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0月17日至18日，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舉行，主題為“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攜手實現共同發展繁榮”。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薛力研究員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周年之際，歷時數月，訪談了政、學、產三界數十位“一帶一路”相關人士，從這三個領域全面回顧“一帶一路”倡議這十年來取得的成就，當下所面臨的挑戰，并展望未來的前景。訪談對象中既有思考在政策層面推動“一帶一路”落地的政界人士；也有走出書齋、多次前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調研的學者；更有走出去、在一線切實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中企高管。

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在薛力研究員的訪談計劃啟動時即密切關注，雙方達成合作意向。近日即刊出由薛力研究員完成的“‘一帶一路’訪談錄”系列中的部分篇章。

訪談對象：王逸舟，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院長

訪談人員：薛力，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

訪談時間：2023年7月22日

訪談地點：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錄音稿整理：席寒婷，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院國際關系專業博士生

錄音稿校對：薛力

本文經受訪者審定

王逸舟（右）與薛力

薛力：在您看來，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的原因是什么？

王逸舟：“一帶一路”的推出一定要看到中國發展新階段的背景，這個背景就是跟前一代外交相區別。鄧小平時代外交的主要特點是韜光養晦、休養生息，解決溫飽和恢復國內基礎建設的活力。第二代領導人時期的中國，重點不是走出去而是引進來。

到了新世紀特別是（中國）“入世”（即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中國與之前大不相同。第一，中國經濟發展已進入小康型。第二，中國開始對國際社會有了更深的了解，關注的是怎么跟世界經濟和科技的各種前沿接軌。十八大以前已經在醞釀中國跟世界更多互動的氛圍。從內部背景看，“一帶一路”的提出有一個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過程，它和改革開放積攢的紅利，跟前期的各項重大改革有很密切的聯系。

從外部背景來看，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是世界和平紅利的年代。冷戰結束，國際環境相對有利，大國對抗相對緩解，中國和美國經過“入世”后的磨合有很多重大合作。中國領導人曾在哈佛的演講中談到了新安全觀、新發展觀，此后中國也延續了和平發展，繼續改革開放，國家實力有了很大的積累，國內基礎設施建設開始猛進。

“一帶一路”倡議開始時是單純的經濟合作倡議，旨在促進中國同中亞、東南亞的雙多邊關系。現在成了全球性的倡議，發展為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下一步說不定還有全球生態倡議、全球高邊疆倡議。新一代領導人均出生在1949年以后，生在紅旗下，長在改革開放年代，如今中國擁有遍布世界的船隊和港口碼頭，對聯合國會費的貢獻和國際組織捐款也越來越多，擁有越來越多的商務杠桿和綜合能力。

習近平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是諸多宏偉藍圖中的一個重要部分，這帶有一定的必然性。習近平時期的中國外交從韜光養晦轉向奮發有為、積極進取的姿態，這是一個值得肯定的趨勢——中華民族開始大踏步地走向世界，新一代的中國精英有更大的全球抱負。

這是10月14日在北京國家會議中心附近拍攝的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景觀布置。新華社 圖

薛力：您對共建“一帶一路”十年的整體評價是？

王逸舟：它確實獲得了相當的進展，引起了世界的高度關注。“一帶一路”倡議是當今世界經濟的一大新品牌。

“一帶一路”倡議對西方主導的秩序產生巨大的沖擊。原來大多數國家的公共產品、方案、資金、技術都是美西方二戰以后提供的，現在中國人開始發力了，變成了“打架買武器找美國人，發展搞建設找中國”，這確實反映出“一帶一路”的成效，它向全世界提供了中國特色的某種公共產品。現在美國后院拉美有大概2/3的國家，已經把中國變成它們最大的貿易伙伴。在世界各地，非洲、拉美、東南亞，甚至很多歐洲國家也是如此。

深圳過去有句口號叫“以港立市”，它早先通過搞特區，依據海港、城市發展起來。現在的“以港立市”有了新特點：這個港跟世界各大港展開合作，要在全球的港口聯盟中進行大規模的投資建設，以便讓深圳發展更快。這就是“一帶一路”的帶動。入世前中國的全球五百強企業非常少，基本上都是美國為主。現在的中國，五百強企業最多。這些“新地標”的出現跟中國大規模向世界進發有關。這些年來，中國國家電網集團全資管理菲律賓電網，在巴西、俄羅斯、西南歐的葡萄牙都有國網集團。過去中國人祖祖輩輩習慣了在國內休養生息。現在突然開始向全球各地進發。中國人開始用更大的格局去看世界和中國的關系。

薛力：東道國對“一帶一路”倡議的評價如何？

王逸舟：評價復雜多樣。有的特別歡迎，特別是一些直接受益的發展中國家，和一些相對落后的地區。習近平主席曾在講話中說：“中國主張多予少取、先予后取、只予不取”，也說過“在正常的國家間經濟合作中，予和取應該維持大致的平衡”。

“取”是到世界各地拿我們所需要但是國內不夠或沒有的東西，“予”就是給一些他們需要的東西。先予后取，多予少取，取予平衡，這樣我們就能夠在國外站住腳并發力，這是新的全球發展觀，“一帶一路”就有這個構想。中國人的眼界、氣勢，中國人向世界進發的格局，在這代已經形成。

“一帶一路”已經在全球造成了一種氣勢，但這個氣勢還是初級階段，并不完美，需要改進與完善，中國的糾偏能力、反思能力、評估能力要跟上。

薛力：“一帶一路”推出后，中國的外交政策發生了哪些主要變化？

王逸舟：十八大以來，我們的外交進取態勢變得非常明顯。國外叫aggressive，即咄咄逼人，我們自己叫奮發有為。最近這十多年主場外交很多，甚至包括借外交舞臺走出去的各種地方特色特別多。然后是倡議，在國際組織、聯合國等國際舞臺上，中國發聲的音量、頻率大為增加。它就是一種氣勢，外交人想要更多發力。伴隨這么大的氣勢，就有很多積極的舉措，比如最近的沙特與伊朗的和解。

現在這么多的外交特使到世界各地去，從這些特使身上也反映出這一代外交人的進取心和雄心。

當前的中國很像“大國俱樂部”中的新人，對手是一幫精明的成年人，中國看上去個頭很大，跑得也很快，但參與和處理國際事務的手法和經驗有限，成熟度和精細度不夠。但是不管怎么說，這個新人進去了，中國開始變成一個世界舞臺上很活躍的角色，我覺得這是新時代外交的一個重要成就。過去外交是很神秘的事務，現在公眾明顯對外交有更多興趣了，外交學習明顯增多了。這不光是外交官、決策部門的變化，也是整個民族的一個新特征。

在印度尼西亞普哇加達拍攝的一列行駛中的雅萬高鐵高速動車組（2023年9月30日攝，無人機照片）。新華社 資料圖

薛力：“一帶一路”推出后中國的國家形象有什么變化？

王逸舟：外界對“一帶一路”的評價眾說紛紜，需要細細梳理。很多受益方的評價是積極的，尤其那些缺錢、缺技術、缺項目的地方。

抵觸方就是傳統的西方大國，他們是現有國際體系的既得利益者，他們是不滿的。陳樂民先生說，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談判持續十幾年的原因是很多主導國擔心中國人進來后會擠占他們的份額，所以會用種種方式明里暗里設限，讓你不那么容易把他們原先安寧富庶的生活打亂了。這種情況下出現了很多猶豫不決的國家。美國人不同，擔心它的霸主地位寶座被掀翻。

這是兩頭，特別歡迎的和特別反對并持批判態度的。

很大一部分是可能受益、也可能受損的中間地帶國家。我們現在注意兩頭比較多，國內注意好的、貿易經濟紅利的比較多，外部注意西方國家惡意詆毀的比較多。很多國家處于中間地帶，我們不應過度看兩極。一方面，中間地帶的很多國家愿意看到經濟上、貿易上與中國人展開合作。另一方面，他擔心背后的政治安全目的，比如中國會不會把貿易武器化。它們對“一帶一路”存在著復雜的心情，多元的判斷，包括疑慮，這方面我們要細查。

通常大國對中小國家容易忽視，對比自己強或更狠的國家比較敏感，因而外交上處置起來可能面對想不到的局面。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家，而且被公認是發展很快的大國，需要留意絕大多數國家的反應，而不僅僅看到少數不友好國家的態度。我曾經去過東南亞國家講中國外交，當地很多人不太理解什么叫“強起來”。我們講“強起來”不是要拳頭強起來，而是想要更加尊重自己，更加有自信，更加要民族的光復偉業。外界從其他方面想“強起來”，尤其西方文化中，強就是霸權，巨人嘴中說出強起來，比你小的國家會發抖。

薛力：中國新時代的外交概念，包括“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伙伴外交、全球治理等有何關系？

王逸舟：現在外交上大詞比較多。這些概念都反映出了新的氣勢。可以大體上梳理這些概念，比方說戰略伙伴關系。戰略伙伴關系開始時更多是雙邊概念，像中俄戰略伙伴關系，后來發展成為全球戰略伙伴關系網絡。這個網絡跟西方的軍事盟友網絡不一樣，它不是要求一塊出兵，而是互利共贏的、更廣義的。

薛力：“一帶一路”共建過程中，主要遇到哪些挑戰？

王逸舟：我在《外交能力評估》一文中講到，新時代中國外交缺反思和評估機制。反思和評估就是對已經出臺的政策做出認真的、細致的、客觀的評價，哪些做得對、做得好，哪些可能出了新的問題或漏洞，哪些是我們過去的短板要把它補上，諸如此類。

目前“一帶一路”倡議在全球150多個國家和幾十個國際組織鋪開，我們也要看到新冠疫情這類超預期因素，看到合作國家存在的內亂、政變、國家破產等外部狀況，以及脆弱國家、失敗國家的各種不確定不穩定因素。情況是需要被評估的：“一帶一路”在經歷了快速進展之后，哪些地方要收縮戰線，哪些地方要繼續推進，如何跟當地的國情、政治安全形勢、人文環境對接。做好這個評估，下一步我們的企業、地方、公眾在走出去的時候就會有更加穩妥有效的安排、更加細致周全的保障。

現在的問題是，評估機制沒有建立起來。能夠找出一些（零碎的外交評估），但是總的來看評估機制不太成熟。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外交評估很大一部分是復雜多維的動態糾錯過程，不管是通過議會質詢，或者智庫媒體的批評，還是通過部門內部的定期評價總結。比如，日本有一個定期發布的政府白皮書（ODA《開發合作白皮書》），能夠查到具體項目、實施情況、金額多少、誰負責。我們也有過白皮書，是不定期的，很長時間發一個，研究人員從這個白皮書上找不出完整材料。

做這個評估實際上很難，但是從我們作為一個納稅人，或者作為研究者，這特別重要。外交能力建設是中長期規劃，短期內做不到。但是我們至少要把它提出來，用比較可接受的、去敏化的方式說出來。這種反思機制、評估機制、糾錯機制是長遠能力建設的一部分。我現在做中國外交能力評估課題，是希望經過10到15年的發酵、改進，慢慢成熟起來。后人會意識到，這個研究是有前瞻性的。

薛力：國企與民企如何在“一帶一路”共建中更好發揮互補作用？

王逸舟：對，就是互補。因為現在央企、國企底氣足，技術含金量比較高，所以在很多跟國外合作的、含金量比較高的重大項目和領域中是主力。像國家電網投資運營菲律賓能源網。未來“一帶一路”重大項目建設中，大型企業還是領頭羊。

但是，另一方面，民企的積極性發揮不夠。央企、國企的積極性已經起來了，你不說它也會自動成為主力。中國未來發展到底能不能夠真正尊重市場規律，而不是政治意愿主導，這才是一個大問題。

總之，我希望突出以下三點：

當今這一代中國領導人確實有宏圖、氣勢，“一帶一路”也確實取得了重大進展。它帶有歷史必然性；

“一帶一路”總體來說是有收效的，是中國新時代的一個很亮眼的名片。但也確實存在需要反思的問題。在海外，抑或國內的老百姓對此不了解，各種議論都需要認真分析；

我覺得最重點的是，如何讓“一帶一路”在未來走得更遠更好，讓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真正能夠落實。打鐵還需自身硬，所以改革完善自身體制機制上的問題，是讓“一帶一路”更好發展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