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高晞與英國華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何安娜（Anne Gerritsen）主編的《本草環球記：5世紀以來全球市場上的藥物、貿易與健康知識生產》（中華書局，2023年9月）一書以本草環球史為主線，對1600多年長時段、跨地區的醫藥產品，如大黃、阿魏、人參、丁香、中國根、金雞納等進行追蹤，從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層面多維度展現了貿易與全球醫藥產品流通及健康知識生產的關系。本文系該書序言，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

《本草環球記：5世紀以來全球市場上的藥物、貿易與健康知識生產》書影

2010年1月，英國廣播公司（BBC）發布了意大利新聞攝影師皮埃羅·克拉薩蒂（Piero Cruciatti）拍攝的一張照片。照片拍的是重慶附近一家藥店的一角……這幅圖片展示了本書講述的內容，即醫學知識和實踐所依存的物質文化背景。

重慶附近的藥店，攝于2010年1月14日

仔細觀察圖中細節，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大型木柜，它由很多帶有標簽的抽屜組成，每個標簽上都寫著藥物名稱。在柜子的頂部，有一排帶蓋子的陶瓷器皿，貼有標簽；后排較高的架子上，放著一排透明的玻璃瓶和塑料罐，我們可以直接看到里面放著什么；在架子的最左邊，有一張被放入相框的紙，這很可能是該店的營業執照；罐子后面的墻上掛著一幅裝裱過的字：有幾行詩，還有詩人和書法家的名字。

即使我們不了解2010年拍攝當時這家店的其他情況，通過這張圖片，我們也可以了解到關于這家店經營活動的大量文化背景信息。例如，這些標簽不僅告訴我們商店里有哪些藥品可供出售，而且還顯示了標簽的不同樣式、顏色和書寫者；上面被劃掉的文字則說明，所售藥物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些信息表明了該店陳列藥物的多種方式以及不斷變化的消費者偏好。藥物容器的材料也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木制抽屜、陶瓷罐、玻璃瓶和塑料罐。雖然它們材質不同，但都是用來存儲藥物的。這些容器顯示了價格的變化、自身材質的用途，以及藥店老板和顧客看到這些材質而可能產生的聯想。

對比一下照片中兩張帶框的紙，也非常有趣。其中一張不太顯眼，放在陶瓷罐后面的架子上；而另一張則掛在墻上，很醒目。兩者都向進入商店的人傳達了重要的信息——左邊的營業執照，印有簡短幾個字，并在紙的右上方有一個標志，這些都表明該店存在于一個工商市場監管和認證的政治制度中，是合法的，這讓來客能放心該店的信用；照片中間上方的帶框書法提供了正統性的證明，但這是通過一個非常不同的價值體系來實現的。字體的風格、日期的標明方式（甲申十月）、紙上的紅色落款以及詩的選擇，這些都是通過引用文化精英的文學經典來宣示正統性的重要因素。詩的選擇也出于這些考量，《全唐詩》中，有一首賈島（779—843）的五言絕句，名為《尋隱者不遇》，方葆珍（Paula M. Varsano）翻譯如下：

松下問童子  Beneath the pines, I ask the boy

言師采藥去  He says his master's gone to gather herbs

只在此山中  Only in these mountains

云深不知處  The clouds are so deep, I know not where.

詩文顯示，師傅為了尋覓草藥，離開了他的常居地。這喻示了道人在世人未知的地方——高山和密云中，尋求長生不老藥。那個地方在哪里？我們不知道。那個世人無法抵達之地，定有非常重要的草藥吸引了師傅，使其往之。這首詩中的“藥”是與這家店的關鍵聯系，但不幸的是，這個“藥”字被一個帶有紅色蓋子的破損的高塑料罐遮住了。然而，即使沒有表現出這一中心特征，這首絕句也發揮了它的作用——將唐詩的文化權威性、道家追求長生不老的神秘主義以及隱士尋藥的保障和希望賦予了這家藥店。

因此，這張照片展示了醫學實踐的本身：藥店售賣的藥物依憑醫生為治療所配制的藥方，并滿足病家的需求。但同時，它也揭示了此類醫療活動存在的背景： 一個配備藥材，為消費者獲取藥物的空間；匯集世界各地醫藥商品的商業網絡；擁有家具和各種材質容器的物質網絡；能保證商店合法使用醫學知識的權力機構；9世紀時創作的一首詩文所傳達的文化力量。這首詩可比這家店早了一千多年呢。上述內容并不都是清晰可見的，但它們無疑都是由這張照片揭示的。

當然，“治療的實踐存在于語境之中”的說法并不新鮮；研究亞洲和西方傳統醫學史的學者長期以來都依賴于語境來理解醫學的理論和實踐。就本書所涉的研究而言，有兩個方面在方法論上是創新的，即醫療商品研究的全球史方法，以及對醫學史的物質文化方法的強調。這兩者都與西方學術界歷史學研究領域廣泛向外拓展的改變有關，這個改變至少有20年了。全球史方法要求學者從超越民族國家（the nation state）的角度出發思考問題。民族國家一直是歷史學家展開研究的框架，這是有很多原因的。書寫過去史往往是一項與國家政治合法性相關的任務；官方任命史學家撰寫過去的歷史是要用來證明當下政府的合法性的。一般而言，歷史都是從民族國家的角度來書寫的，因為學者們通常是在單一的學術或語言背景下展開研究的，而且并不總是有跨越文化和政治邊界的意愿或機會。即便是在美國和中國，許多大學中標準的世界史領域，也是將“過去”作為割裂的單元來理解：國家、文化或文明單元，比如，瑪雅人、希臘和羅馬文明、室利佛逝王國（Srivijaya）。在迥異的時空里，這些單元構成了獨立的世界，可以被單獨進行研究。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的著作《大分流：中國、歐洲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于2000年問世，該書對歷史教學產生了重大影響。彭慕蘭不僅對西歐和長江下游地區的經濟發展進行了重要的修正性對比，而且還論述了“聯系”作為研究對象的重要性。他的研究表明，17、18世紀長江下游地區的社會和經濟發展與中國南海、日本、印度洋和歐洲的發展有關。同樣，英國經濟在同一時期的增長不僅應該從英國國內的科學發現和技術創新的角度來理解，也應該從殖民擴張和獲取大英帝國偏遠地區資源的角度來認識。在《大分流：中國、歐洲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一書的引領下，涌現了一大批探討全球聯系重要性和質疑孤立研究國家的學術論著。

在學者們希望了解全球而不是一個國家歷史的背景下，醫學史研究領域也發生了變化。流行病的傳播、醫學知識的流通和醫療物品的貿易等話題都非常適合在全球史范圍內進行研究。正如我們所知，傳染病、知識和貿易都是流動的，無論政治、文化或法律界限如何，它們都會廣泛傳播。本書中的幾篇文章明確地涉及了人、思想和事物跨越各種邊界的活動。還有一些文章展示了另一種歷史發展，它改變了許多歷史學家構思其作品的方式，即所謂的物質轉向（material turn）。當然，科學史學家很長一段時間都在書寫關于物質的東西；藥物就像醫療設備或針刺穴位圖一樣重要。但是，學者們書寫的方式已經改變了。在某種程度上，這是由于藝術史、文學研究和歷史之間以及人類學、考古學和歷史之間的邊界流動性啟發了全世界的學者跨界思考研究對象及其載體，質疑“事物”是什么，并批判性地思考對象本身及其所代表的東西。通過這些問題，研究對象本身就可以為歷史學家提供豐富的信息來源。在某種程度上，這也得益于阿爾君·阿帕杜萊（Arjun Appadurai）的著作，尤其是他的《物的社會生命：文化視野中的商品》（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一書的深刻影響。該書鼓勵學者不要將“物”視為單一意義和價值的靜態實體來研究，而是把它們視作在研究對象的生命周期或傳記中反復改變意義的移動實體。阿帕杜萊和他的合著者們建議，價值（貨幣、文化、情感、政治等方面）在研究對象一生中的每個作用點都要重新考量。采用這種方法，特別是與全球史方法相結合，歷史學家會在各個領域都發現，物是用于分析和探索的有效史料。

本書中的論文以不同的方式揭示了歷史研究中全球和物質轉向的影響。首先，我們從藥物的研究方法中看到了這一點。與將植物或藥物視為一個單獨的、孤立的“物”不同，作者們都從一個完整的綜合角度展開研究，其中包含了意義、聯想和情感反應的完整綜合。例如，梁其姿和陳明合著的關于阿魏（也叫“hing”“asafetida”）的文章沒有將其簡化為單一認識論背景下的單一對象，而是包含了所有名稱和含義，并追溯其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的跨界活動。王家葵從藥理學和毒理學兩個角度對古代草藥記錄進行了探討。徐冠勉對丁香的研究，考慮到了這種香料的廣闊背景，通過跨越時空追蹤這種香料體系的痕跡，單一“物”的歷史可以揭示更廣泛的社會和政治變化。

本書中的其他幾篇文章探討了藥物和植物跨越政治、文化邊界的軌跡或路線。例如，林日杖和何安娜研究大黃的兩篇文章，不是在單一的特殊背景或知識框架內探討這種植物的特征，而是研究其在中華帝國內外被認知的多種途徑。羅婉嫻和拉胡爾·馬科維茨跨文化、地理和商業三界展開研究。羅氏對“萬金油”的研究和馬科維茨對人參的研究，形成了從北美、東南亞延伸到中國的誘人的商業提議。這些醫療商品的確切來源不如其質量和可獲得性來得重要。高晞的研究對象——中國根（China root），顯然與一個地方有關，它的“異國情調”（偏遠而鮮為人知的原產地），強烈地吸引了歐洲的醫學專家。

全球史觀也影響了本書中的其他幾篇文章，盡管它們與全球史學的關系不那么明確。這些作者沒有跨越文化邊界去追蹤單一藥物，而是探索醫學思想和實踐如何在單一空間內發生轉變，而在這個單一空間之外，人和思想產生了流動。例如，埃絲特·海倫娜·阿倫斯對摩鹿加群島醫療市場的研究揭示了一個不斷變化的世界，來自特殊地方的知識在這個地域之外廣泛傳播，如安汶（Ambon）。薩米爾·布邁丁的文章展示了中國本草知識如何通過耶穌會士的努力進入歐洲人的知識框架。正如克萊爾·格里芬所說，在近代早期的俄羅斯醫療市場上出現的“異國情調”改變了醫療實踐以外更多的東西：它改變了人們對更廣泛世界的看法。近代早期世界和現代世界之間的對比，揭示了這里明顯的相似之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20世紀50年代的臺灣，正如張淑卿和皮國立所論證的那樣，“西方”知識的傳播為中國大陸和中國臺灣的民眾提供了新的醫療制度，同時激發了他們回歸中國傳統做法的愿望。又如劉士永和鄭洪所言，由于醫療商品和專業知識在全球的流通，古老的、另類的和“民間（folk）”的知識獲得了新的認可。最后，徐源和周英杰提供了一種新的方法來理解通過文本傳播的醫學知識。他們使用數字人文工具分析了早期佛教和道教文本中出現的本草，并認為這種知識在各個體裁和宗教派別中都很普遍。即使沒有直接借鑒全球史或物質史學的方法，他們的論文也顯示了數字人文工具可以為醫學史研究提供新的途徑。他們分析的最早的宗教文本，可以追溯到六朝時期（222—589）。

本書所收文章以及我們在本文開頭所用的皮埃羅·克拉薩蒂的照片都表明： 醫學史領域的未來不僅需要對物質文化展開全球史研究，還需要探索新的史料和數字模擬分析方法。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跟蹤本草的全球旅行足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