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2023年10月12日，巴勒斯坦加沙地帶南部拉法省，巴以沖突持續至第六天，一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空襲后被擔架抬走。  視覺中國 圖

10月24日，以色列國防軍參謀長赫爾齊·哈勒維在加沙地帶附近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承認，目前出于“戰略考慮”而推遲了對加沙地帶的地面進攻。23日凌晨，以軍地面部隊曾對加沙發動有限襲擊。以色列防長當天還表示，即將發動的地面攻勢可能持續幾個月，并矢言這將是加沙最后一場戰爭，因為戰后哈馬斯將不復存在。　

10月7日哈馬斯發起的突然襲擊，使以色利遭受了重大傷亡，新一輪巴以沖突由此爆發。截至目前，本輪沖突已致雙方超7200人死亡，加沙地帶更是有約160萬人流離失所。

本輪巴以沖突在沖突規模、暴力程度、傷亡人數、危機程度等方面打破了巴以沖突的模式，進而引發了地區國家和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同時也造成了國際社會的輿論分裂，并再次以悲劇性的方式把長期被邊緣化的巴勒斯坦問題呈現在世界面前。新一輪巴以沖突既拷問著人類的良知，更對已經千瘡百孔的全球治理構成了嚴峻挑戰。

新一輪巴以沖突最出人意料之處在于哈馬斯爆發出的巨大能量，以及以色列在情報、安全、國防、軍事方面系統性失靈，并使以色列國家安全、民族精神和社會心理遭受重創。但在筆者看來，盡管新一輪巴以沖突在短期內對巴以關系和中東地區形勢造成了強烈沖擊，但并不會對中東地區格局產生顛覆性影響。

巴以關系模式短期內難以根本改變

自2000年中東和平進程陷入停滯以來，巴以關系一直處在有限沖突與和平進程停滯相交織的狀態，2008年、2012年、2014年和2021年的加沙沖突盡管程度不等，但基本上都處于可控狀態。這一過程也是以色列在巴以沖突中優勢地位不斷加強、巴勒斯坦問題不斷邊緣化的過程，同時也是以色列保守化、右翼化不斷加深的過程。

2020年以來美國通過《亞伯拉罕協議》推動阿聯酋、巴林、摩洛哥、蘇丹等阿拉伯國家實現關系正常化，并在近期繼續推動沙特等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的關系正常化。美國巴勒斯坦政策的嚴重倒退導致巴勒斯坦問題進一步邊緣化。

在中東和平進程陷入停滯、巴勒斯坦問題不斷邊緣化的同時，巴勒斯坦內部的分裂從2007年巴民族權力機構與哈馬斯分治約旦河西岸與加沙以來得以固化，數次巴以沖突也主要是哈馬斯與以色列之間的沖突。哈馬斯對巴民族權力機構合法性的侵蝕、哈馬斯與以色列沖突對巴以關系的破壞，均使巴民族權力機構的處境更加艱難，這也是導致巴勒斯坦問題被邊緣化的內部原因。

因此，以色列右翼化及其在巴以關系中的優勢地位，哈馬斯與以色列、巴民族權力機構的“三國演義”，美國中東政策的嚴重倒退，是新世紀以來巴勒斯坦問題日趨邊緣化的主要根源所在。這也是作為伊斯蘭主義組織的哈馬斯尋求改變狀況，反對美國、反對以色列、反對奉行世俗民族主義的巴民族權力機構的根源所在。盡管此次哈馬斯針對的對象主要是以色列，但同樣也是對美國長期偏袒以色列、巴民族權力機構“軟弱無能”的強烈抗議。

新一輪巴以沖突與以往沖突最大的區別在于哈馬斯對以色列的打擊力度，以及以色列對哈馬斯的報復程度超過以往任何一次的規模，但很難改變巴以關系的模式。盡管以色列會對哈馬斯進行前所未有的報復，但即使是發動地面戰爭或重新占領加沙，也難以實現剿滅哈馬斯的目標；巴內部的矛盾也不會消除；美國推動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關系正常化的做法也不會改變。

此外，伴隨近年來特別是俄烏沖突以來美俄矛盾的加劇，全球治理更加艱難，聯合國在巴以問題上的作用也受到很大限制。這些因素綜合起來即巴勒斯坦問題邊緣化的處境很難改變。

當然，以色列內政外交有可能發生重大變化，哈馬斯力量會被嚴重削弱，巴以矛盾更加復雜，但巴以關系的模式在短期內很難改變。

在嚴峻的挑戰面前，巴以雙方都需要汲取歷史的沉痛教訓，真正訴諸有利于雙方和平安全的理性、包容和妥協；美國更應改變在巴以問題上長期偏袒以色列，盲目推動阿以關系正常化，不斷擠壓巴勒斯坦的消極做法；國際社會特別是世界大國、聯合國安理會應凝聚共識，回歸以“兩國方案”為基礎解決巴勒斯坦問題。只有如此，巴勒斯坦問題才有望得到解決，但這無疑將是一個十分漫長、艱難的過程。

對中東地區格局的影響有限

首先，新一輪巴以沖突不會導致美國中東政策發生逆轉。

自奧巴馬政府以來，戰略收縮構成了美國中東戰略和中東政策的主軸，其核心目的在于服務于美國全球戰略轉向大國戰略競爭，以致美國逐漸減少在中東的戰略投入，其能力和意愿呈現雙重下降。與此同時，美國又極力排斥俄羅斯、中國等國家在中東影響力的上升。在此背景下，美國中東政策轉向對盟友恩威并施、有限軍事打擊、經濟制裁等缺乏全局性、長遠性的策略性選擇。包括美國推動的《亞伯拉罕協議》也是這種政策的直接體現。

在新一輪巴以沖突爆發后，美國在道義、輿論、外交、軍事等層面表現對以色列的堅定支持，但在本質上美國同樣不希望巴以沖突擴大化、長期化，進而使以色列成為繼烏克蘭之后消耗美國戰略資源的又一“無底洞”。目前美國同時采取了向東地中海地區部署“福特”號航母戰斗群和撤僑的舉措，足見其色厲內荏的本質。美國目前增強在東地中海地區的軍事存在，表面是表達對以色列的堅定支持，其背后則是震懾伊朗、敘利亞、黎巴嫩真主黨等支持哈馬斯的力量，避免沖突擴大給以色列和美國制造更大的麻煩。

新一輪的巴以沖突無疑宣告了美國巴勒斯坦政策的失敗，其形勢驟變也遠遠超出了美國的意料。阿富汗、伊拉克兩場戰爭的教訓以及俄烏沖突對美國戰略資源的牽制，都使得美國的巴以政策只能選擇走一步看一步，并極力規避美國在中東再次陷入戰爭泥潭。

其次，新一輪巴以沖突外溢程度有限，中東陷入第六次中東戰爭的可能性很小。

1948年、1956年、1967年、1973年、1982年五次中東戰爭，事實上只有前四次是真正意義上的中東戰爭，第五次中東戰爭事實上就轉向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黨的沖突。伴隨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后阿拉伯民族主義的衰落，以及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后埃及與以色列媾和退出阿以沖突，阿以沖突就逐步轉向了巴以沖突。海灣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后阿拉伯世界進一步分裂，阿拉伯國家作為群體發動或參與對以色列的戰爭已無可能。在當前眾多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關系正常化的情況下，阿拉伯國家更不會發動或參與對以色列的戰爭。

在此次巴以沖突中，伊朗、敘利亞、科威特、卡塔爾等國家及黎巴嫩真主黨、也門胡塞武裝等組織對哈馬斯予以支持，但除黎巴嫩真主黨與以色列發生交火、以色列對敘利亞大馬士革和阿勒頗機場進行轟炸等零星沖突外，巴以沖突外溢的風險并未失控，而以色列與敘利亞、黎巴嫩真主黨的零星沖突是“阿拉伯之春”以來時有發生的事情。

最后，新一輪巴以沖突對中東地區和解潮的影響有限。

巴以沖突再起主要會對美國推動的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關系正常化產生一定的遲滯作用，但并不會由此結束阿以關系正常化。阿拉伯國家獨立與以色列發展關系，并以此鞏固美國的盟友關系，或換取現實利益，已成為許多阿拉伯國家的選擇，這種長期趨勢并不會由于巴以沖突發生改變。

此外，阿拉伯國家中盡管有部分國家選擇支持哈馬斯，阿拉伯世界在巴以問題上存在一定分歧，但很難形成陣營對抗。沙特與伊朗和解會受到一定沖擊，但不致有嚴重影響，目前雙方已就巴以沖突進行溝通，不存在圍繞巴以沖突對抗的可能。

土耳其在本次巴以沖突中的立場相對平衡，并正在尋求發揮斡旋和調停作用。因此，土耳其與以色列的關系不致像過去那樣受到巴以沖突的嚴重影響。

綜上所述，新一輪巴以沖突最大的影響在于哈馬斯和以色列之間的沖突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并未改變阿以沖突向巴以沖突轉變的長期趨勢，也很難扭轉巴勒斯坦問題日趨邊緣化的趨勢。這既與巴以沖突本身長期性、復雜性、頑固性導致的政治僵持有關，也與阿拉伯國家更多從民族利益轉向國家利益密切相關，更與大國對抗導致的國際秩序、全球治理困境密不可分。

“中東睿評”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劉中民教授的專欄，堅持現實性、理論性、基礎性相結合，以歷史和理論的縱深回應現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