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書展期間，蔣樂平講演 《溯源10000年：江南史前文化演講的一種觀察》 汪愛平攝

今年8月上海書展期間，文匯講堂和澎湃研究所組稿的新書《萬年中國》舉辦了新書發布與演講，邀請該書的作者之一蔣樂平，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跨湖橋文化和上山文化主要發現者、發掘者，做了《溯源10000年：江南史前文化演進的一種觀察》的講座。演講內容后經修改潤色，于10月14日刊發在《光明日報》悅讀版，題為《萬年中國 燦爛輝煌》。

良渚文化作為一個文明實體“申遺”成功，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中華文明探源的一次思想解放。學術界不但找到了理解文明本質的新角度，“中國”一詞也被賦予了更為開闊的含義。筆者想，文匯講堂的講座以及現在看到的這本書，就是這一解放了的思想的產物。

但無論是六大區系中“重心”或“中心”的形成時間，還是“重瓣花朵”的成形年代，都強調距今6000年這一時段，即仰韶時代或略晚。而這本新書的突破點，是推出8000年的文明概念，起源時間大大提前。

如果你認真研讀這本新書，讀懂了賈湖，讀懂了良渚，讀懂了南佐、牛河梁、陶寺、石卯、二里頭，萬年中國對于你也就不遠了。

2023年10月14日光明日報悅讀版

打開李念主編、馮時等合著的《萬年中國：中華文明的起源與形成》新書，首先沖擊到筆者的還是“萬年中國”四個字。作為作者之一，筆者知道這本書的由來。近年“文匯講堂”舉辦系列講座，邀請全國十二名學者圍繞重要考古發現探析中華文明的起源與形成問題，這本書是講座的內容集成。雖是“集成”，但學術觀念絲毫不敢含混。在諸位同仁努力下，一幅中華文明悠久燦爛的圖景漸次鋪展開來。

一個具有突破意義的概念

良渚玉璧

中華文明由中華、文明兩詞構成，但“文明”的解讀長期受歐美既有學術定義束縛，冶金術、文字、城市“文明三要素”說桎梏了文明定義的闡釋與發展。“夏商周斷代工程”試圖在這一規范下確立夏文化的時間譜系與文明特質，但成果引起不少爭議。“何以中國”之所以成為熱詞，也可視為這一議題的延伸。但需注意的是，此處的“中國”，也易打上中原青銅文明的烙印。

2019年，良渚文化作為一個文明實體“申遺”成功，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中華文明探源的一次思想解放。學術界不但找到了理解文明本質的新角度，“中國”一詞也被賦予了更為開闊的含義。筆者想，文匯講堂的講座以及現在看到的這本書，就是這一解放了的思想的產物。

說起來，在史前考古領域，大中華的觀念早已深入人心。蘇秉琦先生的“滿天星斗”學說，通過“六大區系”劃分并梳理史前文化，提出了中華文明“古國、方國、王國”的起源路徑，其“超百萬年的文化根系、上萬年的文明起步”這一著名論斷，代表了中國考古學對全域性中華文明的認識與理解。嚴文明先生的“重瓣花朵”理論，既重視周邊各區域文化的“花瓣”，又突出代表中原文明的“花心”，說明考古學家在重視大中華敘事的同時，沒有忘記中原地區在“何以中國”形成過程中的特殊地位。但無論是六大區系中“重心”或“中心”的形成時間，還是“重瓣花朵”的成形年代，都強調距今6000年這一時段，即仰韶時代或略晚。

而這本新書的突破點，是推出8000年的文明概念，起源時間大大提前。

說起“文明”起源，實際上，我們在一開始就需要明晰一個關鍵問題——文明標準的判定。這個問題，在《萬年中國》序篇之一——陳勝前先生撰寫的《由考古人自己揭示，中華文明如何“相變”》一文中，得到了充分的討論。王巍先生為《萬年中國》撰寫的序言，則更明確地提出了判斷進入文明社會的“中國方案”，即沖破國際上長期流行的“文明三要素”之說的桎梏。正如陳勝前先生所言：從世界范圍來看，文明都是以農業為基礎的。中國是農業時代的幸運兒，世界上最適合農業發展的是溫帶區域，新大陸的農業出現比較晚，歐洲的溫帶區域為地中海所占據，剩下的適合農業發展的地區就是西亞兩河流域與中國的華北、長江中下游。中國有兩個農業起源中心，北方的旱作和南方的稻作，這奠定了中華文明五千年不斷絕的基礎。

由此，《萬年中國》這本書的整個框架，是近年坊間關于中國早期文明歷史的相關作品里，非常新穎獨特的一種。這個框架，其實與業已啟動二十余年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所取得的成果有著相當程度的一致性。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將文明分成“起源”與“形成”兩個大的階段。具體而言，是距今萬年奠基，距今八千年起源，距今六千年加速，距今五千多年進入文明社會，距今四千三百年中原崛起，距今四千年王朝建立，距今三千年王權鞏固，距今兩千兩百年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相應的，《萬年中國》除序篇外，分成“8000年：中華文明的起源”“5000年：中華文明的形成”“4000年：早期的國家與最初的王朝”三個部分。

四合院式宮殿建筑從二里頭開始傳承，引自《傅熹年建筑史論文集》

歷史學家姜義華教授在序言中寫道：這部《萬年中國》，通過對中國大地上諸多考古成果的深入分析，具體而生動地說明了商、周以前數千年間，也就是差不多一萬年前的這段時間中，生活在中國大地上的各族群的先民，如何以人的自覺共同締造了具有鮮明獨特性格的中華農耕文明、游牧文明以及山林農牧文明，為中華文明在新的歷史階段的生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萬年中國》里，我們可以在萬年的時間尺度里，看到農耕文明的誕生和發展，看到北方的旱作和南方的稻作的交融——萬年前的浙江金衢盆地，誕生了以上山遺址為代表的農業文明，我們的祖先告別了舊石器時代延續下來的穴居生活，來到了曠野上，開啟了農耕和聚落定居的時代。隨著時代的發展、環境的變化，農業文明逐漸走出河谷盆地，沿著錢塘江來到河口濕地，再從那里北上過江，來到太湖平原，最終形成良渚文明，建立起龐大的城池和完善的社會組織。此時，隨著北方黃河中下游中原文明的興起，南北文明溝通、征伐、交流，最終完整、統一的中華文明得以形成，傳續至今。

以萬年為尺度，我們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中華文明的統一性有著深廣的史前文明背景，更有著久遠的農業文明所奠定的堅實基礎。

一個距今萬年的食稻族群

經過小穗軸等方法鑒定，九千年前水稻馴化迅速完成

筆者在《萬年中國》一書中的文章，題為《萬年上山，世界稻作文化起源地》。文章突破了8000年文明起源的時空框架，梳理了上山文化這一中國稻作農業典型，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其作為中華文明“萬年樣本”的概念。

起初，當筆者了解到最后積累成稿的書籍直接以“萬年中國”為名時，略感吃驚。此外，吃驚中除了些許壓力，還有微微的興奮。

這是因為，在《萬年中國》全書中，涉及“萬年”這一時間概念的遺址只有上山。這一遠離中原、僻處錢塘江流域的遠古遺址，如何承擔起代表“萬年中國”的特殊使命，似乎筆者這個上山文化的發掘者有責任去作出解釋。這實際上是力所不逮的事，但此時此刻，對于我們為之奔忙了20余年的上山，筆者委實有了一種想說幾句的愿望。

上山遺址，位于浙江省金華市浦江縣。2000年，經研究發現，上山遺址早期文化層碳14年代測定距今有10000多年，這在當時可謂是石破天驚的發現，將擁有跨湖橋、河姆渡、良渚的浙江或長江下游地區的史前文化史足足提前了2000年。但這只是開始，經過20多年的野外考察，類似上山類型的遺址已經發現20多處。這些遺址面積大多達到數萬平方米，分布在錢塘江上游支流兩岸的臺地上，被認定為東亞地區年代最早、分布最集中、規模最大的早期新石器時代遺址群。這些遺存、遺址，被共同命名為上山文化。

為什么錢塘江流域在那個年代能夠誕生如此繁多具備規模的遺址群？答案是，這支被命名為上山文化的遠古人群，可能是這個世界上最早食用稻米的族群。有了糧食保障，他們選擇了定居的生活方式。有了生存繁衍的基本條件，亞洲東部最早的村落逐漸在錢塘江地區散布開來。上山遺址被嚴文明先生稱為“遠古中華第一村”。

為什么這個實現了長期定居的族群能夠獲得穩定的食物供給？答案是他們不但利用了稻米作為糧食的自然屬性，而且開發了水稻栽培與種植技術。他們可能是這個世界上最早學會耕種和收獲稻米的農人。這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準確地說，人類文明史上的第一場革命——農業革命，在這里悄悄地發生了。起碼在東亞的稻作文化區，上山文化可能主導了這場革命。

這是有依據的。在上山文化遺存中，我們找到了水稻栽培、水稻收割、水稻脫殼、水稻食用的證據。比如，通過對小穗軸落粒形態、細胞植硅體、米粒長寬比等特征觀察，植物考古學家確定遺址中發現的稻遺存為馴化了的栽培稻。又比如，通過微痕分析，在遺址出土的石片石器的刃部發現了“鐮刀光澤”，確定這就是水稻的收割工具。還有，上山文化諸遺址中，普遍發現石磨盤、石磨棒，這是配合使用的組合工具，相互搓磨，能有效將稻谷的外殼除去，加工出白花花的大米。

上山文化的石磨盤

以上研究都是在實驗室里進行，屬于實驗科學的結論。對于一個田野考古者來說，最直觀、最震撼的發現來自肉眼可辨的陶器。上山文化諸遺址中，都發掘了大量的陶器，其中大口盆最具特色。這種容易破碎的陶器的普遍出現，也是人類從遷徙走向定居的證據之一。上山陶器多屬于夾炭陶，在陶泥中摻雜稻葉、稻殼等有機物質，可以在陶胎成形和燒制過程中防止開裂，達到成器更加牢固的效果。這一制作工藝，意外地將不可多得的稻遺存信息保存下來。統計發現，上山遺址絕大多數的陶器均羼和了稻殼、稻葉，在一些破碎陶片的表面或斷面上，可以發現密密麻麻的碎稻殼。這碎稻殼實際上是最早的谷糠。上山古人吃掉了用石磨盤、石磨棒碾出的大米，然后用剩下的谷糠來制作陶器。面對著這些不起眼的破碎陶片，大約每個人都會發出由衷的感嘆，我們竟然據此找到了迄今發現的這個世界上最早的食稻族群！

栽培、收割、加工、食用，這是圍繞水稻種植、收獲、利用的考古證據鏈。一種人類歷史上未曾有過的行為體系，即稻作農業行為體系，在上山文化中被較完整地揭示出來。這是考古人為之興奮的大發現！這一發現也被評為中國考古學“百年百大”發現之一。

自20世紀70年代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發現以來，稻作起源研究成為中國考古學研究的核心課題之一，后來隨著彭頭山、跨湖橋、城頭山等遺址的相繼發現，長江中下游地區成了公認的稻作農業起源地。但起源時間可以上溯到何時？能否找到更小的起源區域？這是考古研究必須回答的問題。上山文化的發現，無疑為這一問題找到了一個新的坐標。袁隆平先生為之題寫的“萬年上山，世界水稻源”這八個字，就是對上山文化的最大肯定。

一位中華子嗣心中的歷史具象

蔣樂平認為，上山文化彩陶中，不但出現了明確的太陽圖案，而且出現了與周易八卦相似度非常高的“卦符”  趙大鵬攝

起源問題，屬重大問題，在學術上也是一個邊界模糊的問題，往往需隨著資料的完善不斷調整認識。從這個角度，筆者更愿意將上山文化定位為“稻作起源的萬年樣本”。從世界范圍看，萬年確實也是農業起源的關鍵時期。考古是實證的科學，就目前的發現來看，上山文化能夠擔當“稻作起源”的桂冠。

農業起源，也被稱為“農業革命”，對人類文明史產生了重大影響。對比年代相近或更早的洞穴新石器時代遺址，上山文化具有三個顯著的特點。第一，如前所述，一種嶄新的農耕行為體系已經初步形成。第二，上山人走出了洞穴，占領、定居于新石器時代活動中心的曠野地帶，形成龐大的遺址群，這與農業發生的革命性后果相吻合，從中我們看到了農業文明的新氣象。第三，上山稻作是一種沒有中斷并出現穩定進步的文化現象，隨著上山文化的發展而傳播，延續了1000多年，最后為跨湖橋文化所繼承。一種新興的經濟行為與一個群體的生存與繁衍發生了真實的關系，這標志著一個新的時代的開始。

距今9000年前后，上山文化的農業定居生活發展到了一個更高的水平。顯著的標志是環壕的出現，這也是東亞地區迄今發現的最早環壕。環壕象征了村落防衛措施的出現，背后反映的是農業社會對土地的擁有意識，一種家園意識開始出現。在上山文化中，環壕不但可以護圍村落，而且還可用來烘托與拱衛重要場所，這主要見證于義烏橋頭遺址。

橋頭遺址發現一處環壕——中心臺地結構的大型遺跡，東、南、北三面為人工環壕，西面遭河流沖刷破壞，環壕的深度達3米，寬近10米。環壕所包圍的中心臺地略呈邊長約40米的正方形。臺地上發現了墓葬、紅燒土遺跡和“器物坑”等。“器物坑”中陶器復原率高，陶器精美，彩陶比例高。特別是部分器物內發現了霉菌、酵母和具有發酵損傷特征的稻米、薏米、塊根等植物淀粉粒，證明這些陶器曾用于儲存酒。這是迄今發現的世界上最早的谷物酒。跡象表明，這個經過特別營建的方形土臺專門用來舉行公共儀式，比如祭祀。這是與普通生活區相區別的特定功能區域，證明村落布局和結構走向復雜化，這是農業社會向文明化演進的重要標志。

基于上述重要發現，在2020年由中國考古學會舉辦的“上山遺址發現二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一個重要學術結論發布：以浦江上山遺址為命名地的上山文化是世界稻作文化的起源地，是以南方稻作文明和北方粟作文明為基礎的中華文明形成過程的重要起點。

由此，萬年上山成為萬年中國的代表性符號。但于探尋農業文明之根本而言，上山文化給予筆者的啟發不止于此。

筆者經常將散布于錢塘江河谷盆地的上山文化遺址群比喻為稻作文明所綻放的第一朵花，而這花朵最鮮艷的顏色，就是殷紅的上山文化彩陶。是的，大家所熟習的黃河文明的象征符號——彩陶，在更早的上山文化中已然出現。上山文化彩陶也被稱作世界上最早的彩陶。令人驚訝的是，在上山文化彩陶中，不但出現了明確的太陽圖案，而且出現了與周易八卦相似度非常高的“卦符”。與太陽圖案組合出現的還有疑似代表陰陽關系的神秘圖符，其中一個“卦符”更被研究者釋讀為“雷地豫卦”。

這是怎樣的一個概念！這些符號，在年代上與演繹八卦的周文王相隔近6000年，地域之間又隔著黃河、長江，這是怎樣的一種聯系？莫非華夏民族的文化先祖之一伏羲是上山人？不可思議？抑或合情合理？

讓我們回到《萬年中國：中華文明的起源與形成》一書。馮時先生在解析中華文明時，將“觀天象，授農時”視為知識體系與禮儀體系形成的源頭，那么太陽紋、“卦符”在上山文化的最早出現，不但與農事活動結合在了一起，而且實現了稻作文明與中華文明的整合。

8月17日，上海書展聽友與蔣樂平的大合影 周文強攝

這樣的結論或許仍然有些抽象。確實，在史前中國的巨大時空中，要將諸文明要素有機串聯，合理解釋，還存在不少的空白。但這只是一個認知與共情的過程，如果你認真研讀這本新書，當你讀懂了賈湖，讀懂了良渚，讀懂了南佐、牛河梁、陶寺、石卯、二里頭，萬年中國對于你也就不遠了。

愿考古學家看到的“滿天星斗”“重瓣花朵”，能成為每一位中華子嗣心中的歷史具象。

（作者蔣樂平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跨湖橋文化和上山文化主要發現者、發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