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鐵筆換木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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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文化博物館館藏歷代錢幣展柜

嘉靖二年，假錢販子王慶被差吏陳希、施逵等捉住，扭送蘇州府。順著渠道倒查，又在吳縣抓獲了造假者莫惠。明代的蘇州作為重要的工商業城市，假錢私鑄一向猖獗，但莫惠案卻因為其過于猖獗，反倒讓地方官犯了難。原來，本也是假錢販子的莫惠，由于在倒賣不同成色的假錢時虧了本，秉著自己淋過雨就要收了別人的傘的精神，干脆將心一橫，私鑄了一批只含有鉛和錫，而完全沒有銅的假錢。但《大明律》中對造假錢的認知仍然停留在“凡私鑄銅錢者，絞”的層面，沒有跟上現實版本的迭代。于是莫惠究竟該不該死，引發了廣泛的討論，甚至引起了明代法學家、刑部主事應槚的注意，該案被其編入了上呈皇帝的典型案例集《讞獄稿》，最終刑部復核，依照“誆騙人財者計贓準竊盜論”，改判莫惠杖一百徒三年。

“鹽鈔銀”銀錠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在前現代國家，貴金屬與廉價金屬同時流通，以承擔本位貨幣與輔助貨幣功能的方案幾乎可以稱為無數次試錯后的標準答案。而在這樣的方案之下，維持輔幣的幣值尤其困難：輔幣的實際價值過高，則熔毀官造輔幣制造劣幣甚至直接回收原料套利的風潮就必然到來；輔幣的實際價值過低，則會被直接逐出流通市場，貴金屬將直接流通，國家財政失穩。所以，如何維持本位貨幣與輔助貨幣之間的兌換幣值穩定，如何避免地方豪強勢力在國家的末梢分割甚至把持鑄幣權，就成為了各國都要面臨的一場大考。在中國的貨幣史上，圍繞著銅錢這個輔幣，明清兩代的皇帝與江南士紳集團纏斗了三百余年，方才將中國的銀錢二元本位制度確立下來。

鈔法敗壞，雖洪武亦不能禁

金屬錢幣沉重的問題，催生了紙幣。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紙幣的民族，也是最早就想明白了發鈔要有準備金和限度的民族。但想到和做到之間，始終橫亙著有關人性取舍與現實所迫的巨大鴻溝，這在帝制時代尤其危險。

大明通行寶鈔（壹貫） 中國錢幣博物館藏

宋仁宗天圣元年，在轉運使薛田和張若谷的建議下，宋代設立益州交子務，發行“官交子”，起自民間的有價證券交子的發行權從此轉移到朝廷手中。官交子以鐵錢作為準備金，限額發行，即“天圣以來，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為額”，起初的確起到了推動商品經濟的作用。但到宋徽宗時期，交子濫發，信用崩潰，“較天圣一界逾二十倍，而價愈損”，“不蓄本錢而增造無藝，至引一緡當錢十數。”進入南宋，其后繼者會子的發行量更是達到上億貫，貶值較之交子更加迅速，到南宋末年又不得不被一種新的紙幣“見錢關子”取代。

而在北方的金元兩朝，在整頓鈔務之后，仍然選擇發行紙幣，其準備金被稱為鈔本。金以銅錢作為鈔本發行了交鈔，元以白銀和絲作為鈔本發行了元寶鈔等幣種。但兩朝進入中后期，為覆蓋財政開支又無一例外進行了濫發濫印，深受元中后期鈔法混亂之害的萬民之中，便有一位放牛小兒、托缽行僧兼亂世梟雄朱元璋。朱元璋接管的天下，是一個窮苦疲敝的天下，這種窮苦疲敝不單指農業生產的破敗，還有貴金屬的嚴重缺乏。既然根本無力湊出準備金，并且前代的有準備金發鈔也在幾十年間迅速敗壞，私鑄屢禁不止，于是朱元璋干脆進行了一次極度冒險的社會實驗，即無準備金發鈔。在發行大明寶鈔的同時，朱元璋禁止了金銀甚至銅錢的流通以保障寶鈔通行，同時對偽鈔制造及勾結貪污進行了極度高壓的打擊，希望以洪武朝前所未有的嚴刑峻法，強行打通鈔法。

明朝“洪武通寶”背“福”折十大錢 中國錢幣博物館藏

這場社會實驗迅速失敗，明王朝不但沒有成功控制住金銀的流通，而且其紙幣貶值速度比任何一朝都要劇烈，更為麻煩的是，鈔法的失敗也使明王朝從立國之初，便在財政上走上了一條修修補補的艱難道路。洪武中期，銀一兩當鈔三五貫；宣德七年，銀一兩當鈔一百貫；正統元年，銀一兩已經當鈔千余貫。而到了成化年間，一千貫鈔只能折銀四五錢了。到隆慶年間，明朝正式承認了白銀、銅錢與寶鈔一起合法流通的地位，而百年間貶值上千倍的大明寶鈔，在民間的貿易中已經被拋棄，明朝實際上進入了銀錢并行的時代。

摸著大明過河：錢法乃國家根本

明朝中后期在民間的倒逼下轉向金屬貨幣之后，卻仍然沒能建立起穩固的貨幣發行與流通秩序。雖然萬歷朝“一條鞭法”改革后，隆慶以來廢除用銀禁令的效果顯現，“朝野率皆用銀，其小者乃用錢”，一切似乎向著好的方向發展。但與此同時，大批拉美白銀也在隆慶開關之后涌入中國，銀價下跌，一兩銀子兌換一千制錢的兌換比率難以維持，一枚銅錢本身的價值明顯超過了其面值，錢荒出現。

“永昌通寶”錢 中國錢幣博物館藏

在這樣的背景下，江南豪強熔化制錢和銅器后私鑄劣質薄錢輕錢進行套利的風潮愈演愈烈。明朝各地制造私錢偽錢，本就以江南地區歷史為久，情節最甚。《英宗實錄》中載：“蘇松等處，紛紛偽造來京貨賣。其錢大小不一，俱各雜以錫、鐵”；至成化年間，《憲宗實錄》中又出現了：“私錢多蘇、松、常、鎮、杭州、臨清人鑄造，致四方客商聚集收買”的記載。當時江南的主要工商業城市，儼然也成為了全國的主要劣幣制造窩點。到萬歷時，又有三千余名原官爐鑄錢工投入“江南富豪任俠之家”，大鑄“體薄、文黯、多雜以低料”的劣幣，導致“官錢盡化為私錢”。而大明朝廷面對這種劣幣，選擇了“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的神奇擺爛策略，將官方制錢的品質降低到比私錢還不如的地步，希望可以使得江南豪紳熔毀制錢無利可圖。于是天啟以后，制錢“大半雜鉛砂，百不盈寸，捽擲輒破碎”，劣錢居然出自官造，那其信用也自然就如當年的寶鈔一般，徹底破產，鑄幣權自此再不為明廷獨有。明末清初的松江學者葉夢珠在其筆記《閱世編》中寫道：“錢法之壞，自私鑄始，私錢無代無之，而惟崇禎時最盛。予生崇禎之際，通用新錢，無一佳者。”

明 崇禎通寶雕母（背敕二）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如果僅僅到這一步為止，那么明王朝喪失的還只是對輔幣的管制能力，至少還有白銀作為國家儲備的貴金屬，能維持財政和幣制的基本穩定。但江南士紳集團還同時把控著海外貿易與地方田畝。于是一方面，國家的田賦與商業稅在士紳集團的干擾下征收不暢，國家手中的白銀不足，哪怕派出太監對天下百姓進行竭澤而漁式的盤剝也無法補足；另一方面，海外流入的白銀、地方的大宗商品以及地方的鑄幣權都控制在士紳集團手中，使其可以操縱物價套利以及使用私錢對市面上的白銀進行套取。于是，天下財富被沉淀為了窖藏銀，埋進了士紳的莊園，莊園內滾滾流出的，則是一日不如一日的劣幣。一進一出，留給明王朝的，就只剩下被破壞殆盡的貨幣秩序、市場秩序和稅收秩序了，朱家皇帝就這樣在一個白銀流入中國的時代，切身感受了一把什么叫窮困潦倒，什么叫捉襟見肘。

早清三代：中國銀錢二元本位的建立

窮死的大明朝教訓在前，順治、康熙、雍正三代入關后的清帝無不大力著手整頓財政。具體到貨幣流通領域，則大體分為重建制錢鑄造體系、打擊豪強與私錢偽錢和正式建立銀錢二元本位三步。

首先是重建制錢鑄造體系。

制錢作為輔幣，往往用于小額高頻交易，因而流通距離不會太遠。在官方無力確保中央鑄幣機構所造制錢能夠順暢運輸投放全國的情況下，廣泛地布置地方鑄幣廠就是一個比較現實的思路。這也確實就是明朝初年的思路，中央鑄幣機構分為戶部寶泉局與工部寶源局，在地方各布政使司亦有對應機構。但洪武九年、洪武二十六年，為了促進大明寶鈔的流通，銅錢停鑄，各地方布政使司的寶源局、寶泉局相繼廢除。期間除永樂、宣德各鑄錢一次外，弘治以前再無鑄錢。而當明末重開地方鑄幣機構時，市面上已經大多是私鑄劣幣，無力回天了。

順治通寶背滿漢文“寧”銅錢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順治元年，清廷即接管寶泉局與寶源局，以紅銅七成、白銅三成的比例和單幣重一錢二分的規制開鑄順治通寶，并確定一兩銀兌換一千文的兌換比率，首先確保清錢品質穩定高于晚明制錢。繼而在順治二年至順治十年，跟隨清軍的兵鋒在直隸、山西、陜西、山東、盛京、江西、河南、浙江、江南、福建、山東、湖廣等省開設了二十余家錢局鑄造順治通寶，并平價回收前明、南明、大順、大西等政權發行的相對劣質的制錢，僅保留崇禎錢與順治通寶的并行流通資格。于是，在后世的錢幣收藏市場上也就出現了一批奇怪的打有滿文“寶源”字樣的崇禎通寶。《清史稿》中如此記載這一過程：“前代惟崇禎錢仍暫行，馀準廢銅輸官，償以直。嗣以輸官久不盡，通令天下，限三月期畢輸，逾限行使，罪之”。

明朝“崇禎通寶”大錢 中國錢幣博物館藏

這套組合政策，核心并不在于消滅一批劣錢，而是消滅劣錢持續出現的預期：如果百姓認為未來的錢一定一批不如一批，則必然會選擇優先花出劣幣，收藏良幣，于是良幣反而會退出流通。從這個角度上說，順治通寶是失敗的，由于明末官民一體的劣幣鑄造，錢價已經暴跌，江南的市價是1700文兌一兩銀，幾乎是官價的一半。盡管順治朝不斷提升制錢品質，但在與私錢的競爭中仍沒有占據上風，鑄幣權沒有奪回，錢局的窟窿卻越來越大，順治十四年，各省鑄錢局停爐。順治十五年，上諭下發：“歷年各省逋欠錢糧，多系貪官滑吏，那移穩蝕，以及鄉紳、舉貢、生員、土豪、影射占穩，年來撫按未行清察，不能盡厘奸剔弊之職”。

上諭一到，清王朝對士紳集團的戰爭開始。

清廷整頓江南士紳的標志性事件便是“奏銷”、“哭廟”和“通海”三大案，以明朝仁宣以來的標準，此三案斷然不至于如此人頭滾滾，抄如此多的家，剝奪如此多的功名。這其中的主要目的當然在于穩固清廷在江南的統治，但于錢法問題上，也確實從根源上直接打擊了私鑄。三案之后，康熙六年，寶蘇局在蘇州開爐，彼時江南士紳心有余悸，力有不逮，康熙通寶終于沒有重蹈順治通寶的覆轍，順利推行，銀錢市價也終于拉回到一比一千左右。江南既定，全國皆穩，“同福臨東江，宣原蘇薊昌。南河寧廣浙，臺桂陜云漳”二十家地方錢局，使用康熙通寶將各地劣幣相繼逐出。繼而，清廷又修訂《私鑄律》，將私鑄罪的法定刑提升，即所謂的“為首及匠人罪斬決，財產沒官，為從及知情買使，總甲十家長知情不首，地方官知情，分別坐斬絞，告奸賞銀五十兩”。進而，清廷著手把控銅的供應和使用，進口日本洋銅事務全部由江海關辦理，納入官方貿易；而本土產滇銅進入內地的調配也完全置于官方管制之下。康熙十八年，清朝實行銅禁，即民間制造銅器只允許制造五斤以下的小件，雍正時期又進一步嚴格銅禁，在堵住熔毀制錢鑄造劣幣的口子的同時，又堵上了熔毀制錢回收銅料的口子，銅成為了國家管制資源。

康熙通寶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最后，是銀錢二元本位的建立。

自順治朝將明代的實物征收改為貨幣征收，到康熙朝的“盛世滋丁，永不加賦”，再到雍正朝的“攤丁入畝”，歷經三代人的時間，清王朝的白銀稅收體系終于建立起來，徹底打破了明代征收不暢，白銀沉淀于士紳手中的格局；而戶部銀庫與地方藩庫體系的建設，奏銷制度在康、雍兩朝的完備，使得清廷可以在不將全部白銀運抵中央，導致地方財政無法運行的情況下，即實現了對全國白銀的掌握。銀兩的重量、成色悉以庫平銀為準，一個真正擁有足夠實力為米糧等大宗商品定價，同時在市場上投放或回收白銀，碾壓投機豪紳的中央政府出現。在這種情況下，民間兩以上的交易也終于可以放棄白銀這種成色難辨，易于造假，且容易造成重大損失的貴金屬，轉而使用成貫制錢。至此，中國以白銀作為儲備貴金屬且收歸國家；以制錢為日常流通貨幣的銀錢二元本位時代到來，在不干擾民間正常商品經濟的情況下，國家財政能力得到了質的提升。

于是一生尊崇前代，將洪武時期評價為“治隆唐宋，遠邁漢唐”的康熙帝，也終于可以在晚年自豪地說出了那句：“錢法流行，莫如我朝。南至云南、貴州，北至蒙古，皆用制錢，從古所未有也”。

大清寶鈔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順治、康熙、雍正以其鐵腕手段，留給了乾隆一個財政寬裕、錢法順暢的國家，從紫禁城向外望去，“邑中市易，銀錢并用。而昔則用銀多于用錢，今則有錢而無銀矣”。但是，這并不是故事的結束，進入乾隆朝，屬于清王朝的那場錢法大考才真正到來，那將不是一場靠鐵腕手段與堅決意志就能解決的危機，而真正成為一場對反應能力和智慧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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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江南假幣極簡史——皇帝與士紳的貨幣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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