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為家》

巴以沖突又起，截至目前，沖突已造成雙方超2300人死亡，逾8100人受傷，沖突仍在不斷升級。我們在新聞報道中看到不斷升級的戰火、雙方軍士殘忍的行為細節、一些不忍直視的受難圖片，還有諸多從歷史、宗教、軍事等宏觀角度予以討論的評論文章。

今天這一篇想從細微的角度來討論巴以沖突，那就是共情。在下文中，你將看到一對來自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父親擁抱，他們在戰爭中失去了各自的兒子。這并不是虛構的抒情，是真實發生的故事。而此時重提的“共情”，也并不是令人反感的道德號召，而是神經科學實證分析。

文章來自《惡的科學：論共情與殘酷行為的起源》，作者西蒙·巴倫-科恩是一位心理學家、神經科學家。這本書被視為神經科學版的《平庸之惡》，作者借助調查、實驗和分析，試圖以“共情腐蝕”還原“惡”的概念：某個人作惡時，他的共情遭到了腐蝕，共情水平較常人要低很多。這一替換看似簡單，卻能幫助我們擺脫價值偏見，給出預防惡行發生的思路。

關閉共情：當恐怖分子開始惡行

如果你要別人舉出最明顯的“惡”的例子，很可能大多數人都會說出恐怖分子——那些人為了主張政治立場，會“冷血”地殺死無辜平民。如果我的理論正確，那么那些恐怖分子都應該是“零度共情”的。事實真的如此嗎？

尼克·伯格，26歲的美國青年，他先被劫作人質，后又在一段錄像中遭到公開斬首，行刑者是一名自稱叫阿布·穆薩布·扎卡維的男子，是本·拉登在伊拉克的副官之一。男子在錄像中說，斬殺伯格是為了報復美國在巴格達西部阿布·格萊布監獄的虐囚行為。我們也許會說，恐怖分子因為感到自己的領土受到侵占而殺人，和精神病態者殺人的理由是很不一樣的。同樣是殺人的行為，我們能不能說兩者都是關閉了共情回路所致？

《時光依舊》

如果有一名自殺爆炸者從加沙越過邊境到耶路撒冷炸掉一間咖啡館、害死了滿室無辜的青少年，我們的第一反應興許是譴責 ；但如果沿用同樣的邏輯，我們就還應該譴責納爾遜·曼德拉，因為他在領導非洲國民大會的武裝組織“民族之矛”期間，也曾安排了對南非軍事和政府建筑的爆炸襲擊，他確實希望沒有人會因此受傷， 但他也知道爆炸可能會牽連無辜群眾。

同理，我們還要譴責梅納赫姆·貝京，因為他做過“伊爾貢”的領袖，那是猶太復國團體“哈加納”的一個軍事分支，曾在1946年7月22日炸毀了耶路撒冷的大衛王酒店，造成91人死亡，46人受傷，這次襲擊是為了勸說英國人離開巴勒斯坦，最終的目的則是猶太復國、重建家園。后來曼德拉成了南非總統，贏得諾貝爾和平獎，貝京也成了以色列總理，并和埃及總統薩達特共獲諾貝爾和平獎。

《時光依舊》

恐怖分子在實施無共情的行為時，往往是根據自己的信念（比如他們的自由和身份認同正受到威脅）選擇目標的，因此這類行為未必是共情缺失的結果。個人的信念或者實際的政治環境都可能是他們行為背后的推動力。不過我們還是應該承認，他們在實施行動的當時，的確是關閉了共情的。

當劫機者在2001年9月11日駕駛飛機撞上世貿中心雙子塔時，他（受到信念的驅使）已經不再關心受害者的福祉和感受。托尼·布萊爾在下令進軍伊拉克時說過一句名言：“歷史會寬恕我們。”然而我們在評價一個行為時不能只看它的歷史成果而忽視它的近期效應。無論目的能否證明手段的正當性，行為本身都可能是缺乏共情的。

巴以父親的擁抱：共情是萬能溶劑

在我看來，對于共情我們已經習以為常，乃至有所忽略了。心理學作為一門科學已經無視了它一個世紀。教育者只關注識字和數學，也很少會想到它。我們想當然地以為，無論如何，共情都會在每個孩子身上自然產生。我們很少投入時間、精力或錢財來培養它。我們的政客幾乎從不提它，雖然事實上他們比任何人都更需要它。

為防止對共情力量的討論與現實脫節，我們這就來看看兩個民族之間是如何反目的，那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20世紀的大多數時間里，它們的仇恨始終激烈，到現在依然沒有平息的跡象。要是這兩個群體都能看見對方的觀點并產生共情，那該多好。

早期的一部分猶太復國主義者是逃避反猶浪潮的難民，他們許多人的家庭都在19世紀的俄國大屠殺和20世紀的納粹屠殺中遭到迫害。我的外祖父邁克爾·格林布拉特就是這些早期猶太復國主義者中的一員，他在 6歲時逃過了立陶宛大屠殺，并在1906年坐船抵達蒙特利爾。我每次見到外祖父時，他都在忙著為猶太人建立新家園籌款。他還積極參加了一項激動人心的計劃：在耶路撒冷的斯科普斯山上建立一座世界級的希伯來語大學。

到今天，以色列已經取得了杰出的成就，那里的城市有世界一流的醫院、管弦樂隊和研究中心，然而這個國家從建立之初就卷入了一連串悲慘的軍事沖突之中。值得一提的是，1948年以色列剛剛建國一天，它就與阿拉伯鄰居們發生沖突。這是為什么？

《何以為家》

部分原因，也許是許多巴勒斯坦人因為以色列國的建立而感到流離失所，這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這或許也是聯合國在批準以色列建國時沒有充分考慮的。無論沖突的起因是什么，結果是巴勒斯坦持續6年的炸彈襲擊，以及以色列針鋒相對的坦克反擊，冤冤相報，造成了越來越多的人間苦難。

到今天，雙方的許多人都只能看見自己一方的觀點了，在這個意義上，他們喪失了對另外一方的共情。回顧歷史，軍事方案顯然沒有奏效，我認為共情才是前進的唯一道路。所幸有證據表明，中東的那些人民并沒有長久而持續地喪失共情。

《何以為家》

就在去年（編注：指2010年），我到倫敦北部格德斯綠地的艾利斯花園會堂聽講了一回。有兩個男人走到講臺上，第一個說道：“我叫艾哈邁德，是一個巴勒斯坦人。我的兒子死于巴勒斯坦大起義（infifada），他是給以色列士兵的子彈打死的。我到這里，是想對你們說一聲安息日平安（Shabbat Shalom，希伯來語）。”

接著另一個男人說道：“我叫莫伊舍，是一個以色列人。我的兒子同樣死于巴勒斯坦大起義，他是被一個巴勒斯坦少年扔出的自制汽油彈炸死的。我來這里，也想祝你們平安（Salaam Alaikem，阿拉伯語）。”

我震驚了：這是兩位父親，來自政治分歧中的不同陣營，他們因為悲傷團結在一起，并且擁抱了對方的語言。他倆是怎么認識的？原來是莫伊舍接受了一個名叫“巴以父母團”的慈善團體提供的機會，給鐵絲網另一邊一個失去孩子的家庭打去了免費電話。

《何以為家》

艾哈邁德描述了有一天他在加沙的家中接到電話的情景。來電的正是莫伊舍，當時他還是耶路撒冷的一個陌生人，是他走出了勇敢的第一步。兩個男人都在電話里哭了出來。他們之前都沒有見過對方陣營的人，甚至沒有和對方的人說過話，但他們都在電話里說，自己知道對方經歷了什么。

莫伊舍告訴艾哈邁德：“我們是一樣的人，我們都失去了兒子。你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艾哈邁德回答：“這樣的悲劇必須結束，不然就會有更多像你我這樣的父親體會失去愛子的可怕痛苦。”

現在，兩位父親一起到全世界的清真寺和會堂中演講，呼吁人們發起共情，并為慈善事業募款。這當然只是微小的一步，但是每一滴共情之水都能澆灌和平之花。

共情是一款萬能溶劑。任何問題只要浸泡在共情中都能解決。它是預測和解決人際糾紛的有效手段，無論那是婚姻不睦、國際矛盾、工作沖突，還是友情中的磨難或政治中的僵局，是家人間的矛盾還是鄰里間的紛爭。

原標題：《巴以沖突再起，喪失共情將我們推向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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