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山會海讓廣大基層干部深惡痛絕。多地基層干部反映，當前一些地方文山會海出現反彈回潮現象，且表現形式屢屢變異，令基層干部叫苦不迭。

之一、以會“套”會，以時間補數量。

一些地方和部門仍習慣以會議落實會議，認為只要會議安排了，就等于工作落實了，出問題時，開過的會就成了“擋箭牌”。要求控制會議數量，那就在會議時長上做文章——在大會之中“套”小會，哪怕不相關的會也都“綁著開”，以會議時間的延長彌補會議數量的壓減。一些地方對此樂此不疲，原本1個小時可以結束的會，可以開半天甚至更長時間。“大家知道上級有套開的會議，于是先弄幾顆糖放口袋里。”華東地區一名縣委書記說，開幾次就懂了，到飯點都結束不了。

之二、“陪會”不止，主業生疏。

湊人數、開大會，開會就是為了等散會。如今部分地方“陪會”風盛行，以體現對上級領導的重視。華南地區一名縣長透露，會議占用其三分之二的工作時間，基層干部淹沒在“會海”中。多地基層部門有關負責人介紹，作為非會議對口部門、日常業務并不相關的干部，自己常被要求參會，即便“心有不愿”，也只能把業務工作閑置一邊，到會“湊個人數”。有的基層干部戲稱自己的工作狀態是“工作時間陪會，休息時間加班”，大量工作只能在陪會結束后進行。

上班時間到！傅曉寧 畫

之三、視會議為“待遇”，隨意擴大參會范圍和規模。

動輒點名“一把手”參會、要求全員參會……多名基層干部透露，部分上級單位領導喜歡“擺排場”，隨意提高會議規格，擴大參會人員范圍，把會場變成體現自己權力、待遇的“秀場”。西部某縣多名干部表示，一些會議不管內容是否重要，均要求鄉鎮黨委或政府的主官到現場參加，認為前來參會的人數越多，尤其是鄉鎮主官都來參會，就越顯示自己有威信、有面子，虛榮心得到滿足。“部分領導干部對會議有一種執念，這個會議不開，顯得我這個部門就不重要，沒存在感了，所以必須開，而不管會議本身是否有其必要性。”華北地區一名縣委書記說。

之四、“一竿子插到底”演化為“一竿子重復到底”，“關鍵少數”疲于奔會，“困”在會議室。

西部某縣一名縣處級干部介紹，原本可以大幅提升效率的視頻會議，如今出現變異。有的視頻會議自上而下層層召開，同樣的內容市縣鄉村層層開一遍，“一竿子重復到底”，以致一些基層干部得參加四五次。沿海某縣級市委組織部長表示，當前市縣領導每天有許多會議，不少視頻會議內容跟業務沒什么關系，但也不得不參加，“困”在了會議室。

之五、改頭換面，借“云”反彈。

北方一名處級干部介紹，上級單位雖然減少了紙質文件的下發，但電子平臺、App推送、群發微信等成為發文新渠道，讓人眼花繚亂、疲于應付。鄉鎮干部手機上普遍裝有多個工作App和微信公眾號，每天需要耗費大量時間完成App上的留痕任務。一些地方對名目繁多的政務App提出注冊、登錄、打卡、問題反饋等硬性要求，并與基層干部工作考核掛鉤，導致大家“壓力山大”。

之六、沉迷于搞變通，文件“紅頭”變“白頭”。

中部某省多名基層干部反映，一些單位“紅頭”文件少了、“白頭”文件卻多了，盡管不編號，但效力是一樣的。一名市委書記透露，許多文件缺乏指導性和精準性，大量大而化之的內容充斥其中，通篇最重要的內容就是最后部分——出了問題要嚴肅問責，基層對這些“白頭”文件也不敢怠慢。與此同時，一些地方以內部通知、口頭指示、電話通知、工作便函等形式代替下發文件，進一步增加了“發文”的隨意性。

之七、熱衷統計造假，搞“數字減負”。

有基層干部反映，因為帶密級的文件不納入統計范圍，有的地方就把根本沒有什么機密的文件定性為涉密文件下發，形成發文數量減少的假象；還有的地方將原本由縣委縣政府名義下發的文件改為相關部門下發，由于沒有文號，并不納入統計。從表面看，會議或文件的數量減少了，但其實什么都沒少，工作總在紙上游走。

工作就是“游山玩水”。    傅曉寧 畫

近年來，中央在精文減會方面持續發力，頻繁開會發文的情況得到較大改善，但在制度設計上仍有待完善。受訪干部認為，文山會海既是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突出表現，也是困擾基層的老大難問題。一些地方對文山會海的治理搞變通、打折扣，其根源是政績觀錯位。

要持續健全導向科學的考評體系。受訪干部表示，應以工作實績、群眾滿意度為評價干部工作的“硬指標”，以此樹立崇尚實績、鼓勵實干的正確用人導向，為基層減負，為務實加碼。引導黨員干部端正政績觀，重實績輕痕跡，破除“開會就是落實、講話才是重視”的思維慣性。

要進一步嚴格會議和文件管理制度，明確主體責任。多名基層干部表示，各地各級領導干部對會議權威性和嚴肅性要有清醒認識，在工作中堅決把住文件、會議的數量關和規模關，減少非必要的會議，未經上級領導批準不得隨意擴大會議規格，努力在工作效能上下功夫，切實通過可行措施為基層減負，解決具體問題，回應基層期待。

（半月談記者：覃星星、席敏、謝奔 編輯：姜磊 參與記者：周科、曹國廠、王勁玉、陳弘毅、劉鄧、陳國峰、閔尊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