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我要從世界看中國，再從中國看世界。”圍繞著這一發(fā)端，著名歷史學家許倬云以九十高齡八易其稿，結(jié)撰出這部華夏文明從成長到成型的傳記——《經(jīng)緯華夏》。作者跳脫出中國文化內(nèi)部演變的敘述，以“大歷史”的觀看視角與思維方式，對華夏內(nèi)外的歷史互動進行了全新的歸納排列，再現(xiàn)了中國大地上人群、族群、文化互動融合的軌跡。本文摘自該書第八章《思想體系的成型和演變》，澎湃新聞經(jīng)新經(jīng)典授權發(fā)布。

唐代的儒家學者中，有很多人出身世家大族。他們之中即使有人皈依佛、道，追尋形而上學 的理論，大多也不能忘情于儒家。從韓愈開始，即有一批文人投入古文運動，不僅提倡古文，也志在恢復古代的儒學道統(tǒng)。趙宋以來，理學人士致力于回歸中國文化的基調(diào)，即使最終接納了外來宗教如佛教，也努力將其融入中華體系。

當然，儒家在隋唐開始復興，從唐初到中唐，其工作只是在編纂和整理經(jīng)典，并未深入民間，也沒有引發(fā)士大夫的強烈回應。在韓愈的領導下，儒家才恢復作為一種社會思想的本色。只是，唐代學者所做的學術研究并不呈現(xiàn)特色。作為一場社會文化運動，也只有韓愈等人主張要回到儒家思想的原典。只是，我們必須感謝唐代初步的復興。若沒有唐代的開啟，儒家在宋代就不可能發(fā)展出如此壯大的力量。

宋儒的保守心態(tài)，也許正如劉子健先生指出：即是“內(nèi)卷”（involution），甚至出現(xiàn)堪稱返祖的現(xiàn)象。我認為，處于中原的趙宋強鄰環(huán)伺，武力不如人，靖康南渡后更是局促于南方，只是列國體制中的一國而已。宋代中國唯一能夠抓住的是：如何守住文化的命脈，從存續(xù)再盡力追尋，繼長增高。宋代學者致力于純化儒家，將外來的因素，尤其是神力因素，不管是佛教的神、祆教的神還是景教的神，都一概排除。最終者，是將人心存著的一個純“理”，當作形而上倫理最重要的基點。

宋代理學的發(fā)展，無可否認是儒家的復興。這場復興運動之中，儒家承受了道家甚至于佛家的影響。北宋儒家復興的主要貢獻，是學者們對經(jīng)典的闡釋和建構理論，比如周敦頤、二程、張載、朱熹（即濂洛關閩等學派）的工作。他們的貢獻在于規(guī)劃儒學研究的方向和典范，更著重于對個人內(nèi)修的關懷，至于其社會功能方面的作用反而在其次。北宋儒家將“道”字強調(diào)為儒家思想的核心，其中道家的影響不可抹殺，甚至宋儒在強調(diào)內(nèi)省的層面也不能躲開佛、道兩家的影響。只是到張載的《西銘》，有個完整而簡要的說明。此時，倒是將儒家本身的社會性和倫理性，成功地交織于“道”的內(nèi)修層次之內(nèi)。

朱熹的理學，則將內(nèi)心的整理又提升了一層。于是，儒家的內(nèi)外兩層圓滿地整合為一個龐大系統(tǒng)。朱熹指示要將儒家思想納入心中，必須從《大學》《中庸》開始，讀到《論語》《孟子》。 “學”“庸”兩部分的主張和路徑是：人只有從內(nèi)心得到根本的轉(zhuǎn)換，才能夠去面對外在世界；到了最后，“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如此局面下，這一類格言，使得士大夫不是憑借自己士族或者學派的影響力，結(jié)合為社會力量與皇權抗爭；而是以良心與良知為本，自己培養(yǎng)出一種抗爭的勇氣，為超越的真理，也為人間的公道而抗爭。這就將人的修為與社會責任合二為一，成為士大夫終身的任務。信仰不只是學術而已，乃是自己人生的歸屬。孟子有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這種境界不是鉆書本所能做到的，而需深入、終身持守的修煉。

西方古代希臘有一個“犬儒學派”（Cynicism，這個名詞其實與“犬儒”的現(xiàn)代含義相當不同，為了避免誤導人，我稱其為“修身學派”），我們可將其中積極的部分作為對比：他們也主張，人 應該挺身面對所有的誘惑和迷茫，只有末流的修行者才會選擇出世。儒家不應當是“自了漢”，不應當是出世，儒家應是積極的入世。

宋儒常常就“道”與“理”進行辯論。究竟“道”與“理”是一還是二，何者更重要？“道”在人心以內(nèi)，“理”在人心以外？

在這場辯論中，宋儒所要求的，是將人間的秩序、倫常當作安定的力量。“道”與“理”之外，其他則無關緊要，“神”只是個象征而已。宋儒此番爭辯的最終結(jié)論為：人間的倫理是一切的根本。

儒家原本的流動性的社會觀念、組織觀念，改變?yōu)楣潭ǖ膫惓！肌⒏缸印⒎蚱蕖⑿值堋⑴笥眩@“五倫”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原則。

張載的《西銘》，便是以此固定上、下關系，固定統(tǒng)、屬關系，固定延伸、核心關系。固定的上與下之間，上有其優(yōu)勢，下有其服從。這種觀念最終只是要求對皇權服從，《西銘》的解釋因此有其時代性。在我看來：中國思想中，龐大復雜的宇宙系統(tǒng)，包括人間系統(tǒng)，其實時刻在變動、調(diào)適。因此，只有在變動之中，才能時時刻刻取得安定的恒態(tài)。這種變動的觀念，就不是傳統(tǒng)儒家固定的倫理觀念可以處理的。

皇權的獨尊與儒家的倫理觀念有著直接聯(lián)系，這一點無可否認。宋代道學、理學的爭辯，使儒家改變其原本靈活的、尊重個人、尊重理性、尊重情感的思想系統(tǒng)，使得階層之間的相對關系固定。本來君、臣關系是相對的：臣對君要忠，要忠于君上，忠于其職務；君對臣要仁，要仁愛、體貼臣下。轉(zhuǎn)變之后，則成了僵化的上下關系，上來治下、下來反制的相互關系不復存在。

明代儒家所做的反抗，是重新檢討道學、理學的僵固。宋儒的道學、理學最甚之時，陳亮與葉適都已提出“心學”最初的構想，但到了明代才發(fā)揚為王陽明的心學。“心”是在“人心”，“上取于天命”，即宇宙秩序秉承的化育萬物的大愛之心，亦即“仁心”。陽明心學認為，由心體會、認識天命，其權在于個人。人與天地宇宙同消息，庶幾可以堂堂正正做人。心學在明代被廣泛討論、不斷發(fā)展，承受來自道學的壓力也非常大。

明末清初，有一些不同的解釋各自出現(xiàn)，可惜清代以科舉與考證之學束縛了儒者的心胸。清朝的康熙是外族統(tǒng)治者，面對中國如此龐大的天下，其考慮是：不能將最高的權力付諸天、付諸理性，而必須付諸君權的絕對性，必須維持君、臣之間上下尊卑的秩序；并且，外族得到“天命”，就取得了君主絕對的權威。所以康雍乾三朝，統(tǒng)治者花了很大工夫整理典籍，由此重建了道學的規(guī)范，亦即上、下秩序的規(guī)范，而不是人自立于天地之間的主權。清代強大的皇權強調(diào)道學的重要，卻不在乎其拘泥。于是，不少讀書人失落了人可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精神。

與此同時，17世紀的西方，正在向民族國家系統(tǒng)進行轉(zhuǎn)變：教會本身的權威被大眾質(zhì)疑，而上帝的“恩寵”（providence）卻成為新教倫理的中心。西方開展理性主義運動時，中國也正在開展心學這一本著自省、反省和自立的運動。遺憾的是，東西方之間并未彼此呼應，對西方、對中國，這都是很大的損失。其中原因，在于最早將西方思想帶入中國的是耶穌會士，耶穌會士信奉天主教，這些天主教會的神父并未將新教批判教會和神學的理論帶入中國。

王氏心學其實有更多詮釋的空間，也有不斷調(diào)適觀念的空間。我們今天有很多可以從王學基礎上發(fā)展的可能性，尤其從物理的量子力學或化學中各種不同大小的粒子等方面頗可印證：人間的網(wǎng)絡，何嘗不是宇宙網(wǎng)絡的一部分；人間的倫理，其實只是人間網(wǎng)絡之中的一些社會部分而已。

《經(jīng)緯華夏》，[美]許倬云著，南海出版公司202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