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已經進入了輕罪時代，針對輕罪的治理理念和實踐已經提上的議事日程。”9月23日，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名譽院長樊崇義在京都刑事辯護專業化高端論壇上分享了有關輕罪治理理論和實踐的研究。在他看來，當前輕罪治理的迫切性、必要性和重要性已經擺在政法戰線面前，“政法工作怎么辦，刑事辯護律師怎么辦，我們要進行深入解決。”

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名譽院長樊崇義圍繞“輕罪治理與法律援助”作了主旨發言。

我國刑事犯罪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必然要求刑辯治理的機制和程序轉變。樊崇義觀察指出，近20年來，我國刑事案量不斷增加，檢察起訴從1999年的82.4萬件增至2019年的220萬件，刑事犯罪結果也發生了變化，嚴重暴力犯罪起訴量從16.2萬人降到6萬人，其中被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輕罪案件占比從50.4%上升到83.2%。

“這就是當前我國刑事犯罪結果的總體特征，案件總量持續遞增，內部輕重犯罪加速分化。”樊崇義直言，特別是近五年來，我國刑事犯罪案件中嚴重暴力犯罪總體呈下降趨勢，被追訴的刑事案件當中，超過85%是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據他調研，這一數據在重慶、湖北等地有的已經達到了92%、93%。在發案和追訴數量上，排名第一的盜竊罪已經被危險駕駛罪所取代，2021年之后，網絡犯罪已占據犯罪總數的第三位。

樊崇義認為，在司法現代化的指引下，必須遵循司法發展的三大基本規律，充分認識輕罪治理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第一，司法職權與結構的發展規律不可逆轉，輕罪治理中的司法職權，尤其是保護職能，必須加強。第二，特別是近20年以來，近現代所產生的協商性訴訟，這一規律是輕罪治理基本的訴訟模式，要引起高度重視。第三，從我國刑訴法的產生和發展的規律，刑事訴訟法從立法到三次大修，其中保障人權原則法制化是輕罪治理的直接理論基礎和法律準繩。

基于此，他直言，對輕罪進行專門治理并與重罪治理加以區分，是當前的一個首要任務，“要實施分類治理，精準施策，不能一刀切籠統地加以治理，在中國特色輕罪現代化之下，輕罪治理應該遵循關于輕罪治理的基本理念和價值理念。”

與此同時，中國式輕罪治理現代化在程序中還需要解決一些基本問題：一是我國迫切需要從刑法、刑訴法的立法上，解決輕罪與重罪的劃分標準問題，這是當前我國刑法到現在還沒有解決的問題，也是刑訴法也沒有解決的問題。二是，要全力以赴推動和完善刑事協商程序的建構，要不要在刑訴法當中，單獨解決刑事輕罪犯罪的刑事協商程序的建構，包括參與刑事協商程序的主體、內容，證據標準以及認罪認罰從寬案件可否設立獨立程序等等。第三，要完善出罪機制，一是關于如何用好不起訴制度的問題，二是加快探索刑事合規不起訴的問題。

此外，關于輕罪的證明標準要不要降低？輕罪犯罪要不要給出路從而構建犯罪記錄消滅制度？“這些也都是需要認真研究的問題。”樊崇義表示，當前輕罪治理的迫切性、必要性和重要性，已經擺在政法戰線（包括律師）面前，在我國已經進入了輕罪時代，政法工作怎么辦，刑事辯護的律師怎么辦，這個問題還要進行深入解決。

樊崇義還強調，關于輕罪的治理，更重要的是要把如何從治罪變成治理，把被破壞的社會關系修復起來，從而化解矛盾，“在新的輕罪治理程序當中，刑辯工作任務不是減輕而是加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