎么沒有一份能夠達到當年《史語所集刊》的水平？這個問題，我們誰也不好正面回答，但當年的《史語所集刊》能夠辦得好，在具體的人事上，是因為有傅斯年在主持其事，這一點是毫無疑義的。沒有傅斯年，不僅不會有當年的《史語所集刊》，甚至根本就不會有那個人才薈萃的史語所。就我個人從事的專業(yè)歷史地理學研究來講，也可以說，沒有顧頡剛先生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組織工作，如創(chuàng)辦《禹貢》學會和出版《禹貢半月刊》等，中國就根本不會有歷史地理這個學科。

所以，當我們今天談起當年北大和西南聯(lián)大的輝煌時，就不能忘記鄭天挺先生這個北大秘書長和西南聯(lián)大總務長為之付出的大量心血。

鄭天挺先生的天下社會懷抱，我們在他這本日記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1938年1月18日，當北大南遷，短暫居留于長沙的時候，鄭天挺先生因與友人逛書肆，觸物感懷，不禁引發(fā)胸中的情愫：

飯后偕雪屏（陳雪屏）、建功（魏建功）、莘田（羅常培）游玉泉街書肆。余得聚珍巾箱本《水經(jīng)注》一部，價一圓二角。建功得《海陵文鈔》一部，價三圓三角。莘田得曾文正尺聯(lián)一，描金紅蠟箋行書，文曰：“世事多從忙里錯，好人半是苦中來。”上款為“云仙仁弟親家性近急遽，纂聯(lián)奉贈”，下題“同治元年八月”，蓋書貽郭云仙〔松燾〕者也。眾皆定為真跡，而價僅三圓余，尤廉。四時歸校。……晚飯后毛子水來談，因及莘田所得曾聯(lián)。子水云其語蓋出于陸桴亭“天下事何嘗不是忙里錯了”，又云曾文正尚有“天下無難事，天下無易事；終身有樂處，終身有憂處”一聯(lián)，尤為明言。子水嘗自號“詩禮堂”，并撰聯(lián)曰：“利民人序后嗣，哀窈窕思賢才。”又嘗集《文選》“飄飖放心意，窈窕究天人”、韓文公句“陋室有文史，冥觀洞古今”為聯(lián)，亦足以見其胸臆也。……晚，翻閱《八賢手札》，胡文忠稱左文襄為老亮、郭意誠為新亮、郭云仙為南岳長老。吾自少心儀諸葛公，儕輩嘗以丞相相戲。夏間留平守校，膺中、莘田、雪屏又戲呼為文毅。及決意南來，欲留衡山講述，遂自號南岳僧。偶讀諸札，不禁啞然。然諸賢宏濟之略，又豈小子所及哉！勉之！勉之！

其“自少心儀諸葛公”一語，已經(jīng)把他的人生志向表曝無余，而要想為社會成就一番事業(yè)，對待工作中遇到的困難，就要有曾國藩那樣一種雍容的心態(tài)，即“天下無難事，天下無易事；終身有樂處，終身有憂處”，這樣才能忍得住無賴，耐得住無聊。前面我們看到鄭天挺先生在為自己制定讀書日課時據(jù)依的成例，是“求闕齋日課”，而古人本來有許多這類讀書日課，所謂“求闕齋日課”乃是曾國藩的讀書安排，鄭天挺先生在思量讀書進程時首先想到這一“求闕齋日課”，無意間正透露出他對曾文正公經(jīng)世功業(yè)的景仰。一年多以后，羅常培女弟子張某寫錄辛棄疾《水龍吟》“渡江天馬”詞為鄭天挺先生四十一歲生日賀壽，先生就此記云：“余最喜此詞‘算平戎萬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君知否？況有文章山斗’數(shù)語。”（《日記》1939年8月18日）這愈加闡明他想要為社會建功立業(yè)的心愿，這也可以說是鄭天挺先生一生關節(jié)所在。我們今天亦須先明此心此意，才能讀好讀懂這本《鄭天挺西南聯(lián)大日記》，知曉其讀書做事的精神境界。

        2018年9月28日晚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