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首例瀕危野生動物保護預防性公益訴訟——綠孔雀棲息地保護案近日在云南省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環境資源審判庭開庭。在經過三個半小時的法庭調查、法庭辯論，此案將擇日宣判。

綠孔雀棲息地保護案是繼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綠發會”）訴雅礱江流域水電開發有限公司訴訟案、北京市朝陽區自然之友環境研究所（以下簡稱“自然之友”）訴云南華潤電力（西雙版納）有限公司案之后的又一起預防性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仔細梳理這3起由社會組織針對尚未發生的生態損害提起的預防性環境公益訴訟案件，它們的共同問題都聚焦在被訴行為是否“具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重大風險”及其如何認定上。

■關注一

評判生態環境風險到底誰更專業？

云南省紅河（元江）干流戛灑江一級水電站（以下簡稱“戛灑江水電站”）于2016年3月29日開工建設，計劃2017年11月大江截流，2020年年底全部機組投產。

自然之友認為，戛灑江水電站的建設運行將使中國面積最大的綠孔雀棲息地遭受嚴重破壞，極有可能造成綠孔雀種群區域性滅絕，還會對陳氏蘇鐵（國家一級保護植物）、黑頸長尾雉（國家一級保護動物）等多種珍稀保護物種的生存造成威脅，并對紅河流域僅存的保存尚較為完整的干熱河谷季雨林生態系統造成極大破壞。

2017年7月12日，自然之友向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以中國水電顧問集團新平開發有限公司、中國電建集團昆明勘測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為被告，要求判令兩被告共同消除戛灑江水電站建設對綠孔雀、陳氏蘇鐵等珍稀瀕危野生動植物以及熱帶季雨林、熱帶雨林侵害的危險，立即停止這一水電站建設，不得截流蓄水，不得對這一水電站淹沒區域植被進行砍伐等。

在庭審過程中，本案的爭議焦點是被告中國水電顧問集團新平開發有限公司、中國電建集團昆明勘測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紅河干流戛灑江一級水電站項目的大壩建設、清庫砍伐、蓄水淹沒等相關行為是否是生態破壞行為，是否對淹沒區的生態構成重大風險。

原告社會組織自然之友認為，被告水電工程淹沒區所涉及的雙柏縣和新平縣區域是瀕危野生動物綠孔雀在中國現有種群數量最大、密度最高的重要棲息地，電站建設對綠孔雀關鍵性棲息地具有重大環境損害風險，極可能導致綠孔雀種群區域性滅絕。

原告向法院提供的政府文件、大量視頻、照片、專家意見、文獻、證人證言等，證明綠孔雀在這一水電工程淹沒區河灘上飲水、覓食、開屏求偶、沙浴、嬉戲，即淹沒區河灘地是綠孔雀重要的棲息地。

被告首先質疑了原告專家證人的專業性，并辯稱，綠孔雀的主要棲息地位于恐龍河自然保護區內，動物可能會越過保護區界活動。雖然它們有時會在淹沒區河灘地活動，但被告認為這一區域并不是綠孔雀的棲息地。

工程區域是否為綠孔雀的棲息地是本案判決的核心問題。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博士劉健是我國蘇鐵研究領域的專家。他在這一水電工程淹沒區綠汁江調研時發現，綠汁江分布有上千株國家一級保護植物“陳氏蘇鐵”，是至今這一物種在國內發現群體數量最多的地區。被告水電項目將對淹沒區蘇鐵種群造成毀滅性影響。而在這一項目環評報告中僅提到6株蘇鐵，均為元江蘇鐵。

被告中國電建集團昆明勘測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的代理人再次質疑原告專家證人的專業性，并在法庭上辯稱，在進行環評相關工作時并未發現有原告提交的大量蘇鐵存在，并表示如在清庫工作中發現珍貴物種，將及時采取措施。

■關注二

對環境產生“重大風險”該如何判定？

2014年出臺的《環境保護法》第五條規定了“風險防范”原則，體現了《環境保護法》預防環境風險與損害的基本理念?！董h境民事公益訴訟司法解釋》規定，可以提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的違法行為包括具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重大風險的污染環境、破壞生態行為。此種行為是指尚未發生實際損害但是具有發生損害重大風險的污染環境、破壞生態的行為。在實踐中，爭議主要集中在如何認定“具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重大風險”上。

無論是綠孔雀棲息地保護案，還是綠發會訴雅礱江流域水電開發有限公司訴訟案、自然之友訴云南華潤電力（西雙版納）有限公司案，這3起案件都是社會組織針對尚未發生的生態損害提起的預防性環境公益訴訟案件。綠孔雀棲息地保護案以預防水電項目的建設運行對綠孔雀棲息地等的生態破壞為目的；中國綠發會訴雅礱江流域水電開發有限公司訴訟案以預防水電項目的建設運行對五小葉槭及其生長區域的生態破壞為目的；自然之友訴云南華潤電力（西雙版納）有限公司案則以預防水電項目的建設運行對熱帶雨林與珍貴魚類棲息地的生態破壞為目的。在立案階段3起案件的共同問題是被訴行為是否具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重大風險。

在此案中，除了綠孔雀和蘇鐵，淹沒區也是其他多種珍稀瀕危動植物的重要生境。專業人士在調研過程中還發現淹沒區有千果欖仁、紅椿、多種蘭科植物等國家二級保護植物，以及黑頸長尾雉、褐漁鸮、綠喉蜂虎等國家二級保護動物。這里的生物多樣性之所以如此豐富而獨特，是因為這里還保存有原始的熱帶季雨林植被及溝谷中的熱帶雨林片段。而這一水電工程的建設將嚴重破壞此地原始的干熱河谷季雨林生態系統，造成無法估量的生物多樣性損失。但在這一項目的環評報告中并未提及有熱帶雨林片段。

兩被告堅持認為其并無主觀惡意和過錯，未對淹沒區的生態構成重大風險，因此不應承擔原告訴稱的責任。在法庭詢問這一水電工程未來是否復工時，被告回復稱需等待各管理部門的指令。

對此，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竺效認為，“具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重大風險”指尚未發生實際損害但是具有發生損害的重大風險。學理上依照環境損害發生的可能性程度，區分了危險、風險和剩余風險3個概念。危險有其明顯的預知可能性，風險則具有更多的不確定性。

對于應當在何種概念上理解“重大風險”的具體內涵，竺效認為，《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司法解釋》沒有提供進一步的解釋。但考慮到責任承擔方式必須法定，《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司法解釋》第十九條規定，人民法院只能受理請求“消除危險”的案件，而不能受理請求“消除風險”的案件，因而對“重大風險”的理解適用應當以“危險”為限。環境民事公益訴訟中“消除危險”中的“危險”應當是“可能的環境危害”，一般是指運用通常的知識或者經驗，就足以判斷決策對象具有較高的造成公眾環境權益受損等具體危害可能性的狀態。在他看來，“重大風險”是指依據訴訟中能夠掌握的證據材料和現有的科學技術水平，能夠判斷可能發生的具體環境損害的重大危險，不包括無法確定具體環境損害及其可能性的情形。

（原題為《全國首例瀕危野生動物保護預防性公益訴訟——綠孔雀棲息地保護案庭審激烈爭辯 是否存在生態環境風險誰說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