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18年，中國迎來改革開放40周年。改革開放成就了今天的上海，1990年代上海經濟社會發展從負擔沉重的全國“后衛”，一躍變“前鋒”，實現大變樣。浦東開發的高樓大廈背后，陸家嘴、張江、金橋、外高橋開發的規劃政策背后，開發開放的高速進展背后，有著怎樣的大膽嘗試、奮力進取的故事。澎湃新聞·請講欄目推出“上海改革開放40年”口述系列，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采訪了部分上海改革開放的政策制定者、執行者們講述上海改革開放那段激情澎湃的歷史。該文將收錄于即將出版的“上海改革開放40年口述”系列叢書中。

口述：陳青洲(上海市漕河涇新興技術開發區發展總公司第一屆黨委班子成員)

采訪：郭繼、周奕韻、趙菲

整理：周奕韻

時間：2018年6月8日

我是1985年主動提出到漕河涇的，這也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向組織提出個人要求，1986年，我正式通過組織調動來到漕河涇，趕上了漕河涇開發區的創業時期，并從此謝絕一切調動機會，心無旁騖在漕河涇扎下了根。在漕河涇的28年里，我在開發區黨、政、工條線以及公司本部和子公司十多個崗位任過或兼過職，親歷了漕河涇開發區迄今為止各個發展階段最困難的時光，見證了開發區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看著一棟棟廠房拔地而起，看著一批批中外企業從談判、到建設、到投產、到發展，看著一個個自主創新企業成長起來，心中的幸福感是無法用語言表達的。

靠發展解決困難，闖出一片天

漕河涇開發區的前身起步于1984年的微電子工業區。1978年，我國吹響了改革開放的號角。1980年，中央決定在廣東、福建兩省建立經濟特區。1984年，中央又決定開放上海等十四個沿海港口城市，明確在這些城市可以劃定一個有明確地域界限的區域，興辦經濟技術開發區。上海根據中央的要求，以“利用上海科技優勢、人才優勢，加快中國微電子（集成電路、半導體等）產業發展，趕上全球第三次科技浪潮”為宗旨，把籌建上海市微電子工業區列入規劃日程。

1984年起，汪道涵市長主持，劉振元副市長具體負責，各級領導、各路專家、各方代表參加了《上海市高技術開發區研究》報告撰寫，同時以地理位置、區位條件、基礎設施、交通配套、能源供應、工業支撐、環境質量、教育和科研資源等11大類、39項指標、150個分值為指標體系，在全市遴選的基礎上，對五個候選地區進行評分比選，滿分為9分，漕河涇地區獲得最高的8.7分，得出結論是：“漕河涇地區是目前上海最佳的高新技術開發區選點”。建設漕河涇微電子工業區的決定是由汪道涵市長在上海市八屆二次人代會上宣布的。

1985年，上海市經委開始組建班子，調遣各路人馬，進行前期準備。其間，1986年8月21日傳來了鄧小平同志在視察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時所作的“開發區大有希望”的重要題詞，給我們增添了信心和力量。1986年9月26日，漕河涇微電子工業區正式開工建設，時任上海市長江澤民題寫了“上海漕河涇微電子工業區”奠基碑，老市長汪道涵和黃菊、劉振元副市長等領導出席開工典禮。

開發之初非常艱難，“上無片瓦、下無寸土”，也沒有現成模式、成熟經驗。當時汪道涵老市長語重心長地說：國家剛剛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百廢待興，百亂待理，你們不要“等、靠、要”、“找市長”，要靠自己的努力“找市場”。實際上市里是很支持我們的，在經濟困難的情況下批給了我們一筆1億元的貸款，我們靠著這筆貸款，開始了漕河涇“東區”（即虹梅路以東地區：西起虹梅路、東到虹漕路，北沿蒲匯塘，南至漕寶路）的“一次創業”。

那時指揮部條件艱苦，需要和外面聯絡，卻沒有電話。經過爭取,得到電信部門同意，在他們技術指導下，我和同事們從上澳塘河對岸的貝嶺微電子工地門衛室拉來了一根副線，接上載波機，再接通六門載波電話，開始了與外界的聯絡。市領導們都曾來到開發區坐著硬板凳，用著載波電話，進行工作。我們沒有食堂，就自己家里帶飯來，當時液化氣憑票供應，我們想辦法從市煤氣公司買來兩個液化氣鋼瓶，一個放在我們桂箐路65號的辦公區，一個放在漕寶路509號的工地現場辦公室。有了液化氣，再配上兩個鐵鍋和蒸籠，讓大家熱一下帶來的飯菜。那么多人的飯菜在隆冬臘月里根本無法蒸熱，但大家將就著過來了。

還記得那個時候漕河涇地區沒有公共交通，最近的公交線路一條是到田林新村的224路，一條是到虹橋鄉的87路。領導和員工同甘共苦，步行、騎車和擠公交是常態，主要領導合用的工作小車經常挪作集體公務車。市委、辦、局同志來區辦事，領導合用的這輛小車如不在園區，我和同事們就會騎著自己的自行車，到田林新村終點站把他們載過來，等他們開好會、辦好事再騎車送他們出去。一位當年在市經委工作的同志在紀念漕河涇20周年的征文中特別提到了這些事，他感動地說：“在這樣的地方，有這樣的同志拼命地干，怎會不成功？”開發區創立時資金短缺，成立最初幾年我們的獎金一年只有五元錢，當時還發不出，大家并沒有怨言。同志們不計較收入，也不計較個人的職位，我們的很多同事來開發區的時候是一名工程師，退休離開的時候還是工程師。大家人心思干、人心思上、人心思創，以“開拓、吃苦、釘子、效率、效益”五種精神激勵著為振興祖國微電子事業而奮斗。盡管當時條件艱苦，大家信心還是很足的，相信一切會好起來的。

最大的困難還是缺開發資金。當時，受到宏觀經濟影響，先于我們起步的閔行、虹橋兄弟開發區招商引資正遇到困難，項目少，壓力大。在這樣的情況下，有人質疑漕河涇開發區還要不要繼續上？市有關部門領導也提出對漕河涇項目需要再慎重研究。壓力面前，我們一方面向上級據理力爭并努力做好自己園區的各項基礎工作，另一方面主動跟兄弟開發區實現差異化發展、互相支持。比如，閔行開發區引進的是全外資企業，我們就堅持內、外資并舉；他們以加工制造業為主，我們就突出以信息產業為主的高新技術產業，相互間形成差異性、互補性。再如，虹橋開發區是以商貿、辦公、酒店等第三產業項目為主，我們就堅持二、三產業并舉，著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以及相配套的高附加值服務業，盡力創造自己的特色。這樣，在我們三個園區之間既堅持揚長，又互相補位，都獲得了很好的發展，使曾經有疑慮的市有關管部門逐步改變了看法。后來我們三個園區不但都沒有“下馬”，而且在國務院批準第一批國家經濟技術開發區的時候，三家同時入列。

1988年6月7日，漕河涇微電子工業區擴建獲批為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11月，在時任市長朱镕基關心下，我們爭取到隸屬于港澳中銀集團的中國建設投資（香港）有限公司、香港僑通發展有限公司、中國銀行上海信托咨詢有限公司聯合投資，一起開發漕河涇“東區”。1989年1月12日合資的上海新興技術開發區聯合發展有限公司成立，使開發區不僅增添了資金實力，而且注入新的運行機制。是年，第一期市政基礎設施竣工驗收，初步達到了“七通一平”。

“七通一平”好了，但引不來鳳的話，就無法實現“興辦開發區、擴大對外開放、促進經濟發展”的目的。1990年3月28日我們開發區成功地進行了上海首塊工業用地有償出讓，受讓者是臺灣地區企業家。由于當時大陸和臺灣地區尚未“三通”，一些認同“一個中國”、“兩岸同胞同是炎黃子孫，同是中華血脈”的臺胞們還不能直接過來投資。但辦法總比困難多，我們推動和支持他們先去香港注冊設立“香港齊來貿易有限公司”，然后以香港公司名義來漕河涇投資，獲得了開發區B7-B10地塊5萬平方米土地五十年使用權，建設起“上海齊來工業城”。我們把出讓土地收入的增值部分上繳給市里，把相當于開發成本的部分留下來用作開發區的再投入、再開發，使資金活了起來。齊來工業城實際是漕河涇開發區內最早的“區中園”，后來在吸引臺商、擴大投資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1991年3月21日，漕河涇開發區被國務院批準為首批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加上之前獲批的首批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漕河涇開發區成為了全國唯一的具有“雙重性質、功能”的國家級開發區，這就為漕河涇開發區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重要基礎條件，國家經開區政策突出“以工業為主、外資為主、出口創匯為主”，國家高新區政策重點鼓勵“科技創新創業、培育自主知識產權項目”。漕河涇開發區借助“雙重園區”的天時，逐步走出了一條具有自己特色的發展之路，即：對所有來區的投資者不論國籍、不分所有制、不問個人身份背景，只看其來開發區做什么。只要是來區發展高新技術研發和產業，只要符合漕河涇《人大條例》第一章規定的九項高新技術產業內容，一視同仁，一樣對待，反之，婉言謝絕。

從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一批中外科技企業先后落戶漕河涇，如：飛利浦照明、貝嶺微電子、AT&T、法液空、3M、瑞侃、安普、大計數據、萊迪思半導體、愛普生、英業達電子、施耐德電氣、大唐移動、聯芯科技、梅特勒-托利多、SGS通標、天祥科技、PFU計算機、高智科技、廣茂達科技、新濤微電子、科華生物、復星生物、中科股份、中晶科技等，它們的入住，帶來了開發區的可喜發展以及資金的良性循環，印證了漕河涇人的一句話：“開發區因企業而興盛”。

用創新應對挑戰，造就數個第一

從創業至今，漕河涇開發區始終秉持不能放棄“科技產業園區”這個定位。這個定位源自鄧小平1991年4月23日關于“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的題詞，經過漕河涇開發區長期實踐證明是正確的。

漕河涇開發區的發展是跟隨著國家改革開放腳步前進的，改革開放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我們遇到過曲折，遇到過困難，遇到過折騰，遇到過國家的調整，受到過國際國內大事件的影響，但我們始終牢記著汪道涵老市長“不找市長找市場”的囑托，堅持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方向，努力到市場里去尋找辦法、解決困難，反倒是闖出了前人沒有走過的具有自己特色的路，逆境、挑戰、困難倒逼著我們奮斗出一個又一個“第一”。

1990年4月8日，經過兩年多的努力，由我們開發區和市政府法制辦、市人大財經委共同起草的《上海市漕河涇新興技術開發區暫行條例》經朱镕基市長簽發提交市人大，獲得了上海市九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七次會議正式通過，成為全國地方人大為所在地國家級開發區的首批立法之一。《人大條例》的頒布實現了其“總則”中所述的“加快上海市漕河涇開發區的建設，發展高技術、新技術及高技術、新技術產業，促進對外經濟技術合作，推動傳統工業改造”的宗旨，也為爾后漕河涇開發區實行“人大立法、政府管理、公司運作”的管理體制和“市區聯手、區區合作、品牌互動”的運行機制提供了法律依據，為依法治區提供了法律保障。

漕河涇還是全國第一批孵化器（科技創業中心Incubator）和第一本孵化器管理服務標準的誕生地，我們走過了從“創業村-創業街-創業中心-雙創中心-加速器-專業孵化器-孵化器集群”的道路，堅持提供包括技術轉移、項目培育、企業孵化、企業加速、產業推進、產業轉移的全產業鏈接力式雙創服務，獲得了首個“亞洲最佳孵化器”稱號。

漕河涇開發區除了是首個國家微電子工業區、首批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之一、首批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之一、首批工業用地有償使用先行區、首批實現人大立法的開發區，還是國際科學園區協會（IASP）來自中國的第一個A類會員；中國海關總署第一本正版電子通關賬冊的誕生地；首個通過ISO9001和ISO14001“雙認證”的開發區管理機構；首個獲得國家進出口經營權的開發區管理機構；首批對APEC成員國開放的國際企業孵化器；首批上海市品牌園區；首個也是唯一一個以園區的身份獲得的上海市著名商標；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東區”開發主體上海新興技術開發區聯合發展有限公司是首次探索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結合的范例；上世紀九十年代末至本世紀初中英合作科技綠洲是首次探索中國資本和外國資本結合的“園中園”試驗田，其品牌效應和影響力已跨越區界、市界和國界；上海漕河涇開發區海寧分區是首次在全國開發區中探索上海資本和外省資本合資運營的先行區，從該園區起步的“中法合作產學研園區”項目日前已納入中法兩國工業4.0對接項目；上海漕河涇開發區松江高科技園則是首次探索開發區國有資產和所在鄉村的村民集體資產合資運營，使失地的原住農民長期地實際地持有園區開發公司的資產性收益，共享改革開放成果……

所有這些成績，是幾代漕河涇人艱辛奮斗、不斷探索和創造的結晶。

以實踐贏得機遇，持續奮斗不停步

多年來，我和同事們最深的體會是：一件事，認準了，就要堅持去做，決不半途而廢。

回想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國家發生了政治風波，外資形勢嚴峻，我們堅持一家一家企業做工作，一個一個項目耐心爭取，做到了在談的項目確保簽約，已入駐的項目一個也不撤資。那年我們成功引進美國瑞侃和上海電纜研究所合資的項目，今天已經成為扎根漕河涇29年的泰科電子。那年入住的3M漕河涇工廠，今天已成為集研究、開發、設計、采購、制造、測試、銷售、培訓、服務在內的具有完整產業鏈和服務鏈的企業。英業達公司當時曾被迫將內地工廠撤離，并已在馬來西亞檳城布點，我們想方設法把它引回大陸，引到漕河涇，從注冊資金50萬美元的軟件公司起步，如今業務已拓展到全國，每年進出口額已超過了150億美元。

記得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我們正準備由東往西進行“西區”開發（即虹梅路以西地區：東起虹梅路、西到新涇港、北沿高門涇、南至漕寶路），在這被我們稱為“二次創業”的節點，恰遇亞洲金融危機和國內第一波房地產熱的影響，我們逆勢而上，抓住國家新土地法出臺的時機，把開發區所持有的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主動按當時規定補了地價，取得了房地產權證（大綠證）。同時，經過精心比選，我們決定引進英國劍橋、牛津大學科學園區的規劃設計者、經營管理者阿林頓公司及其母公司英國宇航集團，拿出13.8萬平方米土地進行合作，中方以土地使用權作價入股，英方以等值現金投入，共同建設漕河涇“科技綠洲”園中園，從而使國際先進品牌經驗和國外投資雙雙進入漕河涇。在作為“二次創業”主戰場的西區開發中，漕河涇人第一年拿下了征地批文和土地大證，第二年完成主要市政道路及配套管線工程，第三年開始有第一批招商經營收益,特別是抓住了一批規模大、科技含量高、具有支撐和連鎖效應的重要項目，如：美國朗訊、臺灣長興和英業達（二期）、復星科技以及一批留學回國人員創辦的企業都相繼進區，開發區由東往西的發展獲得了成功。

2003年之后，國家進行新一輪宏觀調控，對全國的開發區進行全面清理整頓，漕河涇經受住了考驗，被國務院定為正面典型，支持漕河涇從浦西擴展到了浦東，浦江高科技園開始啟動，漕河涇開發區總面積達到14.284平方公里。

2009年以來的全球金融危機給我們帶來了又一波困難，我們和園區廣大中外企業及其員工們一起抱團取暖，努力調結構、轉方式、促發展。2017年度漕河涇開發區完成GDP1160多億元，銷售額3420多億元，稅收140多億元，進出口額970多億元。

創造開發區業績的是3000多家中外企業和23萬多員工。在漕河涇開發區，從上到下有一個共識，就是：企業是主角，我們是配角，我們為他們服務，幫他們搭臺，讓他們唱戲。凡是企業發生困難和提出要求，能在開發區內解決的，我們及時幫助解決；凡不是開發區內能解決的，我們有責任把主管部門請來并配合他們解決企業困難。比如，世界五百強企業泰科國際是紐交所上市企業，1989年入住漕河涇開發區，2010年因資產規模龐大，依照美國法律，企業要分拆為三家，我們獲悉后立刻派遣人手，一方面協助其在華企業完成相應的分拆重組，一方面推動并聯審批，使企業順利完成相關建設項目。又如，為支持思科（中國）研發中心拓展業務，我們和海關一起，幫助解決了以上海注冊地為主，連通多市海關關區的數字化異地監管問題，解其之難。再如，幫助廣茂達科技公司在科技孵化器里，從2萬元起步，成長為先后中標北京奧運會鳥巢、水立方和上海世博會的世博軸太陽谷LED系統的科技巨人。

中國的崛起要靠經濟的騰飛，經濟的騰飛要靠企業的發展，開發區是載體，是盛放企業的容器，要使它成為重器，就需要大批誠信、敏學、端行的工匠們。漕河涇作為這樣一個容器，今天的我依然有幸成為鑄造容器、幫助工匠的一員義工，將繼續以感恩之心，實踐之行，為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新時代科技產業園區而不懈努力。

【口述人簡介】

陳青洲，1947年9月出生。1986年起進入上海漕河涇，是上海市漕河涇新興技術開發區發展總公司第一屆黨委班子成員。歷任工會主席、紀委書記、常務副總經理，兼任上海新興技術開發區聯合發展有限公司（東區公司）執行董事兼總裁和上海漕河涇開發區高科技園發展有限公司（西區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是漕河涇開發區創業、發展的親歷者、建設者和管理者。2011年后擔任上海市漕河涇新興技術開發區發展總公司總顧問。曾獲國家科技部“為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建設和發展作出突出貢獻獎”，獲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三十周年“拓荒者”榮譽，四次獲評上海市勞動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