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25日至26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第八屆理事會會議在埃及紅海沙漠城市沙姆沙伊赫舉行。本次年會是亞投行在三年疫情后的首次線下年會，會議主題設定為“全球挑戰下的可持續增長”。當今世界多重危機疊加，高通脹、高利率成為制約可持續發展的緊迫問題。為此，本屆年會不僅關注氣候變化和人類生存環境，還關注發展中國家債務問題。這些問題具有顯著的跨境屬性，需要國際社會團結應對，而多邊主義是團結合作的最佳制度保障和實現形式。

理事會年會是亞投行與世界對話的主要窗口，也是國際社會了解亞投行的重要機會。作為中國發起創辦并成功引領的國際組織，亞投行從來都處于全球治理的聚光燈下，來自西方的關注和質疑從未缺位。據了解，本次年會報名參會人數達到3000多人（線下、線上約各占一半）。筆者借著年會契機第一次來到非洲，全程參與這次年會，愿意與國內讀者分享以下幾點體會。

一、關于多邊主義。多邊主義的精神實質是合作，制度落實是非歧視待遇。眾所周知，2015年以來多邊合作處于低谷期，可以說是禮崩樂壞。造成這一困境的主要原因是，美國奉行“小院高墻”和主要針對中國的歧視性政策，也被稱為“偽”多邊主義。中國旗幟鮮明地高舉“真正的多邊主義”大旗，旨在破局多邊合作困境，推動多邊合作回歸初心。中國式多邊主義不僅體現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共商”元素，也體現為適應時代、面向未來的高標準。把這兩大法寶恰當融合，是中國式多邊主義制勝的關鍵。

亞投行行長金立群在開幕式演講時，把多邊主義比作國際合作的旋律，而此次年會是通向美好未來的一次合唱。中國財政部副部長王東偉在專題論壇討論時，直截了當批評美國“小院高墻”政策破壞多邊合作氛圍。亞投行植根于布雷頓森林機構體系，其基因是多邊開發銀行大家庭一員；同時面向21世紀，培育“精干、廉潔、綠色”的機構文化。亞投行解決了布雷頓森林機構長期想解決而沒能解決的難題，例如美國霸權、決策遲緩、機構臃腫，展現了亞投行存在的獨特價值。

二、亞投行堅持“共商”決策，避免美式霸權的負面影響。亞投行副行長陸書澤(Ludger Schuknecht)在分論壇討論時講到，中國持有亞投行股權的30%多，西方國家持有的股權超過25%，另外30%多由其他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持有。這是亞投行決策的“三三制”，以此實現109個成員話語權的有效平衡。根據《亞投行協定》，如果美國、日本加入亞投行，將維持“三三制”結構，而不會改變這一結構?！肮采獭被卮鹆恕耙揽空l”（增強發展中國家代表性和發言權）的問題，也能夠有效解決“為了誰”（發展導向）的問題。

會場上有人提出協商一致決策的效率問題。眾所周知，世貿組織（WTO）由于協商一致決策，多年來成果寥寥。亞投行如何避免類似的命運？協商決策出現問題，關鍵不在于決策機制本身，而在于主要大國因缺乏合作的政治意愿而出現領導力真空。解決此問題，不要寄希望于決策機制改革，因為任何決策機制——包括“資本多數決”或“人頭多數決”，都無法解決地緣政治問題。亞投行之所以在“共商”同時還能高效決策，除了因為非常駐董事會下放部分項目決策權給管理層、減少政治干預，還有其他非常實際的因素——例如銀行尚年輕；主要股東對“共商”原則的信守；創始行長個人的素質和聲望。這些因素隨著時間推移將如何變化，為國際社會所關注。

三、亞投行堅持高標準治理，并賦予高標準新的內涵。亞投行《環境社會框架》是其堅持高標準的代表性法律文件；與其他機構相比，這一文件把氣候融資置于突出位置，特別是資本市場的環境、社會和治理（ESG）投資方案極富創造性。金行長在演講中提及的Bayfront項目就是這樣一個實例，亞投行合資成立Bayfront公司平臺，買入商業銀行貸出的、符合ESG標準的基礎設施貸款并將其證券化，實現銀行風險轉移或分散，以此激勵商業銀行參與基礎設施投資。除了項目投資，亞投行還在融資端引導資本市場發展，例如今年5月發行亞洲首支氣候適應性債券（Climate Adaptation Bond），引領氣候融資新趨勢。亞投行設定的氣候融資占比50%的目標提前實現，2022年甚至達到56%。本屆年會還發布《氣候行動計劃》，進一步強化亞投行在此領域的領導力。

在項目實施過程中落實高標準，將不可避免地“侵蝕”主權。國際發展法權威學者Daniel Bradlow教授在專題論壇上論述了國際金融組織章程規定的“禁止干預成員內政”條款。在布雷頓森林機構早期，環境、社會和治理政策具有鮮明的政治屬性，屬于成員國內政。而今這些問題早已溢出主權范疇，形成一系列國際標準和良好實踐，為各國共同遵循。金行長在開幕演講時說，私人資本并非不愿意承擔 “風險”（risks）；它們不愿意面對的是“不確定性”(uncertainty)?？梢姲l展中國家應致力于營商環境的法治化和國際化。一些嘉賓建議，亞投行不僅參與發展中國家的項目融資，也應參與其治理融資。

四、私人資本和私營領域投資。多邊開發銀行的認繳資本來自其成員的政府預算。這些銀行在投資項目時，幾乎從不動用這筆資金；它們在資本市場發債募資，撬動社會資本參與投資。在投資端，多邊開發銀行的投資對象以借款國政府為主，但在投資私營領域時極為謹慎。這樣做能夠最大限度地降低信貸風險，維護其良好的信用評級（通常是3A）；而好的信用評級有助于這些機構降低融資成本，進而有能力以較低利率投資可持續發展。亞投行兼具公共和私營領域投資資格，且計劃不晚于2030年實現私營領域投資占比達到50%。

多邊開發銀行加大私營領域投資，將減輕借款國政府的財政壓力。當前世界經濟呈現高通脹、高利率的特點，國際借貸給發展中國家造成極大的財政負擔和償債壓力。在本屆年會上，埃及總統塞西及其財長馬伊特反復呼吁多邊開發銀行承擔應有責任，加大私營領域投資。站在多邊開發銀行立場上，加大私營領域投資不應以犧牲3A信用評級為代價；如何在維持自身信用評級同時，切實幫助發展中國家減輕債務負擔，成為這些銀行面臨的兩難選擇。G20討論多邊開發銀行資本充足框架（CAF），是朝著這個方向的一項重要努力。在CAF框架下，亞投行于今年6月宣布為世界銀行主權貸款項目提供10億美元擔保，在維護其信用評級前提下擴大投資覆蓋范圍至低收入國家，被稱為聰明的、富有新意的機構間合作項目。

五、埃及與亞投行關系。埃及是亞投行的創始成員、域外成員，也是第一個承辦亞投行年會的非洲成員。埃及的定位是連接非洲、亞洲和歐洲的樞紐，具備區域互聯互通的天然地理優勢，由此成為亞投行投資的重要目的地，已有5個項目共13億美元資金落地埃及。其中，阿斯旺附近的光伏電站項目助力埃及實現綠色轉型。在年會現場，埃及兩家媒體邀請我接受采訪，在談到埃及與亞投行關系時，我表示希望更多的亞投行項目落地埃及，助力埃及基建和能源發展。埃及具有巨大的太陽能潛力，應當成為區域互聯互通的巨型“充電寶”。我在與埃及國家電網公司的一位董事交流時，得知他們有電力出口歐洲的規劃，即在地中海底鋪設電纜，把埃及電力輸往希臘進而進入歐洲市場。

埃及與歐洲的密切聯系，在沙姆沙伊赫博物館的展品可進一步印證。古代羅馬人、雅典人最早來到埃及經商，把公共浴室帶入埃及人的生活圈，并成為當地上層社交的重要方式。這次參會行程緊張，沒有時間在開羅停留，但是沙姆沙伊赫博物館的展覽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我的遺憾。這家博物館展出大量的古埃及精美石雕，以及王室公主、寵物猴、鱷魚的木乃伊，還有古埃及法老圖坦卡蒙的面具雕像及陪葬品。但是，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這家博物館對古代絲綢之路的描述，在極久遠以前華夏文明的影響力已經輻射非洲地區，陸上絲路和海上絲路開始成形。中非交流源遠流長，“一帶一路”根基厚重，今人當更勝古人。

六、埃及印象。借著這次年會，我與埃及當地人盡可能多地交流，觀察埃及的發展和民生狀況。坦率地說，埃及社會治理水平有限。在開羅機場二號航站樓轉機安檢時，我感到自己置身于學生時代的長途汽車站。沙姆沙伊赫稱為國際會議之都,但年會現場的服務水平，包括安檢、志愿服務、餐飲衛浴等標識時常讓人感到困惑。種種跡象展示一個發展中國家的成長空間。美元、歐元和埃及鎊在埃及通用，但當地人更愿意持有外幣而不是埃及鎊，因為埃及鎊持續貶值、購買力下降。酒店司機Mustafa告訴我，他每月固定工資折合30美元，加上客人給的小費、帶客人到商店購物拿的回扣，上個月一共掙了150美元。Mustafa家在開羅，三個月才能回家一次。我問他平時和家里視頻嗎？他回答說，太太用的是諾基亞傻瓜手機，只能撥打電話，沒法視頻。在開羅機場排隊時還認識了一位當地醫生，同樣反映埃及民生艱難，即使受過很好教育的醫生收入也很低，很多人被迫出國執業，他則通過兼職維持生計。

塞西總統執政近十年，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成就顯著，用當地人的話說，“到處都在搞建設”。塞西總統目光長遠，意志堅定，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執著，像推土機一樣推動新行政首都建設，建成新蘇伊士運河，這些都是大手筆。埃及人民對中國人特別友好。我相信，中國的今天就是埃及的明天。中國也正在以“我曾經是你”的理解與同情，引領包括埃及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邁向更美好的明天。

(顧賓，北京外國語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本文寫于2023年9月27日至28日年會結束后返回北京的飛機上。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與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立場無關，文責自負。引用、轉載請標明作者信息及文章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