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9日，上海書店出版社和建投書局邀請《單讀》主編吳琦、北京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部教授周尚意和譯者劉蘇舉行《我是誰？段義孚自傳》新書分享會，本文整理自三位嘉賓在分享會上的發言。

《我是誰？》新書分享會現場照片

劉蘇：我準備了一篇小文章，題目叫《段義孚的地理學審美與永恒價值》。人文地理學經常會探討在地理學家的思想里是否體現出對景觀的審美，以及這樣的審美是如何體現出來的。段義孚先生的地理學具有非常強的審美性，這是公認的。但是關鍵在于他的審美是如何體現出來的。那么下面我就這個問題來和大家作一個分享。

段義孚先生的地理學審美源于他之前的很多地理學前輩的思想，也源于他獨特的人生經歷。地理學前輩，比如說像對他影響非常深遠的亞歷山大·洪堡，大家都很熟悉，以及像地質學家鮑威爾等等，都提倡要以明喻或暗喻的手法來呈現景觀的特征，這給了段義孚先生極大的啟發。而與審美相關的人生經歷，則體現為段義孚先生他多年作為“異鄉人”的身份意識。關于地理學前輩對于他審美的啟發和塑造，中山大學的張驍鳴老師有一篇文章叫《論段義孚早期的環境經驗研究及其現象學態度》，梳理得很詳細。而關于段義孚先生獨特的人生經歷對他地理學審美意識的形成，《我是誰？》這本書就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參考資料了。就像人文主義地理學家布蒂默曾經說的，“地理學思想史必須被放在個人傳記的、有人情味的語境下來理解。”所以，體會段義孚先生的思想離不開對他的人生經歷的解讀。在這里我簡單結合一下自己對《我是誰？》這本書的感悟，來談一下他的人生經歷對他地理學審美形成所帶來的影響。

首先，我認為段義孚先生的地理學審美源于他作為異鄉人的身份意識。段義孚先生說：“我以異鄉客的身份在美國居住了40年。”我們可以很直觀地感受到，“異鄉人”的身份意識其實意味著無根，無根也意味著意義的缺失和虛無。而眾所周知的是，段義孚先生卻是一個追求意義的人。當他在異鄉，在遭遇無根的環境中，他對意義的追求體現為對愛的追求。在這本書里他談到了親情、友情和愛情這三種我們普通人最常見的愛。從字里行間我們可以體會到，這三種愛在他生命當中彰顯出來的各種喜悅和悲傷、希冀與失落。對這些愛的尋求，尤其是他對友愛的尋求與珍藏，在很大程度上幫助段義孚先生克服了異鄉人的無根、孤獨與虛無。而這樣的愛，特別是友愛，也被他自己泛化到對環境的審美當中，比如“戀地情結”?！皯俚厍榻Y”的英文原文叫“topophilia”，它的后綴叫做“philia”，原因在于“philia ”這個古希臘的詞根指向的就是友愛。相比于另外兩種愛，它在段義孚先生的人生中體現得更為持久且牢固，我們在自傳中也可以讀出這一點。就像古希臘哲學家恩培多克勒曾經說過的，“愛使事物結合，恨使事物分離?！睂θ说膼酆蛯Νh境的愛，為段義孚先生帶來了歸屬感，幫助他克服了異鄉人的無根性。同時他的這種愛也是通過審美來彰顯的。所以在這本書當中，他描述了對地理事物的審美，也表達出了對人的審美。比如說他把某些人比喻為下到凡間的天使。

在這本書中我們還可以進一步看到，段義孚先生對環境的愛的終極寄托與審美的對象是荒漠這樣一種地理事物，原因在于荒漠指向了段義孚先生所思考的永恒價值。所以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第二點就是，段義孚先生的地理學審美其實源于在無根的體驗和意識中對永恒的追求。如果說我們只在這本書當中讀到前面三種愛：友愛、親情以及愛情，而看不到第四種愛的話，那么段義孚先生的人生或許就不能被完整地理解。我們知道古希臘人曾經將人類的愛分為四種：撫愛/親情（astorgos）、友愛（phileo）、情愛/愛情（eros），另外還有一種可能大家不太熟悉，叫作圣愛（agape）。圣愛就是對永恒價值和超越精神的追求。正是因為思考永恒與超越，段義孚先生的地理學思想才顯得格外浪漫。

就普通的人生經歷而言，在對親情、友情和愛情的記述當中，蜿蜒曲折度比段義孚先生更高的還有很多自傳，就像段義孚先生自己所說的：“我既非美名遠揚，也非惡名廣布，也從未體驗過什么特殊的生活環境，以至于非要用傳記或者自傳來彰顯于世人。”但我們為什么又會不自覺地被段義孚先生的自傳吸引呢？或許原因正是在于段義孚先生一生對永恒價值的追求，能夠回應我們作為現代人遭遇的孤獨感與虛無感，能夠引發我們深層次的思考與共鳴。換言之，一個尖銳的問題此刻也擺在我們眼前，那就是，在今天這個連戀愛和婚姻都躺平了，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的時代里，當身邊的親情也無法令我們感到滿足的時候，在這三種愛都稀缺的時代里，我們作為孤獨的現代人，靈魂的歸宿究竟在何方？段義孚先生是否通過這本書給予了我們答案呢？或者說給予了我們尋找答案的方向呢？

項飆和吳琦曾經合作過一本書，叫《把自己作為方法》，那本書受到很多讀者的歡迎。而我相信段義孚先生也常常是非常謙卑地把他自己作為方法的一位學者?！段沂钦l？》其實就是他把自己的一生作為一個實踐性的樣本剖析給我們看。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當他在經歷了愛情的不可得、親情的逝去和友情的得失以后，他愛的最優先級已經不再是人世間的各種情了，而是無人的荒漠，以及荒漠背后的永恒價值。和其他三種愛不同，這樣的愛（agape）在段義孚先生的文字里是看不到背叛和失落的，反而是牢固而且豐盈的。他幫助段義孚先生在晚年克服了生命當中的噩夢與虛無，超越了人生的遺憾與短暫，讓他得以體會到自我的無限意義，并且能夠流淌出對他人、對環境的審美與欣喜。他說他之所以喜愛荒漠，是因為荒漠讓他體會到對生死的超越，也讓他看見了獨特且可愛的自我與他人。

那么為何會如此呢？原因在于我們每個人之所以愛——按照蘇格拉底的說法——是因為愛可以讓人在愛的對象上看到我們自己。比如我們愛某人，原因在于我們可以在他的身上看到我們自己，如同在愛人的瞳孔里看見自己是一件多么激動人心的事。而當我們愛某種地理事物的時候，也可以從中看見我們自己。就像一句著名的歌詞所吟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而當我們去思考，去熱愛永恒價值的時候，那么自我價值就可以更美好、更清晰地呈現在眼前，被認識，也被肯定。當然這樣的永恒價值并不是那種不可把握的、不接地氣的、高懸在頭上的某種形而上學。因為在段義孚先生的生命里，它既是形而上的，也是形而下的，是可以用生命去實踐的對象，也是可以寄托在荒漠中被審美的對象。

所以我認為，地理學的審美，在終極的層面上離不開兩個維度。第一個維度是對永恒的思考，另一個維度是對自我價值的看見。因此我們才能夠理解段義孚先生為何說他在晚年的時候，對中間尺度的事物不再關注了，比如城市、鄉村和社區，而把關注點放在了兩端：一端是頭上的宇宙，另一端是微小的人類個體。試想當我們去欣賞一座雄奇的山峰，一條蜿蜒的河流，欣賞黃昏時分天邊的落日余暉時，如果我們沒有看見那背后的永恒之美，也沒有從中發現自我的價值，那么這可能就不是段義孚先生所傳達給我們的地理學審美，而這樣的審美也無法回應我們作為現代人或許每天每時每刻正在遭遇的孤獨與無根，當然這也無法回應存在主義最根本的問題，那就是存在還是虛無。你的生命究竟是存在的還是虛無的？活這一生究竟是有價值的，還是無意義的？到底是荷馬筆下的奧德修斯，最終回到了故鄉，還是但丁筆下的尤利西斯在現代性風暴的裹挾下拒絕回家呢？我們都知道奧德修斯和尤利西斯其實是西方文學當中同一個人物相反的兩面，一個代表歸家，一個代表無家。而我相信我們今天的大多數的現代人其實都是無家的尤利西斯，而很少是歸家的奧德修斯。所以在這本書當中，段義孚先生以他的一生作為方法，或許能夠讓我們去思考自身生命中的重大問題。

在段義孚先生去世前兩個月，他給我們發來了一篇文章，是關于“我是誰？ ”這個話題的新理解，這是他在2012年夏威夷大學的演講，放到了這本書的附錄里，如今看來是他的絕筆了。從這篇文章來看，里面透露出來的生命觀或許與《我是誰？》的結尾有所不同。換言之，我發現他在1999年出版的這本書的結尾，也許并不完全符合他臨終前的意愿，因為他的生命其實并沒有像正文的最后一個自然段所寫的那樣，走向了吞噬生命的黑暗。他是用夜晚在高速公路上開車來作比喻的，我想很多人都被這段文字感動了。請大家一定不要錯過書后附錄里的演講稿，里面談到了他發現人生的真正意義究竟是什么。我想整個加起來，或許才是他一生“精神景觀”的完整寫照。

在此我還是想引用段義孚先生曾經在哈斯金斯講座上面發表的一篇演講，叫做“A life of learning”（《致學一生》）來結束我的發言。這篇演講發表于1998年，內容差不多是對《我是誰？》的一個呼應。段義孚先生在這場講座的結尾，像海明威一樣表達出直面死亡的勇氣。他說：

當我走入暮年，我對蘇格拉底的那句名言產生了懷疑，那就是“未經審視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作為一名學者，肯定會審視人生。但是他（她）審視的或許是別人的人生，而不是自己的人生。我可以拿出我全部的精力去研究沙漠的地貌或擁擠的城市交通，而不去反思我自己是誰，以及我如何看待我自己的存在。實際上，關注外部世界或許是逃避自我困境的一種方式。而我的工作方式，表面上看起來是關于“人和環境”的，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卻關乎著我自己的個性。所以，我懷疑我自己是否寫了一篇太過于冗長的自傳。借著看不出什么思路的寫作，審視于是變成了自我審視。而這樣做是否值得呢？這樣做會讓人通向美好的人生嗎？還是說，會像索爾·貝婁相信的那樣，讓一個人希望自己早點死去？于是，我就在這兩種可能性之間搖擺不定。最終，我還是站在了蘇格拉底的一邊，即使是因為未經審視的人生和經過了審視的人生其實都一樣容易陷入絕望；即使是因為絕望——偶爾出現的絕望——正是人性的體現，那么，我也寧愿睜開眼睛去直面它，甚至把它轉變成我的一種視角，而不是盲目地屈服于它，仿佛它才是那個無情的命運。

吳琦：我完全不是地理學科內部的人，所以誠惶誠恐，但因為自己也做出版和書店，編輯為這本書投入了特別多的心血，我也的確非常業余地在閱讀段義孚先生的這本書。首先要代表讀者感謝譯者的工作，持續地把段義孚先生的這么多著作帶到中文的世界。但一個小的遺憾是，段義孚先生的著作在中文出版得太過分散了，分散在不同的時間段，不同的出版社，用不同的包裝營銷的方式，可能不方便對他不熟悉的中文讀者去比較整體地把握它，我覺得這是一個小的遺憾。但不知道未來有沒有這樣的機會，可以看到很完整的段義孚先生的著作，因為他著作太多了，可能還得花一點時間慢慢去整理。

我之前讀過段義孚先生的一些學術著作，比如《空間與地方》、劉蘇老師翻譯的另外一本書——《戀地情結》。我覺得讀《我是誰？》這本書的前后是對段義孚先生的兩個閱讀階段。一開始讀到段義孚先生，首先對我們這種業余讀者來講是一個大的震驚，他是非常淵博的人，這也是為什么地理學科以外的讀者能夠讀進去的一個原因。他不只是在地理學科內部做工作，他所使用的材料、閱讀的廣度是百科全書式的，比如剛才說他會引用索爾·貝婁這種非常文學的參考資料，他也會用伍爾夫、加繆、奧威爾做他自己的研究對象和材料。所以整個伸展出來的研究的臂展，是會讓任何一個學科的學生和老師，只要對研究工作有興趣，都會為之拜倒在地。怎么會有這樣一個淵博的知識結構？這是最粗淺最表面的一個印象。

第二個印象是他非常獨特的寫作風格，這種獨特性跳脫出地理學的范疇，放到整個人文社會學科中，他的文風、他的遣詞造句都是非常獨特的。有一個比較容易的詞形容是很平實，但我覺得可能還有一個詞更準確，就是很老實。他的每一個字句都要有非常具體的對應的關系才會寫。他也不會去做一些矯飾，不太用過度的形容詞，就事論事地寫，一點一點地寫。《戀地情結》里面的一個例子，我印象很深刻。他想來例證像沙漠這樣的環境跟人的關系，以及對人類社會的意義所在。對他來講很可能是非常不經意地寫到了一個論據，為什么沙質的土地和人之間是有關系的？它能產生一種舒適感，是因為沙子會進入人的腳趾，是這個非常具體和細微的動作產生了舒適感。我覺得這種觀察能力和描述能力是非常厲害的，超過很多一流的文學作者。但在他的著作當中看起來就是輕輕一筆。所以我看到這樣的細節的時候，我就會“毛骨悚然”。我會想到一個有那么大知識結構的人，怎么也有這樣細微的觀察和描述能力，用我們日常的經驗甚至是我們日常中都不會以為是什么大事的經驗，作為他描述外在世界的一種方式，這就成為我讀他的另外一種震驚，從一個寫作者或者從一個表達者的角度，你能看到他遣詞造句的天賦。包括他要去構筑人文地理學這樣大的學科范式的時候，他也總是不厭其煩地從特別具體和微小的基本的概念開始作解釋、做重申。比如說人的基本的感官是怎么回事，我們的嗅覺聽覺，或者說一個兒童對于世界的基本感知，對空間的概念，這樣一點一點像搭積木一樣把很高的學術塔搭出來，這背后所需要的耐心，我覺得對今天我們這樣新的讀者來說是很難想象的。

最后一個在讀這本書之前的感受是，這樣的研究工作也讓我覺得很浪漫。書里描述了愛斯基摩人，解釋了人類除開視覺以外的感官，比如聽覺。他說因為看不到地平線，所以愛斯基摩人是通過聽覺和嗅覺來構筑他們的世界的，看不見的風對他們來講是很重要的。光是這一句話，我都覺得浪漫得不得了。我們坐在這兒怎么會去共情愛斯基摩人對于風的感受呢？而且他說在他們的語言里面，光是描述不同狀態的風，可能就有十幾個彼此不重疊的詞語，以此來說明感官對于人的重要性，這一下其實就把人在社會和環境當中的經驗擊穿了。我們也可以說他本身就是一個經驗主義者。他會覺得我們其實一直沒有窮盡地把握人的經驗，但是他又覺得包括他在內的人文地理學者的工作，要把握這些經驗是可能的。這背后是作為一個學者基本的自信心，或者說“野心”。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后，整個人文學科發展當中，好像我們也不太提倡或者不太愿意把這樣的一些雄心壯志掛在嘴邊了，因為好像歷史已經或者說社會狀態已經進入到了一個新的環節。這個是我之前在讀《我是誰？》這本書之前對段義孚先生的了解，完全是從紙面上讀到的形象，好像是很遙遠、高不可攀的形象。

自傳其實是很危險的，有時候讀完自傳會證偽一個人的很多表述，因為會發現他的行為跟表述之間可能有巨大的裂縫，甚至完全相反，或者人為地給自己制造很多別的光環。但是《我是誰？》就非常奇特。首先它給了我們很多的參考材料去理解段義孚先生是誰，他的為人，他為什么是這樣的性格，他為什么這樣做研究，他為什么對地理學有如此的興趣，以及為什么是用這樣的方式來研究它。另外他好像又把自己甚至把傳記本身都問題化了。他寫這本書的時候一直在追問和懷疑到底什么是傳記，我為什么要寫傳記，我要寫一本什么樣的傳記才是一個好的傳記。就像剛才劉老師念的那一段，他可能到生命的最后，他還是在反思這件事情：我這么寫是好的，是對的嗎？它對于自己想追尋的目標是不是契合？這樣的追問一直貫穿全書。我們一般人開始想要寫傳記或者被寫傳記的時候，其實內心都有一個欲望——我希望我的一生已經被蓋棺定論了，并且有頗為光鮮的標簽能夠貼在身上或是墓志銘上。但我覺得段義孚先生一直在給自己身上畫問號。我覺得這樣把自己重新問題化的傳記寫作，是我在此前閱讀傳記的經驗中很少遇到的，所以讀完之后一是覺得他這個人變得更清晰了，另外也大概有一點蛛絲馬跡，知道他為什么會想這么做學問。此外他不斷地在自我反思，其實他已經很厲害了，你用任何的外在的內在的標簽來標識他的研究和成就，沒有人可以說什么，但他自己永遠在后面追問。而且他追問的方式，用他在傳記里的話說是一種螺旋式的認知結構。他不斷在從外部世界攝取的知識和自身親歷的一些生命經驗之間做折返和驗證。而他似乎認為，所有的知識只有經過這樣的驗證，它才真正是可靠、有用和所謂永恒的。這是他給自己加諸的一個很重的任務，他對知識，對何為一個好的人，始終是有重負的，因為一般人不會給自己強加這么高的要求。這樣的過程，解釋了前面提及他的學術著作中有“一邊是浩瀚的宇宙，另外一邊是小小的灶臺”的特點。他不斷想盡辦法打通二者，而不是讓二者南轅北轍、彼此沒有關系，他也希望自己的人生和研究工作產生關系。但想做中間的橋梁是非常困難的，這個困難不僅僅是說對意志的考驗，而且是對能力，對究竟掌握多少知識，怎樣去進行各種轉化的考驗。所以我覺得他身上自我反思的性格，會提供一個很重要的基礎，是一個思維的慣性。

第二，前面說到他建構的宇宙是很世界主義的，他也很愿意這樣來說自己。但是我通過讀這本書，我發現他的世界主義其實也有先后順序，或者說也有不同的層級和權重。就像他說，大部分人是從自我走向世界，從一個什么都不懂，對世界沒有認知、沒有感受、沒有觀察的人慢慢地社會化，然后知道外部世界怎么回事，開始參與和受到影響。但他一出生就在世界主義的環境中，而且是一些影響世界的大事，像二戰、日本侵華，這是他成長的背景。他的家庭環境，包括他與父母交往的環境，也一直都是談笑有鴻儒的，都是談大的問題。所以他眼中的世界一開始就是很大的，后來他在研究工作里才慢慢地去認識自己，他有一個反向的過程。我覺得這樣一個過程可能會造成一個特點，或者有一個跟我們思維不太一樣的習慣。他對自我的世界，或者對一個小世界、對一個地方的世界反而是更充滿感情的。剛才劉老師也說了，可能他的生命一開始就有很大的缺憾，他的親情、友情，也包括愛情，這部分的世界始終沒有得到充分的滿足，不像更多的人一樣，我們首先是滿足自己的小愛，然后再去追尋大愛。他一開始就出生在了一個大愛和大恨的世界，之后再去慢慢填補這些東西，這使他永遠去追尋和在意小的部分，或者可以用“地方感”或者“地方性”這些學術概念去描述，但我猜測這和他內在的情感脈絡也有關系。另外，這也會使他對普通人的感情、普通人的視角非常重視，就跟他重視自己的感情和感受一樣，所以雖然我們看到他的書的架構都是大開大合、非常宏偉，但他也明確強調過，只有在一個地方性的環境中，人才會真的給你情感支持，社會性的需求才可以真正支撐一個人，使他成為自己。所以我覺得他對于我們對周圍地理大世界的關注是很重要的一個起點。這可能也是段義孚先生他自己用這么漫長的一生展示出來的一個遺憾，我想他的內心一直是有缺憾的。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收獲是，我發現他是一個如此害羞、內向、格格不入、不太社會化的人，他在一些社會性的場合中非常不適應，就很像今天流行的人格測試中的I人，是非常內向的敏感脆弱的人，我覺得他是這樣的代表，不管是對陌生人還是對他親近的人、父母、內心喜歡的人，他都要通過講述洪堡等別人的故事，他不好意思直接說其實他是這樣想的。這也是今天我們能共情的一種人格，在一個非常叢林化和功利化的世界中，他們是不太有什么機會的，會受到壓抑，被排擠到邊緣的位置。但恰恰是段義孚先生在學術上的工作，和他自己展現出來的能力，給了我們一種參考，我們平時也想不到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克服自己的內向個性。他書里非常聰明地寫到，他知道成為一個好人可能對他的健康是有害的，我覺得這個判斷非常高明，在任何一個社會階段當中成為一個好人，其實都對自己沒有什么好處，你最好是一個自私的人，可能還有一點自我保護的能力。但是他把這個問題轉化成了學術研究的問題，因此他和成為好人或者什么是更美好的生活這些問題保持了比較安全的距離，因為它成為學術研究的問題了，所以未必用它來指導自己全部的生活，但是又沒有斷絕和好的價值、好人之間的聯系，所以他通過這樣一種非常聰明的智識上的轉換，解決或是安放了作為忠于自己，同時又想在社會上有所付出的角色。更重要的是，他展現了比所謂藝人或場面人更堅韌的樂觀。他相信人文地理學者的工作是可以去描述人類經驗的，他也認為批判學派的學者們把批判學派的知識無限放大，但是忘記了人類社會當中美好、燦爛的部分。當然這和他的宗教信仰也有關系，他對此有著非常堅定的信念感，這個很難從他身上剝奪，他始終有一個穩定器，所以不管他遇到困難，對人失去信心，都有這樣的信念感作為最終的支撐，我覺得這個很重要。段義孚先生在漫長的一生中，不斷地學術研究、著書立說、與人交往。一個內向敏感的人，依然可以給他人、給專業學科、給社會帶來非常充盈的生命力。我覺得，一個在角落里的人也可以有非常宏偉的創造，尤其是《我是誰？》這本書，讓我看到了這樣的答案。

周尚意：我先從這本書的封面開始說起。拿到書的各位讀者可能沒見過英文版的封面，它與中譯版封面有很大區別。原書封面采用段義孚先生提供的他一生中不同時期的照片。而中譯版的封面設計師很用心。我們看到封面上有兩個人，一個是段義孚年輕時候的一張照片。另一張是一個人的外輪廓，中間有縱橫的直線。作為地理人，我直接把這些線看作經度和緯度。這是長期地理研究的認知經驗，讓我自帶一個看世界的地理透鏡，封面設計師或許是用這些經線和緯線，象征段義孚先生是嵌在地表某一個位置上的。人們可能會有空間移動，但是每次移動都會落在新的位置上。人們站在時空坐標的節點上，才能更好地思考：我是誰？我想可能美編和編輯選擇確定這樣的封面設計方案，意在提請每位讀者，在打開這本書的時候，一邊讀段義孚先生回答他是誰，一邊也要想自己是誰。

《我是誰？》書封

我們每個人的生命都是非常短暫的，在宇宙當中最后是塵歸塵土歸土。有一種說法，人有三條命：第一條命是自己的身體，也就不到百年。第二條命是在親友的記憶中延續，無論他們是愛，還是恨，這條命也就是一兩代人。而第三條命是思想的延續。有些人的第三條命可以延續千年，如孔子的思想已有兩千多年歷史，類似的是希臘先哲的思想。作為一個學者，我希望發現段義孚先生的思想可以傳承和發揚的內核。他留給我們最精華的東西是不是在這本書里？我自己認為，部分在這里面，更多的是在他所有的著作里面。目前需要后人全面總結段義孚先生一生的學術精華。

下面說說我和段義孚先生的交往。我自認為自己是個笨人，和別人聊了半天，不能準確地抓住對方的要旨。假設我跟段義孚先生聊天，聊完之后回去跟家人復述我跟段義孚先生聊的內容，雖然我可能八九不離十地復述下來對話，但是我不能把這段對話背后的思想精髓提煉出來。段義孚先生講課和聊天有共同的特點，即找到與對方共情的平凡事情。正如吳琦先生提到的書中的兩個片段。其一，赤腳踩上沙丘，沙子從腳縫中滲上來。當我們看到這段文字也會喚起那種奇妙的身體感覺；其二，從愛斯基摩人可以聽到各種各樣風的聲音的能力，我們會驚嘆他們有如此敏銳的分辨力。我自己認為，段義孚先生寫到的這兩個片段，意在強調人們對于世界的敏銳感知。既要身處壁爐（或爐臺）來思考，也要跳到宇宙層面來思考。當然，我認為段義孚先生感悟世界的尺度還有介乎壁爐和宇宙的中間環節，尺度是連續的、過渡的。他強調只要是人，我們對世界的感知就會有共性。比如說，我們的嗅覺不如狗，聽覺不如大蠟蛾，我們人類對世界有相似的感知閾值范圍，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會對世界產生共通的感知認識，這也是人類地球知識可以共享的共同基礎之一。目前科學所做的一些研究，有些已經超出人的感覺范圍。我批判自己曾經寫過的一篇文章，該文建立了北京肯德基店空間擴散模型，發表在國內最好的地理刊物《地理學報》上。模型的空間自變量是極坐標。作為三維空間存在的我們，很難理解什么是極坐標。如果我不用這個自變量，而是用平面坐標、市場等級、距離中心的半徑距離，擴散模型無法通過檢驗。采用極坐標可以通過檢驗。這時從科學角度看，建模是完美的，但這種完美已然不是我們人能理解的了。再比如說，數學家定義的角有四千多種，但多數的角都不是我們作為尋常人能夠理解的。所以段義孚先生強調，地理知識應是人都能理解的空間經驗。

與共情相反的是人的差異性。人和人感知世界是有差別的，這更為重要。我們的人生經歷告訴我們，一個人即便再有錢，但是感知的只是地球的一角。洪堡繼承一大筆遺產，可以跟著遠洋的船到南美考察。最近北京大學出版社出了洪堡的《宇宙》的第一卷，余下幾卷還將陸續出版。洪堡考察時畫了很多彩圖，在19世紀，套色印刷成本非常昂貴。出版社說他們干不來，洪堡答：我有錢，必須出彩色版的，最后耗盡了家財。即便是交通發達的今天，人們人生看到的世界還是有限的一些地方。不管是地理學家，還是普通人，即便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觀察到的世界也還是很小的一部分?；谟邢薜慕涷灒覀儗κ澜缫欢ㄓ懈髯缘睦斫?。我們地理老師，即便去同一個地方，每個人的感受也會不一樣。這也是段義孚先生強調的，當然也不是他的首創，索爾也意識到這點。

理解段義孚先生的思想，是要在地理學術史的坐標中來認識。我在本書推薦序中說，可以把這本書當段義孚先生的自傳來閱讀，但還可以將之作為地理學術著作來閱讀。雖然許多人覺得地理不會改變我們的生活，但是我們真的離不開地理。亞歷山大·洪堡在創立近代地理學的時候就說道，人們認識世界是要把世界劃分成本書封面中的這些小格子來認識。讀此書時，我們自己會問自己，未來寫自傳的時候，畫出來的格子有多大？因為格子的大小代表著你看到的世界的大小。我們希望自己不只是說出小格子中的道理，還希望對于小格子的小愛，還能延展出大愛，我愛腳下這片土地，同時還愛整個地球。這就是地理學的尺度坐標。洪堡雖然說，人們要不斷地細分格子來認識世界，這便是地理學的降尺度思維，但是洪堡還說了另一個更重要地理學思維，將世界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這便是地理學的升尺度思維。我在課堂上常舉一個例子，人們欣賞美女時，常會將面容分解描述——柳眉杏眼、紅唇皓齒。人們看世界也可以這樣分解觀察，但最后我們要回歸到一個整體水平上，將各個元素加在一起的方法尤為重要。段義孚先生說，理解世界的方法是把所有感知的東西統合在一起，最后來判斷這個世界該不該是這樣，我自己該不該這樣生活在世界上。他的思考與洪堡沒有本質差異。

洪堡之后，德國地理學派昌盛。在19世紀后期甚至在20世紀初期，整個對近現代地理科學有杰出貢獻的地理學家，大都出自德國。其中有一位我特別推崇的學者，是赫特納（Alfred Hettner）。他說地理學研究可以分為“一橫一縱”。“一橫”是指小尺度空間與大尺度空間之間的相互關聯?！耙豢v”是指在一個地點中各個要素統合在一起的路徑。之后，他的思想傳到了英美。在英美學界有一個知名的學者，叫約翰斯頓 （Ronald Johnston）。他主編了很多非常流行的書，比如Geography and Geographers，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Philosophy and Human Geography。他在《哲學和人文地理學》中也提到了“一橫一縱”。我最早看到Ron的這本書時，覺得他說得真好。后來回看1980年代我買的赫特納著作《地理學》時，發現赫特納早已提出來“一橫一縱”了。Ron是重申了赫特納的觀點。而學術觀點就是這么一代代接了下來的。今天學術界的原創，實際上還是要與前面有一個對話。

有一個美國地理學家，公開質疑德國的區域傳統，他叫索爾（Carl O. Sauer）。他從芝加哥大學博士畢業后，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執教。他指出地理學過去注重研究區域，赫特納是代表人物。區域學派的基本分析邏輯是，將區域作為了一種重要的自變量，離開了對區域的理解，就不可能知道一個新事物進到某個區域之后，是被抵制，還是被接受，被改造。區域本身對任何一個事情的發生和發展都起著重要影響。但是索爾卻說，地理學主要研究的不是區域，而是景觀（landscape）。景觀一經表達，就已經是人對世界的認識結果，因此不存在著已經被描述的客觀景觀。所以他提出了新概念——文化景觀（cultural landscape）。一個人對世界的描述，決定了他在世界中行動的方法。比如說，在白人殖民者來到北美之前，印第安人對當地景觀有一套描述，從而有一套利用形式。而白人殖民者和印第安人對同樣的土地，卻有徹底不一樣利用形式。盡管這里的土地、氣候都未曾變，但是白人對其描述卻不同了。他提出這一觀點之后，創立了文化地理學的景觀學派的研究進徑（approach）。

索爾的這個觀點是與美國中西部學派（middle west）的傳統對立的。當時中西部的芝加哥大學、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明尼蘇達大學的地理系都屬于這個學派。那里的教授們受赫特納區域學派的影響。景觀學派和區域學派之爭持續了很長時間。2019年我在英國參加皇家地理學會會議，在會議的書展上買了Agnew和Duncan合編的The Wiley- Blackwell Companion to Human Geography，書里有很長的篇幅介紹兩派之爭。最后兩派互相爭論的結果是，兩條進路都很重要。人們要研究每個區域的獨特性和整體性，必須采納多要素綜合的景觀方法；而景觀綜合的目的是要找到特定的區域。

段義孚先生開創的人文主義地理學與這兩派有什么不一樣？段義孚先生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讀博士時，曾經上過索爾的課。他在上課的時候不同意索爾的觀點，覺得索爾太關注一個區域，尤其是鄉村地區。他交的一個課程作業與索爾的分析邏輯完全不同，當時他還覺得索爾不會給他好成績，結果索爾給的分數是A。他覺得這位老師很棒。因為老師認為，即便這個學生不同意自己的觀點，但是卻有意識建立一套新的分析邏輯。所以段義孚先生很感謝在他在伯克利遇到像索爾這樣的好老師，既有指引，也有寬容。

人文主義地理學的邏輯基礎是現象學和存在主義。過去我們曾認為，人文主義地理學派強調主體差異，其實這還不是重點。索爾的文化景觀概念已經是強調主體差異了。人文主義強調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其中包括基于身體的經驗。所以《我是誰？》中全都是日常的瑣事，是我們所有人都能遇到的，或者是大同小異的。他沒有講到宏大敘事，以及重要的歷史時刻（historical moment）。他沒有親歷“九一八事變”，也沒有參加淞滬戰役，甚至沒有遇到日軍轟炸重慶。但是他講述了母親帶他們幾個孩子逃離上海的經歷，以及他在重慶看到出殯的場景。這些真實的經歷，仿佛帶我們進入那個風雨飄搖、戰火紛飛的歲月。恰恰是日常生活的日積月累，改變了我們對親歷世界的認識。同時也建立起世界的坐標，看到在這個坐標中的自己。現在歷史學研究也開始關注日常生活了。這種日常生活恰恰是能夠讓我們共情的，比如親情、愛情和友情。人們在面對危險和面對疾病的時候，若獲得一份情感支持，都會銘記一生。這就像段義孚先生在本書里講到，某次他夜路單獨開車、某次生病，都獲得了一份珍貴的情感支持。

這兩個“故事”詮釋了段義孚先生強調的美好生活。他在夜路獨自駕車，前方車的尾燈讓他感到并不孤獨，這種無聲的陪伴，也讓他獲得了一份溫暖。有一次他生病，打電話找許多人陪他去醫院，多數人都有各種事情無法來陪他，而一位同事開車帶他去醫院，他感到非常溫暖。還有同事薩克（Bob Sack）的兒子約書亞打來電話，說要準備跟段義孚先生一起吃飯慶祝段義孚先生的生日，見面時知道這個小孩子當時正在生病中。一個孩子在病中還記著一個長輩的生日，吃飯前還特別精心地打扮了一下，說明他非常重視一起吃飯這件事情。段義孚先生覺得這個孩子給他的愛，令他一生難忘。所以盡管我們在看段義孚先生的文字，但其實是在看自己，他在講述“我是誰”的話題，我們自己也會問自己“我是誰”。美好生活是在不斷追問自己是誰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段義孚先生講的是有情感的地理，所以人文主義地理學和前面提及的地理學流派是不一樣的。段義孚先生和這些人文主義地理學先驅對整個地理學，或者對所有地理學之外人的影響是，希望人們在創造地理知識的時候，能帶上人性的情感。       

《我是誰？》是段義孚先生年近花甲時撰寫的一本書。他出身精英家庭，能夠享受優質教育，求學之路平坦，畢業后順利獲得大學教職。在美國，評價大學教授學術生涯是否成功的一個標志是，此人能否不斷被更好的大學“挖走”。段義孚先生就是如此。他一生衣食無憂，也沒經過社會的大風大浪。學術出版沒有遇到阻礙，不像我們的高?，F在的年輕教師，總擔心投稿被拒。段義孚先生在很年輕的時候就被邀請撰寫介紹世界主要國家地理的系列叢書之一China，北大出版社的中譯本名為《神州》。在段義孚先生學術生涯的后半期，總有出版社盯著他有沒有新書稿。我當年參加他《逃避主義》一書發布會時，他說這是他最后一本學術著作了（發表在《我是誰？》之后的一本）。我以為他要休筆了，結果他后面一本接一本地出版新作，他一生的經歷雖然不會成為被傳頌的勵志故事，但是書寫地理的獨特方式卻能流傳。

不少國內外學者對段義孚先生學術思想持不同立場。有人委婉地說，他一直獨自駕駛著自己的學術戰船（steering his own ship）。這既是贊揚，也暗示著沒有人加入他的隊伍。學術界對段義孚先生等人提出的人文主義地理學方法的主要質疑是空間尺度太小，并很難用經濟地理學分析貿易、資本、人力流的方式，將小尺度空間整合到大尺度空間中。面對這樣的質疑，段義孚先生用《分隔的世界和自我》（Segmented Worlds and Self）做回應。在那本書中，他解釋了個體是如何嵌入到世界中的?！段沂钦l？》也展現了他如何嵌入到世界中的。人們很難一下就理解遙遠地方的事情，只有當一條思維邏輯線（包括情感邏輯）將個人與他人連在一起后，才能理解他者。比如，我們為什么要關心太平洋的島國湯加，當我們知道自己的碳排與全球變暖、海平面上升有關，進而與這個島國的人將面臨家園喪失、背井離鄉的悲慘未來有關，就會產生對他人生命的關注。這個世界是彼此聯系的，今天我求助于你，明天你求助于我，大家實際上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段義孚先生常將最小的place定在家（home）的尺度上，也就是他講的爐臺（hearth），但人總歸還要出門，出門的時候你就會遇到鄰里區（neighborhood）的街坊，如何處理自己與街坊的關系就是一個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問題。在中國許多地方，村和村之間的關系是水利聯系。今天我允許鄰村挖的水渠經過本村，明天鄰村讓本村的排洪溝從他們村經過，這樣村落之間的命運就連在一起了。我有一個學生，家在山東一個尋常的村莊。在她提交的作業“家鄉文化”中有一個好例子，我后來將之作為講授人文主義地理學的素材。她寫道，村子里有一家翻新住宅，把原來的一層，改建為兩層。房子式樣新潮，有大大的窗戶。結果村里人都不開心。不是因為嫉妒別人有錢蓋了新房，而是因為二層的房子就像一個瞭望哨，可以看到鄰居的院落，而院落原本是各家的隱私空間。如果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就不會出現這種房屋翻建的情況。按照這樣的邏輯，人文主義地理學的方法是可以將小尺度單元嵌在大尺度單元中的。段義孚先生雖然皈依了基督教，但是中國古代文化對他的影響還很明顯。未來我會挖掘一下中國文化對他思想形成的影響的例證。他在《逃避主義》一書中提到的“仁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就是儒學思想的體現。

今天人文主義地理學依然面臨著挑戰，很少有學生和學者按照這種進路治學。背點既有的地理知識和技術方法很容易，但要求學者感悟這個世界就很難了，對于理科生或許更難。1999—2000年，我在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做訪問學者。當時系里還有兩個北師大地理系的畢業生，一是我的同班同學朱阿興老師，另一位是比我低兩屆的姜紅老師。姜紅老師原來的學術興趣是GIS，到此校工作后，就被段義孚先生、薩克先生等教授吸引，后來興趣轉向人地關系。朱阿興教授有一次私下跟我說，實際上段義孚先生這派的研究不是一般人能夠仿效的。段義孚先生寫《我是誰？》，我估計標題也與一部著名的音樂劇《悲慘世界》的主題歌“who am I”有關。雨果思考的問題，也是所有人需要思考的問題。

2015年我去參加美國地理學家聯合會的年會（annual meeting of AAG），我的一位忘年交布朗教授（Prof. Stanley Brunn）捐獻給AAG一筆錢，設立一個地理學創新獎（Stanley Brunn Award for Creativity in Geography），獎勵對地理學有創新貢獻的學者。這位老先生一生節儉，省下的錢都給需要幫助的人，例如給阿巴拉契亞山區破敗礦區的視野礦工。地理學創新獎每年頒給一位學者，第一屆就頒給段義孚先生。那天我在會議酒店的大廳碰見布朗教授，我對他說：您設立的地理創新獎是一件好事。這時段義孚先生正好走過來，我對他說：聽小道消息說他獲獎了。段義孚先生是人前羞澀的那種人，聽我提到他獲獎，只以微微一笑作為回應。換作他人，多數會說兩句客套話。AAG委員會將段義孚先生確定為第一個獲獎人，是因為他一生都在不斷地突破自己。

那么接下來我就要說一下來段義孚先生如何用一本接一本的著作來突破自己。劉蘇和吳琦兩位先生說得特別好，了解段義孚先生的思想，僅讀《我是誰？》這一本是不夠的。我們要把他所有的著作都讀一遍，而后才能夠體會什么是人文主義地理學。我自己的讀書經驗也是這樣，比如要了解結構馬克思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哈維（David Harvey）的思想，就要讀他的全部著作，如果只看《地理學中的解釋》，就會以為他是實證主義地理學的擁躉。其實他后來與實證主義地理學決裂，轉到結構馬克思主義地理學的進徑上。他也是不斷在突破自己的學者。段義孚先生過世那天，朱阿興教授通知我，我非常悲傷……我這個愚笨的人，如果有問題再想請教他，再也沒有機會了。而今，關于段義孚先生學術思想的全部答案都只能從他的著作來理解，但更多的學術思想隨著他生命逝去被帶走了，這是巨大的遺憾。我們每個人讀《我是誰？》，或許會想自己怎么做才能更像“人”，怎么能在短暫的人生中做一個快樂且充實的人。段義孚先生正是用不斷的創新充實自己，并快樂著。

2017年，我和段義孚先生的會面，竟成為最后一面。那次他給了我一個新啟發。當時我和白凱教授、孔翔教授一起去他住的養老院，與他一起吃了午飯，邊吃邊聊。他專門給我們講了“仁”字。仁字的繁體和簡體一樣，所謂的“仁”就是在兩極之間做選擇。我理解，人在紅塵和田園之間的選擇也是“仁”的思考。人在世上，要在多重關系中找到平衡，不斷發展為更為自由的人。而地理學者關注空間營造（place making），我們要營造能夠讓大家覺得世界更美好的空間。所以今天我們既要營造美好的城市，同時還要鄉村振興，當我們需要回到鄉村的時候，鄉村是我們內心中的鄉村，不是那種凋敝的、破爛的，而是生活節奏舒緩，有更多機會親近自然的空間。段義孚先生在《我是誰？》中說，他比較恐懼熱帶雨林，他覺得沙漠相對好些。在《我是誰？》后面的《逃避主義》中，段義孚的觀點發生了變化。他指出人們既恐懼自然的威脅，又敞開身心欣賞自然的挑戰（如自然探險）。因此說這個世界沒有雨林或沒有沙漠都不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