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早已被講爛、講膩了，賈的江湖呢？

兒女早已被講爛、講膩了，賈的兒女呢？

如果說“講”，或者說“講故事”，我認為這兩個故事都沒講好；也就是說，編劇沒編好。

賈樟柯就是編劇，真沒編好。太可惜了。

作為導演，好！演員，更好！因為這樣，我還是很喜歡這部《江湖兒女》；因為這樣，我更為這個故事沒有講好，替編劇感到可惜。

先說好的。從開頭部分直到斌哥街頭遇襲，都不錯。江湖，首先還是有點黑社會，雖然斌哥不是典型黑社會，但是一開始的做派像。一開始孫、賈兩人之間小小的催債糾紛，馬上就亮出了江湖-黑社會的兩張底牌：手槍與關公塑像，前者是強權，后者是義氣，前者看誰的拳頭大，后者是為內心設置的禁忌。再往深處看，前者是硬道理，后者是軟實力。有意思的是，雖然欠債的孫有槍，但是作為大哥的斌把“二爺”——關公像——請出來，孫立馬就蔫了。這是千古以來江湖的底線：在拳頭之上，還有神明；人不足畏，但是天不可欺。這是前無神論時代才有的江湖，斌哥沒想到的是，這個江湖的末日已經降臨。

在那個時刻降臨之前，令我有點感動的是喝“五湖四海酒”那一幕。幾十瓶來自天南地北的烈酒呼里嘩啦地倒進一只大臉盆，然后是一人一杯子往盆里舀而痛飲。這是那個江湖之水殘存的最后一杯，是眼看著就要消失在天邊的那坨殘霞。那種印著紅花圖案的搪瓷大臉盆，可能是有心選擇的道具；杯子直接往盆里舀酒，可能是一種有意味的動作語言——本來，往一只貼著大紅紙的酒壇子倒酒，然后由斌哥拎著壇子往一只只酒杯倒酒，不是更常見、更順暢嗎？我想——賈導演有沒有這么想我不知道——這臉盆、這舀酒的選擇和做派，只能說明要突出這片江湖的底色——一個草根社會。看上去沒什么有頭有臉的角兒，只有這樣才能那樣喝酒。所謂的“五湖四海”，無非是販夫走卒；即便開了夜總會，還是與高大上無緣。草根社會的江湖與權貴社會的江湖大有區別，從盛酒的杯具就已然明確地宣示出來。然而，真正的區別在于草根社會的江湖易聚易散，草根江湖的命遠沒有權貴江湖的命那么硬、那么神秘莫測、那么代代傳承。就像大蓬車隊的草臺班子與皇家樂團的區別，從社會分層的角度來看，草根-權貴是社會的兩極，各有自己的舞臺和圈子。勇哥雖然有錢、有別墅項目，但他還是要回老屋住，雖然也是有孝心，根子上還是無形中的社會分層起作用。用一臉盆喝酒的那個“五湖四海”是抱團取暖，求的是在關二爺的面前有福同享、有禍同當。“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有一種寬大為懷的政策。其實誰都明白，道路無論如何選擇，娘胎里帶來的基因還是洗不掉的。“江湖兒女”不可能是“英雄兒女”，就如大排檔里喝酒的搪瓷臉盆不同于廟堂宴席上的瑪瑙夜光杯。如果不弄清楚哪個江湖、誰的兒女，我們就很難把江湖安放在現實生活的真實經驗中，很難明白江湖之間的差異性是如何決定了人們的命運。回到短短的那一幕喝酒的鏡頭，令我感動的是每個人的眼里似乎都有點閃光，說明他們真的到這時還不忘初心。同時，令我有點唏噓的是，這群人似乎對于命運之神即將拋棄他們毫無預感。

本來，不把江湖往陰謀、復雜、幫派內斗的套路上推，這是好的。勇哥的死，只是幾個屁小孩想冒頭、尋刺激；斌哥被雙胞胎敲了一棍，只是認錯人而已。甚至就連最后斌哥落得半身癱瘓，也都僅僅是因為貪杯而導致腦出血，都沒有什么幕后黑手，沒有什么驚天的利益動機和刀光劍影，尋常性與偶然性就這樣中止了一條條可能的故事線索——我原以為勇哥在夜總會說的別墅項目會是劇情自然延展的線頭，也曾想象在奉節的斌哥是強龍斗不過地方蛇。其實這是對的，生活中的江湖險惡，并非都是目的論、意志論作祟，一個江湖大佬的命有時候就是掌握在無常的偶然之手上。最后斌哥被摩托車手群毆，也沒有說對方的動因是什么，這就是江湖的尋常。同樣，斌哥一年后出獄，沒有一個兄弟接風洗塵壓驚，也是尋常事。

關鍵的問題是，劇情編到這里，顯然遇到了岐路：既然不走充滿懸念和快意恩仇的一路，那么這片江湖還要流向何方？不能光是指著大海的方向，在我看來應該在江湖的尋常、偶然和被消解的存在意義中講述一個別有新意和深意的故事，來源和靈感應該就在生活的尋常性——也就是中國普通百姓生活的尋常性之中。就如那首歌里唱的，“我就要走在老路上，我就要回到老地方”，在熟悉的老地方重新開始講述他倆的故事。但是，從監獄出來之后，編劇似乎有意讓江湖兒女遠離老地方，遠離腳下的現實生活，用過去的話來說就是“脫離火熱的現實斗爭生活”，把故事情節捆綁在一雙漂浮在空中的情感翅膀上。從這里開始講述的故事變得有點生硬、老套和無趣，斌哥在情、義上的變化更是缺乏合理的邏輯鋪墊，生生地來了一段千里尋夫，竟然有點像古老的負心郎與癡心女的現代故事。本來，如果回到江湖兒女生長的這片土地上，影片開頭的那一幕礦區倒閉、遷移風波應該是很好的鋪墊。2001年的時間背景，大同的煤礦區礦工們面臨的命運和劉礦長的成功轉制是國有資產所經歷的典型故事，在巧巧回父親家之后的一段對話中迅速交代了這一切。接下來的鏡頭令人眼熱：夜色朦朧之中，三五成群的礦工的頭盔上礦燈閃閃，高音喇叭傳來巧巧父親關于光明與黑暗搏斗的宣言書，這是江湖中的真實社會，事關所有江湖兒女的人生命運，也是在廟堂與江湖之間的直接較量。播音室里，巧巧切斷父親的播音器線路，父親靜靜地低下他沉重的頭顱。幾年之后，雖然斌哥的江湖已然不存，但是山西煤老板們的故事不還是繼續演繹嗎？朔風依舊，斌哥與巧巧江湖夢醒之后，不正是應該站在堅實的大地上講述自己命運的故事嗎？原來的何隊長、大學生和原來的馬仔，還有那對國標選手，不都是等待著分配給他們的新命運、新角色嗎？似乎是為了逃避現實，編劇讓斌哥和巧巧各自飄向遠方，遠離了原來的那片江湖。本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走在路上的必然結果是拉大了觀察現實的視角，也的確把三峽移民、西部開發都納入了鏡頭之中。但是由于這段故事無法接上地氣，大視角只是匆匆的俯瞰而已，沒有把鏡頭推進到生活的褶皺之中。就這樣，似乎又是天注定，江湖兒女的形象失去了現實性的品質，天注定要失去繼續講述故事的能力。當然，任何創作構思都離不開環境氣候，實在不應該過分苛求。但是在同樣的氣候中仍然產生了《我不是藥神》這樣的現實主義作品，我們又怎能不對曾經那么敏銳、那么痛快淋漓的賈樟柯抱有更大的期待呢？即便是苛求，那也是天注定的。

回到前面所講的“好”。手槍在片中出現了六次，這很令我關注，因為當它第一次出現的時候，我就感到這是我心目中的賈樟柯符號。是的，自從那部片子之后，似乎是天注定的，我就不自覺地把槍與賈樟柯聯系起來。只是這一次我沒有料到它出現的那么快、那么突然。債主賈某說了一句什么話，孫某猛然掏出一把手槍，在這個情節氛圍中似乎有點不那么自然，很出乎意料。我突然想到，此時已經不同往日，賈導演已經不能像過去那樣把槍口對準那些應該對準的人。但是人在槍在江湖在，又是天注定總要亮一家伙，讓對方知道“我也有槍”。這當然可能是錯誤的揣摩導演的意圖，但是接下來在舞廳中的第二次亮槍又該如何解釋呢？狂歌勁舞之際，斌哥在身姿舞動中竟然把槍掉到地上。沒有任何江湖追殺的情節安排，他總是習慣把槍帶在身上，有這必要嗎？只能說編劇對江湖與槍的聯系自有看法。第三次是在勇哥死后，警察何隊長來到勇哥家里通報情況和調查案情，在交情上看他與斌哥過從甚密，當他脫下外衣的時候可以看到腋下掛著手槍套。他和槍的出現也可以看作是對“江湖兒女”的社會網絡與力量的一種引伸，在現實生活中當然也是并不少見的。第四次，在山頭上教巧巧打槍，說有槍的人總是死得快，這是人與槍的哲學。斌哥手把手教巧巧如何把子彈上膛、如何瞄準、如何扣扳機，這時清晨的陽光照耀在他倆的身上，背后江山美好，兒女不愛紅裝愛武裝，這是整個“江湖兒女”中最為英姿煥發的身影。槍響了，這是練習，也是預演。這兩槍之后，我就相信它應該還會再次響起。果然，斌哥遇襲，性命攸關之際，巧巧勇敢地鳴槍示警，嚇退襲擊者，這是第五次出現槍。這是江湖兒女在市井中的最后一幕高潮，有意思的是，鳴槍的不是斌哥，而是巧巧。在斌哥逐漸難敵襲擊者的輪番進攻和鐵鏟猛擊之時，我以為他會終于掏出手槍，因為他甚至在跳舞的時候也是槍不離身啊。讓巧巧鳴槍，這個安排當然就是情節發展中的最大轉折，它決定了這對“江湖兒女”的最后命運；更重要的是，它是巧巧這個形象的“主體性”的強烈亮相，再以后，就沒有斌哥什么事了；再以后，“江湖兒女”應該變成“江湖女兒”。回應這兩槍的是審問中圍繞的“槍”，這一次“槍”只出現在對話中，但卻是在巧巧與斌哥關系中的一個最亮的節點。毫無疑問，以巧巧對斌哥的感情和她的性格，她當然會堅持虛假口供，保護斌哥，以致換來5年的刑期。這是后來她說的江湖上的那個“義”字，是在江湖已經崩潰之后的一種信念上的堅持。這時，“義”作為整部影片的關鍵詞，這是第一次高潮，也是巧巧命運的最后轉折點。

整部電影看完，巧巧的形象和內涵自然遠比斌哥要豐富、鮮明和強烈得多。當然這也與趙濤的演繹有密切關系，她在這部影片中的確是非常出色，實在是演得太好了。廖凡演技雖然也好，但是故事的發展使他越來越黯然失色，尤其是在巧巧的映襯之下。巧巧無疑是那片江湖中最大的亮點，她的善良不會因為在奉節的那段迫于無奈的敲詐故事而被扣除，她的勇敢在街頭那場搏斗中已然呈現，她的義在作假供和千里尋郎以及后來的接納照顧斌哥的故事都已然強烈凸顯，而她對情感的真摯期待在一朵花、一首流行愛情歌曲中也都流露出來。在那片草根江湖中，巧巧是人們所能想象和期待的最佳形象。回想起來，這片子似乎叫“江湖女兒”更合適，或者干脆就叫“巧巧”。

在影片結尾，斌哥和巧巧分別被定格在新安裝的監控視頻鏡頭中，這是耐人尋味的。江湖再也無法隱匿什么，也無法回到從前的時光，它只能順應時勢，消失在流向大海的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