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7日，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吳宗國先生與世長辭。值吳先生逝世周年之際，私家歷史特發布系列紀念文章，緬懷先生。

劉后濱教授發來微信，告知大家正在籌集出版吳宗國先生紀念文集，命我貢獻一篇文章。于情于理，我都不能推辭這個邀約，但提交一篇什么文字？躊躇多日，猶疑難決。原因在于，我雖曾親炙先生教澤，卻是一名不肖弟子，遠不如諸位師兄弟那般幸運地在先生座前連續侍讀多年，對先生的研究理路、風格和貢獻，我都了解不夠，認識淺薄。事實上，在唐史研究方面，我一直未能登堂入室，要貢獻一篇不浪費版面、不污人眼目的唐史論文，實在力不能逮。我再三思忖、并征得劉教授同意，決定連綴一些往事表達對吳先生的深切懷念。這些往事是片斷的，散碎的，在不同的時空之中跳躍，歸攏起來，是“三代兩京一世情”，其中包含的情分是飽滿的，溫馨的，超越時空而恒存心界。

我同吳先生一家三代都曾相識。先生教澤廣被，桃李滿天下，見過師母和兩位吳公子（吳矩、吳迪）的同學應該不少，但同他在兩京的家人特別是在南京的父親、母親、弟弟、弟媳和侄女都曾熟識的，我很可能是唯一的一個。先生出生和成長于南京，在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后終身執教于茲，他的父母兄弟一直在南京生活和工作，先生在寒暑假期常攜師母和兩位師弟南下省親。我本科畢業后被分配到中國農業科學院下屬的中國農業遺產研究室（駐地在南京農學院即今南京農業大學），在那里工作、生活過16年。由于這樣的時空疊合，我便得到了繼續承教于先生的殊勝機緣。有一樣事情特別值得炫耀：在此生遇見的恩師中，我在吳先生家蹭飯次數最多，不只在他的小家、還在他父母家享用了許多美味。若按傳統說法以三十年為一世，“一世情”的概括并不準確，因我與先生及其家人結下善緣的時間至少已有40年，對先生及其家人的感恩遠遠不只一世，甚至無法以時間量度，從他們那里，我不但獲得了學業和生活上的寶貴指導，而且感悟到人間聚散的奇妙因緣。

閑散之時偶爾讀到清代學者錢亮工（名世）的一首《贈宋射陵》詩，詩不怎么有名，卻頗具歷史感，其中有云：“兩京舊事飽其腹，閑談涌出泉百斛。蘭臺掌故多放失，江天少微有實錄。”我與吳先生一家人的特殊緣分，大抵就是個人生命史上的“兩京舊事”。

吳宗國先生

他就是吳宗國先生（北京：王先生的課堂上）

我在哪一年開始認識吳先生？已經不能確切地記得，應該是1982年冬季或者83年早春，但可以肯定第一次見到吳先生是在王永興先生的隋唐史研究專題課上。對那門課的具體記憶已經模糊了，隱約記得同堂聽課的同學除我們班的李志生、孫順華等人外，還有寧欣、李鴻賓、白興華、薄小瑩等學長學姐，有從南開來進修的傅玫老師以及王先生的研究生王宏志等。我很清楚地記得有一天吳先生突然現身課堂的情形。那日天氣很冷，他身穿深灰色厚羽絨服，頭戴咖啡色粗毛線帽——看起來像是自家手織的，笑瞇瞇地走進教室。旁邊同學悄悄告訴我：“他就是吳宗國吳先生，研究隋唐五代史。”我的第一印象是：這位老師有菩薩相！

大學期間，我自詡是學隋唐五代的。那時，中國史專業的同學到了二、三年級，大抵都會選擇某個斷代集中選課讀書，一時形成風氣。但我并不是從一開始就想學隋唐五代。那時自己妥妥的一個鄉巴佬，傻傻的，看什么都新鮮，最解渴過癮的是借閱圖書館里滿架的童話、寓言和民間故事——從安徒生童話、格林童話，《列那狐的故事》，喬叟、布封和拉·丹封的寓言，到中國眾多的古代神話和民族民間傳說，通通翻了個遍——從心理學上分析，那應該是一名剛剛擺脫文化貧困的鄉下孩子在做補償性閱讀。至于專業學習，則興趣游移不定，也不知從哪里下手。聽說閻步克主要學習明清史，我就想和他一樣，他可是我所認識的第一位也是最崇拜的一位學長，還是我進入北大的接引人——1984年8月27日夜里，是他接到徐凱老師的電話后把我從二院領到了38樓。老學長怕是早已忘記這事兒了吧？后來聽鄧廣銘先生關于岳飛《滿江紅》的講座，老先生感慨宋史研究依然薄弱，號召同學們加快努力，于是我又想學宋史。記得我還在學一食堂跟一位名叫王琰的同學（記不清是哪個系的，只知他酷愛文學，想當作家）聲稱自己是學宋史的，那位一聽便激動得手舞足蹈，當即提議跟我合編一部關于宋太祖的劇本。被他感染，我也腦熱起來，天天跑到圖書館一通亂翻，幾周之后，退燒。

一段人生，萬般變化，聚合離散，俱是因緣。因拜師學藝和傳道授業而結成的學緣，是最古老而且持久的人類社會關系之一，締結關系有契機，是為機緣。我的學習興趣轉向隋唐五代，跟幾位先生結下親密的師生緣，樞機并不是北大的諸位師長，而是當年還在南開上研究生的張國剛教授，是他精心的設局和刻意牽的線，讓我先后親近了王先生和吳先生。國剛哥和我是一縣同鄉，從少年時代起我就一直很崇敬、進而追隨他。于我，他先為兄長，終成導師。大約是在1981年冬天，我的高中同班同學唐洲雁（在南開大學哲學系）來信告知，有位名叫張國剛的大哥哥在南開歷史系上研究生，字里行間透著崇拜，說想介紹我們認識。不久，我收到了國剛哥的信，里面夾著幾張黑白照片，在成都召開的唐史會間拍的（說實話拍得真不怎么樣）。信里叫我把照片轉呈王永興先生，并特別囑咐我主動請求跟隨王先生學習。帶著這個任務，我找到了未名湖北側健齋中的王先生家——一間用“家徒四壁”來形容亦不為過的斗室。這是我第一次走進一位大學教授的家門并同老師親密交談。在王先生的鼓勵下，我和同班的李志生、孫順華加入了讀《資治通鑒》小組，還獲得了在圖書館213室自習的權利，同盧向前、寧欣、李鴻賓等學長結伴為伍，向他們請益，由此比較集中地學習了一段隋唐五代史，還稍許接觸了一點敦煌吐魯番文書。

對王先生，我一直心存愧疚：后來同儕諸位都在隋唐五代史方面取得了大成就，只有我以家境困難為由早早當了逃兵，實在辜負了他老人家的期望和關愛！記得差不多有兩年時間，我是王先生的常客，每一兩周都要去煩擾他一次，報告讀《通鑒》的情況，有時僅僅是去問幾個字。他偶爾叫我幫他取一趟牛奶，或去海淀買二兩茉莉花茶。有時候我們也在未名湖畔散散步，有一搭無一搭地閑聊。在相處的過程中，王先生一直很關心我的生活，反復叮囑飯要吃飽，應是見我長得很瘦弱，擔心我的身體；有時他也講一些學林掌故和自身經歷，提到的人和事，有的我還記得，包括陳寅恪、季羨林如何、如何？如何在姚依林副總理的幫助下建立敦煌學？他自己在抗戰期間怎樣從東北流亡到北京？以及后來下放到山西的事情，等等。40多年了，我一直忘不了先生在健齋的那間房子，很有畫面感：一張舊書桌，一張舊床鋪，兩三把椅子，靠墻的書架上擺著不太多的線裝和新式圖書。此外就是冬天安在正當中、鐵皮煙筒架空伸向窗外的那個煤爐了：爐面的長嘴壺“咕咕咕”的響，不斷冒出蒸汽，混合著燃煤的煙塵和氣味，彌漫滿屋，一束電線吊懸著的那只白熾燈泡總是潮潮暗暗的樣子。幾十年來，每當陷入某種困頓，我總會想起王先生和他的家，似乎那里有著幫我耐受重壓和渡過苦厄的力量；有時靜夜省思，我對自己作一番靈魂拷問：我也當老師了，承擔著教書育人的職責，有沒有盡到本分？不要說對本科生，就是對自己名下的研究生，我能做到像王先生那樣嗎？

學習興趣穩定之后，我選修過王先生的隋唐五代史研究專題課和史料課、張廣達先生的中晚唐政治史和唐代西北史地。隋唐以前的課程，選修過田余慶先生的秦漢史專題和東晉門閥政治、祝總斌先生的中國宰相制度史，還有“女神”教授郭心暉先生的中國歷史文選、《左傳》研究等等。當年諸位老師，研究分擅領域，教學各展風姿，讓我在“筑基”階段獲得了不同的教益：由郭先生明白需要熟讀經典，由田先生領略如何見微知著，由祝先生感受何為條理暢達，由張先生知曉史地原是一體、應當廣聞博識，等等。但我竟然沒有選修過吳先生的課！具體原因已經不記得了，因為一向不太喜歡政治制度史嗎？如今想起，甚是遺憾！

前已提及，是國剛先生制造機緣讓我親近了吳先生。應該是在1983年夏天吧，國剛先生游訪北大，先同七八級的幾位學長做了交流，然后帶著我到吳先生府上拜訪。記得那天他們執手言歡，縱論唐史，甚是融洽。因我在座，他們自然提及了我的學習，請吳先生指導畢業論文好像就是國剛哥的建議，我自然樂意，還拉上了同班關系要好的小五（郭世平）。我與吳先生的特殊師生緣分就從此結下來了。40多年前的那個情景，和后來相處的點點滴滴，時常浮現在眼前。

我挨了吳先生的狠尅（北京：北大38樓）

我的畢業論文題目是《唐肅、代、德時期的劍南西川》。因在讀《通鑒》過程中發現劍南（特別是西川）這個地區，無論是作為避亂后院、財賦重地，還是在邊疆防御和民族關系方面，都具有十分特殊的戰略地位，區域內部經濟、社會和政治發展的歷史情勢也很特別，不少地方、事件和人物例如維州據守、韋皋治蜀、劉辟叛亂……都非常引人注目，不但直系唐、蕃、詔三方軍事角力，而且牽連牛李兩黨政治博弈，乃至攸關李唐王朝生死存亡。因有這些朦朧想法，我提出想做唐代的劍南西川，吳、王兩位先生都肯定這個選題。我自知一時沒有能力駕馭很多問題，就決定先做肅、代、德三朝。若是接著上了研究生，我大概率會上溯下延、繼續做下去。

最集中地親受吳先生耳提面命，就是在他指導我做這篇論文期間。那時本科畢業論文寫作和指導都很認真，老師們雖然忙碌，但不像現在這般忙得腳不著地，平常他們會花些時間走訪學生宿舍，與同學們榻上聊天，畢業論文寫作階段師生交流自然更多。在半年多時間里，我們同先生長談的次數應不少于十次——有時在教研室，有時在先生家。光是在他家蹭飯就有幾次，有時我一個人，有時和小五一起。

最讓我記憶深刻并且終身受益的，是先生對我的一次當頭棒喝。先生的性情非常溫和，平日菩薩一般慈祥和藹，臉上總是漾著笑意，但那天他帶著改得滿篇紅色的我的論文初稿，氣沖沖地跑到38樓宿舍，當著一屋子同學的面把我狠狠地尅了一頓。惹他生氣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我像流水賬一樣堆砌原始材料，然后簡單復述一番，很少分析討論，像是在編寫講義而不是撰寫論文；二是我模仿陳寅恪的行文風格，不倫不類，語法錯誤，文句不通。我知他是真的惱了，但那時年少氣盛，又有周圍同學滿臉同情或訕笑的神情如針錐扎臉，一向膽小恭順的我居然回懟了一句“陳寅恪就是這么做的”。這讓他更加生氣，大聲呵斥說：陳先生可以這么做，但你不能！如果不改，將來沒人讀你的文章！

回想起來，當時我不服氣好像有個特別原因。我在前一學期選修過另一位吳先生（吳小如）的《歷史文獻選讀》，課程論文得到了一個大大的好評。記得題目叫做《劉伶<酒德頌>讀論》，大體想法是：魏晉政治風云變幻，生存環境險惡，文化精神頹廢，文人士子或以酗酒沉醉為避禍偷生之策，劉伶即是典型。文章從商山四皓的高蹈行止，扯到西方嬉皮士的頹唐做派，十分刻意地模仿陳寅恪先生的行文風格。批閱文章的老師似乎挺欣賞，給出了很高的評語，大意是說文章夾敘夾議，有理有據，頗有新意，說明研究、寫作頗見功力。為此我暗自得意了好幾天（所以現在還記得呢）！何以那位吳先生相當肯定，而這位吳先生一改常態地示現菩薩怒相，不留半分情面地呵斥？一時我真的蒙了，挺有點兒難受。但先生終究是最仁慈的，大概為了安撫我的情緒，最后給我打了一個相當高的分數。其實他可能更欣賞世平的論文，不只一次跟我說小郭發現了真問題。后來我消化了很長的時間，甚至直到自己也身為人師之后，才真正明白恩師的那份良苦用心。

凡人之性，都是樂意被肯定而非否定：位尊年長者享受他人的奉承，青年學子們希望受到老師的表揚。但大量生活經驗告訴我們：更能促人上進和行穩致遠的不是奉承和表揚，而是批評與警示。我很慶幸當年曾經受到先生嚴厲批評，也一直記著他的批評，后來我不再簡單模仿前賢，遣詞造句也盡量注意語法。我們這代學人，語言文字能力嚴重先天不足，就算當了教授，也不怎么合格，因打小沒能好好讀書，除了課本也沒幾本書可讀。雖然我們趕上了好時代并且極其幸運地考上了北大，但當年所讀既多文白相雜的民國論著，又多繞舌轉筋的洋文翻譯，我們根基淺薄，很難不受到諸多負面影響，故著作論文越寫越多，而文句殘缺、辭不達意、啰嗦贅重、聱牙詰屈乃是多發病、常見病，不能不時時警醒。我來自農村，情況就更加糟糕，連漢語拼音都沒正經學過，一直很害怕讀錯別字、鬧大笑話。因有這些自我認知，我也不怕丟面子，時常向同學提起自己當年的糗事，告誡他們每寫一句話都要找找主、謂、賓語在哪里。慚愧的是，我終究沒能改掉羅列、堆砌的毛病，雖然有時是故意為之——自己做的偏門、邊角學問，史料比較生僻，多鋪陳一些原始文獻稍可節省學生查詢、搜集的時間。但這樣做終究影響觀瞻，有幾本小書即因此顯得贅重、繁瑣而招致非議。

吳宗國、劉念華夫婦

離校臨行時的叮嚀（北京：蔚秀園吳家）

四年大學時光，美好而短暫，做完畢業論文，就要天涯海角、各奔東西了。由于計劃指標、分配規則等原因，我沒有資格留在北京，而是去了南京，鄉里老人笑言：你真的應了一句老話——“北京趕考，南京做官”。在他們的觀念中，領工資、吃公糧就是做官。

我被派往的單位隸屬農業部，駐地在南京。機構雖不大，來頭卻不小，是建國初年由周恩來總理親自批示成立的三大歷史文化遺產研究機構之一（另外兩個是文學遺產和醫學遺產，都設在北京），也是中國農業歷史研究的國家隊，學脈源于民國時期金陵大學的農業歷史資料整理小組。

根據分配規則，我應該分回本省，當年可去的單位有安徽大學和淮北煤炭師范學院，能去南京是因為劉才賦、劉靜兩位江蘇籍同學都考上了研究生，空下了那個指標，而最終選擇去南京，是聽從了祝總斌、張傳璽特別是吳宗國三位先生的建議。有一天，已被分配事務搞得焦頭爛額的班主任蔡樂蘇老師一臉詭秘地笑著對我說：“祝先生找你。”我不明就里，依約前往二院，見到祝先生方知還是分配的事情，他受人之托找我“說項”。如果沒有記錯，那時他是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祝先生告訴我：中國農業遺產研究室的涂前熙書記和葉依能主任專程來系里招人，調閱了我的檔案，希望我去他們那里工作。先生說那是一個很不錯的學術機構，兩位領導都很實在，叫我認真考慮。此前我從未聽說過那個單位，1980年代前期的中國，信息事業還很落后，我倉促之間難以查詢所需資訊，一時猶疑不決。在發榜之前的那些天，同學們都很忐忑，相互打聽，議論紛紛，空氣中彌散著猜疑、期待、失落和興奮。一天我跟同班的小胖（楊正輝）聊起南京那個單位，他居然知道！說張傳璽先生對其學術成就非常推崇，是個做學問的好地方。我沒敢登門向張先生請教，而是立即去了吳先生家。

人世間的事情有時很奇妙，好像老天早就安排好了。那天我剛進門跟吳先生說明來意，正在里屋陪姥姥畫畫（記得是一幅梅花圖，還讓我欣賞過）的師母一聽說我有可能被分到南京，旋風般的跑了出來，大聲說：王利華你應該去，那是個好地方！然后就像竹筒倒豆子，列舉了南京的一大堆優點：官話區，沒有語言障礙；曾經是首都，基礎設施好；大學多，很有文化品味。還說你是安徽人，飲食習慣跟南京差不多，氣候也適應；離你老家近，水陸交通便利……總而言之，言而統之，哪兒哪兒都好！聽著聽著，我終于明白了：吳先生就是南京人，父母和弟弟一家都還在南京，師母這是“愛烏及屋”呢！

吳先生笑瞇瞇的，一直等師母說完，才示意我坐下談談。他首先肯定單位不錯，是著名歷史學家萬國鼎等人創辦的機構，中國是世界最大的農業古國，農史研究很重要。他說自己讀過那個單位集體編寫的《中國農學史初稿》（那時只出版了上冊）以及李長年、繆啟愉、章楷等人的成果，專業性都很強，有許多專業知識。他建議我不妨先做唐朝農業，比較容易入手；還說王（永興）先生新發表的關于唐代土貢和絲織業的論文都接近農史，可以先讀一讀。先生并沒有代替我做決定，但他那么說著、說著，就等于已經把我定格了，我也就不再猶豫，最終做出了決斷。那次倆人談了挺長時間，算是我離校之前的告別，也因此順理成章地在他北京的家里蹭了最后一頓飯。

本來我還嘀咕：先生會不會拿畢業論文的事情再敲打我一回？但他居然只字未提，而是提出了新的學習要求，總的意思是文史哲不能分家，要想成為一名好學者，就一定要努力提高綜合素養，爭取在不太長的時間里把語言文字能力提高到文學本科畢業生水平，把理論水平和思辨能力提高到哲學本科畢業生水平。對于他的要求，我一直銘記于心，只是后來漸漸明白：為了讓當時的我容易理解和接受，他以如此淺白的方式提出如此具體的目標，背后的事與理遠不那么簡單。

畢業后我只去過吳先生在北京的家兩次。其中一次，他正同山西來的閻守誠先生商討合寫唐玄宗傳記（后來出了幾個不同書名的版本）。就在那次，我領略了吳先生的別樣風采。記得那天兩位的討論很熱烈，都是眉飛色舞，尤其是關于少年李隆基的那一段，先生來回踱著步子，喃喃而語，偶爾還發出“咝咝”的聲音，神情甚是激越，似乎在沉思、推敲著什么，過了好一會兒，突然抃掌大笑：“歡樂小王子，如何”？接著陳述了理由，大意是說：武周時期，李唐宗室或死或流，幾近覆巢，人人自危而不可終日，在如此險惡的政治環境下成長，三郎李隆基卻因祖母特別器重過得相當逍遙。讀過那部傳記的人士定已發現，第一章的題目是“厄運中的王子”，而非我當初聽到的“歡樂小王子”，意味似乎完全相反了。不知二位先生經過幾番沉吟、出于何種考慮改變了原先的想法和話語？我很榮幸曾經親見（很可能是唯一見證者）這部精彩傳記的最初孕育，并從中初步感受到唯歷史學家“食髓知味”獨能品出的那份艱辛與喜樂。

如家人一般相處（南京：竹林新村吳家）

在我離開北京之前，先生告知他們一家暑期要回南京省親，約我在那里見面，為此我特意提前從宿松老家趕赴單位報到。那個單位曾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家農業歷史專門研究機構，全稱是“中國農業科學院南京農學院（即今南京農業大學）中國農業遺產研究室”，具體地址在南京中山門外衛崗南京農學院內。由其古怪的名稱大致就能猜到，那個單位的隸屬關系相當特殊，后來聽同事們戲言：我們有兩個老子管著。抵達南京、辦完諸項報到雜事，我即按先生給的地址尋找吳家。那時通訊聯絡相當不便，極少人家裝有電話，我一番打聽，始知他家所在的竹林新村就在中山門外，距離我們單位還不到1公里！因無法事先預約，我就直接闖進家門，吳先生他們果然都已經到了。離別不過月余，再見先生和師母，那種心情就像初嫁女子見到了娘家之人，自然非常高興！

當然要留下來吃飯了。就在那天，我認識了吳先生在南京的全部家人：爺爺，80多歲，中山陵園離休干部，陵園籌建時期就在那里工作，直至離休，平常喜歡閱讀，偶爾接受咨詢；奶奶，80多歲，退休教師，日常家務都是由她操持；叔叔吳宗民，40歲左右，在一家國營廠擔任工程師；嬸嬸，約40歲，是一家國營商店的售貨員；叔叔的女兒，10來歲，一個胖乎乎的小女孩，活潑可愛，正在上小學。先生一家氣氛極是融洽，總是笑語滿屋，給我的感覺如春風一般和煦。

沒有意外，先生和師母向我詢問了單位的情況。因為剛剛報道，我所知甚少，因此無法報告很多。重要的是先生對我說：你剛剛畢業走進工作單位，還有一個“斷乳期”，要盡快熟悉情況，適應變化；還特別叮囑我平時手眼要勤快些，多看、多問、少議論。快40年了，他的那番教導我還記憶猶新，就像是昨天發生的事情。

在后來的歲月里，我與先生夫婦還在南京見過多次，有時在暑期，有時在寒假，得蒙先生繼續對我進行各種教導和提點。有一年暑假，先生跟我談了挺長時間，告訴我王先生新出了《隋唐五代經濟史料匯編校注》，囑我好好讀讀。好像就是那次，他跟我討論了若干專門問題，包括唐代的人口、生產力狀況和農業經濟水平等，說“安史之亂”前人均原糧擁有量可能達到900斤，高于1980年代的水平；他還提到胡戟先生關于“耕三余一”的見解，并由此談到唐人的營養、壽命和體型等問題，認為應該做些綜合性研究。還有一次，是在春節寒假期間，我還把女朋友（現在是老伴兒了）帶到吳家拜見先生、師母和爺爺、奶奶，就算是見家長啦。拙荊對那次見面印象很深，后來還時常提起。

我與先生一家，相處如同家人，家長里短無所不談。記得有一次，爺爺提起一位做園藝的老師，說多年前曾有業務聯系，問我認不認識？我回答爺爺說：我知道此人，現在是什么、什么情況。叔叔接著插話，說他們單位有位同事的愛人也在南農，我也說知道。吳先生聽聞，來了興趣，說你知道的人還不少。我告訴先生：南農本就不大，我還是單位分房委員，多次參加討論、投票，每次分房都要搞大排隊，張榜公布職工的單位、職稱（職務）、工齡、家庭人口和現住房面積等等信息，所以我確實認識不少人。沒有告訴先生他們的是，我之所以干起分房委員，是我曾因準備結婚的家具無處可放，撬鎖搶占過一間集體宿舍。原先住在那里的兄弟也是“非法占領”，因關系要好，他在搬走之前就告訴了我。不料房產科長（那時的房產科長權力很大，聰明人都會跟他們搞好關系）得到情報，就把我呼了過去，先是強烈呵斥一頓，然后說要研究研究（煙酒煙酒），搞得我火冒三丈，與之激烈爭吵起來，幾乎拳腳相加，一直鬧到主管校產的副校長那里。為了爭取最起碼的居住權，我被迫使出渾身招數斗智斗勇，最后是對方妥協，因為我當面列舉其隱瞞并私授房源的事實，有名有姓有房號，他抵賴不了，只得給我一間——雖然破舊，好歹暫可安身。我因此事就在自己的小單位出了名，群眾覺得我平日溫順、隨和，但關鍵時候“兔子急了也咬人”，并且不依不饒，因此推舉我為大家爭取利益。當年不敢把這件不怎么光彩的事情告訴先生，是既怕他擔心、又怕他批評。如今回想此事，再聯想到幾十年來住房制度、住宅形勢艱難而且巨大的歷史變革，真是感慨萬千！

大概有十來年時間，即使先生沒有回寧，我也時常去看看爺爺、奶奶他們，通常并沒有什么特別的事情，只是家長里短的閑聊。再說，我很喜歡他們家的小白兔奶糖，尤其是沙質的那種。我是鄉下長大的孩子，對城市風土習俗、人情世故幾乎沒有了解，只是感覺周圍的人際關系跟老家鄉里鄉親很不一樣，只身在南京生活，舉目無親，每當感到心情落寞，遇到難以決斷的問題，我就去向爺爺、奶奶、叔叔、嬸嬸他們請教，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建議，在為人處世方面獲得了許多寶貴的教益，有些教益是來自很小的事情，在不知不覺中獲得。記得有年冬天跟奶奶閑聊，老人家一邊陪我說話，一邊織著毛線手套，動作很慢，但在說話的功夫竟然織成了一小半。我有所感悟，就在信中告訴了先生和師母。過了一段時間，我再去看望老人，奶奶一見面就說：宗國他們寄手套來了，說是你告訴他們的。果真是說者無心聽者有意！那件小事讓我很是動容，深切感受到了先生、師母的至淳至孝。后來參加國剛哥主持的《中國家庭史》編撰，在觀察、思考古代“孝道”問題之時，腦子里還閃現過當年的那件小事。

1990年前后，由于工作生活不順，經濟極度貧困，情緒低落抑郁，連年大病不起，齊湊的多種負面因素讓我經歷了此生至暗時期，經歷了一場生死考驗。因這境況實在不堪，我就沒有再去吳府探望，吳府喬遷新居，兩位老人仙逝，都是多年以后才聽說，甚至跟先生之間的通信聯系也一度中斷了！如今想起，依然深感愧疚和自責。

為慶賀先生80大壽獻聯（北京：某餐館）

想想還真是神奇。我南北兜轉、苦樂往還十幾、二十來年，最后投奔到了國剛先生門下，博士畢業當年即舉家遷到天津，從此在南開安身立命。后來國剛哥移席去了清華，他家公子成了我的北大校友，我的孩子也上了南開，而兩家夫人都在南開工作、直至退休。我們兩家一起，就是西南聯大聚會。

正因來到了南開，我得以同吳先生接續前緣。2000年，教育部對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進行建設評估，先生作為評估專家蒞臨指導，我則受命上下張羅，前后跑腿。多年不曾謀面，此時再見恩師，真是百感交集！因評估安排緊湊，我沒能同先生長談，但留下了他家電話號碼。就是間隙中的片刻交談，先生也能為我釋疑解惑。當時國剛先生正在組織出版《中國社會史研究叢書》，因為沒有充分自信，我頗猶豫是否馬上出版自己的博士論文？吳先生對我說：書是改不完的，難以盡善盡美，你應該先出版，將來發現問題可以修訂再版。他的幾句務實提點打消了我的顧慮。

來南開一晃又是20多年，京津距離很近，自有城際列車，交通更是便捷，但我竟然幾乎沒再登門看望先生、師母（好像期間去過一次），只在重要年節打電話問候一番。每次通話，他們都是一如繼往的充滿關愛，先生言簡意賅，師母則是仔細詢問、反復叮嚀，有一次她建議我練練書法，認為那是一種很好的修身養性方式，不知不覺地，竟然聊了近兩個小時。或因他們早已知道我的尷尬境況，先生、師母對我的疏闊不敬從不曾有半句責備，相信我在他們心里就是一名無論多么不肖都可以被包容的門生，而我也早早地加入了吳門弟子微信群。

每次打通電話，聽到那頭傳來渾厚、爽朗的聲音，我都很是心安，知道先生、師母都很康健，總想著后面有的是時間去看望他們。去年夏天，陡聞先生魂歸道山，我完全無法接受，驚愕、悲傷、后悔、自責一齊涌上心頭！先生性情恬淡喜樂，家族遺傳有極優秀的長壽基因，與師母伉儷情深，經濟條件優裕，而當今社會醫療保健技術水平越來越高，內外一切條件都支持他成為一名百歲壽星，從未料想他老人家竟然走得如此急促！這般決絕！

最后一次親見先生，是在他的八十壽宴上。那是一次難得的同門聚會，由后濱他們精心組織，準備了很長時間，我也出了一份微力。聯絡過程中，后濱說正向大家征聯為先生壽，我覺得很有意義，因此謹遵其命，搜盡腸肚擬出一聯：

吳門竹苞，念報宗師四紀執鞭咸通正道

燕園松茂，華章國士八秩秉燭貞觀盛唐

我的知識嚴重先天不足，連拼音都讀不準，平仄四聲更是不懂，作文碼字做到語句通順已是不易，哪能遵守格律做出一幅莊重典雅的壽聯？上面的那兩行字，行家一看便知乃是強力拼湊。不成想它竟被師兄弟們選用，且幸得師母首肯，還請專人書寫和裝裱。我有自知之明，不會因此過分得意，但多年疏于問安的愧疚總算得到一點彌補。壽宴那天，我從天津匆匆趕赴現場，不僅遲到而且早退了，師母命我說說壽聯的意思，因當時既匆忙又熱鬧，我沒有說清楚，這里想就其中涉及的時、空、人、事做些說明，重點解釋隱含其中的“兩京舊事”，向大家補個交待，更表達對恩師的深深懷念。

聯中的空間是“吳門”“燕園”，南北相對。“燕園”毋需解釋，“吳門”既指姓氏，也指地望——唐人對家族門第和地望都極其重視，史家習知。先生姓吳，江蘇南京人，祖籍如皋，廣義上都屬“吳門”。但這里更是指我們這個以先生為核心和靈魂的學門——赴宴諸生都是“吳門弟子”。

聯中的時間，以“四紀”“八秩”分述先生的教齡和年齡。舊時以10歲為一秩，12年為一紀。先生是1934年生人，1958年畢業留校任教，堅守三尺講臺40余載，1999年退休后仍然離崗不離教，稱其“四紀執鞭”并非虛報；他專攻唐史，終生不移其志，正如松竹不改柯易葉，不變色移性，耄耋之年猶筆耕不輟，提出許多真知正見，終成一代名家，贊其“八秩秉燭”，沒有半點夸張。

聯中的“貞觀”“咸通”，是唐朝的兩個年號，原本也是時間概念，我特取作動詞使用。“貞觀之治”政通人和，世道清明，拈取“貞觀”入聯，既明先生“堅貞”之志，亦贊先生“正觀”之識，自從立志探研唐史，始終追求歷史正見，筆耕不輟，老而彌堅。他的論著我沒有全都拜讀，從已經學習過的那些，我知其制度評說持重端方，人物臧否允執厥中，從不矯揉造作、聳人聽聞，足為吾輩楷模。

“咸通”乃是懿宗年號，拈之入聯是否以文害意？我當初頗存憂疑。因咸通時期大唐帝國已是日薄西山，史事名物可稱者不多，遍檢文獻僅得三事：一是咸通四年樊綽著《蠻書》（有《云南志》等多個書名），是最早專記云南地理、民族、歷史、物產、交通、風俗的重要著作；二是咸通九年王玠敬造《金剛經》，是迄今所知最早有明確刊印日期的印刷品；三是咸通十一年桂陽監鑄造“咸通玄寶”，號稱“唐錢第一珍”。時俗重財輕文，世人對前兩者少有知曉，對“咸通玄寶”則是謀奪者眾，據說一枚競價高達百萬，贗品流行天下，著實令人慨嘆！后讀韋莊《咸通》詩，覺得甚具警世意義。我輩學人，肩負光大學術、傳承文明之責，俱應謹遵師教，節制物欲，行走正道，是取“咸通”連綴“正道”之用意。

聯中的物象，由“竹苞”“松茂”起興、比喻，引出若干事項。二者典出《詩經·小雅·斯干》，其中“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寓意子孫繁衍、家族興旺。隨著歷史發展，文明演化，“松”“竹”這兩種遍布南北各地的常綠植物，經濟用途逐漸廣泛，文化意蘊更是不斷豐富，是中華民族非常重要的精神符號和人格象征，后面的“念報”“執鞭”“華章”“秉燭”諸項，都是由它們生出的意象。竹子方面，古有湘妃（一種莖稈長斑點的竹子）念君、竹報平安等情感意象，故取以表達對恩師的“念”和“報”——感念先生惠施恩澤，報答先生指引人生，他的諄諄教誨讓我們“咸通正道”，不走邪路。“執鞭”的字面意思是執教，“鞭”即教鞭，但其背后既有自然的基礎，又有歷史的掌故。竹子的地下莖名叫“竹鞭”，堅直而有硬結，古人多取以策馬驅馳，故漢語有“鞭策”一詞。松樹方面，蒼松挺立，枝繁葉茂，百歲芳華，自古用以贊譽飽學之士堅貞、高潔的品行。至于它的物用，古人常取松脂照明，或直接用松樹枝桿點火，即“松明火”；古代主要書寫材料之一的墨，曾經大多是取松煙研制，故翰墨丹青與松樹林木有著深廣淵源。但宋代以后，人口增多，文化下移，社會對墨的需求日益增加，大量制墨不斷消耗松林資源（沈括在《夢溪筆談》中已經提及），人們不得不逐漸采用其他材料制墨。

總括先生一生，傳道授業，誨人不倦；堅持正見，洞察唐史，品德操守，猶如燕園青松、吳地翠竹，真國士之風。但我取松竹為譽，固是因襲古人，亦是基于事實：燕園多蒼松古柏，眾人皆知；眾人不知的是，先生在南京的家，即前面提到的竹林新村，就在大片竹林環繞之中。那里萬竿修竹，四季弄影，一陣清風徐來，滿村“沙沙”盈耳，極是雅致動人。我公開發表的第一篇文章——《竹與中國文化》（《文史知識》1988年第10期）即由此景觸發；后來撰寫《人竹共生的環境與文明》一書，那里的風物景致也不時地浮現在眼前。

聯中的人當然是最重要的。毫無疑問，聯的主旨是贊頌先生教書育人、精耕唐史的諸多功德。但我特意在聯中嵌入了先生夫婦的名諱——宗國、念華，既為增添幽默喜氣，更是贊美他們伉儷情深，相濡以沫，終生相伴，形影不離，果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此一命意是受到元代管道升《我儂詞》的啟發。因有師母精心操持，先生安心治學，一生幸福。若非累世同船共渡，攜手行善積德，豈能擁有如此福報？念及于此，我的心情亦稍平緩，不再過分悲傷。在此，我想代表眾位師兄弟向師母劉念華女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結語

我曾經在南開大學的一場畢業典禮上說過一段話，大意是說：教師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社會群體，擁有兩個生命和兩種基因：一是生物學意義上的生命和基因，上承父祖，下延子孫；二是文化學意義上的生命和基因，上紹先師，下啟后學。前者是血緣，后者是學脈。有時我們難以分清哪個更加重要。相信我輩學人，在自己的學術生命歷程之中都有若干特別重要的人，在茫茫人海蕓蕓眾生之中擁有非比尋常的因緣，彼此交集的時空，共同經歷的往事，無論南北東西，不管是大是小，即便時間久遠乃至生死別離，亦是念念難忘。

以上拉雜講述的“兩京舊事”，是我與吳先生一家相處的點點滴滴。如今從記憶深處翻檢出來，未必事事精確，難免出現空間錯亂、時間折疊之類情況，這是口述史家亦感棘手的難題。但先生及其家人惠施予我的恩澤是豐厚而真實的，沒有一樣是憑空編造；我對先生的感恩和懷念也是發自內心深處的，樸素、真切而不帶任何夸飾。作為一名歷史學者，同時也是一名新興科學的追捧者，我既欲理解生命意義之厚重，又想知曉生命奧秘的神奇。我相信：師生情緣不會因為先生逝世而斷滅，在某個科學正在積極探索的折疊空間和宇宙靈境里，我們敬愛的老師還在慈祥地注視著我們，督促我們好好學習，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