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戰地記者成為母親，困守瑣碎日常，會有怎樣的觀察？

2023-09-30 18:59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當戰地記者成為母親，短暫回歸家庭，曾經在職場橫沖直撞的她，困守微小家庭的瑣碎日常，會有怎樣深入的觀察？

今天的三明治薦書想與你分享新經典文化最近出版的《女人的事》。在書中，普利策獎、美國國家圖書獎決選作家梅根·斯塔克，細膩記錄生育帶來的身心洗刷，講述她如何以育兒嫂為救命稻草，在尿布和失眠中尋回自我。這是一場驚心動魄的私人戰事，也是所有女性可能面對的現實。梅根斯·塔克追問家務分工，帶我們看見不被看見的家政女工和無償勞動。

下文摘自《女人的事》，由新經典文化授權發布

我在中國和印度生了兩個孩子。他們是移民的后代，一出生就是僑民——在亞洲世紀即將到來之際，他們成為在亞洲大城市長大的美國人。在海外生孩子并非我的本意，事情就是這么自然而然發生的。

我在能懷孕的時候懷了孕，在當時所在的國家生了孩子。我是記者兼作家。我不想為了生兒育女放棄工作，而我也確實沒有這么做。

我想繼續工作，同時也想要孩子。在沒生育之前，這似乎是件很簡單的事。但后來孩子們出生了。我的丈夫來了又去，忙著工作，他走著我曾經走過的路，走著我們曾經一起走過的路——穿越國家，走遍世界，帶回我從未踏過的道路上的細沙，我能從他的皮膚里嗅見一縷香料、一抹細煙的遺味。

而我呢，留在家里陪著孩子，繼續寫作，一些女人幫我照看孩子、打掃房間，這樣我才能繼續寫作。這些女人和我沒有什么共同之處。她們是貧窮的女性，棕色皮膚的女性，進城務工的女性。

起初，我把她們塞到腦海邊緣。她們對我很重要，主要因為她們能讓我自由。我希望她們開心，但不想知道任何細節。這種局面并沒有持續太久。這些女性來來去去，有時在這兒，有時在那兒。不變的是，我們都滯留在家庭里。對于這種安排的功能性目的，我再清楚不過，但我不確定它是否有意義。

我發現我們家的混亂和瑣碎并沒有真實地反映在任何媒介上。人們通常使用下列幾種方式描述家政工人：她們是毫無內疚感的家庭所做的必要性財務投資；她們既精力旺盛又天真純樸，是無情、無知的富人殘酷剝削的對象；或者——我得說，這是最陰險的說法——她們“親如家人”。

女性的基本經驗永遠被簡化成最粗淺的漫畫。生孩子就是一通尖叫。月經是血。家務勞動是一則童話：灰姑娘被無情的繼母欺壓，但終有一天夢想成真，她成為和善的公主，手下的仆人微笑有禮。

我漸漸意識到，我們的住宅是一個由職場媽媽構成的封閉景觀。這是基本事實。為我工作的最重要的員工——那些改變我的思維、為我的工作掃清道路、將我的孩子當成心頭肉來疼愛著的女性——是一群為了在城里工作、把自己的孩子留在老家、最終在我家落腳的農民工。我們編織了一張由妥協、犧牲和金錢組成的網，而這一切都圍繞我展開——我的工作、我的錢、我想象中一對一公平貿易的烏托邦，但這種想象從未真正實現。

在我還是一名記者的時候，對于那些報道海外戰爭和其他人道主義災難的女性，曾存在一些陳詞濫調。他們過去常說——有時我們自己也常說——我們是某種“第三性”。當然，我們不會夢想成為男人，但我們也被免除了一些束縛——而我們所報道的女性仍然要受到這些約束。

我們可以在街上露出面容，也可以在男女分桌的晚餐上和男人們同桌吃飯。也許一個永遠不會和本國女人直接說話的指揮官會給我們一個采訪的機會。在默認屬性為雄性的新聞機構，與受到新聞事件影響的那些悲痛的母親和憂心忡忡的妻子之間，我們充當一座橋梁。我們既和這些女人不同，又和男人不同。不管我在一個選題上花了多少時間，不管采訪會變得多么親密，我和我所寫的人之間仍然相距甚遠。

他們過著一種生活，我過著另一種。報紙的具體性和新聞的抽象性束縛著我。女性所面臨的特殊問題并沒有影響到我，我個人的掙扎也與我采訪的女性無關。我只是從她們身邊路過。可是在生完孩子后，在和我雇來幫忙的女人同居一室一起撫養孩子后，這種必要的距離開始扭曲和消解。我無法讓自己相信，我在繼續前行，一切都很順利。事實上，情況似乎不太好。有時亂成一鍋粥。

家庭生活的直接和小人物的絕望，令我們幾乎沒有機會隨時質疑自己的選擇。我們暈暈乎乎、跌跌撞撞地穿過一間既是家也是工作場所的房子，在內衣、浴室、喂奶和抱著孩子睡覺的親密氣氛中糾纏。

我們的日常生活被懷孕、墮胎、流產、婚禮、家庭暴力、葬禮、生病的孩子和學費打碎。我的，她們的。全世界女人的那些事情。我們住在一起，生活在一個男人暫時離開的空間。毆打我們和我們愛著的男人，失望和消失的男人。男人的承諾，男人的威脅，男人行為的不確定性。

那些年，我們生活在中國——一個正在崛起的超級大國，以及印度——一個新興的經濟引擎。從人口統計上看，這些地方有減少女性數量的傾向。這種做法并不是政府的主動行動，而是一場廣受歡迎的、半地下性質的基層運動。當然，女性自身也參與其中。與此同時，我們——我和那些住進我家的女人們——卻被留下來忍受所能忍受的一切，讓自己變得愈發古怪。我們的存在和互動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內在行為——在四壁之間，在彼此之間。

我們并非個例。毫無疑問，我們的私人問題在全球各地的家庭中不斷重復著。然而，家務活很少被認為是一個嚴肅的研究課題，連討論的空間都很有限。

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公平的，因為家務就是一切。這是一種無處不在的生理需求，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里，這種需求一直阻礙著女性的發展，讓她們保持緘默。我相信，爭取女性平等的斗爭集中在辦公室和生產廠房里，但我開始相信，第一場且最具決定意義的斗爭發生在家里。當我們在家中承受著不成比例的勞作時——事實上，研究表明所有女性都是如此，養育孩子的那些年尤甚，我們羞于大聲說出來。我們不想抱怨。我們不想給自己的婚戀關系再添上一重負擔。到頭來，承受各種指責留難的還是我們自己。

這種不成比例的勞務安排進一步證明了我們的無能。我們沒有選對伴侶（我們太愚蠢），我們沒有為自己挺身而出（我們太軟弱），我們在自己的家里一敗涂地（我們缺乏戰術技巧）。這些統統證明，我們要么是對孩子不夠投入，要么是對事業不夠熱心，這取決于誰在評判。這些也統統證明——而且證據還在積累——我們做得并不夠。

雇用家政服務是權宜之計，也是一種逃避。整個模式對中產階級沒有任何幫助，只有足夠富有、能夠支付家政服務費用的女性，或者窮得從社會流動性或僅僅是從生存角度考慮這些工作的女性，才會受到影響。

不過，對于負擔得起這筆費用的人來說，請保姆可以減輕父母和婚姻的壓力；減輕雇主和整個社會的壓力。我在網上看到過一些文章，把雇人做家務當作婚姻生活的靈丹妙藥，甚至是幸福生活的秘訣。然而，這些安排是否為家政工人提供了個人滿足感和婚姻幸福——這個細節從未被提及。我想起辭職在家工作后住過的所有房子。我記得那些場景和故事。我認為，應該有人探尋一下，應該有人把這些都寫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