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利亞政府想要使政治和經濟穩定下來，并為重建獲取資金，還要面對幾個挑戰。有些挑戰根植于內部矛盾，根植于敘利亞作為一個家產制國家的本質特征。它必須滿足諸多支撐敘利亞政府的重要行動者的各種利益，特別是軍閥和裙帶資本家的利益。

2017年8月中旬舉辦的大馬士革國際貿易展覽會，是繼2011年來這個展會首次在這里舉辦，為期10天，目的是將國外投資者帶回來，并且在國內展現出敘利亞重回正軌的狀態。俄羅斯、伊朗、中國、伊拉克、印度、南非和黎巴嫩等40多個國家的企業代表參與了展會。盡管這場展會的經濟影響甚微，而且一次炮擊造成了數人死亡——確認了安全形勢仍然脆弱——敘利亞政府通過舉辦貿易展覽會試圖向國內、地區內和國際上的力量所傳遞的信息是明確的：阿薩德將會繼續留下來，而且這將是敘利亞重建期的開始。

主要國際和地區國家力量對“反恐戰爭”的關注和對巴沙爾·阿薩德將繼續統治下去的共識，在此時到達了頂點。這兩個事實為大馬士革的統治階層加強了信心。

但是，敘利亞政府想要使政治和經濟穩定下來，并為重建獲取資金，還要面對幾個挑戰。有些挑戰根植于內部矛盾，根植于敘利亞作為一個家產制國家的本質特征。它必須滿足諸多支撐敘利亞政府的重要行動者的各種利益，特別是軍閥和裙帶資本家的利益。

國內與國際的投資的缺乏

重建是現任政府的主要工作，而裙帶資本家既要實施一個鞏固自身的政治和經濟力量的計劃，又要將市場的一部分作為對外國同盟者的協助的回饋。重建同樣也會進一步加強負債累累的政府所實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因為它缺乏資助重建的能力。

在2017年1月初，隨著政府軍在阿勒頗東部取勝，政府開始計劃在全國范圍內實行66號令，這是2012年制定的一條法律，彼時它已經奪走了許多大馬士革居民的財產。這條法令征用了大馬士革南端兩個非正式地區的居民的財產，即Mezzeh區和從Qadam到Daraya的一大片地區。補償這些居民的方式是，從未來將會完成的經濟發展中分出一些部分給他們。Syria Report的編輯Jihad Yazigi說，“無論敘利亞哪里出現了這種剝奪性的項目，補償的數額都非常低。這很明顯地就是對這些人的剝奪…這是將公共財產直接轉移給私有企業，并且不征稅——這將會大大促進與政府有裙帶關系的人的利益。”

這一計劃將要為大約6萬居民提供1.2萬個居住單元，以及學校和餐廳、祈禱的場所，甚至還有一個立體車庫和購物中心。大馬士革官員為這項法令做的辯護是，他們宣稱這一計劃的目標是提高居住水平，其他方面也會接著得以提高，使全國的居住條件都能有所提升。另一個案例是在霍姆斯，這座城市在2015年通過了一項重建Baba Amro居民區的計劃。2017年3月，市政府自己建立了一家公司，以便處理房地產項目。這項計劃包括了465塊地區，大部分是以居住為目的的，其他的則作為公共空間和服務設施場所，例如學校和醫院等等。類似地，對此的指控主要是針對可能的人口學的后果。

由于66號法令允許對大面積的土地實施拆遷并奪取居民的財產，它可以被與政府有裙帶關系的人們用作一項高效的工具，迅速建立起大型的發展項目，同時也可以作為對反對現任政府的人們的懲罰性力量。居民區的發展項目將由市政府擁有的公司承擔，但是與政府有密切關系的投資者所擁有的私有公司將會承擔建設和管理這些項目的工作。敘利亞實行這條法律將會達到一系列目標，包括給予在外避難的人們壓力——通過威脅在他們不在國內的情況下，剝奪他們的財產。同樣，這條法律也可以作為一根胡蘿卜，用以吸引各個希望從敘利亞的重建工作中分一杯羹的國家。

阿曼集團的所有者是與敘利亞政府有密切關系的Samer Foz。這個集團在2017年8月宣布將與大馬士革政府以及國有的大馬士革Cham私有聯合股份公司一起重建大馬士革Mazzeh區的Basateen Al-Razi地區。為了這個項目，阿曼集團成立了阿曼大馬士革公司，聲明擁有總共1890萬美元的資金，但并沒有公布各個合作方分別占有的份額。在與阿曼集團簽訂這項合同之前，大馬士革Cham公司還與由Khaled Al-Zubaidi和Nader Qalei共同擁有的Zubaidi and Qalei有限公司簽訂了一個類似的項目，而這兩人都是與政府有關系的大馬士革商業大鱷，他們的另一家公司Castle Investment在2017年獲得了一項管理Ebla酒店的長期合同，這是一家大馬士革郊區的五星級度假酒店，還有一個會議中心。

盡管Samer Foz和Nader Qalei都是遜尼派教徒，但這并沒有阻止他們與政府取得緊密的關系，這再次體現出了政府通過庇護主義、部落主義和派別主義，利用各種策略和工具建立起了一個多樣的群眾基礎。

就像霍姆斯和大馬士革周邊的各個郊區一樣，阿勒頗和其他地區也可能會出現類似的項目。在阿勒頗，根據一項在2017年1月由市政府進行的初步調查，一半以上的建筑和基礎設施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損壞。同時，由于戰火，阿勒頗東部的許多居民被迫遷移到市內其他地方，或者直接離開了阿勒頗。

一些阿勒頗東部的居民已經開始回歸，但是直到今天這只是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事實上，根據估計，在2017年上半年有44萬多遷移到國內其他地方的人們回到了家中。同時，聯合國難民署已經在2017年監測到3.1萬多敘利亞難民開始從鄰國回到敘利亞。考慮到逃離敘利亞的難民有超過五百萬人，這個數量還是非常小的，而在敘利亞內部流離失所的還有760萬人。敘利亞的總人口數量減少了大約20%。

但是，私有資本所做的投資并不足以重建敘利亞。2017年4月對重建的總耗費預計在3500億美元。除此之外，資金供應也存在問題，因為公私合營的方式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銀行的運作，但銀行并沒有能力提供支持，因為敘利亞國內一共在運作的14家私有銀行在2016年底一共擁有17000億敘利亞鎊的資產，折合為美元后只有大約35億美元（根據2016年底的匯率）。在2010年，這些銀行的總資產曾達到138億美元。從資產上來說，六個國有銀行的總資產實際上比私有銀行的資產多一些，特別是敘利亞商業銀行。但是，這些銀行也擁有更多的壞賬。

因此，重建工作需要大量的國外投資，這就會使那些最堅定地支持阿薩德政府的國家受益，尤其是伊朗和俄羅斯。在2017年2月，敘利亞經濟部長Adib Mayaleh宣布來自伊朗以及其他同盟的國家的公司將得到回報，而歐美的公司必須先由它們的國家作出道歉，才能從中受益。隨著阿勒頗東部被收復，阿勒頗省長Hossein Diyab同樣強調，伊朗將“在敘利亞的重建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特別是在阿勒頗”。2017年3月，伊朗重建部（Iranian Reconstruction Authority）公開宣傳了他們在阿勒頗省對55座學校進行翻修的項目。在大馬士革國際貿易展覽會上，伊朗的存在感最強，有40多家伊朗企業參與到展會當中。

同時，在2015年10月，一個俄羅斯代表團訪問了大馬士革，并宣布俄羅斯公司將會領導敘利亞的戰后重建。在此后進行的一系列磋商中，雙方商定了價值至少8.5億歐元的合同。2016年11月，俄羅斯議會代表團訪問了敘利亞，據報道稱，在這次訪問中敘利亞外交部長Walid Muallem提出讓俄羅斯企業在敘利亞重建過程中占據主導地位。

在2017年八月初，中國政府主辦了“首屆敘利亞重建項目貿易洽談會”，在此期間一家中國與阿拉伯合資的企業宣布獲得了來自敘利亞政府的承諾，將承擔價值20億美元的敘利亞國內工業園的建設工作。

但是，敘利亞的破壞程度甚至可能意味著來自伊朗、俄羅斯和中國的投資也不一定足夠。目前缺少主要行動者的情況——例如缺少西方國家或者海灣地區的君主制國家——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

不過，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保證它所控制的地區擁有足夠的穩定性，并為商業投資提供一個良好的環境，這也與重建的問題有關。這就受到兩種勢力的威脅：軍閥和擁有裙帶關系的資本家。

軍閥，與持續蔓延的混亂

在政府控制的地區，對軍閥的不滿已經持續公開化。軍閥分子參與到了許多犯罪活動中，比如搶劫、盜竊、謀殺、軍閥內戰，尤其是在檢查站收費，使得物品價格上漲，為普通人民帶來了更多的傷害。

在不同地區，批評的聲音都越來越強烈，尤其是在敘利亞海岸線上，居民們已經反復表達了他們的憤怒，對于支持政府的軍閥所犯的罪行——綁架、搶劫等等，當地警察和安全力量都選擇視而不見。

這種憤怒也傳到了其他地區。2016年9月，在阿勒頗市西部由政府控制的區域內，當地居民對政府官員表達了不滿，因為支持政府的沙比哈組織成員在居民撤離之后愈發猖狂地對居民住所進行偷竊。軍閥分子還洗劫了阿勒頗Ramouseh工業區的幾百座工廠。議會議員Fares Al-Shehabi，同時也是阿勒頗工業家聯合會主席，甚至在他的臉書帳號上表達了對此事的不滿。

阿勒頗的Al-Abara清真寺伊瑪目是政府的支持者，他在一次周五布道中提到了這一事件，他解釋說，根據伊斯蘭法律，買賣贓物是違法的行為。沙比哈的一名司令員Ibrahim Ismael針對這一說法回應道，他認為這些贓物是保衛阿勒頗的人們所獲得的“戰利品”。

2017年5月，隨著許多商人和通勤人口的抗議越來越嚴重——意味著各個地方的人們都感到不滿——敘利亞政府試著取消在政府檢查站收取費用的制度。阿勒頗的商人們愈發對這些費用持反對態度，而蘇韋達市區外的貨車司機將通往大馬士革的公路阻斷了兩個小時，為了抗議在路上由各個檢查站收取的“費用”。所有的政府安全部門和軍閥都是由阿勒頗市的軍事與安全委員會管理的，其主席Zeid Ali Saleh終于簽發了一項命令，禁止政府檢查站對運送貨物進出阿勒頗的貨車收取“費用”。幾天之后，大馬士革工業聯合會也要求在首都下達同樣的命令。

同時，針對這一越發混亂的局勢，首相Imad Khamis宣布他將禁止這一做法，但是軍閥還在持續抵抗。這一形勢反映出，隨著敘利亞大部分地區的戰爭都結束了，這些檢查站存在的合法性正在逐漸消失。

在2017年6月中旬，隨著支持政府的媒體也報道了一系列軍閥在阿勒頗犯下的罪行，一場浩大的鎮壓行動開始了。總統府派出了Mohammed Dib Zeitoun中將，他是國家安全部長，也是阿薩德身邊權力最大的情報部長。這一行動是為了終結軍閥踐踏法律的行為。國家安全和空軍情報部隊開始包圍阿勒頗市內Adhamiya，Akramiya和Seif Al-Dawla地區的人民委員會成員，造成了一些小規模沖突。除此之外，復興黨在當地的領袖Fadel al-Najjar也下達了一條命令，收緊了復興黨營的相關規定。

但是，要在國家層面上限制軍閥力量還是具有較大的挑戰性。根據商人Fares Al-Shehabi的說法，巴沙爾·阿薩德必須親自介入，對高級安全官員下命令。最主要的挑戰是，軍閥領袖們大多與強大的安全機構和身居高位的軍事官員有關系，因此市政府無法在沒有頂層決策者支持的情況下反抗軍閥。

在2017年7月6日，工商業人士在Sheikh Najjar工業區組織了一場大型抗議，譴責阿勒頗軍閥的所作所為。抗議者們指控軍閥謀殺百姓，通過控制服務和價格故意干擾供水供電的恢復工作。這些抗議者還譴責了在軍事檢查站收費的行為，尤其是威脅將不付費的工人們送去參軍。與此同時，在通往阿勒頗的公路上，從政府控制的Nubl和Zahra鎮上來的貨車司機組織了又一場抗議，針對的是檢查站的收費和軍閥分子的暴力行為。他們要求政府取締檢查站。

政府為人民的生活穩定能做出多大保證，阿勒頗的情況就是一個測試。同樣，這也是敘利亞政府向國際社會證明它對自己占領的地區的控制能力，由此才能進一步討論外國投資的重建工作。

但是，這只是控制敘利亞境內準軍事組織的漫長斗爭的開始，包括對當地的軍閥——例如國防軍（NDF）——以及對伊朗控制的軍閥的規范。就像2013年一位敘利亞官員預見到的那樣，“在這場危機之后，將有一千場危機——都是與軍閥首領有關的。兩年前，他們從無名小卒變成了擁有槍支和權力的人，我們怎么可能再讓這些沙比哈回去變成無名小卒？”

在2017年夏天，非法的、暴力的親政府軍閥還在各個政府控制的地區里擴散著混亂和危險。截至到八月底，根據反對派人士的說法，一個準軍事組織Nusr Homs的戰士拒絕在他們進入霍姆斯的途中接受檢查，還對警察開火并殘酷毆打了一名警察。另外，全國范圍內由軍閥控制的檢查站數量不僅沒有下降，還有新的出現，對生產者和消費者來說，都增加了耗費。

最后，還有許多其他政府無法應對的安全挑戰。其中之一就是如何面對正在撤退的圣戰組織——例如新反叛聯盟（HTS）和伊斯蘭國（IS）——可能采取的策略改變：他們可能將更多在居民區進行自殺式襲擊，這將帶來更多的不穩定性。

在戰爭中收獲極大經濟與政治權力的裙帶資本家

軍閥當然是政府重新建立“穩定性”的最大挑戰之一，但是這不是唯一的挑戰。裙帶資本家在戰爭中獲得了極大的經濟和政治權力，他們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國內中產階級投資的回歸，因而也威脅到了一個有利于重建的商業環境的創建。隨著政府軍獲得了更多的勝利，收復了更多的敘利亞領土，這使政府希望將由于戰爭離開的投資者和商人也吸引回來。敘利亞政府需要吸引投資，增加商業活動，同時生產者必須減少對進口的依賴，這是一個重要的方面，因為否則外匯將會極其缺乏。

需要特別提醒的是，2011年3月開始的動亂使許多工廠關閉，從而導致了大規模的失業。在2010年與2015年之間，整個經濟體損失了210萬實際的和潛在的工作。2016年的失業率是60%，而青年失業率從2013年的69%上升到了2015年的78%。根據估計，敘利亞人口中的83%處于貧困當中，210萬座房屋被摧毀。如此高的失業率和更高的生活成本使一部分青年人參與到軍隊或者支持政府的軍閥當中，特別是考慮到一個軍閥分子的工資可能是一位大學教師的四倍。

在2017年2月，財政部長Mammoun Hamdan訪問了埃及，與埃及敘利亞商人會（Syrian Businessmen Group – Egypt）見面，其中許多都是生產者。他為這些商人提供了許多激勵，例如減少原料進口的關稅，對機器進口完全免稅，降低營業稅，同時延期任何從國家銀行獲得的貸款——2015年敘利亞通過了一條法律，允許投資者在相對有吸引力的條件下延期他們的貸款。

Hamdan還宣布，政府將為阿勒頗的Sheikh Najjar工業城的8兆瓦發電機組提供資金，同時也將完成阿勒頗機場的建設。投資者們也提出了一系列他們的要求，包括將他們的貸款延期2年。他們還提出了許多有關關稅和其他商業規定的問題。一周之后，埃及的敘利亞投資者派出了一個代表團造訪了大馬士革，與各個政府官員見面。

裙帶資本家毫不猶豫地批評了這些政府措施。財政部長訪問開羅一周之后，一家由Rami Makhlouf擁有的報紙Al-Watan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埃及的工業家》，2017年2月26日），強烈譴責了投資者將他們的回歸建立在政府提出的條件的基礎上，以及他們“只愿意在阿勒頗解放之后”回歸。根據經濟新聞網站The Syria Report，這篇文章是為了“對政府中那些希望他們回歸的人們施加壓力。文章中提到投資者們應該付清他們所有的債務——即他們的關稅和貸款，是對投資者的一個明確的威脅，告訴了他們，如果他們回歸的話將面臨什么情況”。

在戰爭期間離開敘利亞的投資者們背景很多元，他們在許多不同的領域中都存在，但是他們與政府的關系相對比較松散。例如，那些在埃及的投資者大多是紡織業的工業資本家，許多人來自阿勒頗，這意味著他們都是城市中的遜尼派。他們的財富來源基本與政府無關，而是與他們的投資有關。在2016年的一份BIT報告中，敘利亞政策研究中心（Syrian Center for Policy Research）認為，主要沖突地區——例如阿勒頗——中，有90%的工業企業關停，而剩下的只使用了30%的產能。因此，敘利亞工業資本家們沒有什么理由留下來。

在這篇文章寫成的時候，還沒有這些敘利亞工業資本家會大規模回到敘利亞的任何跡象，而埃及政府則在2017年3月宣布，埃及有意為敘利亞工業家在埃及境內建造一個集中的工業園，以此針對敘利亞政府重新吸引埃及的敘利亞工業資本家的企圖。有許多原因顯然阻止了敘利亞商人在2017年夏天大規模回國，但是裙帶資本家的作為顯然沒有為他們回歸的意愿做出任何貢獻。

在這樣的情況下，最近外交部長Walid Muallem對一個“活躍的經濟外交，以便為一個圍繞國家利益進行的重建過程打下正確的基礎”的倡導，以及提出要認識到“通過加強與國外的敘利亞社區進行的交流和建設性的互動，將重建過程中的國外貢獻放到一個重要的地位上”是很難實現的。事實上，如果不與裙帶資本家和其他國家的官員合作的話，這是不可能實現的。

經濟學家Osama Qadi認為，“恢復過程可能要花20年，這是假設敘利亞在2018年以4.5%的經濟增長率開始戰后重建”。在目前的條件下，這看起來有點樂觀了。

戰爭在近期結束的可能性越來越大，但這不意味著政府的麻煩就結束了，事實恰好相反。政府必須要處理一系列的矛盾和挑戰：從一方面來說，要滿足裙帶資本家和軍閥的利益，從另一方面來說，要在經濟和政治穩定中積累資本，同時要在重建過程中將主要的收益分給外國同盟者。今天，這些目標看來無法相互兼顧。

政府在戰爭中對于任何一種反對意見都采取強硬的態度，這么做的代價是很高的，不僅是在人員傷亡和房屋損壞的意義上，在政治的意義上也代價高昂。除了對其他國家和行動者越來越強的依賴性，這一家產制國家中的部分特征獲得了加強，而它的權威則下降了。裙帶資本家和軍閥的力量得到了顯著的增強。因此，缺乏民主和社會正義的狀況——這是當初動亂的根本原因——不僅還存在，甚至有所加強。

但是，由于敘利亞不存在一個包容性的、有組織結構的政治反對派，能對所有的階級和所有的社會行動者都有吸引力——例如獨立的工會或者農民組織，那些能夠利用政府內部矛盾的組織，因此將各種斗爭轉化為一個互相聯系的、有組織的全國性的政治對抗是非常困難的。 

本文是SyriaUntold與openDemocracy的北非西亞空間（NAWA）合作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