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長沙的荊某某，以190萬元的價格受讓了懷化一公司大股東190萬股。幾年后，公司上市，190萬股猛增至2859萬余股。然而，因荊某某的股東身份未在該公司首次發行股票時得到行政部門審查確認，當年轉讓股票的大股東否認有過股權交易，稱190萬元的股票轉讓款只是“借款”。

“隱名股東”如何保護自己權益？湖南高院依法受理荊某某起訴后，判決大股東按判決執行之日價格，支付荊某某2859萬余股相應財產權益及已派發的現金紅利。大股東不服上訴，最高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這是湖南高院9月30日通報的9大公司糾紛典型案件中的一起。湖南高院民二庭庭長王建林告訴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近五年來，湖南全省法院公司糾紛案件增長態勢明顯，涉及小股東維權的案件增多。隱名股東出資權利義務約定不明、公司股權配置結構不科學、公司財產獨立意識薄弱、不依法履行清算義務等均應當引起高度重視。

“隱名股東”狀告上市公司，討要股票

湖南高院通報顯示，2008年8月，陳某某（甲方）與荊某某（乙方）簽訂《股份轉讓協議》，約定甲方將其大康公司2624.58萬股股份中的190萬股以200萬元價格轉讓給乙方。2008年11月和12月，荊某某分別通過銀行向陳某某匯款150萬元和40萬元。陳某某出具《收據》，雙方還承認將轉讓款變更為190萬元。

2010年11月，大康公司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陳某某為該公司控股股東和實際控制人、董事長。但在大康公司首次公開發行股票招股說明書中，荊某某未登記在該公司股東名冊。根據大康公司2010年度至2015年度利潤分配方案，截止2016年6月30日，荊某某受讓的陳某某190萬股大康公司股票已增至2859.12萬股，已派發現金紅利321100元。

2017年2月，荊某某向湖南高院起訴，請求判令陳某某向其交付大康公司股票2859.12萬股。如不能交付，請求判令陳某某按從大康公司上市之日起至給付之日止該股票的每股最高價6.68元作為標準給予2859.12萬股相應的財產損失賠償，以及從2016年6月30日起至股票交付之日止的分紅、送股、配股、轉增股等派生權益等。

湖南高院一審認為，陳某某與荊某某簽訂的《股份轉讓協議》系雙方真實意思表示，內容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應認定為有效。荊某某已依約履行了支付全部股權轉讓款的義務，陳某某也應依約履行相應義務。荊某某要求陳某某交付2859.12萬股股票，勢必與大康公司首次公開募股已經行政部門審查確認的內容不一致，也與大康公司向社會公開披露的信息相悖。為維護大康公司首次公開募股的行政審查效力及對公眾披露信息的確定性，對荊某某要求直接交付股票的請求不予支持。

據此，湖南高院判決陳某某向荊某某支付大康公司2859.12萬股股票的相應財產權益（股票價格按執行之日價格確定，2016年6月30日之后產生的分紅，轉、贈股，配送股繼續計算至執行之日止）。陳某某不服，上訴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法二審“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湖南高院民二庭副庭長鄧志偉對澎湃新聞說，《公司法》司法解釋承認了隱名股東的法律地位，并對其合法權益予以保護。但隱名股東的存在和股份代持關系確實對公司的外觀主義可能產生影響。法院在依法支持股權受讓人獲得收益的同時，駁回其要求直接取得公司股票的請求，既依法保護了交易雙方的合法權益，也不會導致對股份轉讓市場秩序的負面影響。

隱名出資權利義務約定不明釀糾紛

針對全省法院近五年公司糾紛案件的審判情況，9月30日，湖南高院召開新聞發布會進行相關通報。

湖南高院民二庭庭長王建林介紹，2014年1月-2018年9月，全省各級法院共受理（含新收和舊存）公司糾紛案件8254件，同比上升283.55%，審結7348件，同比上升328.96%。近五年來，全省法院公司糾紛案件增長態勢明顯，收案總數是前五年的3.84倍，結案數是前五年的4.29倍。隨著公司設立條件放寬，登記便利化，公司數量增加，預計今后幾年全省公司糾紛仍將處于增長態勢。

王建林說，在審結的公司糾紛案件中，涉及小股東維權的案件增多。在公司治理結構中，由于小股東持股比例低、對公司影響小，容易出現大股東輕視小股東的地位與權利，甚至故意壓制小股東的現象。近年來，隨著小股東法治意識的增強，以及《公司法》司法解釋相繼出臺，越來越多的小股東通過訴訟方式來維護自身在公司治理中的合法權益。

此外，在公司糾紛案審理情況中，隱名出資權利義務約定不明外，涉訴公司股權配置結構不科學、財產獨立意識薄弱、不依法履行清算義務等均是釀成糾紛的重要原因。湖南高院建議理性設置公司出資、完善公司內部治理結構、重視公司終止制度。

在審判工作方面，湖南高院將從培育公司糾紛案件審判理念，統一裁判尺度；完善工作機制，提升公司糾紛案件審判質效；延伸審判職能，服務地區經濟發展；加強審判隊伍建設，促進公司糾紛案件審判專業化等方面進行加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