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先生在《談藝錄》序中說：“《談藝錄》一卷，雖賞析之作，而實憂患之書也。”[1]這是錢先生的夫子自道。我們絕不能把《談藝錄》僅僅視之為賞析詩文之作，雖然全書主要是賞析詩文。錢先生序中說“銷愁舒憤，述往思來”，可見其“守先待后”之學術宗旨。《談藝錄》撰著于內憂外患之時代，序中所謂“憂天將壓，避地無之”。而錢先生所憂患者，乃更在于世道人心、人文學術也。從文學批評的角度，錢先生一方面對古今文化人所遭遇的顛沛流離給予理解和同情，一方面更對古今學術中的種種卑劣和丑惡加以掘發和抨擊，正如《圍城》序言所說“憂世傷生”，擔憂世道，傷懷人生，這可以視作錢先生學術著述背后的深層動力。

錢鍾書引鄭子尹《自霑益出宣威入東川》詩，“余讀之于心有戚戚焉”。“軍興而后，余往返浙、贛、湘、桂、滇、黔間，子尹所歷之境，迄今未改。行羸乃供蚤飽，饑腸不避蠅余；恕肉無時，真如士蔚所賦，吐食乃已，殊愧子瞻之言。每至人血我血，摻和一蚤之腹；彼病此病，交替一蠅之身。子尹詩句尚不能盡矣。”[2]此即所謂“在賞析鄭珍的詩里，透露出作者所經歷的憂患”， 并“寫出抗戰中人民流離奔走所遭受的的苦難”[3]。鄭珍所經歷的，錢鍾書也經歷了，所以說“迄今未改”；因賞析鄭珍之詩，而聯系自己所經憂患，古今同一，體會更深。以自己之切身經歷來體悟古人作品，這是理解賞析古人作品最深刻的方式。不僅如此，錢鍾書還由一己之艱辛，而擴大至人民之苦難，推己及人，難免如同杜甫之“憂端齊終南，澒洞不可掇”。

錢鍾書對于世道學術之憂患，大略表現于以下四個方面。這四個方面，一言以蔽之，則“學術不端、為人不厚”而已。

一是對于讀書不讀原著，而借耳食之言，對所評論對象妄加非議之現象深惡痛絕，《談藝錄》中每每加以揭露與痛斥。“后世論竟陵詩，多耳食而逞臆說，更不足憑。博覽如沈子培曾植，而《海日樓札叢》卷七謂《載酒園詩話》、《圍爐詩話》為‘實亦竟陵之傍流’，則渠儂茍曾讀《詩歸》，亦如未讀耳。”[4]這是拿清末著名學者沈曾植開刀，話說得極為尖刻——沈曾植如果“曾讀《詩歸》，亦如未讀耳”，原因就在于他把《載酒園詩話》《圍爐詩話》看作《詩歸》的支流。蓋《載酒園詩話》《圍爐詩話》皆是詩話體，前者推崇盛唐，后者提倡“比興”；而《詩歸》是詩選本，所選體現出“獨抒性靈”的特點，與兩本詩話迥不相侔。又如后人對陶淵明有許多誤解和妄評，錢鍾書特意指出：“不知其人之世，不究其書之全，專恃斠勘異文，安足以論古人。況并斠勘而未備乎。余因略述淵明身后聲名之顯晦，于譚藝或不無少補云。”[5]再如趙翼對陸游過于傾慕以及為陸游諱，皆受到錢鍾書之指摘：“甌北未見放翁字跡，徒據詩中自夸語，遂有聲聞過情之慕，真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者。”“（放翁）乃降節從侘胄游。甌北未引，倘為賢者諱耶。”[6]

二是對于文人之間互相標榜、相互吹捧之現象不加放過，常常嚴厲指出，對世俗相互攀附之習氣浸染于學問之道非常不滿，尤其致慨于世態炎涼之輩的澆薄風習。“蓋文人苦獨唱之岑寂，樂同聲之應和，以資標榜而得陪襯，故中材下駟，亦許其其名忝竊。白傅重微之，適所以自增重耳。”所以錢鍾書引用楊萬里詩句說明“少傅重微之”的原因在于“半是交情半是私”[7]。錢先生由此引發感慨，“詩文之累學者，不由于其劣處，而由于其佳處”。由于其佳處，則己為之自負，人為之仿造，“仿造則立宗派，宗派則有窠臼，窠臼則變濫惡”，“尊之適以賤之，祖之翻以祧之，為之轉以拜之”，“皆所謂溺愛以速其亡，為弊有甚于入室操戈者”[8]。是故錢先生不立宗派，不收弟子。王水照《記憶的碎片——緬懷錢鍾書先生》說：“錢先生生前一再‘誠誠懇懇地’奉勸別人不要研究他：一是反對寫他的傳記；二是反對建立‘錢學’或‘錢學體系’。”[9]一般人都以為是錢先生的謙虛，實際上應是他的警醒。故錢穆在《近百年來諸儒論讀書·曾國藩》中說：“任何一學派，一到時髦，則無不有其錮蔽者。”中國官場向有當面奉承背后詆毀之惡習，而此惡習在學界亦長盛不衰。錢先生面對真風告逝大偽斯興，一切以實用主義為標的，不能不為學問之道而憂也。“夫面諛而背毀，生則諛而死則毀，未成名時諂諛以求獎借，已得名後詆毀以掩攀憑，人事之常，不足多怪。”[10]錢先生雖言不足多怪，卻正是要嚴加指斥的。

三是對于學人間黨同伐異，稱揚或貶斥皆不出于公心非常憤慨，對古代一些名公巨子拉大旗作虎皮的做法批評得更是不留情面。“談藝者亦有‘托大家’、‘倚權門’之習，侈論屈原、杜甫或莎士比亞、歌德等，賣聲買譽，了無真見，以巨子之‘門面’，為渺躬之‘牌坊’焉。”[11]比如錢謙益為一代宗師，魏源開風氣之先，而二人也竟然黨同伐異，令人莫名驚詫。錢謙益尤其惡劣，為了打擊王世貞，竟然捏造事實；對于好友則為親者諱，這樣的文壇領袖如何使人信服！“牧齋排擊弇州，不遺余力，非特擅易前文，抑且捏造故事。……（牧齋）悍然杜撰掌故，殆自恃望高名重，不難以一手掩天下耳目歟。牧齋談藝，舞文曲筆，每不足信。渠生平痛詆七子、竟陵，而于其友好程孟陽之早作規橅七子、蕭伯玉之始終濡染竟陵，則為親者諱，掩飾不道只字。篡改弇州語，不啻上下其手，正是一例。”[12]魏源黨同伐異時，竟然對論敵的學說加以深究，而對師訓不加研討，雖然很令人怪異，但卻是符合攻擊敵人必先了解敵人的道理的。“默深衛護朱子，而竟不一讀《語類》，蓋伐異每尚細究敵說，黨同乃至浸忘師訓，理固然耳。”[13]

四是對于某些名家詩匠大言欺世及為學作媚時語亦痛下針砭。《談藝錄》中特別舉出陸游和袁枚二人，加以具體批駁。李白詩中“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其大言炎炎，已為世人側目。而陸游“僵臥孤村不自哀，尚思為國戍輪臺”，忠君愛國之情溢于言表，固然令人欽敬；“然有忠愛之忱者，未必具經世之才，此不可不辨也。放翁詩余所喜誦，而有二癡事：好譽兒，好說夢。兒實庸才，夢太得意，已令人生倦矣。復有二官腔：好談匡救之略，心性之學；一則矜誕無當，一則酸腐可厭。”[14]袁枚身隱山林，而心系魏闕，所以難免“夸與諂”也。“蓋夸者必誑，所以自伐也；諂者亦必誑，所以阿人也；夸者亦必諂，己所欲所以施諸人也。爭名于朝，充隱于世者，鑄鼎難窮其類，畫圖莫盡其變，然伎倆不外乎是。子才妝點山林，逢迎冠蓋；其為人也，兼夸與諂，則其為書也，不盡不實，復系足怪。”[15]為學媚時，曲學阿世，最為真學者所不齒；故袁枚“為書也，不盡不實”，與錢謙益黨同伐異之“不盡不實”貌異心同也。

《易·系辭下》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憂患意識深深植根于中國士人的深層意識之中。對國家和民族的熱愛，對學術和世道的關切，促使有良知的學者不可能不一生憂患。錢鍾書在《談藝錄》“賞析”中寄予“憂患”，正是他對“學術不端”“為人不厚”的深刻批判。誰說錢先生不食人間煙火呢？他是“賞析中的憂患”，“憂患中的賞析”。他的憂患不是蹈空的，他的賞析也不是無由的。他的憂患不是以占領道德制高點的姿態發為正言儻論，而是從具體事例出發，對一言一行加以解剖，以求真為依歸，以救世為鵠的。

[1] 錢鍾書：《談藝錄》，“序”第1頁，中華書局1984年版，1998年第7次印刷本。

[2] 錢鍾書：《談藝錄》，第184頁，中華書局1984年版，1998年第7次印刷本。

[3] 周振甫、冀勤編著：《錢鐘書<談藝錄>讀本》，第104頁，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版。

[4] 錢鍾書：《談藝錄》，第424頁，中華書局1984年版，1998年第7次印刷本。

[5] 錢鍾書：《談藝錄》，第93頁，中華書局1984年版，1998年第7次印刷本。

[6] 錢鍾書：《談藝錄》，第129頁，中華書局1984年版，1998年第7次印刷本。

[7] 錢鍾書：《談藝錄》，第171頁，中華書局1984年版，1998年第7次印刷本。

[8] 錢鍾書：《談藝錄》，第171頁，中華書局1984年版，1998年第7次印刷本。

[9] 《文匯讀書周報》1999年1月2日。

[10] 錢鍾書：《談藝錄》，第529頁，中華書局1984年版，1998年第7次印刷本。

[11] 錢鍾書：《談藝錄》，第586頁，中華書局1984年版，1998年第7次印刷本。

[12] 錢鍾書：《談藝錄》，第387頁，中華書局1984年版，1998年第7次印刷本。

[13] 錢鍾書：《談藝錄》，第67頁，中華書局1984年版，1998年第7次印刷本。

[14] 錢鍾書：《談藝錄》，第132頁，中華書局1984年版，1998年第7次印刷本。

[15] 錢鍾書：《談藝錄》，第268頁，中華書局1984年版，1998年第7次印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