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島核災難給核電的未來蒙上了一層陰影。

聯合國和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為日本政府采取最廉價的處理核污水的方案背書，將大型儲水罐中的130萬噸放射性水傾倒入海。福島第一核電站污染水的第一輪排放于8月24日至9月11日進行，共排放了 7788 噸。第二輪排放于10月5日至23日進行，共排放7810噸。第三輪排放于11月2日至20日進行，總量為 7735 噸。第四輪排放計劃于2024年2月至3月進行。據日本放送協會（NHK）報道，7800 噸相當于10罐核污水的容量。2011年福島核泄漏事故后，共建造了1000 多個儲水罐。換句話說，三輪排放僅清空了約30個儲水罐，更糟糕的是，2011年嚴重損壞的兩個反應堆，尚未開始從化成廢墟瓦礫的反應堆建筑物中清除核燃料棒，因此需要繼續用水冷卻暴露在外的核燃料。因此，一邊清空儲水罐，把核污水排放到海洋中，另一邊，卻每天仍在產生更多的污染水。 

此外，根據東京電力公司（TEPCO）的數據，從福島第一核電站清除核燃料碎片以及拆除周圍建筑物，將產生45萬立方米的放射性廢料，而在未來10年的報廢工作中還將產生80.5萬立方米的放射性廢料。東京電力公司估計，拆除所有四個核反應堆將耗時40多年。

目前，日本沿海地區有33個可運行的反應堆，其中10個正在運行。此外，7個反應堆已獲準重啟，另有8個反應堆的重啟申請正在審查中。然而，2024年1月1日，能登半島地震又加深了人們對核電的焦慮。  

2023年8月24日，日本政府開啟計劃長達30年的核污水排海第一階段。一周后，我們再次親身前往福島調研。

劉健芝（左）與薛翠（右）攝于福島核電廠排放核污水之大海堤岸，距福島核電站3公里

2011年3.11福島核災發生之后，我們持續關注日本民間團體如何應對核災難，分別在2012年及2015年往福島實地調研；2011年、2019年、2021年，在全球大學和嶺南大學主辦的南南論壇上，邀請科學家、學者、新聞工作者、社會活動家等，從地緣政治、生態環境、民生經濟等角度，探討福島核災難乃至核戰等議題；劉健芝、黃小媚、何志雄合寫了兩本繁、簡字版書籍：《福島/輻島 : 十年回首詰問》與《福島/輻島：核電是福是禍?》，英文版也即將出版。

2023年亞太資源中心（Pacific Asia Resource Center，PARC) 舉辦成立50周年國際會議，會前組織福島調研與座談會。我們應邀參加，全程實地了解日本民間戰后綿延不絕的反戰反核、推動和平的運動。1973年，日本著名社會活動家武藤一羊（Muto Ichiyo）, 時年42歲, 與三位友人創辦PARC，批判資本主義與軍國主義，反對美帝侵略越南，促進人民交流團結，尋求國際和平發展，經常組織調研、舉辦講座、策劃課程，出版報告等，后來，致力推動“21世紀人民計劃（People's Plan for 21st Century, PP21）”。武藤老先生在2023年時已是92歲高齡，是PARC碩果僅存的創辦人，獨自乘火車從橫濱來東京參加紀念會。我們與武藤相識逾三十載，長期合作無間，2024年將出版其文集。

劉健芝（左）、武藤一羊（中）、薛翠（右）

在福島，我們參觀了數個紀念福島核災的博物館，有日本政府策劃的，也有民間自發組織的。官方資助興建的博物館規模宏大，美輪美奐，可惜，對于重要問題比如清理熔融爐芯的難題完全回避。場館內大大的屏幕顯示至今參觀人數有20多萬，可見官方的立場如何通過主流渠道來傳播。

對比民間不同階層自發組織的微小的展覽館，兩者規模十分懸殊。然而，我們用心聆聽那在野蠻資本和權貴所堆砌的論述中，依然發出一絲一縷微弱卻綿長的民間抗爭的聲音，借此傳遞無核之火，促進跨界共情互助，點滴匯成人民團結的力量，攜手力挽核污之狂瀾。

寶鏡寺警世箴言

福島縣雙葉郡楢葉町有一座小山，山上有一座擁有六百年歷史的寶鏡寺（Hokyoji Temple），寺內一碑一火一館，體現了佛教凈土宗高僧早川篤雄（Hayakawa Tokuo，1940-2022）入世反核的事跡。

名為 “伝言館” 的博物館外面，是一座名為“核事故遺憾與寄語”的紀念碑，建于福島核事故十周年，即2021年3月11日。早川作為寶鏡寺第30代住持，與同樣投身反核運動的立命館大學名譽教授安齋育郎，寫下警示世人核禍之碑文：

關于核能的遺憾之碑與對未來之啟示

40 年來，我們一直在抵制核工業和政府的暴政，卻未能阻止核災難的發生。

核電暴露了其極端危險的本質，剝奪了我們祖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我們要讓世人知道，憑借科學的力量和對生命的無限熱愛，鍛煉思維、運用智慧、團結起來、勇敢面對不合理的計劃是多么的重要。

紀念碑旁邊，豎立了一座“廣島長崎-比基尼-福島”燈，里面點燃了從上野東照宮引入的"廣島長崎非核之火”。伝言館寄語吸取廣島長崎-比基尼-福島教訓，專門收集核爆、核災、訴訟等資料，借此向未來傳遞非核的信念。

劉健芝（右）與薛翠（左）攝于寶鏡寺一碑一火之間：“核事故遺憾與寄語” 紀念碑與 “廣島長崎非核之火”。

非核之火

1954年3月1日起，美國在太平洋馬紹爾群島的比基尼 （Pikinni Atoll）及埃內韋塔克 （Enewetak Atoll）兩個環礁進行了城堡行動（Operation Castle）核子試爆實驗，這是美國在大氣層核試驗中試爆的最大核彈，威力千倍于投在日本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結果造成嚴重的放射性災難，馬紹爾群島平民、駐扎環礁上的美軍以及日本遠洋鮪魚漁船“第五福龍丸號”（Daigo Fukuryu Maru）都受到了嚴重的輻射污染。當時日本有23 名船員受到輻射，6 個月后的 9 月 23 日，無線電報務員久保山愛吉（Aikichi Kuboyama）死亡。這一事件成為日本反核運動的起點，延續至今。

早川警示："我們決不能讓同樣的事情重復發生。 我們要繼續傳遞非核之信息。” 自1972年以來，早川篤雄就參與反核運動，1977年擔任寶鏡寺第30任住持，繼續躬身力行入世追求世人解脫核禍。

早川的經歷與思行，是一位良心智者的典范，在日本民間備受尊崇。

磐城市古滝屋 “原子力災害考証館”一角，追念早川篤雄

早川在磐城市當過多年的高中老師，當時磐城市的污染問題十分嚴重，他組織成立“磐城市高中污染問題研究會”。1971年，東京電力公司（東電TEPCO）在福島的第一核電站開始商業運營，就發生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事故，東電還被指控偽造和編造數據，隱瞞險些引發嚴重事故的事件。接著，楢葉町建立了第二座核電站。早川認為核電站是新污染問題的根源，于1972 年加入了 “保護楢葉町免受污染村民協會”。

1973年6月25日，第一核電站1號反應堆發生了日本核電站開發以來最大的放射性液體廢料泄漏事故。9月18-19日，在東電福島第二核電站反應堆安裝公聽會上，早川發表關于東電福島第二核電站放射性廢料的管理和處理計劃的聲明，譴責東電的安全管理體制薄弱，并不負責任地締造核電站 “絕對”安全的神話，漠視居民意見，令人產生強烈的不信任感。1975年，有人提起訴訟，要求撤銷福島第二核電站的設置許可，早川加入了原告的行列。

隨后發生美國三里島核電站事故，而切爾諾貝利核事故更加震驚世界。1986年，早川參加了關注核電民眾運動全國聯絡中心，呼吁在核電站采取安全措施。該提案于1992年被最高法院駁回。對早川來說，這場運動是抵御重大事故的“唯一安全閥”。1995 年大地震后發出“核災難”的警告時，早川等人呼吁在發生地震和海嘯時對核電站采取防災措施。

2005年2月，早川指出東電承認福島核電站無法抵御智利海嘯級別的海嘯。然而，對村民一再提出的采取嚴厲防范措施的要求卻置之不理。福島核事故發生后，寶鏡寺人員被迫撤離。早川身為寶鏡寺住持，還經營智障者之家，約100人，其中一些人在撤離過程中死亡。2012年，早川擔任原告團團長，向福島地方法院磐城支部起訴東電，要求東電對撤離行為負責。2022年3月最高法院駁回東電上訴，勒令其向原告賠償超出國家賠償標準的共約7.3億日元（約合人民幣3750萬元），并作出道歉。原告代表早川接下道歉書，提出要求說：“希望基于客觀事實，查明未能防止事故的原因和責任方。” 同年12月，早川離世，享年82歲。

早川十分敬仰日本革命詩人八坂スミ（1891～1986 年），在他的遺照右邊寫有他親筆引用八坂スミ80歲創作反戰的詩歌的字跡：

我再也爬不動了

但在我手中

還有一張和平的選票

寶鏡寺高僧早川篤雄（1940-2022）遺照

共情以解困

曾幾何時，福島有機農業享譽全國，受3.11核事故重創后，一直掙扎求存。面對土地水源空氣等重重核污染的困境，以及城里消費者的憂慮與冷淡，真要堅持有機耕作，實屬萬分艱難。然而，福島縣二本松有機農民協會創始人菅野正壽就是如斯逆流而上。

引介我們認識菅野的是大橋正明教授。過去12年，大橋不間斷地支援福島民間團體，促進日本城鄉互助乃至國際交流，我們2012年的福島調研就是由他策劃安排的。這次，擔任PARC理事長的大橋和PARC秘書長田中滋，組織了又一次的福島之行。在火車上，大橋細心地解說當前谷賤傷農的情形，他算過，米價比水價還要低，一瓶500毫升的礦泉水要120-150日元（人民幣5.8-7.2元），500毫升瓶子可裝400克米，只賣80-85日元（人民幣3.8-4元）。說罷又憤怒又嘆息，替農民抱不平。他說在課堂上反復告訴學生這個案例，讓學生理解農民的困局，并且鼓勵學生下鄉調研。像溫鐵軍教授在福建有一畝田那樣，大橋教授也有一畝田在菅野的村里，經常帶學生和朋友探農家、住民宿、下田勞動。

大橋收到菅野正壽的求助電話后，馬上四處找銷路，最后找到一家東京的社會福利機構，成功賣了6噸大米，價格比日本農業協同組合（農協JA）收購價格要高。農協擁有定價權，往往壓低大米價格，以利城市消費者，使農民苦不堪言。

在福島的座談會上，打眼一看，不用介紹就知道哪位是菅野正壽。年約65歲，皮膚黝黑，雙臂結實，一派農家子弟的模樣，兩眼炯炯有神，說話鏗鏘有力，作了1個小時的報告，開首即明言：政府漠視民意，一意孤行把核污水排海，完全漠視福島居民意見；他和當地多數民眾堅持反核，并且解釋農民協會怎么迎難而上。

PARC座談會合影：前排：薛翠（左一）、菅野（左二）、大橋（右一）、劉健芝（右二）、三瓶春江（右三）、中排：田中滋 （左一）

菅野正壽從事有機耕作40年，2005 年創建了地方資源循環之鄉，后建立“夕霧之鄉”，運營路邊驛站，包括直銷店、加工設施、農墟。福島核災難發生后，菅野組織有機農民協會，會員約200農戶，采用自己的檢測儀器，銷售檢測合格的農產品。每包有機蔬菜和水果，都標識產地來源和生產者的名字。

他們建立地區資源回收中心，將牛糞、稻殼和食物殘渣（切碎的蔬菜、海帶、干鰹魚片、面條、蕎麥殼、秋葵、小麥粉、糖丸、草藥、碎布等）發酵為有機肥。此外，協會為愿意投身農業的新農人提供培訓，協會成員經營23個農家民宿，經常舉辦城鄉交流活動，比如播種、插秧、收獲等，讓更多城里人了解農民真實的處境。協會也和大學研究人員合作，開展實況調查，檢測稻田輻射指數，強調 “真相就在現場”。過去十多年，協會與消費者逐漸建立了互相信任、互相扶持的城鄉關系。

“游云之里”民宿

我們入住菅野正壽家的“游云之里”民宿，兩夫妻熱情好客，三頓都一桌子好菜，他們一臉自豪地說：客人吃的都是他家種出來的有機農產品。菅野一家子辛勤勞作，80高齡的母親在家里剝豆子、納布鞋，菅野大清早下田，管生產與銷售，妻子則下廚備餐以及打掃衛生。民宿的收入大概占總收入的20%。

菅野正壽自家生產有機食物

PARC考察團晚上總結會

晚上我們邊喝酒邊聊天，聊了3個多小時。菅野活潑健談，問如何結識妻子 ？他笑說，以前鄉村之間經常舉辦活動，青年相聚，唱歌跳舞，一來一往便認識相愛了。

全球大學有個欄目叫生命故事，訪談全球各地的有機知識分子。我們給菅野攝錄視頻，他說村里傳統種桑樹養蠶做絲，但是1980年代蠶絲價格減半、絲綢市場沒落后，改為有機耕作。他的家族原來是大地主，有三公頃土地，后來土地改革，只剩下一公頃，但因為越來越少人種田，又逐步增加了可耕土地。他非常歡迎及支持返鄉有志作農夫的年青人。他認為人類不應全部苛索，而是要留大自然一些土地，不種稻谷，種荷花或“荒棄”，吸引蜻蜓、蝴蝶、蜜蜂、螢火蟲等昆蟲，也讓孩子在此玩樂。他說人類是大自然一部分，不能夠霸占所有資源。

稻田旁故意“荒棄”的農田

菅野身為福島核災民，將心比心，同情別國的受害者，曾經探訪烏克蘭切爾諾貝利核電廠遺址，抓了一把泥土帶回來，留作警醒之物；80多歲的鄰居，日軍侵華時曾任軍醫，目睹日軍殘害中國老百姓，筆錄記載見證之事，臨終時交托菅野出版傳世。菅野緊緊拿著手稿，真誠地說：非常抱歉，我從他的手稿具體了解發生了什么事，當年日本侵略中國，犯下種種暴行；我希望能幫他老人家了卻心愿，還原歷史真相。我們相約把手稿打字、翻譯，出版中、日文版。

菅野正壽拿著軍醫鄰居的手稿

菅野身上洋溢著跨界乃至跨越時空的共情能力，一點一滴地建立互相諒解的、互助互惠的人際關系，是另辟蹊徑攜手解困的社會關系基礎。

公義的桿秤

在福島座談會上，福島核事故浪江町津島被害者原告團成員三瓶春江女士作報告，談及在漫長的訴訟過程中的不公與委屈，幾度哽咽，眼泛淚光，咬唇片刻，再開口講下去。

三瓶憤怒地控訴，福島核事故發生后，當地浪江町接到指示收容難民，怎知當地也是嚴重的核污染區，中央政府遲遲沒有發出避難指示，甚至企圖隱瞞事實，幸好，浪江町的領導自發組織民眾去二本松市避難。浪江町津島地區全域一度被指定為“返鄉困難區域” （即核污染極為嚴重）。2015年，600多名當地居民組成“還我家園”津島核事故原告團，向日本政府和東電提出訴訟，要求清理家鄉的殘留核污染。

三瓶在2023年是63歲，本來是普通家庭主婦，相夫教子，老來照顧兒孫。她萬萬沒想到自己十年來跌跌碰碰，咬牙硬撐走在打硬仗求公義的前線上。

第二天，三瓶開車領路，實地到她家看看。她家距離福島第一核電站不到50公里。

三瓶春江（中）老家外面，與劉健芝（右）、薛翠（左）合影

三瓶說政府宣布現在津島1.7%的區域作為復興據點，居民可以回鄉，但是僅僅在周邊道路五米范圍除污，卻不給民居除污，締造回鄉宜居的假象。我們實地參觀時，屋外核輻射量高達每小時1.054微希沃特（uSv）（安全標準是每小時0.23微希沃特）。

三瓶春江家門前探測到的輻射量

三瓶說政府通知2024年3月前申請清拆房屋，但不管重建房屋的費用。三瓶家在山上，本來山上的核污染就很高，下雨后，山上的核污染水往下沖，造成山下的核污染十分嚴重，且永遠無法徹底除污。現在僅僅6戶人家回遷，附近沒有學校、診所、市場等社區設施。因此，根本不適合居住，但政府卻借此打造一切恢復正常的假象。

三瓶領我們進屋參觀，房屋頹垣敗瓦，原因與地震和海嘯無關，而是由于棄置多年，動物進屋破壞，造成一片狼藉。

她指著那根量度孩子身高的支柱，啞著聲音說：“無法讓孩子回家，將來兒孫也不再知道家鄉在哪里……” 當她抬頭看見墻上掛著發黃照片里的老人，不禁哽咽，吐出一句 “老人都走了，再也回不來”，流下眼淚，擦了又擦。

三瓶擦干眼淚，鼓起勇氣說，本來在地方法院與中等法院已獲勝訴，可惜，最終被高等法院推翻。雖然前功盡廢，但依然要打官司，賠償其次，最重要的是要求政府公開承認過失，向民眾道歉。

三瓶不畏財雄勢大的日本政府與東電，竭力討回公道，一是法律追責，二是文化譴責“刨根”：數典忘祖，禍害子孫。

仿似唐吉訶德，三瓶手握公義的桿秤，支撐桿秤的是樸素的傳統信念：做人不忘本，落葉歸根。

水神之緣

9月5日，在東京，大橋誠子女士帶著我們約見石井久夫先生。石井年過七十，一見到大橋，恭敬地說：我昨天在網上閱讀您的事跡，十分敬佩，今天有緣見面，幸會幸會。石井領著我們三人，參觀豐州漁市場。

我們與大橋誠子同屬亞洲學者交流中心（Asian Regional Exchange for New Alternatives, ARENA）成員，相識超過25年。大橋曾經負責日本菲律賓香蕉另類貿易，并擔任過PARC秘書長15年，現任綠色合作社（Green Cooperative）顧問。

豐州水神社每年有三次拜祭儀式，我們恰巧碰上9月5日的拜祭，石井表示非常感恩：咱們有緣相見，而且有緣敬拜水神呢。

一般的神社，穿過紅橋，便是寺廟，但是漁民拜祭的水神社，像我們的天后廟一樣，一般在海邊，步過紅橋，前面往往沒有寺廟，而是一片大海。大海就是神圣的神社，大海給予生命，人類獲取所需，應當敬畏感恩。大橋解釋說，日本漁民反對核污水排入大海，不僅僅影響食物安全，影響漁民生計，也是褻瀆神靈，褻瀆漁民的文化信仰。

豐州漁市場旁的水神社

豐州漁市場乃全球最大的漁市場，2022年水產品總量高達31萬噸，全球水產每日價格由其定價，市場實施恒溫、無菌等專業操作。日本政府強行排放核污水，多國禁止進口日本水產，導致價格暴跌。我們參觀曾專門出口中國的山治漁類批發公司，他們告訴我們，前一天首相岸田文雄來過，站在同一個位置，聽取漁業代表的意見，了解情況。他們向首相表達極大的擔憂：海洋被污染，長期對人體、海洋、生態等有什么禍害，還不明朗；首相回應說：他有同樣的擔憂。但日本電視新聞報導刪除了首相這句話。

薛翠（左）、石井久夫（中）、劉健芝（右）攝于豐州漁市場

日本政府斥資800億日元建立“漁業形象受損基金” （約41億人民幣），后再撥款200億日元，宣傳核災已經過去，一切恢復正常，反復說明采取排放先進液體處理系統（Advanced Liquid Processing System），排放的是“無害處理水”，又極力強調國際原子能機構（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背書，其綜合報告指出，排放處理水的方案和活動符合相關的國際安全標準，對人和環境的放射性影響可以忽略不計。

可見日本一眾高官乃至國際原子能機構充耳不聞漁民的聲音，排海首日，福島縣漁民協同組合聯合會會長野崎哲發表《福島縣漁民協同組合聯合會關于開始海洋排放的聲明》：

“我們認為，從國家的角度來看，政府已經對開始向海洋排放ALPS處理水的決定負起了全部責任，但正如我們一貫聲明的那樣，我們反對沒有得到漁業和公眾理解的海洋排放，這一點沒有絲毫改變。……對我們漁民來說，唯一的希望就是像事故發生前一樣，繼續在我們土生土長的前濱捕魚。……與此同時，日本政府須承擔全部責任，貼近漁民，繼續采取必要的措施，哪怕需要幾十年的時間，不僅要確保科學安全，還要確保社會安全，確保本縣漁民及其后代子孫能夠繼續安心捕魚的環境不會受到破壞。”（https://www.minyu-net.com/news/sinsai/news/FM20230825-800761.php）

前方清理被污染的大海、重建敬拜水神的文化信仰的道路，甚是崎嶇。

連結南北

菅野正壽說3.11核事故之后，很多城市團體、機構人員、大學生等支援福島，十多年的城鄉串連交流，慢慢培育共同尋找出路的感情與勇氣。綠色合作社（Green Cooperative）便是模范。

大橋誠子

大橋誠子現任綠色合作社顧問，據她理解，綠色合作社不發表任何反對政府的官方聲明，但實際上，他們反對包括發電廠在內的任何核設施，從2011年核事故發生之后，12年來一直支持福島的農業、漁業和消費者運動。綠色合作社擁有自己的食品輻射污染測試系統，檢查所有產品，包括來自福島的產品，以告知成員產品的安全性，并敦促支援生產者。綠色合作社強烈聲援以漁業為生的漁民，繼續從他們那里購買通過檢測安全標準的產品，并與他們分享每次檢測結果，在消費者和生產者之間建立信任和信譽。

此外，他們早在福島核災前就質疑核電站，但僅僅反對核電不足以解決問題，必須發展另類可持續的能源，因此他們投放資源采用太陽能。他們要求本州政府提供公眾電網，輸送太陽能的電源，這本屬公眾服務，應該免費提供，而不是由私人企業壟斷與經營。

大橋說，綠色合作社成立于1980年代，源自本州，創始成員都是進步的社會運動活躍分子。最初由當地24家小合作社聯合組成，現在全國15地區建立了分支，由于法規限制，不能做全國級別的合作社，只能限于地區級別，現有會員40萬，周報印刷40萬份，提供產品信息與訂購方法。綠色合作社從事商業買賣活動，同時組織不同的社會關懷組，探討各種社會議題，推動社會關懷。

綠色合作社請大橋當顧問，實在找對了人。大橋過去20多年就是在推動日本菲律賓另類貿易。她與綠色合作社可說志同道合。

大橋指出，在日本，消費者運動有著悠久的歷史。20世紀60年代學生運動迭起，運動領袖主動走出去，將普通的家庭主婦組織起來。家庭主婦大都沒有政治意識，也沒有政治經驗。但慢慢地，由于水俁病和其他工業疾病，她們開始關注化學品和相關的健康問題。20世紀80年代，反核運動在日本非常高漲，提高了公眾對健康和環境問題的認識。

消費者運動的領袖深入中產階級地區，談論有機農業和安全食品。許多母親害怕給嬰幼兒食用受化學污染的食品，因此很快加入消費者運動。

20世紀80年代初，菲律賓向日本的團體發出求助呼吁。菲律賓南部島嶼內格羅斯島2%的人口擁有98%的土地，以甘蔗為單一經濟作物，總人口的70%從事制糖業。國際糖價下跌導致出現嚴重饑荒，約15萬兒童挨餓。日本團體響應了援助呼吁，1986 年，日本幾個民間組織建立了團結網絡，名為日本支援內格羅斯運動委員會（Japan Committee for Negros Campaign，JCNC）。在這些日本團體與菲律賓組織長達八年的聲援工作中，誕生了日本另類貿易協會（Alter Trade Japan）。1989 年，四個主要消費者合作社共同成立了日本另類貿易公司，每個合作社約有22萬名成員，覆蓋100萬個家庭。

她們選了巴蘭貢香蕉（Balangon）作為另類貿易的第一個試驗的水果，巴蘭貢香蕉味道酸甜，菲律賓本地人不喜歡吃，反而日本人非常喜歡。她們促進成立了巴蘭貢種植者協會（Balangon Growers' Association，BGA）。該協會從最初的200戶家庭發展到現在的600戶家庭。

剛開始，遇上很多挫折。都樂（Dole）和德爾蒙特（Delmonte）等跨國公司會在香蕉上噴灑22次各種化學藥劑，甚至在水果收獲后仍會噴灑。JCNC堅決不打化學農藥，結果，運往日本的第一批、第二批和第三批香蕉都完全失敗了，香蕉運到日本時全部變黑腐爛。

同時，菲律賓軍方在JCNC開展業務的地區設立了17個分遣隊。第二批貨物被軍方攔截檢查，聲稱要搜查顛覆性物資，懷疑他們支援游擊隊，但軍方找到的只是香蕉，等放行時，香蕉已經全部變壞了。

為此，JCNC印制了一百萬份傳單，向日本的消費者道歉，并告知他們菲律賓軍事行動和軍事化是導致我們無法交付訂單的原因。家庭主婦在廚房里收到這些傳單后，很快就開始提問，然后，她們開始就菲律賓以及菲律賓人民面臨的問題和議題進行小組討論和研究。她們認識到日本進口的香蕉大部分來自都樂和德爾蒙特等跨國公司，也是來自種植園的壓迫農民工的香蕉。但JCNC進口的香蕉卻來自山區，純屬野生的天然香蕉。

1993年下半年，一種神秘的病毒侵襲并摧毀了香蕉作物。這再次引發了長時間的討論，討論的重點是生態問題。農民認為種了太多香蕉，會破壞山區的生態平衡。他們認為，如果進行間作套種，種植咖啡、生姜和其他作物，病害發生的幾率就會降低。因此，農民意識到，不應該過分依賴香蕉，盡管1993年他們80%的收入都依賴香蕉。正如他們所說：“我們需要生態平衡與經濟平衡齊頭并進。”如今，他們大約50%的收入來自香蕉，另外50%的收入來自飼養山羊、雞、豬或其他農作物，如生姜等。

為了讓日本消費者了解情況，JCNC邀請消費者團體的領袖到內格羅斯山區進行考察。現在，每年約有80位領袖訪問內格羅斯，與當地的生產者建立聯系和友誼。每年也有社員自費前往內格羅斯島，探訪香蕉農戶，大橋說，記得有一位婦女社員親手抱起農戶弱小的嬰兒，骨瘦如柴，內心十分震驚，自此，日本消費者開始審視日本與菲律賓乃至亞洲各國的關系，思考南北貧富的根源，摒棄慈善捐助的治標方法，積極尋找根治的辦法。

1991年6月，大橋第一次來到內格羅斯島。當乘坐的飛機接近內格羅斯島時，她從空中看到了廣袤的綠色田野。她回憶說：“我當時就想，既然有這么廣闊的‘綠色草原’，為什么會有這么多的人挨餓呢？從甘蔗種植到收獲的這段時間是‘死亡季節’，莊園里幾乎沒有活干，農民工為了滿足家庭的日常需要，欠了地主很多債。到了收獲季節，他們的收入幾乎不夠還債。”

從大橋誠子身上，我們感受到一種純樸的感情、志向，為弱者奔走，不僅支援日本國內的農民漁民，也反思日本與他國的南北關系，與亞洲在現代化進程中被壓迫的群體共呼吸。跨越國界，被壓迫、被邊緣化的民眾群體要團結力量。反對核污水排海，也是日本民眾聯手亞太區民眾，才能有出路、有成果。

PARC 考察團表達抗議，后方是福島核電站

溫泉潤人心

福島磐城市古滝屋溫泉旅館，不僅僅因為擁有百年歷史而聞名遐邇，更在于其滋潤人心。

3.11核災發生后，館主里見喜生把家族溫泉旅館變成接收救災物資的基地，為來自全國各地的志愿者提供住宿。3.11十周年，政府在雙葉町建立“東日本大震災?原子力災害博物館”；與此同時，里見以民間之力，把旅館其中兩個房間改為小型展覽館，參考“水俁病博物館”成立 “原子力災害考證館”，長期擺放福島紀念文物與歷史資料。

里見喜生在“原子力災害考証館”作解說

展館入口處張貼著以下文字：

再也不會有人

再也不會失去家鄉

為了不讓任何人再失去故鄉

我們希望能繼續保護別人的故鄉

這就是故鄉的意義所在

在館中央，幾根枯樹杈搭建的架子上面，掛了一張小女孩的照片，笑臉萌萌，下面放著她黑色外套和黑白橫條半截裙。背景放了一張大照片：3.11發生大地震時，消防員忙碌地搜索生還者。

里見說：3.11發生大地震后，消防員在3月12日聽見瓦礫下有聲音，但因當時核電廠發生爆炸，上頭命令緊急撤出，因此放棄繼續搜索生還者。里見接著傷感地說：有位父親，在瓦礫中只找到女兒的衣物。我們仿佛看見那位父親，在一堆堆瓦礫中尋尋覓覓。父親不是藝術家，但為紀念女兒和無數冤魂，搭建了這個展品。我們立于慰靈碑前，沉默合十。

里見在開館致辭中談到怎么忍受痛楚：“面對不合理的現實、苦難和巨大的痛苦，支撐我的是‘歷史的重量’本身的不可否認。即使失去眼前的東西，只要有東西可以繼承，我一直覺得，即使失去眼前的東西，人們也能面對現實。”

考證館除了收藏歷史資料，還展示正在進行中的訴訟案件，并且鼓勵公眾提供資料，共同思考：

我們不僅要關注現在發生的事情，還要正確審視現狀，并將其與未來聯系起來。

核災難不僅是福島縣人民的問題，也是每個日本人必須面對的問題。

核災難造成的空前破壞甚至動搖了社會的基本價值觀。

我們失去了什么，我們意識到了什么，我們必須重拾什么？

什么才是對生命真正重要的東西？

我們應該創建一個什么樣的社會來確保我們不再失去？

相互觸動

“我們的遺產”藝術館，位于南相馬市，展出約50件作品，包括繪畫、雕塑、攝影等，重新審視核事故，通過藝術傳承民眾故事與集體記憶。56歲的東京攝影師中筋純擔任館長，他先讓我們自由欣賞，然后才解釋辦館的來龍去脈。他們一批藝術家曾在日本各地巡回舉辦有關核事故的流動藝術展。2022年底，中筋來訪南相馬市，與當地居民交流后產生了辦館的念頭。后來，有人愿意免費提供荒置的倉庫，于是他們和當地居民合力翻修倉庫，改造成藝術館，免費供大眾參觀。

中筋曾經在受核電站事故嚴重影響的浪江町和大隈町住了一段時間，他深深感到民間記憶日漸消失的危機，“隨著重建工作的進展，能夠傳達核事故的東西正在從小鎮上消失。”“我希望這個地方能成為藝術家和民眾聚集在一起的地方，用自己的表達方式傳承對核事故和福島的記憶。”

中筋純

PARC考察團攝于“我們的遺產”藝術館

藝術館入口掛著富岡町大森櫻花隧道的照片，在疏散撤離區的殘留路障旁邊，欄桿里有一頭白紙死牛，被拴著啃吃木柱活活餓死，竹竿上懸掛了一個白紙牛頭。諷刺的是，上面懸著斗大的 “未來”兩字，這是當年宣傳核能作為未來的希望的橫幅上的字體。

展品：被拴著啃吃木柱活活餓死的牛

事故發生前宣傳核電是“未來”的街頭橫幅

圖中核反應堆后面是污水罐和核污染物黑色塑料袋

在館中央，擺放一座巨大的手木雕，高聳向上，掙扎著。

天花板懸掛了一幅大油畫，畫了核事故后死去的馬和牛，大海和魚，以及幸存的人。畫家山內若菜，46 歲，來自神奈川縣，多次來訪福島，描繪了所見所聞，從核事故發生前到現在，再到未來。

畫家山內若菜的畫作

中筋寄語：“雙葉町有東日本大震災?原子力災害博物館，但，民間要把東日本大地震和核災難的故事、記憶、教訓等集體遺產傳承下去，而不是僅僅留給政府去做。”

地上放了一張草席，我們躺下，抬頭仰望，觸摸著、感受著那切換生死、相融斑斕的色彩。

相互觸動，大我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