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祥在晚年接受好友陳乃乾的建議，陸續將平生所撰藏書題記抄錄成冊，裒輯為《庋榢偶識》正、續編。這些聊供排愁遣悶的題記起初零星刊布于《中華文史論叢》等刊物上，而整部書稿則深藏篋中三十余年才得以整理出版（中華書局，2008年）。盡管全書編次未依部類而略顯蕪雜，不少內容也只是信筆漫談而未予深究，誠如作者在序言中所坦言的那樣，“予喜涂抹，每獲一書，輒摩挲數四，然后入架，偶有所感，隨筆著數語，亦僅識得書歲月及當時情境而止”，加之書籍插架凌亂無序，“不復能排次時日，略識先后，只得隨檢隨抄，以俟后之人編次焉”。不過在隨意披覽之際，卻令人頗感興味。

比如開卷第一篇說起由商務印書館印行的《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購自棋盤街文明書局，照價無折。本館近在咫尺，未由入視”，“遂使鄰店居奇（館例同人購用，得享七折優待），亦可笑也”。作者當時正在商務印書館史地部任職，然而為了這部亟需參考的工具書，居然不愿再稍事觀望比較，甚至放棄了照例可以享受的優厚折扣。在略帶自嘲調侃的口吻中，這份書生癡氣顯得尤為可愛。

如此心血來潮的經歷在他的訪書生涯中屢見不鮮，有一部《經韻集字析解》，“其書取《十三經》《佩文韻府》及《拾遺》所賅不同字體，依《康熙字典》編次，略加詮釋。在當時實足為家塾讀書之一助”，然而時過境遷，這類兔園冊子性質的字書早就不敷實用，可是他“偶過蟫隱廬見此，悅其刻書之歲適先于予生六十年，同為庚寅，遂購而歸”，僅僅因為刻書時間比自己出生早了一甲子，就興沖沖地買下作為紀念。為了一部心儀投緣的書，有些人總能搜腸刮肚找到合適的理由，即便在旁人看來會有多么荒唐無稽。

作者身丁亂世，辛勤積聚的藏書也曾遭厄散失，但這并不能磨滅繼續購藏的熱情。他有一部《韓詩外傳》在淞滬抗戰期間付諸劫火，幸虧沒過幾年，“商務印書館設廉價部，將舊存底貨貶值斥賣，往往有絕版舊籍錯列其間。一日清晨偶過之（時稍晏即顧客盈門，徘徊擁塞，無從插足），瞥見此本，標價僅六分，予喜舊帙之重遇，因購以歸”，非但有故友失散再度重逢的驚喜，而且有眼皮底下廉值撿漏的意外，在顛沛流離的處境中更是讓人悲辛交集。

作者還曾感染肝炎住院治療，隨身攜帶《萬歷野獲編》《霞外攟屑》和《茶余客話》，“得昕夕展閱，稍紓郁結”，孰料出院時隨身物品均需高溫蒸烘消毒，三者遂不免“色變縮縐，頓失初型”，“倍見敝舊”。盡管這些書籍原先或是“扉頁倒裝”，或是“窳劣印品”，并不足珍視，可在他看來，“止因隨予萍轉，且亦小經滄桑，乃有一段香火情耳”，仍有難以割舍的眷眷之情。這些偶爾發生在訪求購藏中的小插曲著墨不多卻生氣淋漓，格外引人入勝，尤其是有著同樣癖好的愛書人，想必會情不自禁地產生“于我心有戚戚焉”的真切感受。

王伯祥早年相繼在商務印書館和開明書店擔任編輯，晚年又出任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因而對出版界和學術界的情況相當熟悉，題記中載錄的許多逸聞舊事都頗資談助。在述及所藏《漢學師承記》時，他回憶起“傭書涵芬樓時，同事友人周予同假去參校”，并迻錄了周氏為此所撰的題識，其中也提到“十九年，為商館編注江藩《漢學師承記》。承伯祥兄惠借校經山房單行本，以與各本校讎”。周予同選注的《漢學師承記》由商務印書館于1933年出版，《序言》中臚列該書各種單行本，首當其沖的就是校經山房重刻本；《凡例》中也明確交待，“本書依‘序言’中所舉各本校勘，以求正是”，這項工作顯然離不開王伯祥的慷慨無私。周氏此前撰有《經學史與經學之派別——皮錫瑞〈經學歷史〉序》（載1928年《民鐸》第九卷第一號，收入《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在文中發愿“我將獻身于經學史的撰著”，“我熱望著我的環境與學力能夠允許我，而同時熱望著能引起讀者的共鳴，而得到幾位學術上的伴侶”。選注《漢學師承記》正是他龐大研究計劃的一部分，王伯祥則完全稱得上是他所熱切期盼的“學術上的伴侶”。

從商務轉至開明后，王伯祥也經手過不少名家著述，對此常有論列闡發。比如他評說龍榆生輯錄的《唐宋名家詞選》（開明書店，1938年第三版），“全依彊村之說，末附元遺山詞，尤見托跡先朝之微意”，而時隔多年以后，“一九五六年，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為重印此選，已多所增刪”。開明舊版曾依據朱孝臧校刻的《彊村叢書》輯錄過金人元好問的詞作，可此舉顯然與“唐宋名家”的稱呼名實不副。龍氏在重印時做過大幅度刪改增訂，但新版《后記》對此語焉不詳，并未交代具體內容及相關原因。王伯祥的題記倒是提醒讀者留意，舊版選錄元氏詞作也許另有婉曲深意寄托其中。

另如陳友琴編選的《清人絕句選》（開明書店，1935年），王伯祥特意指出，“書名‘清絕’，語意雙關，予頗賞之，為校印焉。然二十余年以還，迄未晤其人，及任北大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友琴亦來所同事，一見相契如舊識。以是過從較密，時與賞析，緣在此書”。該書原有查猛濟的序言，僅泛泛稱道此書“集清絕之大成，為詞林之韶濩”；另有葉圣陶的序言，也只是強調“所選有四百家光景，清代的重要詩人差不多都在這里露臉。我們取來諷讀，就好比跟一代的詩人促膝談心”。讀了王伯祥的題記，才讓讀者恍然大悟，原來書名暗喻時事而別具深意；至于編輯和作者因書結緣而又平淡如水的交誼，更是讓后人歆慕神往不已。

對學林風氣的遞嬗遷變，王伯祥有時也直言不諱，不失耿直狷介的本色。他曾抄錄清人姚際恒的《好古堂家藏書畫記》及《續收書畫奇物記》，盛贊“自非好古敏以求之，曷克臻此”，對姚氏著述在近代的遭際則深予慨嘆，“其鑒古之名竟為其名著《古今偽書考》所掩，莘莘之士，頗有不知其為收藏名家而稱道其《偽書考》不絕口者”，甚至認為《古今偽書考》的暴得大名反而導致了不良的學術風氣，“及姚書一出，羅列古來赫赫名著，概斥為偽”，“從此可以不究內容，肆意斥責，而人亦不敢致其詰難矣。此風一扇，每下愈況，逮近人《古史辨》出，更一切否定，而古籍之足用者星鳳不若焉”，矛頭竟然直指以顧頡剛為首的古史辨派。

《古今偽書考》在近現代疑古思潮的興起過程中確實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顧頡剛曾整理校點此書，作為《辨偽叢刊》之一（樸社，1929年）付梓出版，在序言中就藉此追溯過自己的思想淵源：“我現在已成了一個埋頭故紙堆中的人了。這個嗜好的養成自有多方面的誘導，但在這許多誘導之中最有力量的一個便是這本小書——姚際恒的《古今偽書考》。”并大力表彰其學術史意義：“他敢于提出‘古今偽書’一個名目，敢于把以前人不敢疑的經書（《易傳》《孝經》《爾雅》等）一起放在偽書里，使得初學者對著一大堆材料，茫無別擇，最易陷于輕信的時候，驟然受一個猛烈的打擊，覺得故紙堆里有無數記載不是真話，又有無數問題未經解決，則這本書實在具有發聾振聵的功效。所以這本書的價值，不在它的本身的研究價值，而在它所給予學術界的影響。”流風所及，即便是學術旨趣與古史辨派不盡相同的學者，對此書也不敢稍有怠慢輕忽。顧實在《重考古今偽書考》（大東書局，1928年）的《自序》中就說，“頃見姚氏此書，大為流行，各大學、各高三中學，咸油印發布，莘莘學子，幾于人手一編”，又提到“在琉璃廠書肆，睹有新出版書題名《古今偽書考釋》者，亦多空衍姚氏之說，無所規正”，他由此甘為“姚氏之爭友”，“略據諸家考訂，暨平素心得”，編為教本用于講授，足見顧頡剛所推崇的“它所給予學術界的影響”并無絲毫夸飾。

王伯祥與顧頡剛既是蘇州同鄉，又是多年摯友，顧氏還曾向他詳細介紹過整理《古今偽書考》以及編輯《辨偽叢刊》的設想（參見顧頡剛1921年6月9日《致王伯祥》，收入《顧頡剛書信集》，中華書局，2011年），可他對古史辨派矯枉過正的流弊卻毫不假以辭色。他后來與周振甫合撰《中國學術思想演進史》（亞細亞書局，1935年），在第八章《晚近思潮》中也提到過古史辨派，雖然肯定“顧氏一派的疑古是重在求真，方法既益趨精密，又沒有尊圣的主見和其他作用，所以收獲也比較多了”，但仍強調古史辨派“不過是繼承清儒的途徑而有新的創獲，還算不得一時的學術思潮”，對其評價多有保留。盡管就學術的發展演進而言，王伯祥無疑低估了古史辨派應有的作用和地位，但從中恰恰彰顯出他不徇私情、和而不同的治學風范。

王伯祥在序言中自謙所撰題記“未能于書旨有所發明及詳究版本之異同”，不過有些內容其實頗值借鑒參酌，不容輕慢視之。他抄錄過清人李調元（字雨村）的《弄譜》，待裝訂成冊后題寫道：“雨村有《詩話》《賦話》《詞話》《曲話》（人稱雨村四話），見所刻《函海》中，別有《劇話》及此譜，單刊印行，傳本極稀。……因假鈔一通，以為翫賞。”然而沒過幾天他就發現此書頗存蹊蹺，“偶翻仁和翟晴江（灝）《通俗編》，見其十九、二十兩卷即《劇話》，廿一、廿二兩卷即《弄譜》”，由此推測或許是書賈震于李調元的名聲，“故從所刻《函海》中割取此四卷，模其版式，竄名刻印以射利耶？”為了驗證自己的想法，他又仔細翻檢李調元的《童山文集》，發現“《劇話》、《弄譜》二序赫然在焉。予據鈔之本，亦正各冠此序”，于是又修正了先前的判斷，“因疑雨村或先得翟稿，即竄己名刻之，其后刻《通俗編》入《函海》，遂寢此不行。故《函海》收雨村四話外，無此二種，惟集中兩序刊除未盡，致留此話柄耳”。

翟灝所撰《通俗編》除了有翟氏本人無不宜齋所刊三十八卷本以外，另有李調元刊刻的《函海》本。只是《函海》這部大型叢書屢經重刻，不僅歷次所收著述總量有所增減，而且某一種著述的內容也會有所出入（參見鄧長風《〈函海〉的版本及其編者李調元——美國國會圖書館讀書札記之五》，收入《明清戲曲家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其中所收《通俗編》就先后有十五卷本和二十五卷本的差別，而兩者都遭到過大量刪改。更有甚者，李調元在編刻《函海》時還暗挾私心，夾帶私貨，不僅把自撰《劇話》的部分內容摻雜進《通俗編》中，甚至還將《通俗編》的諸多條目攘為己有（參見顏春峰《〈通俗編〉版本考略》，載《語言研究》2012年第4期）。商務印書館在1935年至1937年期間編輯出版《叢書集成初編》，在《凡例》中宣稱“初編叢書百部之選擇標準，以實用與罕見為主；前者為適應要需，后者為流傳孤本”，其中就包括《函海》在內。未經李調元改竄的無不宜齋本《通俗編》里并無《劇話》和《弄譜》，王伯祥所見混雜了兩書的《通俗編》，應該正是出自《叢書集成初編》中所排印的《函海》本。盡管他據此誤以為《弄譜》并非李調元所撰，并為自己的“粗心失檢，浪費楮墨”而懊惱不已，可依然提供了重要線索，足以證明《函海》并不可靠。商務印書館在1958年再次編輯出版《通俗編》，就舍棄了《叢書集成初編》中早就有的《函海》本，轉而依據無不宜齋本標點排印，或許就聽取過王伯祥的建議。

類似的匡正訂誤還有不少，比如在談到由潘景鄭校訂的《鳴野山房書目》（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時，王伯祥寫了大段辨偽文字，一方面指出“此目即清初祁理蓀（孫）《奕慶樓藏書目》，向無傳本，民初湖州人沈韻齋從藏家鈔出，偽署沈復粲鳴野山房之名，經由來青閣楊壽祺之手售出”，揭露此書實由書賈假冒偽托；另一方面則對校訂者的疏忽失察深感意外，“潘景鄭號為知書者，亦墮其套中，為之錄校，古典社遂印以行世”，言外頗有嘆惋之意；最后則交待此事得以澄清應當歸功于陳乃乾的發現，“乃乾洞悉原委，為發其復，事以大白，否則真書偽署，張冠李戴，祁、沈兩傷，不且冤沉千古乎？”

陳氏早年在上海開設過古書流通處和中國書店，深悉舊書業的種種內幕，在《上海書林夢憶錄》（連載于1943年《古今》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七、二十八、三十期，收入虞坤林整理《陳乃乾文集》，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中就揭穿過一些作偽伎倆，并說：“各書店之嘗造偽鈔本及擁有偽藏印者甚多，余不愿發其覆。所以記此二事者，以見書之能銷與否，及業書者之能獲利與否，皆不可以常理測也。”已經明言書賈弄虛作假意在牟取暴利，因此所用手段往往超出常人的想象。在《讀書識小錄》（收入《陳乃乾文集》）中，他還提到另一部《上善堂書目》：“民國初年，吳興沈韻齋毅寓居蘇州，于靈芬閣書肆亂紙堆中，檢得此稿，涂乙不可辨，為之排比，繕成清本。……余于此目，雖鈔自韻齋，未敢深信其傳授有自也。”可見他和沈氏早就打過交道，對其經手整理的文獻是否真實可信也多存疑慮。

陳乃乾在1956年調至北京主持古籍出版社的影印業務，而清抄本《奕慶藏書樓書目》正收藏于北京圖書館，想來正是借助近水樓臺之便才得以比勘察驗。他應該還把查勘的結果告知過古典文學出版社，因為后者在當年六月特意印制過一份《關于〈鳴野山房書目〉的說明》夾在未售出的書中，承認自己的過失：“我社在一九五八年一月出版清沈復粲編《鳴野山房書目》一種，系根據前燕京大學圖書館所藏舊鈔本加以整理付印。出版以后，發現這一書目的內容，完全與明末清初的山陰藏書家祁理孫的《奕慶藏書樓書目》相同。燕京所藏舊鈔本題名《鳴野山房書目》，并冠以沈復粲墓表等，實系張冠李戴，我社初未發現，以訛傳訛，造成錯誤。”在此之后，錢亞新的《祁理孫與〈奕慶藏書樓書目〉》（載《圖書館工作》1978年第4期）也指正過《鳴野山房書目》的題名錯誤，并詳細考訂了祁氏的生平著述；武作成的《清史稿藝文志補編》（收入《清史稿藝文志及補編》，中華書局，1982年）雖然著錄了“沈復粲編”《鳴野山房書目》，在小注里同樣指出“此書實即祁氏《奕慶樓藏書目錄》”，也許都曾受到出版社那則聲明的啟發。

不過與此同時，最初的誤判也通過各種方式不斷傳播。潘景鄭曾將歷年所撰題跋匯為《著硯樓書跋》（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其中已經率先收入《鳴野山房書目序》，介紹自己整理校訂的經過。此事尚發生在真相大白以前，自然情有可原，不必求全責備。但此后《著硯樓書跋》又影印再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甚至增訂為《著硯樓讀書記》（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年），兩者都因循舊規收入了那篇《鳴野山房書目序》，而未作任何編輯說明以提醒讀者。這就很容易導致謬種流傳，比如來新夏主編的《清代目錄提要》（齊魯書社，1997年），自稱所收各書“非清代目錄之全部，而系清代目錄中較完整、較優秀者”，在沈復粲名下便著錄了《鳴野山房書目》，并據潘氏序言介紹相關情況；上海古籍出版社則利用古典文學出版社的排印本影印過一批書目題跋，“原版各冊前之出版說明、序等均予保留”（《〈中國歷代書目題跋叢書〉出版說明》），此書依然署作“沈復粲編《鳴野山房書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毫無疑問都沒有注意原出版社采取過的補救措施以及其他學者所做的考辨補正，其初衷雖然在于為學者提供便利，但以訛傳訛則難免多有誤導。

王伯祥畢生從事文史編校撰著，對古籍整理中諸多“以己昏昏使人昭昭”的亂象自然難以容忍。在批評整理本《天府廣記》的標校失誤時，他就毫不諱言：“邇來坊間重印古籍，多經參校整理，甚或蒐錄有關資料，附綴書后，用備稽核。所謂加工生活，自是佳象。顧標點符號，往往忽諸，竟有毫末之差而謬以千里者。”還借題發揮道：“予向謂不明古籍真諦而濫施標點，貽害較白文更大，蓋白文流傳，尚可使讀者玩索自得，即有舛錯，亦可供學人思適之資，一加標點，即隱示準則，淺人憑以體會，不免導入迷途，識者獲此，徒滋笑柄。又何苦而為此徒費精神于無用之地之事哉。”在糾正排印本《羯鼓錄》的句讀錯謬時，他又忍不住評議說：“近人尊視標點，重于本旨，一似不加標點，此書即無人能讀者。顧又輕忽從事，漫不經心，毫厘千里，往往而是。”對此類本末倒置、逞臆妄為的行為深惡痛絕，這番良苦用心確實值得后人時存儆惕，并引以為戒。只是《庋榢偶識》自身的整理編校也多有舛錯訛謬，如誤《經籍籑詁》為“經籍纂詁”，誤《金駝稡編》為“金駝粹編”，誤《墨子間詁》為“墨子閑詁”，標點的錯誤脫漏更是不一而足，雖說情有可原且瑕不掩瑜，還是讓人在掩卷之余難免有些悵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