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由佳作書局聯(lián)合北京大學出版社培文編輯部出版的《龍之國的傳說：波士頓美術博物館藏唐宋元書畫》出版。該書為波士頓美術博物館經(jīng)典書畫大展圖錄Tales from the Land of Dragons中譯本，匯集150余件書畫精品，均以館方授權全彩大圖展示，全書為兩卷本，分圖版卷和解說卷。澎湃新聞受權刊發(fā)波士頓美術博物館東方部部長吳同先生撰寫的導論節(jié)選，以呈現(xiàn)其館藏書畫展示思路與內(nèi)容架構(gòu)。

中國可將世上最古老、綿延最久的繪畫傳統(tǒng)算為自己文化遺產(chǎn)的強項，那是一段超過2500年用紙或絹作畫的歷史。如果將古文獻的記載和近現(xiàn)代考古發(fā)掘的壁畫遺跡包含在內(nèi)，則這份遺產(chǎn)甚至可追溯至上古時代。后世藝術家對古代大師的尊崇，以及對書畫古典風格的傳承與革新，正是其綿延不絕的典型特征。中國現(xiàn)存最早的畫論出現(xiàn)于5世紀，大概比存世最早的歐洲畫論——阿爾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的《論繪畫》（On Painting），要早一千年。謝赫（活躍于5世紀晚期）強調(diào)在摹寫古代繪畫時，要將傳神作為六法中的一法，而非單純模仿形式（“傳移模寫”）。以此一歷久不衰的中國式描摹方法，來捕捉古代杰作“氣韻”，恰是古畫得以留傳的一大原因，許多古典風格在今日只能經(jīng)由歷代的臨摹本得窺豹一斑。

北宋 宋徽宗《搗練圖》（局部）

中國的鑒賞家將古代繪畫稱作“古畫”。這個詞里，“古”意為“古代”或“古典”，在其他情況下，也被廣泛引申為“上古”——同時具有歷史和神話意味的過去。但中國繪畫傳統(tǒng)的延續(xù)性，并不僅僅依賴對古代繪畫的描摹，或是對古代的無上尊崇。它是幾種文化力量錯綜交織而出的結(jié)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于繪畫與書法藝術的密切關系，書法是中國獨特的書寫體系，至少可追溯至商代（前17至前11世紀）。作為一種藝術形式，中國早期的鑒賞家給予書法最高的評價，他們由書法的用筆上領會到繪畫的筆法。書法風格與技法的發(fā)展變化，對繪畫的審美觀念有著極大的影響。在宋徽宗在位時期（1101—1125），詩、書、畫被視為“三絕”，這合三絕為一的藝術表達形式，至今仍是中國對世界藝術史所做的最具代表性的貢獻。書法與繪畫筆法的相互交融孕育了文字與圖像的聯(lián)姻，山水畫中初現(xiàn)近似抽象的皴擦。

吳昌碩于1912年為波士頓美術博物館題寫的匾額“與古為徒”

在繪畫的許多傳統(tǒng)與風格中，“與古為徒”這種說法可以追溯至更早的文化淵源，其中最古老的莫過于中國本土信仰的祖先崇拜，這可從前2000—前1000年間的青銅時代的禮器和祭祀禮儀中看出。這種對過去的宗教般的崇敬，植根于對宗族家庭的效忠，“古”的觀念也由此演進為儒家重視的孝道。

構(gòu)筑“古”的權威的第三種因素，來自中國人對歷史更迭的篤信。在漫漫歷史長河中，中國經(jīng)歷了疆域版圖的擴張與分裂，朝代政權的興衰更替，帝業(yè)江山的得失與孤立。統(tǒng)治者的腐敗與無能使天命落空，而“中國”（位居四方之中的國度）本身，在長年經(jīng)受游牧民族侵入的情況下，既吸收也同化了這些異族文化。為了理解這種變遷交替，并促進對本族的認知和文化傳統(tǒng)的共享，中國的帝王和思想家試圖尋求一個制高點—— 一個被懷念的時代，就是回歸各種被理想化過的“黃金時代”，這個時代就被稱為“古代”（古時候的朝代），它的和諧與開明秩序為下一個歷史輪回的運轉(zhuǎn)提供了先例。在哲學、經(jīng)綸和藝術中，君、臣、賢、達，詩人、畫家，無不通過回望這些古代來求索依據(jù)、啟迪和指引。

繪畫有助于傳播帝王政令。9世紀的鑒賞家張彥遠（815—907）已察覺到有些古代的畫卷和宮殿的壁畫就成為政權的教化象征。這種官方藝術“完善了圣賢的教化，也有助于闡釋倫常綱紀”。閻立本（？—673）便是創(chuàng)作此類畫作的名家，他是唐代開國統(tǒng)治者之一——唐太宗（626—649年在位）朝廷的重臣及御前肖像畫家。本館藏的《歷代帝王圖》傳為閻立本所作，這件作品正屬于張彥遠所記載的這種類型。它是所有美國收藏中年代最早的中國手卷，也是現(xiàn)存唯一一件為宮廷道德教化而描繪古代圣賢與帝王的畫作。

《歷代帝王圖》局部

古典傳統(tǒng)和儒家教化

政教性繪畫的傳統(tǒng)，在哲學上植根于孔子（前551—前479）的學說，孔子是“復古”（回歸古代）想法最熱誠的倡導者。儒家的典范既于史有據(jù)，又符合道德，效仿的是古代的圣君賢王，孔子尊稱他們?yōu)檎彰髻t政與德行的燈塔。孔子本人生活的時代，諸侯與卿大夫正處于爭權奪利之中。孔子所屬的貴族家庭已走向沒落，這正說明在中國青銅時代末期貴族階級處于岌岌可危的狀態(tài)。他理想化了西周（前1046—前771）的早期君主，他們的時代比孔子本人早約五百年。孔子想要實現(xiàn)一個更為公正、人道、和諧的社會，有別于自身所處的混亂社會，就必須回到這些古代君王的治世之道。對上古時代圣賢君主的尊崇，正是孔子“復古”理念的核心，但孔子始終沒有找到能遵循這一理想的國君。

在孔子逝世后，他的弟子門生將其生前的言論結(jié)集成書，名為《論語》。后世，尤其是帝王，幾乎將孔子神化，居然發(fā)展成包括神像、廟宇和祭典儀式的宗教崇拜。但除了將原本的孔子學說半神化外，正統(tǒng)的儒家思想依然是一種倫理哲學，為引導中國社會的所有成員，下至最卑微的農(nóng)民，上至最有權威的帝王。儒家強調(diào)“孝”“禮”“仁”“義”，以及適合于“君子”（有教養(yǎng)的士大夫）行為準則的典章。漢代（前206—公元220）以降，儒家為朝廷官吏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礎，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于選拔官吏的考試制度。在理論上，考試制度允許文人憑借學識與人品考取功名，為國效力，并獲得晉遷。儒家思想為漢室獨尊以后，孔子的學說遂成為欽定的經(jīng)典文獻，后代的學者與官吏都必須學習、記誦和遵守。中國許多最偉大的藝術家往往出自文人階層，包括蘇軾（1037—1101）和米芾（1051—1107）在內(nèi)的領袖人物。兩人皆在宋代（960—1279）為儒家的藝術品位下了定義。本館藏的《北齊校書圖》，是北宋人物畫的重要作品，它反映了經(jīng)典文獻的影響力，正如《歷史傳說故事》，這件描繪于西漢墓磚上的敘事場景，也表現(xiàn)出儒家有關禮和義的理想典范。兩千多年來，由于精英階層的文人士大夫?qū)⒈４嫠囆g與文學、哲學與歷史的古典傳統(tǒng)視為己任，儒家始終牢牢生根于中國的主流思想中。

《北齊校書圖》局部

《歷史傳說故事》局部

不朽的 “道”

儒家之外，另一種哲學思想同樣強有力地左右著中國的文人，這就是道家的哲學學說。它的創(chuàng)始人老子（前6世紀）與孔子同時代，而道家的另一位哲人莊子（約前369—約前286）則對古做出了一個不那么以史為鑒的構(gòu)想，這一理念早就反映在原始時代的神話中。“道”這個詞，在儒家和道家的學說中都常出現(xiàn)。如果說儒家的“道”強調(diào)的是對個人、家庭、國家和社會生活的行為約束，那么道家的“道”則著重于內(nèi)在的生命。真正的“道”是自然，而非人造的歷史。孔子及其弟子重視理智與德行，道家的真人則更贊同對靜和悟的直覺修為。和孔子的門徒一樣，他們也論證“道”既不能被描繪又無法被解說。對道家弟子來說，“道”可從自然中不變的法則和變幻的形體里看出來，不管是在一吐一納的氣息中，還是在天地的陰陽現(xiàn)象中。它寓于生命本身一喘一息的“氣”或精氣神之中，比如亙古不變的磐石，轉(zhuǎn)瞬即逝的霧靄云翳，或轟鳴傾瀉的瀑布——生命之氣的激動。

館藏的《九龍圖》由南宋文人陳容（活躍于13世紀上半葉）繪制于1244年，我們從中看到了一種在繪畫中更引人矚目的嘗試——將道家的玄學與審美相結(jié)合。畫家本身是一位失意的文官，借由描繪猛龍來表達對自己仕途的失望。龍是道家宇宙觀里最主要的表征，本館亞洲部前部長岡倉覺三（號天心）（1862—1913）將它比作“變幻的精靈……偉大的神跡”。

《九龍圖》局部

陳容的圖卷描繪群龍在云翳、迷霧、險谷、渦流和烈火中現(xiàn)身——這都是對“道”的表現(xiàn)。龍的九種變化正反映了畫家在這神秘世界里創(chuàng)作過程各階段，陳容在卷尾自題的詩文中記述了他的心態(tài)。他在一個借酒消愁、心神恍惚的狀態(tài)中，尋求一種自發(fā)的表現(xiàn)和致幻的體驗，這是道家魂游象外的典型做法。他的潑墨技法和皴擦筆法表現(xiàn)了這一過程的自由不羈。畫卷后的道教天師與道士跋語盛贊龍的四射活力，其中有一位甚至將這九龍解讀為求道過程中的老子。

《歸去來辭》（局部）

無論儒家弟子有多么崇拜歷史典范的“德性之道”和“開明治世”，但正如陳容的圖卷所表現(xiàn)的，不朽的“道”已超越了人類本身。道家的莊子將樂園般的過去描述為“至德之世”，“事而無傳”。在這更古老的“古”里，“不尚賢，不使能……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跡，事而無傳”。通過追隨永恒的“道”，人類可以回歸自然本真，歷史因而變得微不足道。對于中國畫家而言，在諸如范寬（活躍于10世紀晚期至11世紀早期）和郭熙（約1001—約1090）等北宋（960–1127）大師筆下的豐碑式山水中，道家的自然主義找到了一種深奧的藝術表達方式。儒家和道家的典范深刻影響了文人的公私世界。為了成為一個完善的人，中國的文人，尤其是那些在朝任官的士大夫，必須同時將儒和道的思維融入他們的生活中。陳容的詩畫修養(yǎng)和文官生涯，見證了這兩種對立的要求對他所造成的緊張與不安。《歸去來辭》取材于中國古典文學，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更為著名的文人例子，陶潛（字淵明，約365—427）在41歲的時候棄官歸隱自然，過著一種返璞歸真的道家生活。（他的古怪事跡可從下面的例子中得見一斑：他為了能更好地欣賞音樂中隱藏的內(nèi)涵，竟然把琴弦去掉！）在過上道家生活之前，陶潛曾短暫地當過地方縣令，這種歸去來的典型人生軌跡，由一長串的詩人、畫家和文人在大同小異地演繹著。文人掙扎于尋求儒家的理想和理性，與道家的個人主義和超凡脫俗之間的平衡——兩者間的矛盾歷來對政治和審美都產(chǎn)生過重要影響。

技法、材料和裝裱形制

中國傳統(tǒng)鑒賞家經(jīng)常將書法的美學理念和術語運用于繪畫的評鑒中。9世紀的批評家張彥遠說:“書畫同源。”他甚至可將這種密切 關系上溯至漢代。從著名的楚帛書(紐約賽克勒基金會藏)中,可看出篆書和漢以前人物畫中所用一般粗細線條之間的相似性。近代考古 發(fā)現(xiàn)證明了早在中國新石器時期的陶器上所繪的圖,和古文字間有著類似的形態(tài)和特征。書法中的筆法轉(zhuǎn)用到描繪人物和山水是如此自然,因此中國的鑒賞家常將繪畫說成“寫”畫。從這個角度看,如果不理解書法,就不算是真能欣賞繪畫中的筆法。

陶器。馬廠文化,新石器時期,前 3000 年。帶有墨繪 花紋和巫師頭像的彩陶罐。波士頓美術博物館藏。E. Rhodes and Leona B. Carpenter 基金會和 Edwin E. Jack 基金會

在字形規(guī)整的篆書影響畫作上千年后,三種新書體的發(fā)展啟發(fā)了中國畫家如何利用書寫筆法來作畫。西漢(前206—公元 25)晚期,隸書的出現(xiàn)對繪畫技法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以館藏西漢畫像磚上姿態(tài)夸張的人物和動物為例,這種用隸書的橫豎撇捺線條作畫的方式,擴大了表現(xiàn)氣韻生動筆法的可能性。漢代此種生動的人物畫法代表了西域佛畫傳入中土之前典型的中國人物畫風。

諸如范寬、郭熙、李唐(11世紀60年代—1150年后)和他們的追隨者等早期山水畫家的成就 要歸功于楷書(圖版007)和行書的發(fā)展。它們?nèi)〈俗瓡碗`書,從4世紀起直至今日,行、 楷書依然是中國書法的主流。其勻稱的結(jié)構(gòu)和高度嚴謹?shù)挠霉P,表現(xiàn)在宋代山水畫精描細寫的風格中。

米芾創(chuàng)造的米點皴。佚名《仿米芾山水圖》（局部）

書法對中國繪畫的第三種影響是草書的流行,這一書體起源于漢代。它影響了文人及僧道畫家,他們將這種富有表現(xiàn)力的筆法運用于繪畫中。它的影響顯見于本館收藏 的三件元代作品里:兩件佚名畫作——《仿米芾山水圖》、《折枝墨竹圖》 和一幅傳為禪僧溫日觀所作的《水墨葡萄圖》。

《龍之國的傳說：波士頓美術博物館藏唐宋元書畫》

（本文摘選自《與古為徒》一文，作者吳同為波士頓美術博物館東方部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