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符合人們印象的“三和大神”，即沒有身份證、靠日結工作維生、在網吧或者街頭露宿、“做一天玩三天”的人群，事實上數量非常稀少，雖然不可統計，但在尋訪估算下來，滿足條件的可能不到百人。而那些被戲謔地稱為三和精神領袖的人，則更是寥寥無幾。

然而，在網絡的傳播中，恰好是這些寥寥數人被當做了三和底層務工者的典型代表，他們或許更有噱頭，更有獵奇感，也能夠在某種戲謔之中被喜劇化從而淪為無害的談資。

與朗西埃意義上的政治正好相反，這種對三和大神的談論恰好是在強化著已經有的社會結構與區隔，在嬉笑著言說“他們如是”而以此賦予其一種可理解性的同時，實際在強化的是“我們如是”，強調著我們的不同和優越。

在此過程中，那些人數更多的或許也可以說更為典型的駐留此地的底層勞動者則在某種程度上被無視和消音。這些勞工正是我希望關注的對象。

這個小廣場被一道鐵柵欄隔成了南北兩塊，而為了方便穿行，這道柵欄中的某些鐵條被打工者們暴力拆除了。每到傍晚，居住于周圍城中村的打工者們便在此聚集，等候晚班的日結招工，和旁邊賣二手手機的販子們搭話，或者無所事事地抱手閑聊。間或有些購買法人身份證的人在低語，或者是什么人發生了口角招來層層圍觀的看客。

然而，就從這個空間向外走幾十米，馬上就能來到深圳寬闊而整潔的南北向干道上。旁邊的另一個街區則有著百佳華商場、龍華商業中心這樣的城市CBD，和任何一個大城市的景象無異：繁華，嘈雜，被跳廣場舞、健身操以及遛狗的人群占據。

可以說，三和在此只是一個異數，一個鑲嵌在巨大城市中的奇異碎片。

▍浮動著的憤怒感

我曾在六月份短暫地來過三和一周，而在此地感受到了一種完全不一樣甚至難以理解的東西。

時不時有新的人加入，而舊的人群則迅速圍上去。這些新來者有些是招晚班的中介，嘴里喊著“日結日結，一晚一百二……”然后和周圍聞訊的勞工們有一搭沒一搭地回著話。日結都搶手，不管什么工作，都能在幾分鐘到半小時內招夠工人，然后一群人便呼啦啦地從廣場上離開。

我看不出所以，退開去，在廣場上游蕩著。四下是散落的瓜皮和某些臟污汗臭以及由此而來的莫名氣息，和躁動的人群混合在一起。間或有身穿警察或者保安制服的人來，在人群中揪出幾個不知做什么的人，將他們從廣場上驅離，而后者則嘻皮笑臉不以為意，和警察模樣的人爭辯著。當警察離開時，這些人又都從附近折返回來。如此戲碼就在數十分鐘間隔中不斷重復著。

有人說，這些人是來買法人的：把打工者的身份買去注冊皮包公司，來規避違法被追責的風險。通常，這種身份的買斷也僅僅需要一千至兩千元。在日本NHK關于三和的記錄片中，宋春江就是這樣一位賣出自己身份的大神。據他在片中所述，自己名下掛著注冊資本累計超過千萬的三家公司，而他自己則只能繼續游蕩在三和，做著一天一百出頭的日結工作。

當我拿出三腳架和相機試圖拍攝時，周圍馬上層層圍上來幾層人，抱著手，低語著，指指戳戳。有人彎腰看著鏡頭，有人則走到我旁邊小聲說：“兄弟，趕快收起來，小心被砸。”我一開始不以為意，很快就聽到外圍人群中的討論：“是在拍照嗎？我們去把機器砸掉。”“圍住圍住，趕快動手。”我只好回頭陪笑，說著抱歉抱歉并把相機收了起來，灰溜溜地逃走。

從六月到八月，據說這種對鏡頭的憤怒隨著記者采訪的增加而不斷升級，甚至真的發生了很多起暴力事件，以至于最后，即使是打工者自己用手機拍照，也會引起周圍人群的圍攻。

我就目睹了這樣一起事件：在凌晨五點多的廣場上，一位穿著格子衣的打工者模樣的人用手機拍了一張照，旁邊的另一位打工者堅持說自己被拍到了，要前者把照片刪除。兩人開始爭執，周圍密密麻麻的人群圍了上去，高喊著“刪掉刪掉！”“揍他！”“把他手機砸了！”好事者在旁邊煽風點火，有人直接上去憤怒地叫罵，甚至有人開始往前者身上吐口水。最后，拍照的只好交出手機，任由后者刪除照片。

事后，當我和其他圍觀者聊天時，他們跟我分析說這里有些人是買法人的黑中介，怕被拍到曝光。有些人則是身背債務在這里邊打工邊躲債的，也是怕被不經意拍下被債主看到。還有的人則是擔心自己混得不好，這樣的形象被拍下后被家人或者熟人看到……

我當時覺得很有道理，但也隱隱覺得背后還有沒法解釋的東西，那是一種浮動著的憤怒感，無法說出，但能感受到周邊的躁動。似乎這種憤怒在尋找著任何可以發泄而噴涌出的破口，一觸即發。

▍三和：身體打卡

這次打工的謀劃起源于我正在思考和討論的問題：關于世界范圍內的資本主義譜系以及由其造就的無產者。這是我將在自己的一系列藝術作品中所涉及的。然而，當實際在完成這些以錄像和裝置為主的作品時，我卻發現自己的思考是停留在某種理論之中：從文本出發，最后回到文本。

這使得我陷入了某種貶義的知識分子式的狀態。我并不確定我是否真正理解我在談論的東西，甚至可以說，我在使用的“理解”這個詞本身就暗含著我試圖將某種他者放進我所預設的框架之中以使得它能夠被合理化。我確定的是，這并不是我要的東西。

我試圖尋找的是一個立場，一個使得我真的能夠討論勞動者的立場，一個位置，更準確地說，是一具身體：一具底層勞動者的身體。

由此，打工勢在必行，而三和人才市場作為一個底層勞動者聚散的共所周知的地點，也使得這種打工能被賦予更多的典型意味。

我將這種短期的打工稱之為“身體打卡”。在我看來，這不是某種臥底，因為臥底意味著我在試圖把曾經的身份帶入到這個場域中，而偽裝出一種保護色；同時這也不僅僅是一種體驗，因為體驗意味著某種意義上的淺嘗輒止，意味著某種程度上的置身事外。

我需要的是，在這個時間內，我的身體成為一具勞工的身體，而期冀于那種不可名之的感性，以及隨之而來的可能的知識與洞見在此過程中浮現。

這種感性和洞見，或者說可見性與可言說性并不與生俱來。特別是對于和我們處在區隔中的人群，或者更寬泛地描述為由于擁有著不同的象征資本和實踐理性而處在不同位置的人群。

在法國哲學家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看來，這些不同的人群并不占據在同一張地圖的平面上而可以相互理解。相反地，在由統治階層設立的這套權力和話語的分配結構中，無產者永恒地處于一種不可見和不可述說的境地。他們被以功能性區分，進而被安排了某種位置，但其本身的感性和話語卻被抹除和消音，即使是他們試圖開口言說的時候，這種言說也只是在借用著被已經給定了的結構的話語。

朗西埃認為，真正的政治在于賦予這些無分者以分，賦予這些不可言說者以聲音。當我們試圖去“理解”底層勞動者時，這絕不是將他們放入一種已經存在的可理解的結構中，以“我們自己”的邏輯和概念去包含“他們”。

真正需要的是一種朗西埃意義上的政治：制造出一種尚不能被感到的新的感性，制造一種屬于底層勞動者自己的話語與可見性，在差異中尋找真正的異質性，而不將之化為一種陳套之中的敘事。

由此，我的實踐也將既不同于新聞采訪，也不同于人類學的田野調查，而是試圖進行一種藝術與政治的同一體。

▍做一天可以玩三天？

打工生涯短暫，但由此獲得的體感已經能夠讓我去做一些初步判斷。

曾經那種工人長期隸屬于工廠的雇傭關系已經是過去式，而在現在更普遍的勞動關系中，工人與用工單位之間的勞動關系的緊密很大程度降低了。很多工人以月為單位和用工單位簽訂合同，并常常在某種矛盾之后自行離開工廠，返回人才市場去尋找新的工作。和我聊天的二十多個工友，普遍都進過四五個甚至更多的工廠，并在這些工廠中從事了不同崗位的工作。

而很多工廠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利用這種工人的流動性，比如在進廠的頭一個月只發實習工資，隨后幾個月工資則逐級遞增。這種工資的增長表面上看是在鼓勵熟練工人長期留廠，但在實際的操作中，卻因為強流動性和大部分崗位對技術的低要求，變得傾向于愿意讓工人在實習期滿前離廠，而通過實習工資與正式工資之間的差價來節約用工成本。

日結工人可以看作是上述流動性被推向極致之后的極端但卻普遍的實例。在談論三和的日結工時，大部分文章會引用那句戲謔的玩笑話：“做一天，可以玩三天。”

實際上，日結工的“做一天”遠不能夠等價于正式工一天的工作。對于日結工來說，一天的開始是凌晨四點半到五點之間，他們需要在這個時間出發去找工作，在工作開始時間之前被運往現場。也就是說，他們比正式工的實際勞動時間多出了四個小時以上。而現在珠三角的工廠普遍使用一日兩班的工作模式，即通常需要進行超過十個小時，甚至有時長達十三個小時以上的工作。

而更為嚴酷的是，日結工由于沒有簽訂用工合同而只有口頭契約，往往被分配至那些最為勞累或者危險性較高的崗位上，而其所領的工資大概只相當于正式工的三分之二左右。

在這種超長勞動時間和超低報酬的雙重擠壓下，“做一天可以玩三天”這種話幾乎就是一個冷酷的玩笑，伴隨著日結的深刻絕望感由此被戲謔消解。

而回頭說，朗西埃對無產階級感性的呼喚在當下的現實中幾乎就是一種不可能的任務。感性的生產需要閑暇，在八小時工作制都無法普及的時候，如何能來奢談其他？

事實上，如果我們默認存在一種中產階級的話，那么可以說，在當下，中產階級生活的便利和相對的廉價，是建立在對底層勞動者結構性的剝削之上。我們能夠使用廉價的工業制品，是因為有那么多可以隨意使用和替代的、每天工作十余個小時而只領著區區百余元工資的勞工；我們能夠享受在三到四日就能達到的快遞的背后，是一位位因體力透支而處在憤怒中的分揀工人。

我們的存在和如其所是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種剝削，無人能夠置身事外。那么需要如何回應這一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