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戰略武器，你可能會想到什么？

發射架上攜帶的核生化武器？射程非常遠的導彈？還是可以一次性向敵方領土傾瀉大量爆炸物的現代化戰機？

實際上，對身處戰場的士兵及平民而言，那些隨時可能出現的地雷，也是一種廉價卻致命的戰略武器。

來自地下的威脅

在中國的傳統演義小說中，地雷在三國時代便已出現，諸葛亮憑借這種跨時代的武器，一舉消滅了號稱刀劍不入的南蠻“藤甲兵”。事實上，原始地雷出現的時間不會早于各種炸藥和引信被相繼發明出來的12世紀末13世紀初。他們之所以被各類演義小說廣泛采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明代中葉各種“地雷”武器的大行其道。

據《淵鑒類涵》記載，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兵部侍郎曾銑在總督陜西三邊軍務時研制了一種擲石地雷，“穴地丈許，柜藥于中，以石滿覆，更覆以沙，令與地平。伏火于下，可以經月。系其發機于地面，過者蹴機，由火墜藥發，石飛墜殺人”。

據記載，當時還制造了一種延期地雷，“慢炮法，炮圓如斗，中藏機巧，火線至一二時才發。外以五彩飾之，敵拾得者。駭為異物，聚觀傳玩者墻擁，須臾藥發，死傷甚眾”。各種地雷紛紛問世，雷殼材料有鐵質、石質和陶質，引爆方式有踏發、絆發、拉發、點發和定時引發等多種，主要雷種有炸雷、伏地沖天雷和無敵地雷炮等。

隨著各種地雷武器的涌現，明軍已經有了布設“地雷陣”的戰術理念。萬歷二十六年（1598），王鳴鶴在其《登壇必究》一書中寫道：“擇寇必由之路，掘地作坑，連連數十，埋地雷于坑中。內用小竹筒通藥線，土掩如舊。機關藏火，賊不知而踏動，則地雷從下震起，火焰沖天，鐵塊如飛蝗，著人即死。”

西方世界最早使用地雷的資料，出現在1853年至1856年的克里米亞戰爭中。在戰爭期間的塞瓦斯波托爾要塞攻防戰中，依靠著大量埋好的各種爆炸物，沙俄軍隊在兵力和裝備均屬劣勢的情況下仍堅守11個月。值得一提的是，在被沙俄雇傭的外國專家中，有一位叫英馬努埃爾·諾貝爾的瑞典人，而他的兒子阿爾弗雷德·諾貝爾便是后世諾貝爾獎的創始人。

或許是在克里米亞戰爭中嘗到了甜頭，戰后，沙俄加大對地雷的研發力度，最終開發出人類歷史上最早的制式防步兵地雷。在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戰爭中，沙俄軍隊憑借這一武器，一次次瓦解了日本陸軍的白刃沖鋒。

地雷在日俄戰爭中的突出表現，引來了西方其他列強的關注。當然，在各國爭相研發地雷武器的同時，各種掃雷手段也逐漸成型。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地面戰斗的主要形式變成了地雷、戰壕、鐵絲網、機槍巢等防御設施共同組成的立體防御體系，與配備專業工兵的突擊分隊之間的較量。英國人試圖通過坦克來打破這一僵局，但德國方面迅速研發出了反坦克地雷。不過，當時的反坦克地雷僅能炸斷坦克履帶，對“鋼鐵巨獸”的本體很難造成傷害。

野蠻生長的爆炸物

20世紀30年代初，納粹德國的軍工系統開發出了騰空爆炸以加大地雷殺傷半徑的第一種防步兵跳雷——“彈跳貝蒂”。自1935年正式投產，至納粹德國滅亡，納粹德國總共生產了超過193萬顆“彈跳貝蒂”。由于這些地雷通常會令目標的四肢和生殖器殘廢卻并不致命，這給盟軍部隊士兵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壓力，因此也被認為是“盟軍部隊在戰爭中最害怕遇到的東西”。

如果說納粹德國研發“彈跳貝蒂”是為了從精神上摧垮對手，那么二戰中的蘇聯則將地雷視為一種防御國土的“戰略武器”。據統計，二戰期間，蘇聯總計生產了包括36種反履帶地雷、1種反側甲地雷和各型防步兵地雷及毒氣地雷在內的共61種制式地雷。蘇軍使用各型地雷總數約2.22億枚，居世界首位。

在“庫爾斯克戰役”中，蘇聯紅軍在三個月的時間里構筑了8個防御地帶，且布設了約100萬枚各型地雷，防御正面布雷密度高達1600枚防坦克地雷/公里和1200枚防步兵地雷/公里。其中，僅蘇聯紅軍第13集團軍的防御正面便埋下了50755枚防坦克地雷和28805枚防步兵地雷，以及特制的919枚應用地雷。

1943年7月5日至9日的縱深防御戰中，僅蘇軍的工兵第1近衛旅就炸毀和破壞了德軍坦克與自行火炮共計140輛，粉碎了德軍的坦克沖擊。德軍第19坦克師則在進攻蘇軍步兵第81近衛師防御地帶的戰斗中，損失了100多輛坦克和1000多名官兵，其中包括7輛最新型的“虎”式坦克。

在中國戰場，地雷戰是八路軍和民兵經常運用的戰術。敵后抗戰中，根據地最初所用的地雷多為兵工廠專門制造，配發給主力部隊，雖然威力大，但數量偏少，一般用于重要戰斗。1941年以后，八路軍開始大力推廣地雷戰，普及各種簡易地雷的制造和使用方法，使地雷戰的“門檻”迅速降低，八路軍還特意下發《地雷制造使用法》《各種地雷觸發裝置法》等小冊子，指導軍民開展地雷戰。

中國抗日戰爭時期使用的地雷。攝影/凱奇KACH，來源/圖蟲創意

1941年夏秋季，華北各根據地發起轟轟烈烈的地雷戰運動，一時間“村村會造雷、戶戶有地雷”，涌現出一大批“爆炸英雄”。此后，地雷在敵后戰場的使用頻率和密度大大提升，尤其對民兵而言，地雷的威力遠大于手中的那些老式武器，成為打擊侵略者的利器。

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埋地雷的民兵。來源/電影《地雷戰》截圖

地雷戰給日偽軍造成巨大的傷亡和心理震撼，日軍的機動和火力優勢被大幅剝奪，戰斗力急劇下降，連最基本的通信聯絡也受到限制。據檔案記載，華北民兵在戰爭后期干脆發起“電線桿戰”，他們割掉敵人電話線后，特意埋設地雷“釣魚”，專炸修復電話的日偽軍，結果敵人往往電話線沒搞定，人先被炸得非死即傷。

不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地下埋設的四億枚地雷也令各國政府頗為頭疼。很多國家堪比一個大雷區，比如波蘭，戰爭結束時據說其80%的國土需要掃雷。要想把這些地雷清干凈太費時費力，各大戰勝國就打起了德國戰俘的主意，比如丹麥，戰爭結束后找了在當地投降的2600名德軍戰俘，讓他們開著經過改裝的坦克和各種車輛進行掃雷工作。幾個月時間，這些德軍戰俘清理出了150萬顆地雷，但自身也是死傷慘重，149人死亡，339人終身傷殘。

地雷，戰后之大患

冷戰時期，由于核武器的存在，美蘇兩大陣營不敢貿然發起“末日決戰”。在各種局部沖突中，被濫用的地雷再度造成了大量傷亡，越南戰爭中，交戰雙方在游擊與反游擊的較量中大量使用新型地雷，如美軍大規模使用的“龍牙地雷”，外形袖珍，重量只有20克左右，一旦觸發卻能輕松炸掉人的腳趾甚至腳掌，導致終身殘疾。越南游擊隊則研制了一種子彈雷。在一枚12.7毫米子彈的藥筒里裝滿火藥和廢金屬，用蠟密封。這種陷阱通常放在一根竹筒中，用釘子安裝在底部充當擊針。這類陷阱通常放置在草叢中，當美軍士兵踩上后，其中的廢金屬便炸進對方的腳掌。

越南戰爭中，地雷給美軍造成了巨大傷亡，1965年，美國海軍陸戰隊多達70%的傷亡是由地雷造成的。但戰后遺留的3000多萬枚地雷卻成為懸在越南、柬埔寨、老撾等國人民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直至20世紀80年代，越南和柬埔寨兩國每年都會有數千人因越南戰爭遺留的地雷而死傷。

非洲也算是地雷的重災區。目前非洲至少有19個國家境內埋設3700萬顆地雷。地雷總數超過100萬顆的國家包括安哥拉、埃塞俄比亞、厄立特里亞、乍得、索馬里、蘇丹、埃及等。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中有10個國家每年都有地雷傷亡的報告，而地雷問題最嚴重的則是安哥拉和莫桑比克。

安哥拉獨立后長期處于內戰狀態，地雷數量迅速增長，安哥拉約125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約有900萬至2000萬顆地雷，而安哥拉的總人口也不過兩千多萬，幾乎人均一顆地雷。莫桑比克的地雷總數雖少（約300萬顆），但人權觀察組織宣稱在莫桑比克除了19種反坦克雷，至少還有28種不同的反步兵地雷。

禁止地雷之路

鑒于地雷問題的嚴重性，禁止地雷的國際談判一直沒有停止，但直到1980年舉行的聯合國大會上，與會國才開始就禁雷的具體問題展開磋商，如禁止生產不可探測地雷等。大會通過了解決地雷問題的共識——《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認為具有過分傷害力或濫殺濫傷作用的常規武器公約》（即《特定常規武器公約》，下稱《公約》），其中《公約》第二號議定書為《禁止或限制使用地雷、誘殺裝置和其他裝置的修正議定書》。

聯合國是禁雷運動的主要力量。1993年，法國提議聯合國大會修改《公約》。聯合國于1995年10月在維也納，1996年5月在日內瓦，相繼召開了《公約》修改會議，主要圍繞四個方面展開：第一，地雷不僅要限制在國與國沖突中使用，國內沖突也要限制；第二，所有地雷布設都必須有記錄；第三，清除地雷的責任主要在布雷方；第四，提高對國際紅十字會和其他人道救援團體的保護。1997年，《公約》開放簽字，目前已有156個國家批準或加入這項條約。超過4100萬枚儲存的地雷已被銷毀，這些地雷的生產、銷售和轉讓也大都停止。

然而，如今尚有廣大民眾生活在危機四伏的雷患地區。聯合國的地雷行動不只是禁雷、清雷，宣傳、普及雷患知識，開展雷險教育，教授當地民眾學會保護自己，認清、識別地雷同樣是一大重任。但在地雷密布的地區，有相當一部分居民由于不知地雷的危害，不知如何區分、辨認地雷，被炸傷甚至致死不在少數。因此，聯合國、各類人道主義組織通過派遣志愿者的方式對這些地區進行了雷患普及教育，旨在讓民眾了解地雷，規避不必要的風險，減少地雷帶來的傷害。

防患于未然比事后治療效果更好。受客觀條件限制，處于地雷風險區的民眾往往獲取信息途徑有限，通過網絡、媒體等現代傳媒工具進行地雷教育工作很難達到目的。對于他們來說，掌握地雷相關的信息十分必要。目前最有效的方式，也是許多人道組織采取的方式，即派遣工作人員到雷患地區進行宣傳教育。例如在緬甸北部地區，數十年來的武裝沖突給這片土地帶來了嚴重的地雷隱患。許多當地民眾并不知道地雷的危險性，誤踩喪命的事情屢見不鮮。紅十字國際委員會自2015年起，委派了200名志愿者深入當地社區進行地雷相關問題的普及型講座，有效提升了民眾的地雷風險意識。結合當地環境，以社區為基礎，通過社區牽頭達到信息共享、開展地雷風險培訓教育是不二之選。

《禁止地雷公約》允許締約國保留一定數量的地雷用于掃雷培訓與研究。但實際情況是，許多締約國的地雷保留數量幾乎未發生變化，說明其訓練與研究活動的停滯。政府也應當加強與國際組織之間的合作，完善排雷行動信息數據的管理與收集，借鑒國際經驗與專業知識，進一步開展工作，例如通過開展地雷安全教育培訓，培育更多的志愿者在當地學校開設相關課程、制定明確的雷患培訓計劃等等。

綜上所述，雖然排雷行動已成為國際社會共識，但從地雷的禁用、銷毀、經費來源、宣傳和教育、受害者援助與雷區重建等方面，排雷行動仍面臨許多問題和挑戰。具體如何將排雷行動真正落在實處，包括對禁用地雷的監督、排雷經費來源的明確、推出行之有效的措施進行雷區重建及對受害者進行援助，仍需要國際社會共同努力。

參考資料:

尹建平，王志軍：《彈藥學》，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17年.

王正國，蔣建新主編：《爆炸沖擊傷原理與實踐》，人民衛生出版社2020年.

朱文奇：《國際人道法》，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