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首看上去畫風迥異、毫不相干的作品，卻被塞進了同一場音樂會——這樣有趣的一幕發生在上海交響樂團9月30日晚的音樂會。

當晚，在“90后”指揮孫一凡帶隊下，上海交響樂團牽手上海四重奏，帶來一套極具創意和設計感的曲目：阿沃·帕特《兄弟》、斯特拉文斯基《普爾欽奈拉》組曲、貝多芬《大賦格》（弦樂隊版）、約翰·亞當斯《絕對創造》。

上海四重奏領銜演繹約翰·亞當斯《絕對創造》，整場曲目正是以此曲為中心連接起來的。

“上海四重奏先定下來演《絕對創造》，我們由此延展出幾條線索。”孫一凡介紹，《絕對創造》靈感源于作曲家在一次音樂會上聽到斯特拉文斯基《普爾欽奈拉》組曲，同時借用了他最喜歡的貝多芬音樂中的一些素材和動機，“鐘鳴作曲法”也被引入其中，這個詞還經常出現在另一位作曲家的音樂語匯里，他就是阿沃·帕特。

“由此，我們延伸出了三條有關的支線，織起了這場音樂會的邏輯網。”作為幕后推手，孫一凡說。

音樂會上，四位來自不同地域和時空的作曲家，產生了奇妙的共鳴和對話。老牌交響樂團、老牌四重奏和新晉指揮同臺，也碰撞出別樣火花。音樂會第二天，原班人馬帶著同套曲目轉戰北京國際音樂節，10月2日將在保利劇院登臺。

從指揮功力到表達能力，孫一凡都是年輕一代指揮里的佼佼者，他也因此圈粉無數。古典音樂衰落這個觀點叫囂很多年了，孫一凡卻很樂觀，“古典音樂應該有定力和自信，要敢于做自己，不用怕它小眾。”

孫一凡和上海四重奏、上海交響樂團

上海四重奏領銜演繹約翰·亞當斯《絕對創造》

【對話】

“古典音樂的發展進程就像鐘擺”

澎湃新聞：你的腦子里是有一個龐大的音樂知識體系嗎，可以隨時抽取曲目形成一個緊密的網絡？

孫一凡：我對音樂會的曲目安排有這種小小的偏好，一場音樂會還是要有內在的邏輯關聯。像亞當斯的《絕對創造》，國內外演得很少，既然選了它，其他曲目怎么搭配很重要，不然孤零零的，上下文很難串起來。我通過了解作品、查閱資料，選定了余下的關聯曲目。

澎湃新聞：這場音樂會以現當代作品為主，你在選曲上會有偏好嗎？

孫一凡：音樂總是要向前發展的。如果一場音樂會是全套現當代作品，聽眾接受起來會有門檻或辨識度上的困難，所以還要有熟悉的聽覺在，同時摻進去新的有營養的作品，擴展大家對音樂的興趣。這對演奏家、指揮和樂團都是重要的使命。

澎湃新聞：如果按排練難度或演奏的完成難度，給四首作品排序，你會怎么排？

孫一凡：最難的是貝多芬《大賦格》和亞當斯《絕對創造》，但難點不一樣，一個難在音樂，一個難在節奏。

《大賦格》是貝多芬最晚期的曲目。首先，德奧作品對于聲音的時值、演奏法、節奏等方面要求很嚴格。其次，音樂需要體現貝多芬晚期的精神，這時候他對人生的看法比年輕時通達了很多。很多人覺得不好聽，除了寫作成分，也有演奏成分，如何把它演好聽很難。

亞當斯《絕對創造》是難在節奏。作曲家用了很多復雜節奏，所有人的節奏都不在一起，每個人卡的點又不一樣，就像見縫插針，往后錯一點點或提前一點點，都會導致節奏對不上。

澎湃新聞：約翰·亞當斯和阿沃·帕特都是極簡主義音樂的代表，怎么看觀眾對極簡主義作品的接受度？

孫一凡：極簡主義是近當代音樂流派中最能為大家接受的。很多電影音樂的創作都受了極簡主義的影響，尤其是太空題材電影，像《2001太空漫游》《星際穿越》等。

極簡主義有一個很大特點，和聲都是我們熟悉的傳統和聲，只是不斷循環，并在循環中產生漸變。亞當斯和阿沃·帕特走的極簡主義路線不一樣。

古典音樂的發展進程就像鐘擺，從古典主義相對的簡單，到理查·施特勞斯、馬勒等浪漫派的復雜，復雜到一定極致后會再擺回來，極簡主義就是擺回來了。

孫一凡

“我們唯一能夠決定的就是努力”

澎湃新聞：要想在音樂之路上脫穎而出，天賦、努力、運氣起到怎樣的作用？

孫一凡：每一項都很重要，但我們唯一能夠決定的就是努力，只能把努力做到極致。天賦和運氣都沒辦法決定。

我不屬于天資超群，我是靠知識的積累，靠跟不同的人去學習和借鑒逐漸得來的。我不否認有神童，但我還是走相對正常的成長路線。我特別注意收集每一個老師的特點和體系，不能只學現象，一旦找到思維的核心，很多東西就舉一反三了。

澎湃新聞：你非常會學習，而會學習也是一種天賦。你以前很喜歡阿巴多，哪怕沒見過人也能學到很多東西。

孫一凡：口味會變，因為指揮要不斷學習。我現在更喜歡朱利尼，或者黃金時代的老派指揮家，他們對聲音特別考究。排練過程中，我始終在思考有些問題該怎么解決，有時候沒辦法從最知名的指揮身上得到答案，老派的指揮更傳統，有很多可以吸收的點。我現在經常看黑白片，錄音效果其實不太好，但是能聽出來樂隊在演奏規格和細節上的講究。

喜歡什么指揮是口味問題，但排練的技術和方法是工具，怎么用工具是你的事情，工具是沒錯的。我從他們身上學到更多的是工具。

澎湃新聞：古典音樂衰落這個觀點叫囂很多年了，你怎么看古典行業的前景？

孫一凡：我是比較樂觀的態度，特別是在亞洲、在中國。古典音樂應該有定力和自信。首先我們要認清什么是古典音樂，要敢于做自己，不用怕它小眾，不能因為受眾面低，就去改變它珍貴的本質。我們要做的是讓更多人去了解它。

澎湃新聞：大眾普及對古典音樂來說行得通嗎？

孫一凡：是比較困難，但是我們必須要做。現在的演出如果有需求，我會在公開排練或音樂會前講幾句，可能就5-10分鐘，但是大家聽音樂會時會更聚精會神，會有目的性。

前不久，我有一場音樂會是純現代20世紀作品，每個作品我都介紹了一下，他們不會覺得枯燥，反而覺得終于能把這個聽不懂的東西給聽懂了。

澎湃新聞：有時候會想，音樂就是音樂，不需要解讀，但可能對大眾來說，文字上的解讀是需要的？

孫一凡：聽見和聽進去是兩回事。音樂的聆聽應該是帶有目的、帶有知識儲備的聆聽，而不是完全被動的——我只是當成背景音樂聽，能不能打動我是他的事兒——這不行，應該是一種積極的狀態。聽眾也是音樂會組成的一部分，跟樂團、跟指揮一樣重要。

孫一凡

“冷門作品可以認識作曲家全貌”

澎湃新聞：你前不久在廣州指揮瓦格納《萊茵的黃金》，好評很多，現在有沒有什么想指未指的作品？

孫一凡：演完瓦格納對我的觸動和改變挺大的，我對德奧作品有了更深的認識，對勃拉姆斯、舒伯特、舒曼這一條線，更加感興趣。

澎湃新聞：一支樂隊在面前排練帶來的感受，要遠遠超過靜止的樂譜帶來的感受？

孫一凡：當然，排練過程中我們也會微調想法。雖說指揮有內在聽覺、有對聲音的想象，但是當聲音實際出來后，有很多參數要做調整，這些調整也是我們進步的空間和動力。

德奧作品，包括理查德·施特勞斯、馬勒，依然是我特別想嘗試的。我也很注意收集冷門作品，或者知名作曲家不太知名的作品，需要時自然會跳出來，而不是等要用再去找，這是來不及的。

澎湃新聞：冷門是因為運氣不好，還是作品本身沒那么好？

孫一凡：第二種是大多數原因。時間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經過時間聽眾會篩選掉很大一批創作上不那么理想的作品，就變成了所謂的冷門。

我前不久剛演柴可夫斯基《第二交響曲》，內含很多靈光乍現的精彩片段，但是當曲子整個捏在一起，你會發現缺少框架感和邏輯性，有些創作手法略顯廉價，音樂效果會稍微表面，完全不如他的第四、第五、第六交響曲。

演冷門作品有一個有意思的點，能把其中特別精彩的東西帶給大家，讓大家認識到一個作曲家的全貌。每個人都是有成長的。比如貝多芬，不是生下來就是寫《第九交響曲》的貝多芬，他也經過了稚嫩的階段，稚嫩的那部分很真實、很寶貴，并非沒有價值。我以前學鋼琴時經常說，彈貝多芬的奏鳴曲，彈過5首和彈過32首是完全不一樣的視角。

澎湃新聞：現在經常聽到累這個詞，不只是身體累，也會心累，你會有這種感覺嗎？

孫一凡：如果一個人特別清楚自己要什么，反而會降低這種累。我們很多時候不太知道自己要什么，但是又什么都想要，這是最累的。

就像老柴早期的作品，為什么沒那么好，因為他什么都想說，但是最后什么都沒講清楚。人在年輕時都會有野心或沖動，但是因為經驗和閱歷，沒有辦法識別和屏蔽掉很多無用的東西，各種信息都涌過來，并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還有一種累是卷嘛，看別人有，我也想要，是跟別人比帶來的。我也有比的過程，但是我會時不時把自己往回拉一拉。

澎湃新聞：正在事業上升期的你對未來有怎樣的規劃？

孫一凡：我現在在上海音樂學院讀博士，跟指揮家余隆學，不僅僅是學藝術，還跟他學管理、行政，這方面我的經驗非常少。

我也會參與音樂季的策劃，這也是指揮職能很重要的一部分。過去總覺得終于可以選一直想演但演不了的作品，策劃后才知道不是純理想化的，要考慮的因素非常多，限制也很多，包括演員的檔期、樂團的水準、樂團的編制，如何在限制中做到最佳方案，是非常繁瑣的過程。

讀完博會不會當老師？我對教學蠻感興趣，很有獲得感的一件事。表達能力好？可能因為我爸媽都是大學老師，他們都有職業病，講話總希望把你講明白，家庭氛圍每天耳濡目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