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的日常生活（節選一）：備考、搶部門，瘋狂的入職培訓

2018-09-28 16:08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在1990年代后期，約瑟·蔡從哈佛法學院畢業。在紐約著名的律師事務所工作兩年后，他決定進入帝杰證券這家投行。

他在律所工作時就非常羨慕投行家，因為別人曾經告訴他，在華爾街“是你告訴企業律師做什么，并且能夠賺取更多的錢”，他當時有一種終于夢想成真的感覺。

當他和一群剛畢業的MBA學生一起進入帝杰證券時，約瑟·蔡跑去購物，精心裝扮了自己的衣櫥，從暗淡的企業律師裝扮轉變到他想象中的投行中層經理（等級高于分析師，但低于副總裁）應有的裝束。受戈登·蓋柯啟發，他第一天出現時穿了吊帶褲。他對我說：

我覺得頭幾周我穿吊帶褲時，人們都會看我一眼，然后我就想，“好吧，這到底是怎么回事？”隨后我注意到，職位低的人不穿吊帶褲。看起來只有董事總經理才穿吊帶褲之類的東西。有人向我解釋道，你不應該穿吊帶褲，因為看起來你花了太多時間修飾你的外表，你本應該努力工作的。你不應該浪費早上的時間穿吊帶褲。另外，你應該在任何時候都看起來非常職業化，特別是在見客戶的時候……你應該穿得好看，但不是過度修飾。

像蔡一樣，剛被提升為經理的摩根大通企業并購部分析師安東尼·約翰遜描述道，許多年輕的分析師剛到華爾街的時候“穿著過于隆重……你會認為他們是董事總經理”，然而一周內，他們就會意識到“分析師是絕對沒有理由戴勞力士的”。

正如前摩根士丹利分析師凱特·米勒所說：“分析師認為他們將要在華爾街工作，成為前途無量的投行家。他們誤以為自己將過上曼哈頓上流社會的生活，得了吧，他們不過位于圖騰柱的底端，會經歷：被徹底剝削兩年——憎恨這樣的生活——去商學院讀書——兩年多后再回來——年收入達到25萬美元的循環。”

那些從精英本科學校和專業院校畢業的訪談對象通常期待著畢業后就可以享受乘著飛機到處旅游、揮金如土的奢侈生活，然而這種想法立刻就被高強度的艱苦工作改變了，這種工作強度足以改變他們的原有觀念，使其重新認識到成為金融資本世界中的成功者意味著什么。

我的大多數訪談對象最初都被華爾街的巨大工作量震撼了，然而過了一段時間以后，他們開始聲稱努力工作是榮譽和杰出的勛章。重要的是，努力工作逐漸被理解為消除不平等的區隔的解決方案，以及名聲顯赫的投行家們的象征，這些銀行家也同樣試圖成為全球范圍內金錢精英制度中無人盯防的專家。

不同于新自由主義經濟時期的大多數工人們，華爾街精英們依舊感受到努力工作、貨幣回報及向上流動的緊密關聯——盡管這一聯系嚴重依賴于名校、社交網絡和崇尚聰明的文化。通過對華爾街核心價值觀“聰明”和“努力工作”的分析，再加上對華爾街投行組織文化的深入檢視，我們可以以民族志的方式深入洞察華爾街究竟是如何重塑美國企業、金融市場以及在美國工作的實質的。

入職培訓

幾乎每一個投資銀行都有一套精心制作的、針對大學和MBA應屆畢業生的入職培訓和介紹項目。在秋季工作正式開始前，分析師們通過長達一個月的金融訓練課程開啟華爾街的生活，這些課程的主要目的是幫助非金融專業的學生更好地適應金融計算的強度（MBA應屆畢業生一般不用參加這些課程，因為他們已經被認為是投行業內人士）。他們經過課堂測驗、完成作業，并且按照表現排名。

由于一些投行并沒有確定將這些應屆畢業生分配到哪些具體部門，因此在最開始的幾周內，畢業生們必須拼命搶奪好的部門。在一些情況下，金融培訓課程中表現出色的分析師會被聲名顯赫的部門所追捧。在第一個月中，分析師將再度經歷面試和測試。

我的一些訪談對象開玩笑地說，甚至在正式工作開始前，他們就常常在培訓室里熬夜到凌晨2點，努力準備各種就職面試和筆試。從一開始，分析師就適應了不穩定和競爭性的文化，他們在這種環境中必須快馬加鞭。

長達一個月的培訓期之后迎來的是入職介紹，通常是三到四天的異地會議和團隊建設狂歡會，使得這些新的分析師和MBA開始融入企業的“文化”中：人事、工作環境、歷史、內部組織結構和銀行的思維模式。

盡管培訓的氣氛是既殘酷又令人頭暈眼花的，但在入職介紹中，這些新雇員是被正式歡迎的，銀行給予他們皇室般的待遇。

首席執行官、首席財務官、首席技術官、部門負責人以及董事總經理們都“從他們日理萬機的行程中撥冗”，參加聚會并給予導引性的演講，從而揭曉新一年的業務目標和主題。高級管理人員用公司的“核心價值”、戰略和自我介紹轟炸熱心聽眾們。

當我參加美國信孚銀行在1996年秋季舉行的介紹會時，“聰明”、“全球化”、“金錢”、“奮斗”、“關系”和“技術實力”的主題幾乎彌漫在每一個演講之中。新員工被反復稱贊為百里挑一的精英，被告知他們一開始就能進入這家全球性的公司是多么幸運，在這里金錢、智慧和機會可以自由流動。墻上掛著巨大的地圖，彰顯著該公司的全球影響力（范圍）。演講嘉賓包括信孚銀行拉丁美洲區私人銀行的首腦和亞洲業務部主管。

新入職雇員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團隊建設訓練上，參加體育活動，與高層社交；在夜間，開放的酒吧，流動的盛宴和樂隊，方便他們與高官們進一步小酌清談。

入職介紹的第一天通常以眾人無精打采地坐下來吃早餐為開端。

接著，一個30多歲的白人男性董事總經理（許多人認為他即將成為銀行的主席）走上講臺，并在房間里大喊，“給我錢！”“你將會賺到比你夢寐以求更多的錢。”他這樣告訴新入職的MBA學生們，于是觀眾都站起來，揮舞著拳頭，歡呼雀躍。“但是，仔細想想，”他接著說，“你們中的一些人如果在麥當勞煎漢堡會掙得更多。如果你不含獎金的年薪為5萬，并且每周工作超過100個小時，其實就相當于在最低工資標準之下。”聽眾們竊笑起來，盡管他們聽懂了這個笑話。在這里，永遠都是有報償的。引用華爾街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早期的故事，他回憶起“我們是如何掙得比你們揮舞魔杖那樣還要多”，并保證說這家新成立的投行一定會讓金錢像以前一樣涌入。

一開始，我驚訝于華爾街人坦率地認識到他們對分析師（和許多經理們）的剝削，并且敢于以此自嘲。后來我意識到，最初兩年經常每周工作至少100小時不僅是稀松平常的，更是被廣泛接受的，甚至被吹捧為投行工作中頗具吸引力的部分。

當我1996年7月開始在信孚銀行工作時（并且貫穿我田野工作始末），我開始親身感受到了努力工作、聰明的文化是如何與精英主義、隔離政治密切合作的。

例如，在和大約30名應屆畢業生共同參加的、為期六周的“GFMTP”（全球金融管理培訓計劃）過程中，我從第一天就明顯察覺到房間里的緊張氣氛，因為對員工的篩選和分類已經開始了。轉瞬間，我和其他三個來自普林斯頓或哈佛大學的內部管理顧問，已經被其他培訓生打上“聰明人”的標簽，其他培訓生大多畢業于公立學校或是“二流”私立學校，例如，利哈伊大學，紐約州立賓厄姆頓大學，紐約大學，科爾蓋特大學和羅格斯大學。我有些尷尬，因此不斷提醒我的同事們，我的金融知識和他們相比簡直蒼白得可怕，他們足以當我的老師。我們培訓項目中二等精英大學的畢業生占多數，因此這一情況使我誤以為信孚銀行正在消除這個舊有的區隔。結果我錯了。

開始時，我們之中沒有一個人意識到，就在不同樓層中還有一個平行的培訓班，叫做“全球企業金融培訓計劃”（GCFTP）。在這個項目中，所有的培訓生都來自沃頓、普林斯頓、哈佛、杜克、斯坦福和麻省理工學院等大學，這些學校都被我在GFMTP項目中的朋友稱為“你們那類學校”。

此外，除了我們四個內部管理顧問，GFMTP組中的每個人都被分配成“后臺”工作人員了（盡管也是管理崗位），然而“精英”組中的每個人都被分配到企業金融組，成為“前臺”投行家。他們有更精致的食物、更優越的后勤服務，更有一個專門的臉書（Facebook）主頁，上面詳細地介紹了他們的出身和個人經歷，附有高清的個人照片。

正是在那一刻，GFMTP成員意識到，不僅有我的存在，更有整個“精英集團”的存在，他們發現我們和他們正在駛入不同的人生軌道，獲得不平等的職位。他們剛畢業就在紐約的跨國投行找到一份工作的期望與激動，全都諷刺性地化為泡影。盡管我不斷地貶低自己，并且表現得很不稱職，我的同事們卻認為我是真正的華爾街人。當與我同時培訓的人被分配到名望較低、薪水較少的銀行部門時，不平等的標簽和分類的全部負荷都壓在他們身上。

從那時開始，我GFMTP的朋友們就會早回家，因為他們意識到，就算他們再怎么在6點之后加班，再怎么積極表現，他們都始終被排除在“前臺”崗位之外：對他們而言，努力工作已經和晉升、獎金再無關系。帶著一種悔恨和抗拒的混合心情，他們開始講述GCFTP和我將如何通宵達旦地為公司干活的故事，而他們則可擁有“固定”的工作時間。

訓練結束后，除了早有計劃的聚會，我很少碰到同期的培訓生。這并不是偶然，它反映出建立在華爾街的非常結構和精神之上的、隔離的文化地理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