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爾海景。本文圖片均為 澎湃新聞記者 汪倫宇 圖

歐洲最年輕的語言

2007年，黑山宣布獨立僅一年后，新政府便將“黑山語言的獨立性”寫入憲法。在不到20年的獨立歲月中，為了區別與塞爾維亞語的不同，黑山政府還多次為黑山語尋求國際社會的承認，2017年，國際標準化組織終于為黑山語授予了代碼ISO639-2，算是得到了國際權威機構的認可。

但這門年輕語言的現狀實在是太過尷尬。在聯合國和各大國際組織的官方網站上，常常無法找到黑山語的勾選選項，也基本沒有對應的語言學習材料。最關鍵的是，除了小部分民族主義者，絕大部分黑山民眾并不認為黑山語實質上與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有何不同。

黑山政府試圖通過確立語言身份來鞏固民族地位，將年輕的黑山語打造成黑山民族、文化和國家的最重要象征。具有塞-克語背景的北京外國語大學學者彭裕超博士認為，近來黑山語言政策和規劃的變化趨勢顯示，主張民族語言改革的“激進派”影響力日增，幾乎成為黑山語言規劃的實際執行者，其主張具有明顯的語言民族主義傾向。

“國家層面上，‘激進派’的主張受到更多支持。各政府部門在制度設計、機構設置和資金上都向其傾斜。”彭裕超告訴我，“黑山教育部早在2004年就將中小學語文課由‘塞爾維亞語言文學’改名為‘母語與文學’。獨立后的政府還在2014年以決議支持‘激進派’設立黑山語言文化研究所，并開設黑山語專業。”

“激進派”的大本營是黑山語言文化研究所，它的選址就有講究，選在了古都采蒂涅，距離西部的亞得里亞海岸線只有二十多公里。這是一座安靜而低調的古樸小城，如今僅有數萬人口，難為外人所聞。采蒂涅作為黑山王都的光榮歲月早已遠去，但昔日的影響依然存于街巷的磚瓦之中。

采蒂涅的高光時刻在19世紀。1878年的柏林會議后，包括奧斯曼在內的各個大國開始承認黑山的獨立地位，隨之而來的大批西方國家外交官涌入小小的采蒂涅。隨后的20多年里，英、法、德、意、奧等多國都在當地開設了使領館，采蒂涅逐漸變成了黑山的西方文化輻射中心。

遲至二戰前后，一些當地家庭仍然操著法語、意大利語或英語，采蒂涅的上流人士們追隨著歐洲的時尚潮流，家中充滿了考究的歐式家具和裝飾，服裝樣式也與巴黎、羅馬的流行款保持同步，毫不掩飾自己和黑山平民們的文化差異。直到戰后的鐵托時期，這種“洋腔洋調”才漸漸淡去，被新的社會主義文化取代。

采蒂涅博物館中的前南時代。

時至今日，新的輪回開始。如今，小小的采蒂涅城中光博物館就有四五座，細分為民族歷史館、王朝歷史博物館、自然歷史博物館等，此外還有一座國王的陵墓隱藏在郊外山崗中。這些地點濃墨重彩地展現古代黑山的高光時刻。

山間的國王陵墓。

黑山獨立前后，以這座城市為基地的“激進派”提出的語言改革主張具有明顯的“擬古主義”傾向。據彭裕超在一篇關于黑山語言民族主義的論文中的觀察，由“激進派”代表契爾吉奇在2009年主持修訂的現行《正字法》中，在標點符號、字母大小寫等方面過多使用19世紀文本作為例子，試圖彰顯黑山語言的“悠久歷史”和文學傳統。

但細思之下其實略有諷刺意味，采蒂涅的文化底色之中頗有西化色彩，嚴格來說未必能符合“擬古”的細致標準。從這里刮來的所謂“古風”更多是任何可以區別于塞爾維亞語的元素。

“他們不管是創造一些新的所謂‘傳統’，還是語言標簽和符號，又或是某種不加甄別的西化，這些行為都非常人為，與黑山的語言和文化現實存在明顯脫節。”彭裕超說。

蔚藍的亞得里亞海海岸距離采蒂涅僅有二十多公里，但在這座黑山舊都，幾乎感受不到任何海洋的氣息。到處都是深色磚瓦的低矮房屋。 就連城市中心幾家裝飾古樸，以傳統菜肴為賣點的餐館也很少提供海鮮，烤肉、牛排和香腸是只有黑山語的菜單上的絕對主力。

與同樣擁有亞德里亞海岸線的另一個南斯拉夫國家克羅地亞十分不同，如今的克羅地亞仍然散落著羅馬的遺跡，而黑山則難以令人聯想起它同樣美麗的地中海風光。在數百年的時光里，堅持獨立的黑山人受到土耳其人四面八方的包圍。為適應抗爭的需要，他們逐漸形成了兵民合一和政教合一的社會組織模式，大主教同時成為掌握政權的統治者。這樣的黑山政權只能堅守在西巴爾干南部山區，控制范圍比今日的黑山小得多，領土僅限于交通不便的內陸。巴爾、科托爾和烏爾齊尼等少數幾個風光旖旎的海灣城市則仰威尼斯帝國鼻息，成為多種文化交融的商業自治城邦。

生于南斯拉夫

夏季的巴爾就難得地浸染著這個國家身上那層淺淡的海洋色調。空氣炎熱干燥，地中海海岸典型的綠植點綴著街巷。一望無垠的藍天中幾片棉絮般的浮云飄向海灣，清晰地襯托出地面上一幢幢低矮房屋的輪廓。

來自巴爾的朱洛是一個身材瘦高的男人，頭發仍然茂密，眼睛明亮看上去略帶笑意，這讓人常常忽略他眼角的細紋而錯判年齡。朱洛實際上已經40多歲了，當了近20年工程師，他有一個即將上大學的兒子。

朱洛和妻兒一家平時住在濱海港口巴爾，他們很少出遠門，假日消遣也往往在周邊的海灘上。巴爾附近有不錯的沙灘，商業港區面積并不大，因此從高處俯瞰不會覺得突兀的起重機和龍門吊過于破壞城市的濱海景觀。偶爾出沒的幾艘北約小型軍艦似乎也沒有影響到居民們的休閑氛圍。

巴爾港里停泊的軍艦。

這座休閑城市布滿頂著諸如“威尼斯假日”、“慕尼黑”店名的咖啡館和酒吧，城內還散落著一些在黑山其他小城并不多見的現代購物中心，西方消費主義氣息顯然順著并不寬敞的亞得里亞海漂到了這里，盡管看上去有些滯后。走在街頭，你時不時能聽見意大利語、阿爾巴尼亞語、俄語和烏語對話。

亞得里亞海在民族、文化、語言和宗教等各種意義上都能算作歐洲的邊界之海。得益于對亞得里亞海岸線的控制，威尼斯帝國一度崛起為海上強權，向愛琴海、黑海和黎凡特海岸播撒歐洲的武力、貿易和文化影響。威尼斯的貿易活動還將其他文明的元素帶入，亞得里亞海東岸的巴爾和烏爾齊尼等黑山港口匯聚了土耳其人、黎凡特人、阿爾巴尼亞人，這些所謂的東方民族帶來了異域文化和宗教，與本地的東正教和帶著濃郁意大利色彩的天主教共存了數百年。

到了20世紀初的大移民年代，巴爾港成了黑山人奔向山海的第一站。數以萬計的黑山年輕人在巴爾踏上了輪船，輾轉意大利的的里雅斯特等港口前往美國。 這些雄心勃勃而又精力充沛的黑山人將當時的美國看作希望之地。除了賺錢，他們更想看看更大的世界，開啟新的冒險，逃避在山上放羊耕地的單調日子。

朱洛站在他參與設計的南北高速優先段旁。

站在家鄉巴爾的亞得里亞海灘上，躋身各國游客和避難者之中，朱洛回望身后巴爾干腹地的貝爾格萊德、薩格勒布和薩拉熱窩，不免會用一種沉淀了幾個世紀的世界主義的眼光來審視東南歐內陸的某些光怪陸離，尤其是紛亂而緊張的政治。“民粹是最可怕的東西。”這位資深工程師如此評論塞爾維亞、波黑和克羅地亞三個鄰國的政治亂象。

如今已有近20年從業經驗的朱洛在貝爾格萊德接受了專業的工程師教育。他讀大學時恰逢噩夢般的1990年代，整個巴爾干亂成了一鍋粥，塞族主導的南聯盟正在目睹一個又一個共和國脫離控制宣布獨立。波黑戰爭之后，科索沃成為前南內戰鏈條上的最后一環，但和平分離的步伐沒有就此停止，“小兄弟”黑山也在2006年成為獨立國家。

俯瞰波德戈里察

不過受過教育的黑山人前往貝爾格萊德學習深造的傳統并未消失，至少沒有被1990年代的戰火打斷。在朱洛的記憶里，相較于波德戈里察，1990年代的貝爾格萊德仍是一座現代化的東南歐都會。那時，作為聯邦首都，貝爾格萊德各所高校的學術水平和聲譽也遠超小兄弟黑山，黑山學生前去就學是理所當然的事。

而現在，自豪談起兒子的朱洛不愿考慮將他送到塞爾維亞就學的可能性。經過獨立后十多年的“向西看”，黑山高校在各方面迅速與歐盟接軌。以首都的黑山大學為例，各系教師頻繁到歐洲大學交流訪學，并在西方期刊發表論文，一些西歐和美國的學者也前來擔任客座教授。新一代黑山大學生普遍講一口流利的英語，有的甚至掌握了法語、德語等二外。 這些使朱洛開始對祖國的高等教育水平另眼相看，他認為在教育質量上波德戈里察和貝爾格萊德之間不再有顯著差別。政治氣氛又帶來了一層新的考慮：

“今天我不會把自己的孩子再送去貝爾格萊德讀書了，即便他想也不行。”朱洛坦言，“我不喜歡現在那里的氣氛，更害怕兒子深陷其中。假如知道他來自黑山，一些塞爾維亞人可能會表現出敵意，我不喜歡那樣。”他所指的是科索沃問題再度緊張之際，塞爾維亞有所上升的民族主義情緒。一些塞爾維亞右翼人士認為，黑山正在背離與塞的傳統友好關系。

當然，局勢升溫并非只有一方的原因。科索沃當局近年來一直試圖滲透進該國北部的幾個塞族市鎮，其遲遲不推行當地自治，甚至安插阿族軍警的做法已經違反了早前由西方國家牽頭的《布魯塞爾協議》。而在整個西巴爾干地區，麻煩遠不止小小的科索沃，還有其他令人頭疼的問題，多與民粹主義有關。

“我生于南斯拉夫。”朱洛用出色的英語說，幾乎聽不出口音。前南陷入內戰深淵時，朱洛只有十幾歲，但他清晰記得各種版本（大塞爾維亞、大克羅地亞、大阿爾巴尼亞等等）的民族主義和歷史修正主義如何將南斯拉夫拖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概括地來說，在南斯拉夫解體后的巴爾干諸國中，黑山和馬其頓是最懷念鐵托時代的地方。斯洛文尼亞在奧匈帝國時期浸潤中歐文化已久，早早踏上了歐洲之路；天主教的克羅地亞緊隨其后，斯、克兩國是1990年代初最早從南斯拉夫分離出去的共和國；“老大哥”塞爾維亞則一直對鐵托時代壓制塞民族主義，甚至有意削弱塞族實力的做法耿耿于懷，前南內戰結束后，敵視鐵托時代的民粹主義在塞民間也有不小的市場。

相比之下，黑山卻十分不同，鐵托時代中央層面的黑山干部數量很多，考慮到其人口占全聯邦的微小比例，黑山人現象是前南政壇的一大特色。早在南共游擊斗爭時期，游擊隊中的黑山成員就發揮了重要作用。南共游擊隊最為外界所知的女游擊戰士斯塔娜就來自黑山，英國記者拍下她的戎裝照后登上雜志，她在西方被當作南共游擊隊的一張名片。她后來成為南共中央領導層的一員。

在戰后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黑山依然受到聯邦的重視。醫院、學校、影院和居民區拔地而起，公路、隧道、橋梁等基礎設施項目紛紛破土動工，起點極低的工業也得到了一些發展。

由于前南游走于兩大陣營間的特殊的國際地位，鐵托政府需要向西方適度展示南斯拉夫社會主義開放和現代的一面。黑山正好面朝西方，與西歐大國意大利隔亞得里亞海相望，每年夏季都會接待為數不少的西方游客。因此，有必要將黑山打造為面向資本主義世界的一扇“櫥窗”，政府在這里投資修起了一大批旅館和療養院，后來又吸引了大量前南各地的干部、工人前來療養，黑山還由此獲得了“南斯拉夫療養院”的稱號。

如今，黑山人只能看著西巴爾干各國的亂象，以及自身退居一隅的現實，難免心生些許對聯邦時期的懷舊。如此心態下，塞、克兩個前南老大哥之間的齟齬格外牽動神經。

“要我說，最大的問題還是在克羅地亞和塞爾維亞之間，他們一直是我們黑山人的兩個‘老大哥’。”朱洛說，“但幾十年過去了，好像什么都沒有長進，兩邊的政客還是日常互相打嘴炮，還是翻歷史舊賬，挑動民族對立的那些陳詞濫調。”

克羅地亞加入歐盟已有十年，從表面上看，其經濟和社會發展狀況尚好。但“融入歐洲”的水面之下，四百多萬人口的克羅地亞依然背負著過去的包袱。“確保了身為歐盟成員的地位后，克羅地亞政治精英也學會了‘拉大旗做虎皮’，用歐盟身份來合理化民粹主義行為。”研究巴爾干民粹主義和媒體的黑山學者塞契奇告訴我，“每當其他巴爾干國家指責克羅地亞打歷史牌和民族牌的時候，他們就會說，‘我們已是歐盟成員，講的當然是歐洲價值觀’。”

塞爾維亞內部一些右翼力量也不遑多讓。他們向政府施壓，鼓吹使用更加激進、更加強硬的政策來應對科索沃和波黑的局勢。

無論如何，朱洛口中的前南斯拉夫作為一個社會主義聯邦已經遠去，且沒有留下任何地緣政治替代物。經過幾輪倉促東擴的歐盟提出了“西巴爾干”概念，試圖將南斯拉夫的碎片重新整合，成為擁抱“自由民主”價值觀的歐洲的一部分。為此，歐盟官員頻頻在各種場合以“西巴爾干國家”一詞來稱呼塞爾維亞、科索沃（未獲國際社會普遍承認）、波黑、黑山、馬其頓和阿爾巴尼亞。各類政策文件、歐洲主流媒體也開始大量使用這個提法。

與概念上的“創新”相呼應的，是巴爾港里往來越來愈頻繁的北約艦艇，當然還有美國在波德戈里察的大使館。這座安保嚴密的龐大建筑以其能容納數百雇員的巨大規模，在地狹人稀的黑山不成比例地伸展著華盛頓的利益觸角。此外，近年來美國和西歐在黑山的媒體、民間組織人員數量也不斷上升，影響著黑山從語言、民族政策到媒體運行模式的各種“上層建筑”。

然而，與“前南地區”的概念相比，“西巴爾干”這個概念的問題甚至更多。“前南地區”好歹指出了這些國家的南斯拉夫屬性（阿爾巴尼亞除外）和一段共有的社會主義歷史，“西巴爾干”卻完全沒能概括該地區在政治、經濟、社會領域的共性。

正如保加利亞學者科拉斯特夫（Krastev）指出的那樣，西巴爾干諸國目前唯一的共同點只是還沒有與歐盟一體化而已。從字面上，西巴爾干看似是一個純地理意義上的說法，但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這兩個歐盟成員國完全拒絕承認自己是巴爾干國家，不想與波黑、塞爾維亞、黑山扯上關系。因此西巴爾干變成了擺放歐盟候選國的籮筐。

概念上的不清和對國家特點的認知缺乏或許還有蔓延到實際操作層面的風險。作為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回應，美、歐、印三方近期匆匆推出了基礎設施聯通戰略。由于尚未落地，目前它的重點在宣傳和造勢方面。根據官方公布的展示該戰略全景的視頻，巴爾干地區對該戰略而言十分重要，其聯通路線經阿爾巴尼亞、黑山、波黑進入歐盟境內。然而，黑山境內的路線規劃完全不合實際，直接從崇山峻嶺上切了過去。在一些巴爾干論壇上，該視頻片段已成為笑柄。

習慣了研究工程設計圖紙的朱洛不大看西方人如何寫黑山，不管是游記還是新聞報道，抑或是“西巴爾干”之類制造的花哨概念。就像他對部分西方媒體描寫黑山南北高速項目的方式一笑而過一樣。

“黑山和其它巴爾干國家都有太多自己的事情要做。反腐、建設法制、基建、發展經濟、移風易俗，這些都搞好了，我們或許可以自己來講講巴爾干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