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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角社會︱報刊時代過去了,老邱不得不退休
“原來的地方”在上海市黃浦區,局門路和瞿溪路的交叉口上有一個“東方書報亭”。過去八年里,邱福榮是這家書報亭的經營者,直到2018年7月,這份工作結束了。

在這八年里,邱福榮每天早晨5點半騎電動車從家出發,6點準時開門營業。他和妻子租住在閔行區梅隴鎮,但他跟報亭周圍的鄰里卻更熟絡,大家都喊他“老邱”。不再經營書報亭之后,他和這片老城區的聯系似乎沒了憑借。
他經營報亭時還兼著出售舊書刊,報亭關張之后,老邱把剩下的一部分存貨拍照發在了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這個月老邱在微信上做了近2000元生意,像小林這樣的熟客現在都是通過微信聯系。
微信成了老邱與過去的生活最直接的紐帶。但他仍覺得:“微信比不上報亭”。他擔心時間長了,這些年籠絡來的人氣會逐漸散去,“等天氣涼些,每天去那里(路口)站站,和老朋友們打打招呼也好。”
人到中年闖上海
62歲的老邱,一米六五左右的個頭,戴了副老花眼鏡,留著寸頭,說話夾帶著福建客家口音。
他住在上海市中環外一套租來的一室戶,四十多平方米,每月租金2000元。房子沒有裝修,保留著水泥地,墻面也因年久而印記斑駁。2007年,他和妻子剛搬來這里時,租金是700元。
“當初這套房子也就賣五十來萬,現在要三百萬了。”老邱感到有些惋惜。但那時候,初來上海謀生的他沒有在這座城市安家置業的本錢。
現在,妻子住在市區一戶上海人家做保姆,每個月回來住四天,平日就他一個人在家。兩年前,為了節省開銷,他把臥室轉租給了一對來上海務工的夫妻,自己住在七八平方米的客廳里。房間靠墻擺著一張一米五的雙人床,另一側放了一張四方桌和一只櫥柜,報亭留下的舊書就堆放在櫥柜上。
在上海住著合租的毛坯房,老邱的生活顯得有些拮據,如今賴以謀生的報亭也拆了,但他卻說自己不想再回老家去。
他將翻滾著的開水倒進放著一小撮武平綠茶的瓷杯,一邊微笑著說:“這是我老家的茶,每年侄子都給我寄一些。”老邱已經多年沒回過老家。回憶起當初離家的往事,他皺了皺眉,說道:“那個時候在老家,根本賺不到錢,當時我還欠了些債。”
1978年,他在福建武平合成氨廠尋了一份穩定的工作。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中國南方掀起下海經商的熱潮,當時在工廠工作的老邱也動了心。1994年,他選擇停薪留職,在武平縣城開了 一家室內裝潢店。老邱原本以為就此能發家致富,卻因幾年后遭遇的一次商業欺詐欠下了債。
那時,老邱與一家湖南長沙的建筑開發商簽訂了裝潢合同。實地考察后,老邱從老家帶著施工隊伍趕到長沙,交了一筆20萬的保證金,但對方卻一直拖延開工的時間。
一個月之后,他才意識到自己被騙了。調查后,發現對方使用的公章和文件皆是偽造的。他算下來,那次虧了近40萬元。這筆錢在當時足以在老家買上三四套百平米左右的房子。更讓他無奈的是,投進去的錢大部分還是向親友借來的。
2002年,化工廠實施改制,老邱下崗了,而經營裝潢店也沒能賺到錢。常找他收購郵票的老鄉告訴他,自己在上海發了財。恰巧老邱也有收藏郵票的愛好,“倒郵票能賺大錢”讓他動了念頭。為了還清債務,2004年夏天,年近五十的他下定決心出去試一試。
上世紀末的國企改制導致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次下崗潮,也引發了新一輪的外出打工潮。 根據歷年上海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的數據分析,2000年至2010年的十年間,上海常住人口增長了近40%。
剛來上海時,老邱花600元在黃浦區租了一間12平方米的臥室。一年后,妻子搬來上海,和他擠住在出租屋里,找了一份做保姆的活計。
但是,老邱到上海的時候,郵票市場就已經從1990年代末期的盛世跌落。早幾年,同鄉賺得盆豐滿缽,在上海購置了房產,而他卻沒能淘到金。
為了能夠在上海待下去,2005年,老邱經朋友介紹做起了《新民晚報》的投遞員,他當時心里想:“做報紙投遞,至少是給國企干活,能有保障”。世界報業大會數據顯示,新民晚報在2005年的發行量達到了104.5萬份,居于“2005全國晚報都市類報紙競爭力20強”榜首。
投遞員的工作卻并不輕松。“那時候,三點鐘就得起來準備工作了”,他回憶說,每天四五點就得趕到分發中心領報紙,除了盡早投遞到負責轄區的訂戶信箱,還要給轄區內的書報亭配送報紙。天剛放亮,報紙基本就已經送完了。加上每份報紙的提成,他每月能拿到1200元。
世界報業協會的統計分析報告稱,2005年,中國成為了世界日報發行量前100名排行榜中日報最多的國家。當年,中國報紙以9350萬份的日銷量位居世界第一。
2006年,《環球時報》改版,由周報變身成日報,發行量大增,在上海成立的徐匯報紙配送中心招投遞員。老邱在朋友的推薦下,轉去了《環球時報》的配送中心干活。
為了能賺更多的錢,當時老邱還兼職在一家KTV做點歌員,每天從下午6點工作到晚上12點。那幾年,五十多歲的老邱過著日夜顛倒的生活,但他覺得:“趁著還年輕,能干就要多干點。”
這些年,老邱一直在追逐奔涌向前的時代浪潮,無論是選擇下海經商,還是順應人潮到大城市淘金。他總期待自己能借勢改變平凡的命運,卻似乎永遠慢了一步。
老邱和書報亭的八年
來上海的頭幾年,雖然生活艱苦,收入微薄,但大城市給老邱帶來了朝氣,讓他滿眼看到的都是希望和美好未來。老邱總跟人說:“上海是個好地方。”他覺得,“這里能賺到錢。只要你肯干,就餓不到。”
2006年下半年,大女兒畢業后,來上海找了份工作。為了一家人能住在一起,2007年年初,他們搬離了鬧市區,租了現在這套公房。二女兒大學畢業,也隨著來了上海求職,一家人總算在上海團聚。
2010年10月,老邱支付給上海東方書報刊服務有限公司5000元押金,租借了局門路瞿溪路交叉口的一家書報亭,不再做投遞員,過上了朝六晚七的日子。

老邱本就愛看書報,因為對這個區域報亭經營情況了如指掌,即便原來的亭主覺得開報亭沒有未來,但他還是有信心能把報亭的生意做好。他購置了一輛電瓶車,早上6點準時來到報亭,晚上7點關門回家,每天幾乎一大半時間守在報亭里。
老邱把這間五六平方米的鐵棚當成了第二個家。他在報亭里裝了空調,角落里還擺放著簡易的廚具和電飯煲用來烹制午飯,架子上還掛著一只音響。有時興起,他就開起音樂,隨著節奏吹笛子消遣。
每天打開門,老邱都將報紙和雜志整齊排放在貨架上,認真地站在亭子里等來往的路人停下腳步。夏天天氣熱,熟客來買書報,他會熱情地招呼對方“進來坐坐,歇一歇”。
2010年算得上是上海書報亭經歷的一段好時光。這一年,借由上海籌辦世博會,東方書報刊公司配合政府對市區書報亭進行了一次“大換新”,不僅調整書報亭的位置以求布局更為合理,還整改了書報亭外觀。

老邱經營報亭的頭三年,收益頗豐。在他的記憶中,最好的光景單日營業額就能突破1000元。那時,他的報亭攤頭堆得滿滿當當,200多種報紙、200多種雜志可供讀者挑選。
“《知音》《讀者》,一些時尚雜志、兒童刊物很好賣。健康養生方面的報紙、《新聞晨報》《東方早報》《新民晚報》這些銷量最好。這些報紙賣得好的時候,一天每樣都能賣出幾十份。”除了起初支付的5000元押金和購買報刊、雜志的本錢,經營書報亭不需要支付其他的費用,生意好的時候,老邱每月能靠書報生意賺到4000元-5000元。
但事實上,紙媒行業衰落從2010年已經能察覺端倪。就如同當年做生意被騙,企業改制下崗、錯過郵票賺錢最好的時光,老邱又一次慢了大潮流一步。
2014年春季,老邱和家人一起去安慶的小女婿家玩,在長江邊散步閑逛,隨手花10元錢買了一張“舊物”——早年間用毛筆寫的入黨申請書。帶回上海后,他把這張紙放在報攤上,沒想到“沒過幾天就被人200元買走了”。而自從報攤擺上舊書報,就常有老人來問他“收不收舊東西”。后來,老邱開始搗騰這些舊貨,這讓他體會到“上海的確有不一樣的文化底蘊”。
意想不到的是,舊書報生意竟成了報亭最后兩年的主業。
報紙雜志的時代過去了
當初,老邱沒有想到“有一天老百姓都不讀報了”,信息時代的飛速發展改變的不僅是人們的閱讀習慣,還有他自己的生活。
2015年起,老邱報亭的生意一落千丈。
來報亭的人越來越少,賣報的營業額再未有過日入千元的盛況。“以往一天賣掉幾十份的《新民晚報》,在那兩年里一天能賣出五六份就已經很不錯了,還有一些報紙再也沒見投遞員送來過。”老邱說。
為了扭轉報亭經營的頹勢,老邱也做了一些技術微創新。兩年前,他在報亭醒目位置擺上了支付寶、微信掃碼付款的二維碼,順應潮流開始用手機收賬。但是,經營情況并沒有好轉。從那時起,一直愛讀報的老邱,也開始習慣每天在手機上看新聞來消磨時間。
據不完全統計,僅在2015年,就有三十多家紙媒停刊。世紀華文的監測數據也顯示,2015年下半年銷售量大幅下跌,僅相較于當年年初跌幅就達到了27.29%。
近些年,紙媒頹勢,報刊經營慘淡,一些書報亭的亭主無力支撐,只能關門。為解決部分下崗職業再就業而應運而生的上海書報亭,在早期經營者陸續退休后似乎也已到歷史使命完結期。老邱原本想指著書報亭攢點錢,過幾年去上海周邊郊縣買個小房子養老,但老邱又一次輸給了時代。
2018年7月中旬,老邱接到了街道辦“要求關閉報亭”的通知。他說,自己的報亭應該算是上海最后一批關閉的亭子。
老邱接到通知時,第一反應是:“要是能找到一個其他的活干就好了”。雖然已經年過六旬,但他不甘心在日新月異的大上海做一個閑人。

7月25日,報亭關門的時限如期而至。那天傍晚,老邱將報亭里剩余的舊書整理進電瓶車后座的儲物箱里,關上了報亭的鐵門。
老邱過上了退休生活。上午在家附近的公園吹吹笛子,下午待在屋里玩玩微信,偶爾去大女兒家幫忙照顧外孫。閑賦在家一月后,他才真正意識到生活被改變了,“以前每天朝六晚七有事做,現在真的感覺不習慣了。”
一周前,老邱換掉了陪伴自己多年的電瓶車。9月4日下午,老邱如約在“原來的地方”等小林,他碰到幾個面熟的人,仍熱情地湊上前去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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