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作者Dailin在就讀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期間積累了兩段在美國學校實地教學的經歷。其中第一所學校是美國的“過渡高中”，其目標是幫助新移民學生適應新的語言環境以及美國社會。在第一段教學經歷中，作者體會到移民學生所面對的復雜情況。在語言不通之外，來自不同國家與文化背景的學生在學校中經歷著連結與孤立，平衡著學習與工作。對于學生們而言，這所“邊緣”的學校代表著他們認識中的“主流”；在這段教學中，作者也透過“非美國性”去理解美國。

引言

2022年的秋季學期，我在美國紐約的一所公立“過渡高中”，作為英語老師進行了為期一學期的實習。“過渡高中”，顧名思義，是幫助新移民學生來到新國家完成“過渡”的學校，因此我的主要工作是幫助新移民學生適應新的語言環境以及社會。

在這所學校的實習經歷，像是我在美國這片汪洋大海中的一個偏僻角落，進行的一次深潛。其中的觀察與體會，是我在美國的日常生活所無法提供的。

我的碩士項目要求每個人在研二學年，前往公立學校做一整年的實習老師。在研二前的暑假，我一直在期待著自己會被分配到怎樣的學校。當看到分配結果是一所過渡高中時，我非常興奮。盡管在此之前我對美國K-12教育領域已經有一些了解和接觸，但“過渡高中”對我來說依然是一個新名詞。

當時我自認為，作為一個有著在不同國家間遷徙經驗的教師，讓學生順利完成“過渡”或許并不困難。因此，從得到實習學校分配結果的那天起，我就盤算著如何帶領學生反抗白人語境的霸權，如何引發我的學生關于去殖民化的思考。

美國洛杉磯學校里的移民學生

“情況比我想象的復雜得多”

但當我開始在這個過渡高中工作后，我很快意識到情況比我想象的要復雜得多。在第一堂課上，我向學生介紹了自己。當自我介紹結束后，我發現班上所有的學生都面面相覷，滿懷期待地看著我，希望我接下來能說一些他們能聽得懂的英語。

第一節課結束后，我初步了解了學生們的英語水平：班上有一小半學生認不全26個字母，大部分學生無法用英語和別人溝通，只有零星幾個學生可以用英語做簡單的交談。

在了解到他們的英語水平后，我迅速對教學內容進行了調整。并給課件上一些關鍵生詞進行了翻譯：每個詞都被翻譯成西班牙語、法語、烏克蘭語和漢語，也就是學生們所說的語言。

這樣的做法當然能夠幫助學生們學習，但他們在課堂上所呈現出來的狀態依然讓我不知所措。我的學生會很經常地隨意離開自己的座位，在教室里游蕩，找自己的朋友們聊天；還會隨時隨地拿出手機，偶爾是用來翻譯，但大部分時間都在刷短視頻。

作為對中美兩國的學校都有一定了解的人來說，這種上課的狀態還是讓我很陌生。我找到一位在這所學校工作了9年的老師，想向她請教我哪里做錯了。“你沒有做錯任何事，但你需要了解他們在來到這個學校之前經歷了什么，以及他們在每天放學后都需要做什么。”

“這一切都比認真聽課更重要”

大部分新移民學生在來到美國的路上，都經歷了正常人難以想象的創傷性經歷。他們大都獨自前往美國，因此成功到達美國后，他們的首要任務是找到合適的地方住下、找地方打工、給故鄉的親人報平安并想辦法讓他們也來到美國......對于他們來說，這一切的一切，都比在課上認真聽講重要。

帶著這樣的認知，我完全調整了我的預期，以及與學生溝通的模式。我開始了解到，我的學生們基本都要在放學之后再打一份全職的工——作為高中生的他們，要同時兼顧全職學生和全職打工人的身份。在如此繁忙的工作節奏中，他們能投入到學校學習和未來規劃的時間少之又少。

對他們來說，學校更像是一個可以讓他們短暫逃離繁忙又令人陌生的移民生活的樂園。在這里，他們能見到和自己年齡相仿、說著相同母語的、共享相似經歷的伙伴，這比其他的一切都重要。

這時我再去回看我實習之前所設定的目標：“帶領我的學生反抗白人語境的霸權，引發我的學生關于去殖民化的思考”，這些內容忽然變得異常空洞。這些內容當然是重要的，但絕不是我的學生在這個時間段所關切的。

當意識到曾經的自己是多么不切實際后，我進而把我的研究目標改為“了解在過渡時期的新移民學生會經歷什么”，畢竟連實際情況都不了解，其他的一切都是空談。帶著這樣的目標，我的目光更加聚焦。我了解到，美國教育系統如何讓我的學生倍感陌生：在這所過渡高中里，很多學生等到來學校兩三年之后，才搞清楚高中畢業的標準，即便在搞清楚之后，也很少有學生能從高中畢業。

在這所學校的大部分學生眼里，“高中畢業”是一個虛無縹緲的概念。于他們而言，除了能夠和同齡人一起玩耍以外，這所學校是他們和美國這個國家接觸的窗口。我曾經和一名來自洪都拉斯的學生聊天，他比班上的同學都大一些，所以同學們的打鬧嬉戲并不能吸引他，“但我可以在學校里遇到一些我在飯館打工時遇不到的人，比如你，這非常有意思。”在翻譯軟件的幫助下，他跟我說。

學校中的“主流與邊緣”

對于這些學生來說，由于語言、經濟條件等多重限制，他們和美國主流社會的接觸很少，因此這所處在美國社會邊緣地帶的學校成為了他們眼中的主流。在多次問卷和訪談后，我發現很多學生會把“美國”這一概念等同于“學校”，在他們眼里，學校以外的世界是一種臨時且邊緣狀態，只有學校里發生的事情才是相對主流的。

而學校的人員構成，以及學生與學校所建立的鏈接，能夠決定學生對“美國”這一概念的態度。比如說，我的拉美學生通常認為“他們在美國適應得很好”，“美國很歡迎他們”，因為這所過渡高中里大部分的學生都來自拉美，很多老師也會說西班牙語；雖然等他們和更廣闊的世界接觸后，他們可能會發現，美國的生活還有許多地方需要去適應，部分美國人也未必歡迎他們，但至少目前學校為他們提供了足夠的支持系統。而我的烏克蘭學生對美國的態度完全不同，她經常感到“被孤立”，因為她是全校唯一的烏克蘭學生；如果她走出校園，她可能會遇到對她的經歷富有同情心的人，但在學校里，她只能因為和別人因語言不通而“被孤立”。

在這所過渡高中里，當英語和美國白人文化不再是主流時，出現了新的“主流”和“邊緣”，而這種主流vs邊緣的分野不會被學生們共享的相對邊緣的狀態所消弭。這也解釋了我第一天到學校遇到的一件事：一個外班的中國女孩沖到我的教室，興奮地問我是不是中國人，當得到肯定的答案后，她脫口而出：“太好了，咱們可以說中文了，我聽不懂西班牙語，不知道我的同學在說什么。”

語言與孤立；經歷與連結

當然，盡管英語和美國白人文化在學校里看似不是主流，但是其在世界的地位還是在學校里處處被體現：學生在學校里的主要任務就是學習英語，以便更好地適應外界的生活。

盡管看似學生的母語都不是英語，之前接觸英語的機會都不多，他們應該有著相似的英語學習體驗。但實際上，學生所掌握的語言還是會決定他學習英語的難易程度，進而影響他與主流社會接觸的方式。在我剛剛開始接手這個班時，班上有三個來自塞內加爾的學生，他們會說法語和Wolof（塞內加爾的一種本地語言），但他們平時只用法語交談，因為班上還有一名會說法語的幾內亞學生。

高中學生上課

正因如此，我曾經誤認為塞內加爾的學生都會說法語，直到一位不會法語只會Wolof的塞內加爾學生來到了我的班。一開始我并未特別留意，但直到我在制作課件給生詞做翻譯時發現，翻譯軟件里并沒有Wolof。在一番搜索之后，我找到一個“英語-Wolof”相互翻譯的網站，那個網站能翻譯的詞不多，但好在我的學生們學習的內容比較基礎，網站的詞庫能覆蓋這些詞匯。

第二天，當我給全班展示帶有Wolof翻譯的PPT時，塞內加爾的學生們都很興奮，會說法語的學生也跑來問我是在哪里找到的翻譯，其中還包括一位之前宣稱自己只會法語不會Wolof的學生。

我找到Wolof翻譯并放到PPT上的舉動，當然代表著某種對學生所說的語言的認同，但我依然無力改變那位只會說Wolof的學生所面臨的更大的挑戰。當他想去和不會說Wolof的人對話時，他無法借助翻譯軟件的實時翻譯，因此他只能學習英語，而用Wolof寫成的英語學習材料少之又少。

無法用翻譯軟件翻譯Wolof的劣勢還是逐漸顯現了出來，這位只會說Wolof的學生只愿意與同樣說Wolof的人交流。在其他說著不一樣語言的學生逐漸開始嘗試借助翻譯軟件進行交流時，他在學校里變得愈發沉默。

同樣沉默的還有學校里的女生。開學幾天后，我就發現學校內部男女比例極其失調，我的班上最開始只有一名烏克蘭女生，到了學期中段又來了一名委內瑞拉女生。

我曾經找學校負責人詢問過背后的原因，負責人給出的解釋是這些學生大部分是只身一人來到美國，而來到美國的路途太艱險，年輕女性很可能在路上出意外。當然，還有一個很現實的原因，因為女性在去美國的路上和抵達美國之后所面臨的困難，她們更難站穩腳跟讓其他家人過來，所以很多家庭出于現實考量，會選擇讓家里的男孩子先去美國。

因此，除了語言所帶來的主流和邊緣以外，性別比例也帶來了新的主流和邊緣。每個班的女生很容易會被當成全班男生的談資。能聽懂別人議論的女生有時會發起反擊；如果聽不懂，她們會自主選擇站到更邊緣的地方。就像那位覺得自己“被孤立”的烏克蘭女生那樣，從某一天起，她每天上課都會戴著帽衫的帽子，并坐到教室的角落里，偶爾會和班上的另外一名委內瑞拉女生交談，大部分時間都低著頭做自己的事。我能從她的表情中看出，她雖然聽不懂她的同學所說的語言，但她能聽懂他們對她的議論。

盡管語言和性別的不同給這所本就處在邊緣的學校劃分出了新的主流和邊緣，但學生們共享的移民的經歷還是能讓他們彼此產生連接。

學期末的最后一個單元，我給學生的任務是制作一個繪本，主題不限。雖然沒有限制主題，但全班同學基本都選擇講述他們如何來到美國的故事。一位哥倫比亞學生主要描述了他和家人的離別，他在他的繪本里畫下來所有來為他送別的人。一位危地馬拉學生刻畫了他乘坐大巴一路縱穿墨西哥來到美墨邊境的經歷，他在繪本的封面上，畫下了一個大大的巴士。一位墨西哥學生講述了他的家人在決定讓他去美國之前發生的故事，“我被綁架了，這讓我爸媽下定決心讓我去美國”，他在繪本中寫道。還有很多學生分享了他們在美墨邊境的經歷，“在被關了72天后，我被放出來了，呼吸著新鮮的空氣，我很開心”。就算有一天我忘記了所有學生的名字，我也依然會記得這句話。

足球課

就這樣，在美國社會非常偏僻的一隅，在不被主流看到的角落里，我和我的學生們都在用各自的方式定義著、探索著何為主流和邊緣。

在我結束實習前的最后一天，我在課上組織學生們玩了各種游戲。大家都玩得很開心，當下課鈴響起時，我的學生們向我道別，然后魚貫而出。我本身心中還有些不舍，但轉念一想，他們在人生中，已經不知道經歷了多少次更為刻骨銘心的離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