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馬翔宇

注意?。?！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當你行走在明末的古玩市場，滾滾人潮當中，突然起了平地驚雷。不到一炷香的功夫，幾乎整個市場的人都涌動到了一個小攤位前。那里有一人，自稱是跟隨著王陽明平定過寧王之亂的義勇兵的后人，他從懷中掏出一個小小銅爐，聲稱這就是一件正正經經的宣德爐。古玩行的方家們為此從日中爭論到日落，形制、皮色、聲音、銹色，分毫不差，終于在閉市之前，他們得出了結論：壞消息，這不是一件真宣；好消息，這是一件仿宣里的尖貨，出自蘇州蔡家之手。

明 銅沖耳乳足爐 故宮博物院藏

宣德爐，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批使用黃銅鑄造的御用銅器，通過應用不同的鑄造手法與加入不同的輔料，宣德爐產生了不少于六十種色澤與光澤分支，即所謂的“其色內融，從黯淡中發奇光”。而在明代獨樹一幟的古玩市場的助推下，對宣德三年的這一批銅爐的仿造，從其初鑄成的宣德時代直到當今，從未斷絕。中國六百年來銅爐鑄造工藝，也因之而根系發達，脈絡廣布，“宣德”二字從一個僅僅使用了十年的年款，轉變為了一種形制與藝術風格，不但活得比整個大明王朝都要長久，還催生了蘇鑄仿古銅器流派。這世間事發展的走向，實在是讓人捉摸不透，拍案叫絕。

繁榮又倉惶的宣德時代

宣德爐，是一款充滿文人氣質的物什，其本身的用途是案頭的清供或是熏香的容器。天光淼淼，文思涌動，爐中騰起的是連接文人精神世界與現實世界的那架虛無之橋。如此物件，實在難以與生于草莽，長驅奔襲的洪武、永樂時代相契合，的確，其誕生的宣德時代，正是明朝國家氣質全面轉變的時代。

明 朱瞻基武侯高臥圖卷 故宮博物院藏

宣德皇帝，名朱瞻基，是明朝的第五位皇帝，也是永樂帝在世時就已經隔代指定的繼承人。這五位皇帝中，建文帝在位四年，宣德帝之父洪熙帝在位僅一年。因而，明初的帝王政治實際上可以明顯地劃分為洪武-永樂-宣德三段，或者說，是奠基-擴張-收縮這三段。永樂朝的大擴張是整個明王朝武功的極盛期，尤其是在東南亞與南洋方向上，達到了中國歷代王朝之最。但明朝的財政體制和動員效率無力支持這樣的擴張和領土消化，永樂十九年朱棣第三次掃北之前，掌管戶部的夏元吉就已經發出了財政、馬政瀕臨崩潰的警告。

進入宣德朝，明代急劇轉向戰略收縮與休養生息。洪熙帝“停罷采買，平反冤濫，貢賦各隨物資產，陂池與民同利”的政策得到貫徹：遺孤被赦免，明帝國的上層社會重新走向團結；皇陵的修建轉向了簡樸節約的原則，明初大興土木的時代告一段落；楊士奇、楊溥、楊榮等名臣執掌朝政，使宣德朝成為明代法紀較為嚴明，政治較為清明的時期，士大夫侵奪民田的情況尚不劇烈，自耕農階層的破產潮還未到來。于是在明帝國的內地，社會矛盾緩和，經濟生產恢復，出現了士民公認的“仁宣之治”。清代史學家谷應泰在《明史紀事本末》中寫道：“明有仁、宣，猶周有成、康，漢有文、景?！?/span>

清早期 宣德款掐絲琺瑯人耳長方蓋爐 故宮博物院藏

蘇州城在明清的繁盛，似乎也在冥冥之中于宣德時代埋下了種子，宣德二年，吳門畫派的鼻祖沈周出生，他的學生包括唐寅、祝允明與文徵明；宣德四年，滸墅關設立，未來將成為天下五大鈔關；宣德五年，況鐘知蘇州府，他就是那位昆曲《十五貫》中的況青天，作為有明一代著名的清官兼能官，況終重整了蘇州的農田水利與社會風氣，一轉蘇州城洪武趕散以來的頹勢；宣德十年，明代第一位以文章奪魁的蘇州狀元吳寬出生，他將執掌禮部，在蘇州城中留下了著名的藏書樓“叢書堂”。

但在明帝國的邊疆，卻是一片破敗與倉惶。宣德二年，哈密衛駐軍回撤，明朝徹底放棄了深入西域的可能，西部邊關回到嘉峪關；宣德三年，麓川王朝侵入云南，奪占騰沖等處，宣德帝沒有組織反擊，并放棄了交趾承宣布政使司，麓川王朝在中南半島迅速崛起，安南復國；宣德六年，駐扎于元上都舊址的開平衛與興和所廢棄，駐軍內移獨石口，明王朝在蒙古草原失去戰略支撐點，對蒙古防務退回長城線；宣德六年，鄭和最后一次下西洋，明王朝對印度洋沿岸的直接影響落幕，舊港宣慰司等南洋據點也失去了倚靠，再難避免日后被當地政權抹除的命運；宣德九年，奴兒干都司內遷三萬衛，明王朝對關東的實控線退回遼河流域，以建州衛為代表的土司勢力崛起。

萬壽堂本《大明一統志》輿圖 圖源:中國民族圖書館

宣德朝遍及南北、無問西東、由陸至海的全面內縮，吐出了永樂朝二十余年征戰的幾乎全部戰果，這樣的激進轉向已經很難理解成對國內民生和國防縱深進行平衡之后的合理決策。在洪熙朝還都南京的動議作罷后，明代只得以長城線和遼西走廊為防務核心，京師直貼邊墻，被迫“天子守國門”。每遇戰事，其損失之巨大，反應之遲鈍，將遠甚于永樂朝。于是，在永樂帝封狼居胥不到四十年后，宣德帝之子朱祁鎮即迎來土木之變，淪為叫門天子，彼時曾跟隨朱棣北征的老兵親眼目睹兩代人之間攻守易勢，該是何等的絕望？而這兩代軍人之間的時代，正是繁榮和平的宣德十年，在這場透支了后世國防安全的繁榮中，名動天下的宣德爐登上歷史舞臺，成為了后世維持宣德時代風評的大IP。

明宣德 宣德款銅雙耳爐 故宮博物院藏

熔列國而溯三代：宣德爐的誕生

宣德三年三月初三日，皇帝敕諭工部：“今有暹羅國王刺迦滿藹所貢良銅，厥號風磨，色同陽邁，朕擬思惟所用，堪鑄鼎彝，以供郊壇、太廟、內廷之用。著禮部會同太常侍司禮監諸官，參酌機宜。該鑄鼎彝，自上用之外，以及頒賜各王府兩京文武衙門，數目多寡，款式巨細，悉仿宣和博古圖錄及攷古諸書，并內庫所藏柴汝官哥鈞定各窯器皿，款式典雅者，寫圖進呈揀選，照依原樣，勒限鑄成。今特勅爾工部，可速開冶鼓鑄，應用工匠，金銀銅鐵鉛錫藥料，可著實明白開冊具奏，毋得隱冒侵欺，查出治罪。”

依照這道上諭，禮部會同太常寺、司禮監從三代青銅器和歷代官窯瓷器中遴選出117種，3365件作為鑄爐藍本。并由工部上報，皇帝親自審定了鑄爐物料清單：暹羅（今泰國）風磨銅31680斤，日本生紅銅800斤，賀蘭國（今荷蘭）花洋錫640斤，另有赤金640兩，白銀2080兩用于鎏金和鑲嵌。所謂的生紅銅、花洋錫即是當時冶煉能力下所能得到的純銅和純錫，而所謂的“風磨銅”，盛傳為金雜質含量較高的銅，其實是爐甘石（主要成分為碳酸鋅）點煉赤銅后的產品，是一種金黃色的銅鋅合金，也叫做黃銅，因其較一般的點煉工藝細致，雜質較少，故而“色同陽邁”。鋅在今天是一種廉價金屬，但人類對其的冶煉技術掌握比較晚，在中國要到萬歷年間，在歐洲要到18世紀，因而長期對鋅合金沒有準確的認知，風磨銅的成分也就出現了訛傳。對傳世的官鑄宣德爐主體部分進行檢驗，也可以發現，其銅含量在85%至88%，鋅含量在12%至15%，而錫和金的含量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實物與文字記載相互印證，可以確認宣德爐是一批黃銅爐，而非傳統的青銅爐，更不是傳說中的含金爐。

明宣德 宣德款銅沖耳乳足爐 故宮博物院藏

這批宣德三年爐有幾個比較顯著的特點：

◆ 其一是手感細膩沉重。由于鑄爐原料進行了少則6次，多至12次的精煉，在明代的工藝條件下，雜質含量已經處于極低水平。因而材質的比重明顯偏高且質量分布均勻，同時表面光滑細膩，握持有明顯的壓手感與潤澤感。

◆ 其二是皮色豐富且穩定。宣德爐皮色主要有三大分支，即顏料色、鎏金滲金色與金屬本色。這種多樣性系水銀、白醋等輔料涂抹熏蒸次數、位置、大小及入火的火候、次數不同導致的。而這種含水銀的涂層或者鍍層，由于其抗氧化、耐酸、耐堿的化學性質，使得宣德爐的爐身爐底皮色可以長期保持一致，不會因使用當中的火養而變色。

◆ 其三是易生銹。雖然宣德爐表面存在皮色層，但銅與鋅兩種金屬間存在1.1V的電位差，是比較容易形成原電池的兩種金屬元素，在水和無機鹽的參與下，生銹這一氧化反應的速率會明顯加快。黃銅制品較之純銅或青銅制品容易生銹的原理就在于此，作為黃銅爐的宣德爐，自然也要遵循這一規律。據《帝京景物略》記載，宣德三年的這一批爐，至明末時就已經銹跡斑斑，被時人普遍地進行了除銹加工。

◆ 其四是統一的沈度書年款。沈度是明初“臺閣體”書法的代表人物，洪武年間即獲得過文學科的舉薦，永樂年間作為書法好手，入值翰林院典籍，宣德年間，已經是翰林院侍講學士。沈度擅篆、隸、楷、行等書體，楷書特精，永樂朝的金版玉冊，都由其負責謄寫，被永樂帝譽為“我朝羲之”。宣德三年的這一批爐，即由其使用臺閣體楷書寫定“大明宣德年制”的六字年款，陽刻于爐上。比較有趣的一點是，《康熙字典》以前，“德”字有一橫與兩橫兩種寫法，而沈度慣用“徳”這一寫法，這也成為了宣德爐斷代的一個依據。

宣德四年以后，風磨銅等原料即告用盡，宣德年間的官鑄宣德爐于是僅此一批，從未再版，最終的鑄成數量根據不同文獻口徑在5000-18000件。時代的造物與時代本身的氣質是如此貼合，皆如流星般耀眼，卻也是蓬勃歸于內斂，昂揚歸于沉寂的先兆。

明 沈度楷書盤古序軸（局部） 故宮博物院藏

三派爭輝兼內府入場：宣德爐IP的重構

在正品宣德爐鑄成還不滿三年的宣德五年，仿品就已經在市面上出現，席卷了文人圈子。而首開這一仿制過程的，正是山東濰坊的鑄銅名匠，宣德爐督造官吳邦佐，與其同時期的仿造者，還有高氏、且閑主人等。

明代宣德爐仿造的最高峰，則出現在明末的萬歷至崇禎時代，催生這個高峰的，是晚明獨樹一幟的古玩市場。晚明的古玩市場有一個相當有趣的現象，即對本朝文物的推崇。沈德符在《萬歷野獲編》中記載：“玩好之物，以古為貴。惟本朝則不然，永樂之剔紅，宣德之銅，成化之窯，其價遂與古敵。蓋北宋以雕漆擅名，今已不可多得，而三代尊彝法物，又日少一日，五代迄宋所謂柴、汝、官、哥、定諸窯，尤脆薄易損，故以近出者當之”。也即由于三代青銅、北宋雕漆、五代至宋瓷器傳世稀少，已經無法滿足古玩市場的需求，于是明朝的三種宮廷高水準工藝品永樂雕漆、宣德銅器、成化瓷器便堂而皇之的涌入古玩市場，填補市場需求。而具體到宣德爐，明末古玩市場上真正的宣德三年爐主要來源是寧王之亂當中被平叛軍從朱宸濠王府中掠奪而出的珍品，其數量之稀少，亦不能滿足市場需求。

于是萬歷至崇禎年間，宣德爐仿造手藝蓬勃發展，已經產生了北（京）鑄施家、南（京）鑄甘家和蘇（州）鑄蔡家三個主要流派。在鑄成銅爐的質量上，《帝京景物略》將蘇鑄蔡家排在第一，南鑄甘家第二，而北鑄施家最末，且用“不如遠甚”來品評三家之間的差距，實在是很不客氣。而據《宣爐博論》記載，蔡家的優勢在于“款制一仿真宣”和“煉銅有法”，在魚耳、蛐耳兩個款式上優勢最為明顯；而甘家的優勢則在于 “撥蠟范沙”、“燒銅色等分兩”以及作為回教徒“不崇佛法，烏斯藏滲金佛，見即錘碎之”的獲取原料手段，在乳爐這個款式上的優勢最為明顯。魚耳、蛐耳、乳爐這三個款式，正是宣德爐最為暢銷的三個款式，而南京、蘇州兩地，也正是明末最靠近市場的兩個地區，市場與技術相互助推，造就了仿古銅爐技藝在江南的勃興。這一時期，也是歷代仿造爐鋅含量最低的時期，根據對故宮藏品的檢測，僅有2%～3.3%。

明 宣德款銅嵌金沖耳乳足爐 故宮博物院藏

同時，明末至康雍乾時期，也是“宣德爐”這個IP被徹底重構的時期，《宣德彝器譜》（三卷本）、《宣德鼎彝譜》（八卷本）、《宣爐博論》、《宣德彝器圖譜》（二十卷本）等專門的鑒別書籍，以及《博物要覽》、《帝京景物略》、《遵生八箋》、《妮古錄》、《長物志》、《天工開物》等等文人筆記或技術普及書籍當中，都對宣德爐的鑒別標準進行了記載。尤其是《宣德彝器譜》（三卷本）、《宣德鼎彝譜》（八卷本）、《宣德彝器圖譜》（二十卷本）這三套書，據傳是根據流出的宣德三年鑄爐檔案編寫，但其中的主要事件和數據在《明會典》中都有記錄，而在鑒別細節上，三套書本身卻互有矛盾。后據伯希和等歷代學者考證，這三套書應當都是偽書，成書時間不早于萬歷，不晚于乾隆。而其中各不相同的技術細節，服務的正是不同年代仿造宣德爐的銷售，鑒別標準本身根據贗品的實際情況編寫，當然也就不存在真正的鑒別這回事了。于是，“宣德爐”的概念首先在民間被重構，成為了一種藝術風格。盡管其含鋅量千差萬別，從宣德朝13.4%左右的“真宣”，到明末2%～3.3%，再到康熙朝6.7%左右、雍正朝8.2%左右、乾隆朝19.2%左右，但這些打著或不打著“大明宣德年制”年款的銅爐們，還是都被納入了宣德爐的范疇。而狹義上的那批宣德三年爐，伴隨著順軍的戰敗西撤，已經化為銅餅，百不存一。據《明史》所載：“自成至,悉镕所拷索金及宮中帑藏、器皿,鑄為餅,每餅千金,約數萬餅,騾車載歸西安”。

清 宣德款銅熏爐 故宮博物院藏

在這樣的背景下，“宣銅”的概念在清代直接登堂入室，從古玩行一個藏在意味深長的微笑里的共識，轉變為了內務府造辦處雜活作話語體系當中的一個專有名詞，特指以明代宣德爐的用料和冶煉方法為本而得到的器物。于是，仿制宣德爐這項工藝，在清代被正式納入了官營手工業系統，今天存世的宣德爐精品，大多數也正是康雍乾三代的宮廷御用：以故宮博物院收藏的600件宣銅器為例，其中可以明確界定為清代器物的就有2/3，源流清晰的清宮舊藏就有將近100件。清代的宣銅款識也干脆不再如明代的大多數民間仿造品一般遮遮掩掩，而是直接打上了“大清康熙年制”“大清雍正年制”“大清乾隆年制”的減地陽文楷書，這三代款識又各有特點：康熙款仍有臺閣體遺風，雍正款法度嚴謹大氣，乾隆款的結構則比較松散。至此，宣德爐三類六十余種皮色、七類銹色、五十多種器耳、二十多種紋飾、四十多種器足、十多種口緣，款識橫跨宣德等年號、文人私家與督造仿造工名的龐大鑒賞體系被建立起來，玉毫金粟、寶色珠光，最終發展為一門集鑄造、繪畫、雕刻、鑲嵌于一體的手工藝術。

同時，伴隨著冶煉技術的發展與云南等地有色金屬資源的開發，民間仿制宣德爐的難度系數在清代大大降低，于是，在銅禁相對弛緩的乾嘉時期，蘇鑄流派再度輝煌，成為了清代民間仿制宣德爐精品的主要流派。但進入清末民初，清宮文物流散，前門與琉璃廠一帶古玩業畸形發展，各種仿造宣德爐泥沙俱下，質量最差，形制最亂的一批仿制宣德爐大都出自這一時期。宣德爐鑒定在民國再度成為一門顯學，而仿造宣德爐本身的市場空間則被嚴重壓縮。

金全福 蘇州仿古銅器

在這樣的背景下，起自宣德爐仿制的蘇鑄流派，在宣德爐鑄造工藝的基礎上，進一步將其仿古銅器制作技術體系化，轉向了仿古青銅器的制作，產生了極具地方特色的“貼蠟法”，也稱“蘇州片”。這種工藝主要分為“刻樣版、捏坯形、貼蠟片、敷泥型、澆鑄、修整、接色、裝潢”八道工序，通過木模與蠟片相結合的方式，改傳統的一次性蠟模為可以多次復用的木模，提升了銅器紋飾還原的精細度，使得仿古銅器可以實現批量化生產。在這一工藝的成熟過程中，涌現出了周梅谷、劉俊卿、蔣圣寶、駱齊月等一批好手，蘇鑄的仿制對象也不再僅限于宣德爐，而是擴展至歷代青銅器。從1921 年起，周梅谷在蘇州招收能工巧匠，先后仿制了鼎、彝、卣、爐、壺、尊、盤等各種古器，幾達亂真程度，不但被民國古玩市場推為翹楚，還打開了歐美日本市場。1956年，蘇州工藝美術研究所購進周梅谷作坊仿古銅器的木模版，恢復仿古銅器生產，先后制作出鳥獸紋四足觥、鳳紋簋、嵌金人面壺等一批仿古銅器作品，為各地博物館復制了大量出土珍貴古銅器。

2016年1月，蘇州仿古銅器制作技藝被列入第四批江蘇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六百年爐灰沉沉之中，逸出幽幽暗香一縷，縈繞在森森銅綠之間，久不能絕。

參考文獻：

[1]周衛榮.關于宣德爐中的金屬鋅問題[J].自然科學史研究,1990(02):161-164.

[2]常華安.大明宣德爐綜論[J].中國歷史文物,2008(01):24-33.

[3]王漢卿.“蘇州片”的復原研究[J].中國科技史雜志,2015,36(02):203-212+126.

[4]李米佳.清代“宣銅”名物考[J].故宮博物院院刊,2012(01):142-147+161.DOI:10.16319/j.cnki.0452-7402.2012.01.008.

[5]黃亞捷.近代中國外資銀行發展歷程及對當代金融業對外開放啟示[J].金融發展評論,2021(02):53-66.DOI:10.19895/j.cnki.fdr.2021.02.006.

[6]向往. 20世紀早期北京藝術品市場的空間與結構（1911-1937）[D].中央美術學院,2021.DOI:10.27666/d.cnki.gzymc.2021.000259.

[7]玉石,張金華,羅冬陽等.大明宣德爐鑒定[J].收藏界,2004(01):34-36.

[8]劉芝華.制造“宣德爐”：市場、文人、風尚[J].美術學報,2022(03):69-76.

[9]劉錦增.清代新疆銅礦開采研究[J].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22,32(04):140-152+216.

[10]楊煜達. 清代中期云南銅礦分布變遷與驅動力分析[C]//中國地理學會.地理學核心問題與主線——中國地理學會2011年學術年會暨中國科學院新疆生態與地理研究所建所五十年慶典論文摘要集.地理學核心問題與主線——中國地理學會2011年學術年會暨中國科學院新疆生態與地理研究所建所五十年慶典論文摘要集,2011:195.

聲明：本館原創文章轉載，須經館方授權。公益原創文章插圖，圖片版權歸屬于收藏地或創作人。

統籌：吳文化博物館

技術支持：蘇州多棱鏡網絡科技

原標題：《當仿造成為藝術——占領古玩市場的蘇鑄宣德爐》

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