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10月9日晚，瑞典皇家科學院在斯德哥爾摩宣布，將202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現年77歲的美國經濟學家克勞迪婭·戈爾丁(Claudia Goldin)，以表彰她在女性勞動力研究領域的突出貢獻，她揭示了勞動力市場中性別差異的主要驅動因素。

克勞迪婭·戈爾丁(Claudia Goldin)。IC 圖

瑞典皇家科學院當天發表的聲明稱，戈爾丁首次全面介紹了幾個世紀以來女性收入和勞動力市場參與情況，她的研究揭示了變化原因以及仍有的性別差距的主要根源。

聲明還援引諾貝爾經濟學獎評委會主席雅各布·斯文松的話說，了解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中的角色對社會很重要。“得益于戈爾丁的開創性研究，我們現在對潛在因素以及未來可能需要解決的障礙有了更多了解。”

戈爾丁是歷史上第三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女性，也是第一位獨享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女性。她將獨享1100萬瑞典克朗的獎金，去年則由美國三位經濟學家伯南克、戴蒙德、迪布韋克共同分享1000萬瑞典克朗的獎金。

“不出意外的意外”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經濟系長聘副教授包特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采訪時用“不出意外的意外”形容今年的諾獎結果。他表示，在其之前的預測中，也談及身份認同經濟學是近些年經濟學發展非常快、也非常引人注目的領域，“性別相關的經濟學從廣義上來說，也可以認為是身份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分支。”

包特認為，由于身份認同經濟學研究領域較新，很多人認為研究獲獎大概率是十年、二十年后的事情，而且猜測最先得獎的領域或是和種族有關的經濟學研究，“但從事后看，先發給性別是有道理的。因為種族差異和不平等是一個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國家特有的問題，但性別問題是全球各國都面臨的問題。”

包特進一步表示，戈爾丁對于性別問題的處理視角依然是基于經濟的，正如她指出現代社會在性別平等方面取得的進步，主要是伴隨女性勞動參與率和收入提高帶來的經濟基礎決定的。“換句話說，她對于性別問題研究的入手點，似乎并不是強調女性的特殊性，而是指出更公平地讓個人取得發展和機會的舞臺可以同時提高經濟效率和社會平等。”

暨南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院院長馮帥章對澎湃新聞記者表示，很多時候大眾認為諾獎是僅僅獎勵方法或理論的創新，此前的諾獎也有不少勞動經濟學家，大家更多認為他們是從方法上做出貢獻，而戈爾丁是從問題本身做出貢獻，“大家認為理論或者方法才有更大的貢獻，其實也不見得。有一些重要領域本身，我們對其了解，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那些理論和方法也是為了指導實踐。”

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任遠對澎湃新聞記者表示，戈爾丁所提出的對勞動力市場性別差異的分析突破了勞動者個體因素對勞動經濟收入的影響，將家庭重新放回到勞動力市場的假說中。

學術意義：從歷史視角做更長時間的實證研究

談到戈爾丁所作研究的主要學術貢獻，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龐曉鵬對澎湃新聞記者表示，首先，研究從歷史的角度出發，涉及的時間比較長，再者，戈爾丁把收集的很多歷史信息，用了計量經濟學的研究方法進行分析，“其實在勞動經濟學領域，有很多人研究她研究的這些問題，但是我覺得她的角度不同，是從歷史的視角做更長時間的實證研究。”

正如瑞典皇家科學院發表的聲明稱，戈爾丁發現了勞動力市場性別差異的關鍵驅動因素，她的研究成果“增進了我們對女性勞動力市場結果的理解”。

龐曉鵬進一步表示，戈爾丁的研究實際上也是對近年來主流經濟學面臨的一些挑戰的回應。“現在對主流經濟學研究有很多批評，包括過于定量化、過于強調模型，但是戈爾丁的研究是從一個更長的歷史視角，使數據更豐富、故事更豐富，讓大家可以看到更長一段時間內，不同族群、不同階層女性的就業情況，讓一些規律更有說服力，從這一點上看，我覺得她的研究對主流經濟學的貢獻是很明顯的。”

另外，龐曉鵬強調，尤其在當下充滿不確定性的國際大環境中，歷史視角會更讓人們信服，“當現實有很多不確定時，大家就會想看看歷史上都發生了什么。”

馮帥章也認為，戈爾丁對美國女性問題的研究，更多的是從歷史的角度，“因為美國的女性，從勞動力市場的角度來看，過去100年經歷了巨大的變化。早前，美國的女性，尤其是結婚后的女性，基本很少參與勞動力市場，到后來不斷參與勞動力市場，在工資薪酬、教育等方面，不斷取得進步。放在歷史背景去看待，會更加有意義。戈爾丁對這些現象的描述特別有價值，對我們做一些研究提供了借鑒意義，尤其是與社會相關、與人相關的研究。”

此外，關于戈爾丁的研究領域——勞動經濟學，馮帥章表示，這在國外是一個很大的經濟學的分支，勞動經濟學家中獲得諾獎者為數不少。在中國，也有很多優秀的勞動經濟學家，但因為學科發展階段的原因，勞動經濟學在國內是一個相對比較新的學科，中國很少有勞動經濟學系甚至學院。他認為，國內應該更加重視勞動經濟學這門學科的發展。“勞動經濟學這個學科，組織化的程度需要提高。”

現實意義：讓更多人關注、研究女性相關話題

龐曉鵬長期關注女性主義經濟學，她認為，戈爾丁的研究的現實意義之一在于與生育、照料有關，而照料經濟學是當前女性主義經濟學中特別重要的一部分。“照料里有一部分就是因為生育要照料孩子，但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對照料這項活動似乎已經習以為常了，疫情期間，更多人意識到照料是人類生存發展不可缺少的部分，它的重要性和誰來承擔這項重要工作被放大了，大家也更意識到照料工作的重要性。”

戈爾丁的研究表明，性別收入差異如今大部分存在于從事同一職業的男性和女性之間，并且主要是由于第一個孩子的出生而產生的。由于女性在照顧孩子方面往往比男性承擔更大的責任，這使得女性的職業發展和收入增長變得更加困難。

“照料工作非常重要，而這一部分往往被忽視，所以在女性主義經濟學里，我們把它叫做無酬勞動，這項勞動現在不被重視，所以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上收入低，這是因為參與勞動力市場只是她們勞動的一部分，她們還有相當重要的勞動是在照料勞動。”龐曉鵬說。

馮帥章也認為，女性勞動力市場表現的研究對于當下的中國社會也特別有現實意義。“我們社會和家庭對于女性在生育、養育孩子方面的承認度可能是不夠的，我們沒有認識到這是一項非常辛苦的工作，也是非常有價值的工作。”馮帥章說。

“希望這樣一個獎，能夠促使更多的人去研究與女性相關的話題。女性的生育、養育特別消耗時間和精力，要平衡家庭以及勞動力市場的表現，這并不容易。這就需要一些改變，比如家庭中男性能夠更多分擔女性的家務，給予女性更多的支持，在養育孩子方面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那么女性就更容易去取得平衡。社會上也需要有一些支持。技術上的進步，例如工作方式的改變，有利于女性在家庭和工作之間取得平衡。”馮帥章說。

龐曉鵬表示，解決兒童早期照料問題的辦法包括產假制度、托幼制度等，再往后，比如孩子教育過程中的家庭角色的性別平等，“父親和母親平等承擔照料孩子、養育孩子的職責，一方面對男女平等有益，另一方面對孩子的成長也是非常重要的。”

任遠表示，女性在家庭勞務部門承擔更多的責任，實際上是形成工作家庭沖突、性別差異的根本原因，“如果從工作家庭沖突的角度來看這一問題的解決辦法，重點之一就是要加強對家庭家務勞動提供的社會支持，比如托育、托幼服務等。事實上需要通過社會就業部門和家庭部門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促進工作和家庭的平衡協調。”

此外，對于如何平衡生育率低和勞動力市場性別差異問題，龐曉鵬認為，這需要通過系統性辦法解決，“女性如果要承擔更多生育、養育職責，那在勞動力市場上按照市場規則運作，肯定天然就沒有優勢，收入就會低。但怎樣去彌補、保證女性一生當中，比如生活福利、一生總體收益不會受到更大的影響，其實有很多國家有不同的做法，比如，在北歐一些國家，女性如果生育孩子，她的養老保險等最低交納年限會降低，并且可能隨著孩個數的增加年限繼續縮短，從這個角度給女性補償。”

“戈爾丁的研究也表明，社會性別的平等化仍然是一個需要長期努力、不斷發展的過程。”任遠強調，“通過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等，逐步減少了勞動力市場的性別差異。但是性別差異仍然存在，需要通過長期努力，改變經濟生產方式、改變家庭部門的分工模式，實現長期的調整，才能真正實現社會性別平等化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