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飆訪談下篇從當下年輕人的精神文化現象和社群結構特點切入，具體地分析年輕人在現實中所遭遇的問題，以及“附近”可以在其中發揮的作用。項飆認為，二次元文化的強大是年輕人對現實的一種逃避，如何真正走向三次元的生活對今天的年輕人是一個重大挑戰，社會科學需要發展出一套話語，來培養年輕人直面現實的意識， 使他們從現實的矛盾和“不舒服”中看到意義和價值，而“附近”所強調的生態性視角可能成為調動這種意識的力量。項飆強調，沉溺于虛擬世界的原子化生存方式強化了社會同化的趨勢，使自我變得虛幻和脆弱。近年來，“心理健康熱”的流行恰恰反映了年輕人對自身困境強烈的問題意識，“附近”概念引起大眾興趣正是個體對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意義的追問和反思。同時，代際關系和性別關系在“附近”建設中，既是一種重要的資源，也是一種壓迫性力量。

該專訪首發于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主辦的《當代青年研究》期刊2023年第6期。澎湃研究所獲得授權，予以轉載，以饗讀者。

項飆專訪（上）︱重建附近:年輕人如何從現實中獲得力量？

七、二次元的強大是因為線下的困難太多，如何走向三次元的生活是一個重大挑戰

康嵐：前面我們討論較多的是“附近”的實踐價值，但是現在年輕人都很重視精神和情緒價值。您在談論“附近”時，專門提到“附近”有時候會讓人“不舒服”，因為要處理跟不同人的關系。我感覺，這種“不舒服”跟現在年輕人的追求是正好相反的。今天的年輕人雖然有很現實的一面，但也很看重一種舒適的感覺和精神上的契合性，如果讓他不舒服了，他可能會逃離，就像我們前面所討論的。現在的一些青年精神文化現象，比如網游動漫、國風文化、網紅文化、盲盒文化、打卡文化等， 都是非常夢幻性的、感受性的、情感性的，年輕人對這些東西的追求，往往是通過網絡而不是自己生活的“附近”，他們會把現實世界和虛擬世界分得很開。那么，“附近”到底能不能為年輕人提供精神價值？

項飆：“附近”的精神價值是很重要的。我覺得，“附近”的精神價值高于它的實踐價值。你講的青年的精神文化現象， 我們可以簡單地把它叫作二次元現象，是虛擬的、非常象征化的。現在的科技發展，象征已經不僅僅是符號，它可以直接去體驗，因為它可以動起來，帶著豐富的色彩和聲音，對神經形成直接刺激，給人的感覺是得到精神上的滿足。這里有兩個情況：第一是時間性，我們要看到這種二次元現象跟一定的年齡段有關。我覺得到大三、面臨大學畢業的時候，會有一個轉折，當他走向社會的時候， 我很難想象他可以通過這個來滿足日常的精神需要。第二是回到線下的問題，特別是在他即將大學畢業，面臨找工作、考研、考公等問題時。現在年輕人的精神世界，我覺得不是二次元世界有多么豐富， 能給他們多少滿足，而是年輕人不知道如何走向三次元的線下生活，所以使勁地趴在二次元里，在三次元里活幾個小時，然后跳回到二次元里活幾個小時，有時候把三次元當作二次元來活。

在一定的年齡段，年輕人的線下和線上世界是分得很開的，而且他是完全知道自己在把它們分開的，有時候是刻意地分開。這個分開對他本身的自我認知、對他的生活認知、對他的情感世界，影響是非常大的。他在這里可能會有一種錯落感，一種無力感，因為生活好像是一直在不斷地切換，而永遠不能直接面對。因為他沒辦法理解對他物質生活有直接影響的那些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他就順著走、不管了，你讓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比方說中學的時候，讓我考試就考試吧，我也不問考試有什么道理，問了也沒用，然后一有時間就把自己全身心地泡到電玩里面去。

現在二次元文化變得那么強大，不是一個自然的現象，很大程度上它就是一個逃避，因為現實中困難太多。現在一些年輕白領下班后是從來不做飯的，都是叫外賣什么的，直接玩電子游戲，玩到 11 點睡覺。我們可以說，他的精神生活通過電玩得到了滿足，但是他會直接告訴你，他是不開心的， 他去玩電玩就是覺得日常生活的壓力太大，這樣的日子過上一段時間之后就是一個非常疲憊的狀態。

八、從“附近”的“不舒服”中看到有意思的地方

康嵐：現在有一些數字娛樂，在某種程度上， 好像替代了現實中的某些親密關系的功能，比如虛擬男友 / 女友，“云擼貓”等。在我們看來，這些都是完全虛擬的形式，它滿足的是一種精神上的需要，但其實這反映了現實不能滿足年輕人精神上的需求。還有我們一直在說的年輕人集“社牛”與“社恐”于一身，在線上跟不認識的人話很多、能坦露最真實的自己，在線下卻非常沉默，跟家人都沒什么話說。為什么現在年輕人的現實感這么弱，在現實中找不到他們精神的落腳點？到底是年輕人出了問題，還是現實出了問題？

項飆：這個當然不能怪年輕人，他們作為新的一批人進入現在的生活場景里面，這個生活場景不是他們造的，是老一輩留下的，所以不能怪他們。但是改變還是要靠他們，為他們自己的更好的生活！如果有人說，這種虛擬性的存在已經滿足了我的一切需要，所以我不需要線下的互動，那這時候我們應該怎么樣面對？

這個現象也不是新的，像日本的宅男和社會自閉癥，就不是一個生理性、神經性的自閉癥，而是選擇性的自閉癥。這（指自愿性自閉）對我們社會科學研究來講， 真的是一個挑戰。如果社會科學研究是不做判斷地去描述，那么只能是記錄了這些年輕人怎么選擇，說他們有他們的道理；如果社會科學研究要有明確的結論和建議，直接告訴年輕人自閉不好，也沒有實際的效果。很多人知道這樣不好，但是在很具體的場景下，他們覺得這是最自然的選擇。我覺得，社會科學需要發展出一套話語，把年輕人的現實感豐富起來，發展出前面提到的生態性的視角，從現實中的“不舒服”當中看到有趣。“舒服”不一定是有趣，舒服其實很容易是無聊，因為舒服的東西只讓你一味放松，不刺激你，不調動你，是沒有什么回味的。但是“不舒服”還是不舒服，它不會自動變得有趣，這就需要有一定的能力來做這個轉換。你說的“現實感”可能真的就是這個轉換能力，把日常看似無意義的瑣碎轉換成有意義的敘述。一個人看到某個“不舒服”，可以開始好奇：為什么我感到不舒服，為什么那個人覺得很自然，是什么力量把自然變成奇怪，把奇怪變得看起來無可厚非？這不是很有趣嗎？

一味追求舒服，就是沒有現實感了。比如說現在一些年輕人要求網絡小說要寫得所謂“雙純”，就是要求里面的男女完全沒有談過戀愛、不能夠有過性經歷等，要非常純潔的。這樣去理解愛，那根本就不是愛。人作為人，去理解情感和精神上的東西，其實正是要去理解人本身的復雜性，從中看出微妙。純潔這個東西是人想象出來的，而生活的過程本身就是不純潔的。所以，人要在不純潔的實踐當中，看到毅力，看見智慧，看見人的德性，看見人對人的關懷是怎樣的。在一個很復雜的情況下，在難以決定的情況下，我們怎樣關心別人，這是有趣的東西。純粹這種觀念，其實是現代性本身（派生）出來的東西，因為生活變得非常復雜，沒有一個穩定的敘事，大家感到迷茫，迷茫之后就需要去想象這種純粹。比方說浪漫主義，浪漫主義是很重要的一個現代文藝思潮，有很解放的一面，但是浪漫主義對歐洲的極權政治也有影響，包括法西斯主義的興起也與它有關系，因為它有那種對所謂純粹、崇高的追求，這種脫離現實的對崇高的追求造成了極大的破壞性。所以，“附近”代表了我所謂鄉紳學者（笑）的態度，覺得讓“附近”進來，不要靠這種純粹的、浪漫的東西來獲得精神的滿足，讓精神的滿足來自對現實微妙的、細微的觀察。

這是可以發展出一種美學品味的。比方說讓你和我去讀小說，我們肯定會覺得那些所謂“雙純”的小說是沒什么可讀的，都是講一些甜言蜜語、美輪美奐的東西，可能第一次看會有一點吃糖的感覺，但看第二本肯定就不愿意了；我們要看的還是那種讓你不愉悅但是能讓你信服的東西， 魯迅就是最好的例子。像魯迅這樣高度的思想家和文學家，他寫的東西 90% 以上都是讓你很不舒服的，但是中國人對他的愛和感激，那是很深的，這就是一個好的例子。是魯迅的作品帶給你的精神滿足性強，還是那些高度形式化的東西（比如小孩子穿上漢服、坐在臺上背三字經）帶給你的精神滿足性強，這個大家一看都明白。魯迅的作品是把你調動起來，讓你去思考、去睜大眼睛看矛盾，讓你變成一個思考的主體，他刺激你、不讓你安心。雖然你還是不能控制世界，但是你至少感到，我作為一個主體在世界上存在了。

九、原子化生存強化了社會同化的趨勢，使自我的主體性變得虛幻

康嵐：接下來我想談談原子化的問題。現在中國社會的個體化有一種脆弱的原子化現象，尤其是一些沉迷于虛擬世界的年輕人有一個比較明顯的沉醉在自我世界的問題。我想問，數字技術在塑造個體的心理、個體和社群的關系上，到底有一個什么樣的作用，以及隨之會在思想文化上、社群結構上帶來一種怎樣的蛻變？現在我們看到的很多現象其實是有一些個體的異化或者脆弱的個體化問題的。另外，技術的這種影響應該是全球共通的，國外也是這樣的嗎？還是說這是現在中國年輕人比較特有的現象？

項飆：我覺得國外肯定也有這樣的情況，特別是在日本確實是這樣。因為數字化技術提供了一個無接觸社會的可能性，可以不用出門就買到東西，這使原子化生存成為可能，這當然是有很大影響的。這里我可以講三點吧。

第一，雖然數字化是形成原子化生存的重要的物質條件，但現在我們在國內看到的這種原子化現象，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因為數字化技術本身造成的，我是有點存疑的。我總覺得是因為我們的現實沒有給年輕人提供足夠的吸引力和他們可以參與的地方，所以他們把數字化當作一種逃避。我舉個例子，在大學里吃中飯的時候，你會看見很多外賣員排隊送餐，我覺得好奇怪，因為大學食堂就在你樓下，怎么會需要去叫外賣？學生給我很多理由，比如外賣更好吃、外賣比較便宜（因為平臺有補貼）等，但是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很多人覺得下樓見人要打招呼太累。這跟我們過去到食堂吃飯的感覺很不一樣，過去我們去食堂吃飯不僅是要吃東西，也是覺得在打飯的路上可以跟同學一起聊天啊。但現在的大學生覺得這一切好像都是負擔，也不知道聊什么，見了人很緊張；本來見了人就要逃，現在有了數字化技術，他當然是要用它了。同時我們要注意到，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技術問題。這個技術之所以能滿足你生活的各個方面，是因為有人可以從中賺錢了，你買的東西送到你手上，是有人開著摩的跑來跑去，在高度緊張甚至危險的情況下把東西送過來，而這些你通通都不用管。數字化的真正奇妙是它為你屏蔽了你跟生活的很多真實聯系，使你對生活的真實聯系無知無感、不感興趣， 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把你推向了數字化生存。這里面有資本的運作，創造出很多花招把人們引向數字化生存。所以，這不是一個完全的技術過程，或者說這首先不是一個技術過程，而是一個社會過程。

第二，剛才你講得很好，這就是一個悖論。一方面，年輕人覺得自我非常重要，可以說是沉溺于自我；另一方面，自我又是非常脆弱的。怎么去解釋這種脆弱的自我中心？

我覺得，我們要反對自我沉溺，并不是要去消滅自我，但是就像前面你講到的，最重要的并不是自我，而是自我和別人的連結。不是要你去消滅自我，其實是相反的：你需要對自我有豐富的認識，說話有底氣、落落大方， 面臨事情，你至少知道這個事情該怎么去思考、怎么把它分解，該跟人商量就跟人商量，不該跟人商量的時候自己也能夠把事情理出頭緒來，哪個重要，哪個不重要，然后做出一個選擇，選擇之后如果事情辦不通怎么辦，辦不通也不會后悔，因為自己已經做了全面的思考，等等。這些都是極其重要的自我啊！就是你知道自己是作為一個主體活在世界上的，這種感覺是不可能靠一個封閉的自我來實現的。這些一定要通過對周邊的觀察、反思、分析，慢慢得出一些人生的智慧。

將自我完全沉溺于電玩里面的年輕人，確實是比較令人擔心的。他在情感上可能會非常冷漠或者非常敏感，一會兒高興，一會兒不高興，伴隨大腦里面各種化學物質的分泌程度而定，下場雨都會覺得很煩，會有大量的化學分泌物出來，人就變成像一個化學體去應對外界的隨機刺激，沒有自己的主宰了。這樣的自我不容易控制自己的感受，更遑論對別人、對世界、對各種各樣發生的事情的應對能力了。所以，自我沉溺式的自我到最后是消滅了一個社會性的自我。

第三， 是跟第二點相關的，怎么理解自我的中心化和自我的脆弱化是一體兩面的過程。一個沒有“附近感”的自我、一個沉溺于虛擬世界的自我，最終會變成一個無差別的自我。現在很大的問題是，我們的教育制度導致在青年人中，人與人之間的差別是非常小的，在娛樂方式、思考方式和人生的規劃上，都有高度的一致性。高度一致性意味著大家一條心統一思想嗎？不一定。現在的高度一致性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第一，沒有真正集體的團結性出來，因為這種高度一致性都是在互相競爭，在同一條道路上把別人甩掉。第二，在這樣的高度一致性情況下，形成的其實是一個對自我很大的不確定和恐懼，因為看上去別人都跟自己是一樣的，想要不一樣，需要刻意努力地做出來，比如買的房子大一點。所以在這樣的高度一致性下面，人的社會性也變成一個很大的問號，因為自我作為主體的存在變得比較虛無縹緲；而且，人和人之間的關系容易變成一種競爭與懷疑的關系，而不是一種互相欣賞和互補的勞動分工的關系。我覺得，現在沉溺于虛擬世界是強化了這種同化的趨勢。

上面講的三點，其實都是要回應你說的原子化問題，特別是在數字技術條件下，怎么樣去考慮原子化的起因和后果。

十、“心理健康熱”背后是對現實困境的一種強烈的問題意識，這是年輕人中的主流

康嵐：國內最近幾年，心理健康問題和抑郁癥的風險在上升，在青少年中這個現象尤為突出。這跟原子化問題也有關系，以及新技術條件下的加速社會導致的個人的無力感。現在“抑郁”已經成了一個時髦詞，好像人們不說自己抑郁都不是現代人了；上海的精神衛生中心宛平南路 600 號，已經成為一個網紅標簽，帶有 600 號標識的產品都賣得很好。當然，這里有一點調侃的成分，但確實社會整體的抑郁風險在上升。不知道從全球看，是不是也有一個同步的上升？從世界范圍看，是不是年輕人普遍都在經歷一場精神危機？

項飆：從全球來看，我覺得肯定都有（這個趨勢），但可能程度不太一樣。當然我們這些年本來就有“心理熱”，在疫情之前就有，疫情期間又變成一個全民化的問題。我們原來覺得，心理健康問題跟教育水平有關系，但現在在國內，我們看到農村的、小鎮的、低教育水平的年輕人，他們的精神健康問題也變得非常突出。我現在好像還沒有注意到，世界上有其他哪一個大國或者大型社會像中國這樣，對精神健康問題有這么強烈的意識，比方你說的上海精神衛生中心現在變成一個流行符號。對我來說，這種意識是非常好的，因為大家不避諱了。原來覺得，得了精神方面的疾病好像有一種病恥感，現在年輕人完全沒有這種概念了，這在 20 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大家會這樣廣泛地討論自己的心理問題總的來講是一件好事。為什么是好事呢？我覺得，這里有一個很強的問題意識在里頭，大家覺得生活里面有問題，是需要去解決的。但究竟問題的根源在哪里？怎么去解決？當然大家沒有方案。但是大家覺得，我們現在需要討論、需要去反思、需要去探索。我覺得，這種問題意識在年輕人當中其實是主流，大家覺得按現在的方式繼續往前走，解決不了問題。

這可能也解釋了為什么大家對像“附近”這樣的概念有興趣。大家有興趣，真的不是知識上的好奇，他真的是從生存的角度對這個概念產生了興趣。這里的“生存”不是說要找飯吃這樣的生存，是生存感，或者說存在感。存在感這個詞可能更好，就是我在這個世界上究竟要以什么狀態存在，存在的意義在哪里，什么東西讓我不僅在短期覺得快樂、在長期也覺得有意義，可以一直干下去， 可以平和地但是又覺得不斷有干勁地干下去，可以不用去逃避，可以不斷勇敢地去擁抱、去追求的存在方式。目前大家找不到這樣的一個存在感，這也是“附近”能夠得到廣泛討論的一個原因。

十一、代際關系問題：“附近”的建設最重要的是“日常性”，這方面年輕人要向老一代學習

康嵐：我想再談一下代際關系的問題。今天中國社會的代際沖突非常明顯，包括微觀和宏觀的代際關系。在家庭范圍之內，年輕人覺得長輩太煩，不愿多交流。關于宏觀的代際關系，比如在疫情期間，社區的組織以居委和老年人為主，這種主體地位不能動搖；但同時，像小區團購這些，主要是年輕人在組織，他們做得很好，也非常體現公共性，包括一些社區公益，眾籌款項給物業人員、獨居老人送物資，幫小區對接第三方公益組織等；但這些似乎又有點干擾居委的主導地位，于是反過來年輕人會被教育不要添亂，這就打擊了年輕人對社區的主動參與和積極性。其實在疫情之前，很多年輕人跟社區和居委的關系是比較疏離的，覺得跟自己沒什么關系，居委就是執行上面的命令。社區是跟“附近”最接近的單位，如果以社區這個生態為例，可以看到是有權力關系的，目前基本上是老年人和行政力量在主導，這個問題您怎么看？這種權力關系是否會驅逐年輕人對“附近”的參與？

項飆：在中國，代際關系對于“附近”的建設非常重要，可以從正反兩方面講。

一方面，老年人，現在已經退休的六七十歲以上的人，他們是唯一對“附近感”有直接生活記憶的一批人，他們在“附近”建設過程中是一塊寶藏。在小區里面跟人有一搭、沒一搭聊天的，肯定都是五十歲以上的人，能夠有這種“厚臉皮”、有興趣、有技巧、知道怎么在買菜的時候跟人聊天、知道別人家里都是干什么的，都是老年人。還有一些活動，比方說廣場舞等，也是很重要的“附近”建設，跳廣場舞時他們把孫子孫女帶過來，也給很多孩子創造了一定的空間。現在的孩子基本上是沒有什么“附近”的， 學齡兒童對“附近”的一點點認識往往都是通過他的爺爺奶奶外公外婆來獲得的。這些老人是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成長起來的，那時候的中國跟東歐、蘇聯這樣的大企業社會主義不太一樣，中國的單位大院其實有很強的農村性質，孩子在大院里到處亂跑，今天在這家吃飯，明天在那家睡覺，這種情況經常發生。很多來住廠區宿舍的員工父母都是農村過來的，大家日常都按農村或者半農村的習慣混在一起，這在其他的社會主義國家基本上不太存在。在歐美國家，資本主義的街區分化很嚴重，沒有像我們這樣的既高度密集且大家的社會背景又多元的帶有農村色彩的單位大院。老年人有這樣的記憶， 他們成為居委會的骨干和領導也是有道理的。年輕人在突發事件之下，用理性的辦法、用現代的方式組織起來處理問題，可能會做得更好，比方說像團購。但我覺得，年輕人可能還是要像老年人虛心學習，因為“附近”的建設最重要的是一個“日常性”，它不僅是做一個項目，更重要的還是要把這個東西轉化為一種日常，它是一種態度，是一種存在的方式。像團購，各種情況都有，有做得非常好的，也有半路解散的，讓我驚訝的是后者，因為在那樣困難的情況下，大家已經到了買基本生存物資自救這樣的極端情況下，怎么還會出現內部的紛爭和指責。我在這里得出一個假設性的想法是，我們在基層日常中建設民主的能力真的是太缺乏了，這跟“附近”是有關的。人和人有不同意見的時候，怎么樣把這個事情擺平，或者先不下結論，想著把事情先往下做。有人挑頭，但要有人主動出來分工、分擔、分享，這些都是常識性的智慧，沒有很大的道理可言，但生活智慧其實是影響我們個人生活最重要的東西。團購很快就消失了，有其他原因，但也說明它確實是針對特定目的的一個行動，而不是一個日常性的存在狀態。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老人家的那種精神和態度，還是值得學習的。老人家對生活的感知是更加豐富的，他不會有那么多抱怨，就像前面我們討論的抱怨和維護，他們在抱怨和維護的兩極都比較不那么極端。

另一方面，老一代也可能給“附近”建設造成困難。在現在比較正式的話語里面，基本上是用“50后”“60 后”的那一套符號來控制對生活、對社會的敘述。這個好像現在談得不多，但我覺得是值得注意的。年輕人覺得壓抑的一個原因是，他們自己的生活感知跟目前主流對生活的敘述有很大的差別，因此他們在講自己的生活的時候，只能自己造梗，比如孔乙己、打工人、小鎮做題家、廢物等，現在造的梗越來越多，都是自嘲性的，看起來都是負能量的。而那些正能量的話語都是“50 后”“60 后”他們青春時期提出來的東西，比如有國才有家、要犧牲、要顧大局，等等；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這些話語是跟當時青年人的生活經驗有關系的，當時人們對這些表述感動是有經驗基礎的，但是在今天，這些話語所指的那些東西究竟是什么？這些東西跟今天年輕人的日常焦慮是什么關系？這個目前不清楚。然后，年輕人自己也沒有一套話語可以在主流媒體上系統地去講述整個社會應該怎么樣前進等。現在我們沒有一個接地氣的（比方一個理想生活和理想社會應該是什么樣的）說法；一講到理想，還是說要繼續繁榮、要國富民強、要在國際上拿得出去，沒有在個人體驗和心靈感受的意義上能讓人滿足的說法出來。為什么年輕人處處感到“爹味”，為什么回家覺得壓抑，跟這個是有關系的。也不能說老一代掌握了話語權，但是主流的話語用的是老一代的那套符號，用的是老一代年輕時候的形象，所以老一代講起來就很興奮，一下子回到青春了，但是這些符號究竟和老一代當年的、后來的、現在的現實考慮有什么關系，好多老一代的人可能也是不去多想的。比如老一代可能就不會講“附近”，只會講“萬眾一心”“團結”“聽集體的話”。他們可能會覺得“附近”很瑣碎，沒什么意義，但是他們當時之所以有“團結”的感覺和那股氣勢，和他們日常生活中的“附近”是有關系的。可惜主流話語把生活經歷抽象成宏大的象征，讓有些人覺得毋庸置疑地擁護，讓下一代人摸不著頭腦、也不知道怎么去修正和發展這些想法。

簡而言之，老一代人的生活經驗是財富，但是他們所熟悉的那套話語現在有一點被僵化成說教，這讓年輕人感到很壓抑。但我覺得，主動權還是在年輕人手里，要改變，年輕人要主動去學習老一代的生活經驗；同時對那套話語不要太在意，然后慢慢自己發展出一些說法。所以造梗也是一個做法，是一個開始。先有一定的空間，然后再慢慢地有一些更加正能量、能給人指明方向同時又能夠觸及個體心靈的一些話語出來。

十二、性別關系問題：女性的友情比較持久，有很強的互相支持在里頭，這就是一種“附近”

康嵐：講到讓年輕人感到壓抑的關系，代際關系是一個，性別關系也是一個，兩者對年輕人參與“附近”，都有比較大的影響。一方面，中國現在的性別關系確實有張力，尤其是女性在這個關系中的感受可能不是特別好。另一方面，這兩年比較明顯的問題是對婚育率下降的擔憂，這個在近兩年的公共討論和社會情緒方面，我覺得有一點好心辦壞事的味道。其實年輕人吧，可能也就是晚婚或者暫時不想談戀愛，但現在整個社會輿論給年輕人一個很大的壓迫感，比如“保衛家庭”這些話語，讓年輕人更加恐婚恐育，張力特別大。我覺得，婚育本身是構成年輕人“附近”非常關鍵的生命事件，無論是處理戀愛關系、夫妻關系還是親子關系，都是現實感和日常性特別強、特別需要生活智慧的事情。對于中國的性別關系以及目前在年輕人婚育事情上的輿論張力，您怎么看？

項飆：親密關系和附近關系是需要澄清的一對概念。我提出“附近”，是有一點跟家庭相對的意思的。在中國社會，資源怎么分配和組織、人生怎么規劃，其實現在家庭變得越來越重要了。現在的很多不平等是通過家庭傳遞的，比如啃老等，家庭內部的壓迫感與這個有關系。現在不是說老人變得更加傳統保守，其實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經濟問題，因為年輕人越來越依賴于家庭、不得不依賴于家庭。

像我們那個時候，特別是小城市出來的人，家里的老人肯定更加保守啊，但是年輕人也無非是過年的時候稍微裝聾作啞聽一聽，但自己反正經濟獨立， 老人家遺憾歸遺憾，哎呀怎么還不抱孫子呢，但慢慢也接受了。但現在年輕人要靠老一代的資源再分配，既然你沒闖出自己的一條路，老年人也是出于他們的關心和教育，那“爹味”“媽味”就都出來了，所以這是一個家庭的重新的中心化；這是一個完全沒有想到的事情，我作為一個搞社會學研究的人，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完全沒有想到今天會有這個變化。“附近”的意思就是，你不要把自己關在家庭里面，你要多看看周邊；同時，老一代也不要把自己所有的生活意義都放在家庭上面，孩子什么時候成婚、什么時候有第三代等，老一代也要更多走出家庭，讓自己生活意義的來源更加多樣一些。

第二點，你說的親密關系，特別是在尋偶、在愛情的意義上，“附近”原來是一個很重要的支點。過去，人們一般都是在“附近”找到了戀愛的人，都是原來跟你生活就有交集的人，這樣才認識，認識以后通過一定的實際的接觸才會產生感情。最典型的比如同學、工友，或是朋友的朋友、父母的朋友的孩子等，所以親密關系和附近關系是有一個邏輯連貫的，是從附近關系的一部分轉化為一個親密關系。這樣的轉換的一個結果就是，很多夫妻會有共同的朋友，有時候兩三對之間都是多方位交織的朋友關系，“附近”和親密關系是交織在一塊的。

現在因為有了尋友這樣的 App，對這個造成一定的沖擊。但是我也觀察到，尋友 App 會倒過來讓親密關系成為某一種“附近”建設的源泉，它會把不同的朋友帶到一塊。即使靠 App，一般親密關系還是在一定的空間范圍內進行的，可持續的親密關系還是有一定的在地性的，會形成一個因為親密關系而帶出來的“附近”，如果有這方面的研究或例子的話，我也很想追蹤看看是怎么發生的。

第三點，關于性別上的壓抑和家庭的重新中心化問題。這一點，我倒覺得它跟“附近”沒有直接的關系；相反，我覺得在某種意義上，“附近”是抵抗這種壓抑的一個工具。我們知道女性對日常社會關系的興趣和對社會關系的投入一般要比男性大得多。我給你舉個例子，根據一些社會學調查，那些在海外的華人老太太、華人老頭，就是到國外去幫忙帶孫子的老人家，老太太對“附近”的了解要比老頭好得多。因為老太太要照顧別人、照顧家里，要接孩子放學，要出去買菜，這些事情會讓她跟“附近”發生關系，老頭兒不太做照顧工作，所以就很容易變成一個自己待在家里的人，慢慢就成了一個老“社恐”，也不知道怎么說話，出門也不知道怎么坐車等。我想說的是，女性出于照顧和關愛會更熟悉附近，因為照顧和關愛其實是附近性很強的一種工作。想象一下，如果你家里有殘疾人，你必須對“附近”非常熟悉，因為要考慮他怎么出行等；你如果要照顧一個重度殘疾人，比方說經常要推車到附近散步，那么哪里可以走、哪里不可以走，哪一段路有問題、怎么想辦法去解決，你會投入地去想、去推動這些事。今天的年輕女性即使不承擔照顧的義務，也有各種結社行為，比如“閨蜜”現象。閨蜜這個現象不能夠把它太簡單地處理，為什么女性會有閨蜜一說，很重要的是因為女性面臨的社會壓力更大，這個壓力往往是來自各種跟性別角色有關的問題，比方婚姻生子、就業當中受到的歧視或者工作中遇到的騷擾等，所以女性對友情的需要比男性可能要更高。女性的友情比較持久，有很強的互相支持的意思在里頭，這就是一種“附近”了；它不一定完全是一種空間意義上的“附近”，但是它給你創造這樣一種生態，讓你更有堅韌性，為你提供一種支撐、一個抓手，碰到問題之后，至少有人可以跟你談、可以一起去分析。這就是一種“附近”的生活智慧：不放棄你的立場，同時又非常務實地面對問題。所以如果我們要考慮“附近”下一步該怎么走，其實我覺得從性別政治里面是可以學到很多東西的，因為性別政治一方面其實原則性是蠻強的，但另外一方面，它又不允許你做簡單化的處理，更不能用抽象化的方式來處理，它需要一種堅韌、持續，需要用一種務實的智慧去處理。

訪談最后：我們必須有意識地抵抗無力感

康嵐：項老師，感謝您接受我們的訪談。最后，如果請您對今天這個時代焦慮、迷茫、充滿無力感的年輕人說幾句話，您最想對他們說什么？同時，如果邀請年輕人在讀了這篇訪談后，寫郵件（xiang@eth.mpg.de）來告訴您一些有關他們的個人經歷，您最希望年輕人來跟您交流什么？我們希望這篇訪談只是一個開始，希望它為今天的社會、今天的社科研究者和年輕人的交流與對話提供一個契機，我們《當代青年研究》雜志也希望為未來更深入的對話提供平臺。

項飆：我們必須有意識地抵抗無力感。如果說我們在生命中有什么義務的話，不讓無力感把我們擊垮就是一個重要義務。存在主義說，我們來到這個世界上這件事，是純粹隨機的、無意義可言的。所以，不可能有一個你和這世界之間必然的和諧。人活著要有意義，這個意義是要靠自己創造的，要靠自己摸索出和世界的和諧關系。從這個角度看，無力感、無意義感也可以說是生命的起點，所以不用太怕它。那么，怎么具體地擺脫無力感？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歷史根源，無力感不是無緣無故地來的。今天的無力感是不是跟昨天的亢奮是一體兩面的東西？如果社會給了我們一個正向的反饋，我們就亢奮，覺得一切都是在向上的，覺得批判都是多余的；那么社會一旦給你的反饋是負面的，你一下子就會覺得是無能為力的，覺得勇敢是矯情的。這是沒有看到社會和個人處在非常復雜的互動過程中，把生命過程想象成了實驗室里老鼠和電擊之間的那種反饋關系。此外，我們也可以考察一下無力感的內在結構。什么叫無力感的內在結構呢？就是說，無力感不是一個單一的感受，它背后有不同的因子。前面提到的預期是一個因子，如果一個人的預期很單一，覺得我這么做一定要得到這樣的結果，那就容易產生無力感。同時，無力感不僅僅是因為一個人受挫，而是說，你覺得你受挫的那件事是唯一有價值的事情，這件事是要決定其他一切事情的。否則的話，當你失敗的時候，你還可以憤怒、反思、另辟蹊徑，無力感只不過是其中的一種可能。

這當然不是說無力感是個人的過錯。但是如果我們要對生活、對社會負責，我們只能從我們能做的地方開始，而最能做的，就是從自己開始。也只有從自己開始，才有可能去發聲、去行動，才有可能影響別人，并開始改變環境。

我當然會非常高興和《當代青年研究》的讀者繼續交流。我們的研究取向（“共同的焦慮”）就是要提倡“共同的研究”，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一起思考。對我來說，和讀者的互動完全不是所謂發布研究結果，而是思考和研究過程本身。我特別想聽到青年朋友們告訴我，你們覺得自己人生中的哪些問題值得討論。人生的問題一定要結合人生的經驗，一個想法是不是深刻、會不會有實際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想法和具體經驗的結合程度。如果大家能夠從對具體經驗的反思開始，從這里提出有很切實的場景感的問題，會使我們的討論更加有效。

結 語

對于訪談的價值，項飆說過：在訪談的時候不能用學術的語言，要用直白的語言來講已經想得比較明白的話，這對于被訪者是一個自我提高的過程；更重要的價值是互動，通過訪談能夠跟現在的年輕群體交流，看到一些正在發生的變化，這個太重要了。同時項飆注意到，今天的年輕人在面對現實的困境時渴望獲得一些思考的工具，他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做這樣的思考工具的孵化器。項飆的愿望可以說跟我們訪談的初衷不謀而合。青年研究需要去理解今天的年輕人跟當下的時代、跟眼前的社會之間的關系，而這種理解必須從年輕人非常具體的生存狀態和個人經驗出發，我們希望通過交流與互動，來促進這種理解，為青年的高質量發展提供智識上的幫助。

作者簡介

項飆，德國馬克斯 · 普朗克社會人類學研究所所長， 英國牛津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作為人類學家，項飆早年因浙江村的調研而成名，其后赴海外求學并在澳洲、東南亞等地開展海外民族志研究。他長期致力于人口遷移和流動、勞動力市場、跨國再生產等領域的研究，通過移民的視角，他的研究涉及廣泛的政治經濟學議題，包括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勞動、社會再生產和流動性治理等。他的著作 Global “Body Shopping”獲得 2008 年 Anthony Leeds 獎，論文 Predatory Princes and Princely Peddlers 獲得 2012 年 William L. Holland 獎，2000 年出版的中文著作《跨越邊界的社區》（2005 年英文版）于 2018 年作為社會人類學的當代經典重印。他的中文作品《把自己作為方法》《中國社會科學“知青時代”的終結》《中國人像蜂鳥， 振動翅膀懸在空中》等在中國讀者中引起強烈而持續的反響。他的作品被翻譯成日語、法語、韓語、西班牙語和意大利語。

康嵐，《當代青年研究》編委，責任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