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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工有業 | 男兒何不帶吳鉤——迷霧中的吳越青銅劍

2023-10-07 07:02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原作者：馬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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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的蘇州古城區，有一條東西向的干線，名為干將路，干將路在護城河外與南北向的莫邪路交匯，而與交匯路口隔護城河相望的，是相門城門。干將、莫邪，是春秋時期兩位吳國鑄劍師的名字，他們夫婦二人與莫邪之父歐冶子，都是當時名震諸夏的鑄劍師；而相門，原名“匠門”或“將門”，《吳郡圖經續記》記載：“將門者，吳王使干將于此鑄寶劍，今謂之‘匠’，聲之變也。”這座千年城門，是吳地鑄劍行業在城市中留下的地標，而1982年與2003年相繼命名的兩路，則是城市對工匠的尊崇。

老相門圖源：蘇州姑蘇發布

在青銅時代，刀劍堪稱與吳越捆綁在一起的關鍵詞。傳說中的軒轅、湛盧、赤霄、太阿、龍淵、干將、莫邪、魚腸、純鈞、承影這十大名劍中，除了我們熟悉的干將與莫邪，湛盧、太阿、龍淵、魚腸、純鈞亦出自吳越，在歷史的關鍵轉折中露出過凜凜寒光。天下名刃，十居其七，以至后世吳越的青銅刀劍一度成為中國文化中武器的代名詞，將青銅時代的血色爛漫在文字中延續：唐人提吳鉤出塞，宋人撫吳鉤北望，即便到了康熙二十一年，納蘭性德前往黑龍江流域偵查沙俄動向時，也寫下了：“何處淬吳鉤?一片城荒枕碧流。曾是當年龍戰地，颼颼。塞草霜風滿地秋”的詞句。

春秋素劍故宮博物院藏

吳地青銅刀劍與吳地曾經“斷發文身”“悍不畏死”的習氣一起，淹沒于時間長河，那長河上泛起遮天大霧，為后世留下了無數的驚異與疑惑。

銅與瓷：吳越的資源與技術交流

吳與越，是兩個文化、血緣與社會結構高度相似的諸侯國。兩國都是華夏人在百越地建立的邦國，吳的貴族階層出自周王室及其親隨，而越的貴族階層則來源于為大禹守靈的奉祀人。至于兩國的平民，本就是良渚、馬家橋以來即生活于此的土著，故雖分屬兩國，但其資源與技術交流從未中斷。正是在這樣的交流下，誕生出了吳越鑄劍技術。

青銅時代的吳國，是一個冶煉業大國，也是一個鑄劍大國。吳國本身雖然被長期作為蠻夷排斥，但吳劍在當時的文明中心黃河流域卻受到了普遍的歡迎，《史記》中記載著季札掛劍的典故，《呂氏春秋》中也有贗品吳劍橫行中原的記載，但仿制品質量始終不能趕超正品，即《考工記》所言：“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能夠實現這種產業集聚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吳國對于分布于今天皖南與寧鎮一代的銅礦的控制。《周禮·職方》有言：“東南曰揚州，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中的金，指的并非黃金，而是銅。而銅與錫，正是青銅合金中最重要的兩種組元。揚州盛產銅與錫的記載不但見于《禹貢》《周禮》《史記》《漢書》《鹽鐵論》《考工記》等等文獻資料，即便到今天，長江中下游銅礦帶仍然是我國最主要的銅產區。在這個橫跨湖北、江西、安徽、江蘇四省的大礦場當中，至今還有大冶、銅陵、冶山、銅嶺、銅官山等等與銅礦冶煉相關的地名。

春秋吳王光劍安徽博物院藏

更重要的是，其中皖南至寧鎮一帶的礦床，多屬于矽卡巖礦床，在風化作用下，次生富集的氧化帶厚可達數十米至百米，礦石品位亦較高，富礦可達40%左右。其中高品位、距地表淺近的礦床，中國人從商周時期就已經可以實現開采與冶煉，直至宋代永豐監時期，這一帶的淺表礦才被采掘殆盡。對皖南礦坑的考古發掘和對遺物的碳十四測定也表明，對其的第一次大規模開采正是發生在西周時期。吳王夫差年間，吳國于寧鎮山脈間設置冶城，作為吳國的開采冶煉基地，使用火法冶煉對礦石進行脫硫，生產出名為冰銅錠的銅鐵合金，是為吳國鑄造業朝貢、調撥與對外貿易過程中最主流的銅錠。而冶城的位置，位于今南京市朝天宮，也是南京立城之始。

與吳國不同，越國是一個貧銅國，但卻擁有高度發達的小件青銅器鑄造技術。越國人如何在缺銅的情況下，卻點開了青銅鑄造的科技樹，仍然是一個謎團，但于墓葬遺存來看，其銅料來源卻是相對明確的，也即吳越之間的銅瓷貿易。越國的陶瓷窯口主要分布于浦陽江和東苕溪一帶，這也是后世越窯的主要分布區，與吳國的鑄造業一樣，越國陶瓷業是受到官方管制的“官工業”。吳國的冰銅錠輸入越國，換來了越國的印紋硬陶與原始青瓷，這兩種陶瓷器除了展示出越人對陶土與瓷土的高超應用能力外，同時也昭示著越人對于1100至1200度這樣一個溫度區間的控制能力。此外，近乎于隕鐵品質的高品位鐵礦在越國境內的存在，很可能也是助推越國鑄劍技術發展的一個因素，《越絕書》載：“春秋時歐冶子鑿茨山，泄其溪，取山中鐵英，作劍三枚，曰：‘龍淵、泰阿、工布’”。宋人考證，所謂的“茨山”，在今浙江龍泉。

春秋越王勾踐劍湖北省博物館藏

闔閭時期，吳國鑄劍師干將娶歐冶子之女莫邪，并向闔閭進獻寶劍。夫差時期，越王勾踐又戰敗獻劍。這兩個故事盡管見諸漢魏以來的諸多史籍與筆記，但其中有太多光怪陸離的情節。不過兩個故事所透露出的那些最基礎的信息應當是真實的：即在吳國的大擴張及越國最終吞并吳國的時代，吳越鑄劍技術在吳地完成合流。而這次合流中產生的那批堪稱國寶的吳越刀劍，正擺在我們這些后來人的面前。

迷霧重重的吳越鑄劍三絕

1964年，吳王光劍出土，圓劍首，劍格兩面有獸面紋，劍身兩側飾火焰紋；1965年，越王勾踐劍出土，劍色金黃，劍身遍布黑色菱形暗紋，幾無銹跡，劍格正面嵌藍色琉璃，反面嵌綠松石；1973年，越王州勾劍出土，形制與勾踐劍略同，劍脊兩旁近格處各有錯金鳥篆銘文；1983年，吳王夫差矛出土，矛頭有黑色米字型暗紋，脊呈三棱形，兩側帶飲血槽，矛頭后端有浮雕獸頭；1996年，浙江省博征集得越王者旨於賜劍，劍體寬闊，中脊起線，雙刃呈弧形于近鋒處收狹，劍格兩面鑄雙鉤鳥蟲書銘文；2014年，蘇州博物館征集得吳王余眜劍，窄格圓首，中起脊，弧線內收刃，銘文75字，是目前所見先秦劍類兵器中銘文最長的一件。

春秋吳王余眜劍蘇州博物館西館藏

這些從夫差以前三代到勾踐以后三代的吳越刀劍，不但形制上一脈相承，其技術特點上也高度一致，呈現出明顯的地域特色，被稱為“吳越鑄劍三絕”：

其一曰復合劍。對于一把理想的武器而言，自然是希望其既足夠堅硬，能夠順利地破壞剪切防護裝具與人體組織；又足夠堅韌，能夠扛住高強度的碰撞與擠壓，不至于在戰斗中斷裂。這樣一組需求對于青銅材料而言是一對矛盾的需求，在青銅這種合金中，銅與錫兩種組分對其理化性質影響最為顯著：錫的含量偏高，則青銅合金硬而脆；銅的含量偏高，則青銅合金軟而韌。為了解決這對矛盾，吳越鑄劍師們開發出了以榫卯結構將低錫青銅的劍脊與高錫青銅的劍鋒以兩次澆鑄方式鑄接成一體的復合鑄劍法。于是，作為主要戰斗部的劍鋒得以剛硬鋒利；而作為主要承力部的劍脊得以堅韌耐耐久，剛柔并濟，揚長避短。對出土文物的無傷檢驗結果顯示，吳越復合劍劍脊部分的成分配比為95%左右的銅與4%左右的錫，其合金塑性位于最佳配比區間內，延伸率在50% 以上；而劍鋒部分的成分配比則為78%左右的銅與18%左右的錫。同時，觀察出土文物的金相組織，可以倒推出鑄造順序應為低錫青銅先鑄成放入劍體型腔中，再澆鑄高錫青銅。低錫青銅色澤偏棕黃，而高錫青銅色澤偏銀灰，于是成品又呈現出一劍雙色的特點，揮砍之時，于落日一般的殘影中閃動著一線寒光。

戰國越王者旨於睗劍浙江省博物館藏

其二曰菱形紋飾。即吳越劍表面的網狀紋路，其多由雙線交叉構成，至鋒部菱形逐漸縮小，大多數線條勻稱規整，經氧化以后紋飾呈暗黑色，所以也被稱為“菱形暗格紋”。對越王勾踐劍等文物的紋飾檢測分析證實，這種紋飾的主要成分為高錫青銅，但在生產工藝上，卻眾說紛紜。曾經出現過的“硫化說”與“植物酸腐蝕”說已經基本被推翻，但目前卻仍然存在兩種比較成功的復原路徑，且各有與其效果相近的出土文物作為支撐。其一是金屬膏劑涂層工藝，也即涂抹高錫膏劑在劍體表面形成反應層，在對膏劑進行熱處理后，保留膏劑的位置即形成菱形紋飾，這種復原方法也是目前復原效果比較好的一種；其二則是在鑄造時即在泥范中貼片，于是鑄造好的劍身上就會留下陰刻凹槽，凹槽中填充錫料再進行打磨后即可得到紋飾，這種技術路徑也是一般青銅器陰刻紋飾與銘文的技術路徑。吳越劍表面究竟有沒有經歷過膏劑處理，不單為解答為什么出現了如此多銹跡極其稀少的吳越劍文物提供重要線索，還將繼續引發吳越鑄造工藝中對金屬流體把控的謎團，委實是關節所在。

戰國越王州句劍上海博物館藏

而如果說，復合劍技術中對金屬配比的掌握可以通過長期摸索而得，菱形紋飾仍然大體沒有超出當時技術條件和加工能力的限制的話，那么劍首同心圓工藝能夠在吳越劍中大規模應用就堪稱詭譎了。吳越劍的劍首位置多有同心圓裝飾，即厚度0.3-0.8毫米、間距0.3-1.2毫米的多圈薄壁凸棱，勾踐劍的劍首同心圓有11層，多的可達13 層，同時，同心圓的槽底還分布著極細的凸起的櫛齒紋。這種細密的刻紋，現代一般采用車削工藝；而在數控車床出現之前，這樣精細的薄壁同心圓結構和槽底櫛齒紋的加工也是相當困難的工藝。但問題在于，哪怕吳越鑄劍使用了尚在萌芽期的人力車床甚至更加原始的曲軸研磨機，青銅時代也還沒有能夠如此穩定地對青銅進行車削加工的車刀材料。而考慮到目前在吳越劍劍首普遍發現的鑄接工藝痕跡和榫頭結構，則劍首及其同心圓紋系單獨鑄造的工藝流程就更加可行。于是，一個新的問題出現，即如何保障在泥范上刻制出同心度如此之高，又如此細密的紋樣，又如何實現在泥范燒制后脫模時如此薄的陶壁不會斷裂？更不要說如何同步制作出比同心圓更加精細的櫛齒紋陶范了。凡此種種困難，目前只有使用車板輪制法直接車出劍首范這樣一個高度依賴工人自身天賦的方法存在一定的可行性。那么，這種精細的泥面加工便成為了吳越陶瓷技術向鑄造技術擴散的一個實證。至于這種精加工又如何實現了普及，就是一個目前無法解答的謎團了。

戰國越王州句劍上海博物館藏

奔襲的輕步兵：孫武與伍員鍛造的吳軍

擁有高超鑄劍技術卻身處華夏文明核心圈以外的吳國，亦長期游離于中國軍事史之外。吳越地遍布沼澤與森林的地理環境，一方面難于組織大兵團的機動，另一方面也造就了此地“厥土涂泥,田下下”的惡劣農業生產條件和艱難的生存環境。于是，盡管吳人有“好用劍，輕死易發”的風氣，但長期沒有能力組織起中原式的以戰車為核心的兵團。于是吳國在楚國的擴張過程中備受擠壓，吳越刀劍仍被封印于劍鞘之中，等待著拔劍而出的英杰。

第十九代吳王壽夢在位時，來到吳國的晉使巫臣才首先為吳軍帶來了戰車的制造與使用技術，以及配套的射手與御手教官。至此，吳國軍隊才仿效中原，以戰車為核心建立起“兩偏為卒，五偏為伍”的編制，擁有了與世仇楚人在局部對壘的能力，擺脫了一邊倒挨打的局面。在這種中原式的建軍思路指導下，吳國得以與楚國爭奪對長江流域土著部落的控制權，與楚國并立為可以得到中原諸侯正視的南方大國。《左傳》記載：“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于上國。”需要承認的是，巫臣帶來的正規化建軍思想對吳國的影響要遠遠大于車兵本身，吳地沼澤森林廣布地理條件并不適宜車兵的機動，吳人墓葬中出土的武器也多為步兵使用的劍和短戈，少見車戰長兵器。車兵對于吳國而言，主要是與攻入吳地的楚人車兵對壘的防御措施。

戰國早期越王者旨於睗劍上海博物館藏

七十年后，第二十代吳王闔閭通過宮廷政變登上王位，與其一起登上歷史舞臺的，還有來自楚國與齊國的流亡者伍員和孫武。正是在兩位流亡者的鍛造下，一支從建軍思想到作戰方式都異于諸夏的吳軍出現，吳國進攻的時代開始。《越絕書》載，伍員仿照車兵的編練方式，為闔閭建立起了一支分工明確的水師，即“今船軍之教比陵軍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當陵軍之重車，小翼者當陵軍之輕車，突冒者當陵軍之沖車，樓船者當陵軍之樓車，橋船者當陵軍之輕足驃騎也。”而孫武則在吳國引入了已經于中原出現的丘役制度，將吳軍的征兵范圍從華夏族“國人”擴大到了百越族“野人”，在嚴明紀律的約束下，為吳國打造出了一支三萬人的常備軍。同時，孫武將吳軍作為了實踐其領先于時代的戰略思想的舞臺，吳國的軍事行動至此真正成為了政治目的的延伸，攻伐的主要目標從敵軍本身變成了敵國的戰爭能力。至此，一支擁有完整參謀研判機制，以水師作為主要機動能力，以輕步兵為主力，運動戰為專長的新吳軍誕生。孫武的這種建軍思想，也被整理為了《孫子兵法》，成為了后世中華文明軍事思想的主流。而首先證明其實戰價值的，便是吳軍打出的三路疲楚與柏舉之戰。

闔閭三年起，在伍員和孫武的謀劃下，三萬吳軍被分成三路，利用水師在江淮之間頻繁機動，多頭出擊襲擾楚國的東部邊境與附庸國。在對楚國反應的判斷上，熟悉楚國內情的伍員貢獻尤其大，他點明了楚國“執政眾而乖，莫適任患”的低下組織協調能力，因而判斷吳軍的每一次進攻都將引發楚軍主力的撲救追擊。伍員的敵情研判非常準確，在之后的六年中，楚國左司馬沈尹戌和麾下的二十萬楚軍主力被三路吳軍調動于江淮之間，疲于奔命，不但沒能成功打擊任何一路吳軍，反而被吳國破壞了其位于東部邊境的潛、六、弦、養等主要據點，滅亡了鐘吾和徐兩個附庸國。楚國的東部邊防線崩潰，主力兵團士氣低迷，國內民生也因長達六年的不斷出征而陷入蕭條。隨著楚蔡之戰的爆發，吳國決戰的時機到來。

春秋吳王光戈上海博物館藏

闔閭九年，孫武帶領吳軍出征，在南北兩路軍通過水師機動到大別山麓的潛和淮訥后，兩軍避開了楚軍為防備吳軍水師重點布防的長江與淮河，而是發揮輕步兵的靈活優勢，分別從青苔關-松子關和大隧-直轅-冥厄路線翻越大別山無人區，直撲江漢平原上的郢都。這種突襲出乎楚人意料，吳人無數次的襲擾當中居然真的出現了一次直插腹地的進攻。于是楚軍在沈尹戍的指揮下，一面向漢水收縮，一面向吳軍后路包抄，而吳軍則在漢水敵前轉向，引誘楚軍向西北方向的柏舉追擊。于是，二十萬楚軍在郢都到柏舉的三百里范圍內被吳軍拉開成斷斷續續而首位不能相顧的長蛇，這條長蛇的蛇頭在柏舉撞上了闔閭從全軍挑選出的“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及他們手中“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的利劍，于是一觸即潰。江漢平原之上，二十萬兵種齊全、戰具精良的楚軍反被三萬輕裝吳軍一路追殺，五次反擊均告失敗，沈尹戌自殺殉國，郢都陷落。孫武指揮的這場大奔襲以吳軍的全面勝利告終，它改變了中國商周以來使用堂堂戰陣對壘的戰爭形態，以大范圍的機動實現了尋機殲敵，以弱勝強。范文瀾在《中國通史簡編》中評價其為“東周時期第一個大戰爭”，而《中國軍事通史》則給予了其“自商周以來規模最大、戰場最廣、戰線最長的戰爭”這一高度評價。

春秋晚期吳王夫差鑑上海博物館藏

闔閭之后，夫差即位。這一時期的吳國，將水師機動與步兵奔襲戰術推向了頂峰。夫差元年，吳國鑿通自今蘇州望亭經無錫、常州入長江的孟河；夫差十年，再開今揚州至淮安的邗溝，長江與淮河得以溝通；夫差十二年，吳軍從陸海兩路齊出，再度以穿插分割的方式，與魯人一起圍殲了十萬齊軍，俘獲兵車八百乘，勢力進入中原；夫差十四年，吳國開鑿了將淮水、泗水、沂水連通的黃溝，并在黃池會盟諸侯，長江水系與黃河水系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連通，姑蘇城的支援可以通過水路直達齊魯。而在黃池之會中，吳國用以展示武力的正是其左、中、右三軍組成的三個巨大步兵方陣。《國語》記載：“中軍皆白裳、白旃、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左軍亦如之，皆赤裳、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玄裳、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白紅黑三個巨大方陣在晨曦中動地而來，不但說服了參與會盟的諸侯承認夫差的霸主地位，也為后世留下了如火如荼這樣一個成語，成為春秋時代的注腳。而戰國時代以后，戰爭的烈度將陡然提升，軍事思想迅速迭代，青銅也將逐漸披上墨綠銹裝。

春秋晚期吳王夫差盉上海博物館藏

銷金為鐻：鋼鐵時代的到來

在世界主流古文明中，中華文明是進入鋼鐵時代比較晚的一個。公元前1400年，小亞細亞進入鐵器時代，之后技術由此傳布，中東與環地中海地區相繼步入鐵器時代。的確，與青銅相比，鐵的硬度更高，也更難產生塑性變形，是一種更加理想的武器材料。甚至由于鐵元素在諸元素中最大的比結合能，它的分布與儲量也遠遠要優于銅，不但在地殼的諸組成元素中排行第四，在宇宙中的豐度也極高。但問題在于，鐵在自然界中絕少以單質形態出現，鐵礦石熔點高達1500度以上，這是一座工業時代前都無法逾越的高山。而如果以煉銅爐所能達到的1000度溫度冶煉鐵礦石，則只能得到一種海綿狀的塊煉鐵，雜質極多，制造出的兵器品質比較差，但西方的鐵質兵器卻的確就是以此為材料發展起來。而在中國，青銅時代的鐵質武器，其材料則往往來自于天外隕石，那是一種天然的鐵鎳合金。材料的稀缺自然也就徹底限制住了鐵的應用，中華文明于是受自己的技術慣性驅使在青銅道路上一路狂奔，不斷迭代青銅兵器技術，于是中國兵器雖然與中亞和環地中海地區在材料上存在代差，但技術上的優勢卻使得武器的品質差距并不大。

戰國早期越王大子矛上海博物館藏

越王翳三十三年，越國從瑯琊還都姑蘇，夫差、勾踐以來吳地政權北上爭霸的進程終結。在此之前一年，田氏代齊；在此之后兩年，三家分晉，戰國時代的激蕩風云正在中原翻涌。頻繁的滅國戰爭之中，基于塊煉鐵的塊煉滲碳鋼技術出現，進入西漢，又在官營的鐵官作坊中迭代為百煉鋼技術，中國始有高成本制造優質鋼制武器的能力。繼而又有東漢普及的炒鋼法與萌芽的灌鋼法，青銅兵器逐漸退出實戰。尤其是北齊時期綦毋懷文對灌鋼法進行改進后，中國人可以在沒有翻越鐵礦石熔點這座高山的情況下，通過將熔融的生鐵與反復鍛打而得的熟鐵混合，直接得到優質鋼。再結合其對淬火技術的改進，中國開始有能力以較低的成本量產鋼制武器，不但填平了進入鐵器時代較晚的劣勢，還一舉在規模生產和應用領域反超了其他文明。北齊之后，我們已經可以聽到唐軍的奔雷鐵蹄。而彼時的吳地，已經開始轉變為兵戈稀疏的溫柔富貴之鄉，偶有劍池下錚錚回響，那是吳越青銅刀劍穿越時間的長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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