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了一千多個日夜，當疫情這支達摩克里斯之劍逐漸遠去后，我終于有機會重拾這三年間未能實現的行程，趁著碩士畢業這個暑假，開啟半個月的歐陸之旅。出于對歐洲歷史和東西文明交流史的興趣，我將大部分行程定在了博物館、遺跡與書店，這半個月的時光也未曾辜負我的期望。

一切從北京飛往阿姆斯特丹的國際航班開始。我乘坐的是荷蘭皇家航空（KLM）的班機，起飛前，椅背上的液晶屏開始播放飛行安全須知。這段小小的視頻，卻是由數千塊藍白相間的瓷片以定格動畫的形式拼接而成，而這些瓷片均產自荷蘭代爾夫特的皇家陶瓷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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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讓我聯想到，2021年底上海博物館曾推出“東西匯融——中歐陶瓷與文化交流特展”。在展出的眾多代爾夫特瓷器中，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當屬“代爾夫特產彩色陶釉中國與美洲人物圖磚”，這組瓷磚生產于17、18世紀之交，彩繪師將17世紀蘇州《西游記》版畫中的人物與南美洲的土著形象同時繪入，荷蘭人不僅學會了制造瓷器的技術，還主動融匯了相隔萬里的多種圖像素材，展現出他們對異域的想象與詮釋。作為來自東方“瓷國”的客人，我開始好奇瓷器這一原產中國的技藝，如何在歷史的導演下，成為荷蘭人向全世界推廣的一張自豪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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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這段機緣，我在落地荷蘭后，慕名前往荷蘭皇家代爾夫特瓷廠兼博物館（Royal Delft）參觀。代爾夫特是一座水網密布的小城，這里坐落著荷蘭最負盛名的學府之一——代爾夫特理工大學（TUD），而那座瓷廠便位于大學之畔。進入館內，一名頭發花白的解說員主動和我搭話，見我來自中國，她精神一振，帶我端詳展廳內的數個瓷盤，為我介紹了早期代爾夫特瓷對中國和日本原型的模仿。

圖3，左側為中國原型，右側為代爾夫特仿品

逛完展廳，我了解到，隨著東印度公司的壯大，17世紀初以來，每年有超過十萬件中國瓷器輸入荷蘭，荷蘭人試圖制造一種相對廉價的仿制品以瓜分市場。在學習中國瓷器器型與圖案的基礎上，大量瓷廠在代爾夫特拔地而起，頂峰時期達到三十余家。這些瓷器中，最經典的一種風格為白釉加鈷藍裝飾，故稱為“代爾夫特藍”（Delft Blue）。后來，隨著歐洲各國瓷器行業競爭的加劇與荷蘭國力的衰落，這些瓷廠僅剩下一家，就是今日的皇家代爾夫特瓷廠。我還順道參觀了這邊的瓷器生產線，混漿、制模、燒制等環節雖已自動化，繪圖的工作則依然由人工完成，這也使得產出的瓷器價格頗高。

圖4，皇家代爾夫特瓷廠最受歡迎的瓷器之一，由脫膜法制作。

我與代爾夫特瓷的故事仍未結束。次日，我來到阿姆斯特丹的荷蘭國立博物館（Rijksmuseum）參觀。在荷蘭黃金時代畫作的海洋中，我無意間轉入代爾夫特瓷器的專門展廳，一片藍色的海洋頓時映入眼簾，從小巧的瓷瓶、瓷鞋到一人多高的瓷塔應有盡有，其中約半數選用了中國常用的人物與風景圖案。在展板的解說詞中，“chinoiserie”一詞頻繁出現。該術語一般翻譯為“中國風”，指歐洲人想象出來的中國風格。“想象”這一特質集中體現于一對17世紀末的燭臺中，在繪滿中國花草的底座上方，中空的瓷柱上竟然排列著一些如同甲骨文卻絕非漢字的圖案。當時荷蘭的工匠或許在仿寫漢字時遇到麻煩，于是生造出一些“假漢字”，而歐洲消費者也認為這些圖案頗有“中國風”，于是欣然接受。無獨有偶，清代外銷的青花瓷中也曾出現錯寫的拉丁字母，在兩種書寫體系的碰撞中，雙方的工匠都在努力學習“他者”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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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還在一幅大型瓷磚畫中找到了南京城的昔日地標。1665年，荷蘭人約翰·尼霍夫（Joan Nieuhoff）在其《荷蘭東印度公司使節團訪華紀實》（Het gezantschap der Neerlandtsch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aan den grooten Tartarischen Cham, den tegen- woordigen keizer van China）中用銅版畫的形式記錄了中國南北諸多風光，其中就有南京大報恩寺的瓷塔。該塔建于明永樂年間，毀于太平天國戰爭，尼霍夫的游記讓瓷塔在西方世界享有盛名，而荷蘭國立博物館中這幅瓷磚畫正是采用了尼霍夫游記中的瓷塔圖像。除了瓷磚畫外，展廳內繪滿中國元素的高大瓷塔同樣模仿著南京大報恩寺塔的形象。

圖6，上圖為約翰·尼霍夫所繪，下圖為瓷磚畫局部

南京瓷塔在尼霍夫游記出版后，逐漸成為歐洲人眼中和長城同一級別的中國地標，這一點恐怕是絕大多數中國人想象不到的。當瓷塔毀于戰亂，逐漸無人問津之時，歐洲人中國游記的陸續傳入再度激活了對瓷塔的回憶，歐洲的“異域之眼”也為中國保留下了珍貴的歷史資料。

17世紀是荷蘭的黃金時代，“海上馬車夫”的船隊航行在世界每一片海域，荷蘭國立博物館中大量的世界地圖、地球儀與海戰繪畫無不揭示出這一海上帝國曾經的輝煌。除了中國之外，日本也是荷蘭在亞洲的主要貿易對象，17世紀30年代以來，荷蘭更是成為唯一保持對日貿易的歐洲國家。在一臺玻璃展柜前，我看見一個日本旅游團指指點點，面帶微笑，擠上前一看，原來是一塊日本的“小判”（日本江戶時期通用金幣之一），上面蓋有荷蘭的印戳。這枚小小的金幣，原來是從太平洋西岸到大西洋東岸漫長國際貿易的縮影。日本流入歐洲的東西不僅是金幣，在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館（Van Gogh Museum）中，參觀者們還能看到梵高模仿日本版畫的創作《Courtesan（花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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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各類博物館中的畫作常可作為“全球史”的研究素材使用。去年，我曾閱讀了加拿大學者卜正民的著作《維米爾的帽子：17世紀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Vermeer's Hat：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Dawn of the Global World）。此書以荷蘭著名畫家維米爾的畫作為切入點，從器物的細節中窺見全球殖民與貿易的情況。在荷蘭國立博物館中，我看到了維米爾的《讀信的藍衣女子》（Woman Reading a Letter），主人公身后的地圖上，畫著亞洲的海域和陸地，朝鮮半島與日本列島的輪廓隱約可見。不難想象，寫這封信的人（很可能是東印度公司的員工）正航行于東亞的大海之上，引得這位藍衣女子牽掛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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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荷蘭巴西總督故宅改建的毛特里茨美術館（the Mauritshuis）中，這種微觀歷史（microhistory）的要素出現得更為密集。如Govert Flinck創作的《高腳椅邊的女孩》（Girl by a High Chair）中，小女孩手邊用錫紙包裝的糖果，便是用巴西種植園中的甘蔗制成，這幅畫若是放入美國學者西敏司（Sidney W. Mintz）的著作《甜與權力：糖在近代歷史上的地位》（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中也絲毫不顯突兀。館中藏有許多巴西種植園的風景畫、熱帶水果的靜物畫，甚至還有一幅憨態可掬的巴西龜的畫像，每一件物品都包含著一段自己的全球史。這些17世紀的畫作也無不提醒著我們，這個美術館曾是一名殖民者的舊居。值得欣慰的是，荷蘭人對這段不光彩的殖民歷史進行了深入的反思，如毛特里茨美術館隔壁的海牙歷史博物館就詳細講述了印度尼西亞、蘇里南等國反抗殖民者的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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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荷蘭后，我依次游覽了巴黎和羅馬的各類博物館與遺址，欣賞了從古典時代到浪漫主義的眾多藝術名作，隨后來到了佛羅倫薩。在這座曾由美第奇家族統治的文藝復興中心城市里，中國的氣息卻仿佛無處不在。我訂的民宿閣樓上，掛著一幅中國古代師徒授課的圖畫。民宿對面，就是佛羅倫薩始建于13世紀的古城墻，這對在南京生活七年的我來說并不陌生，2013年南京市博物館還曾舉辦過《世界藝術之都——佛羅倫薩城墻圖片展》。出門稍走幾步，就到了當地的孔子學院，門扇半掩，里面傳來喧嘩。街頭巷尾，處處都是中國畫家嚴培明畫展的海報。

參觀完著名的烏菲齊美術館（Galleria degli Uffizi）后，為了打發時間，我走進了旁邊的伽利略博物館。沒想到，著名的毛羅世界地圖（Mappamondo）正在其中。此圖由穆拉諾島的威尼斯修士毛羅（Fra Mauro）于1457-1459年間繪制，地圖為圓形，直徑1.9米，采用阿拉伯制圖學上南下北的傳統。該圖被譽為中世紀的最后一幅世界地圖，毛羅盡可能收集了他所知的世界地理信息，而著名的《馬可·波羅游記》也在其中。我仰著脖子觀看這幅巨大的地圖，在西側找到了幾個熟悉的詞匯：Serica、Cin與Manzi。這幾個詞語都可指代中國，只不過出現的時間不同。Serica即“賽里斯”，一般認為是“絲”的轉音，Cin即“秦尼”，為“秦”的轉音。我之前在《希臘拉丁作家遠東古文獻輯錄》（法·戈岱司編，耿昇譯）中曾數次看到這兩個專名，“Serica”出現的時代較“Cin”更早。除了這兩個名字之外，地圖中還出現了“Manzi”（蠻子）一詞，用以指代中國南方，這一詞匯很可能引自《馬可·波羅游記》，原先是指元朝統治者對中國南方省份的稱呼。不同時代的三個表示中國的詞匯同時出現于毛羅地圖之上，這種時空錯亂的現象在中世紀乃至近代歐洲人繪制的世界地圖中并不少見，這些詞匯分別承載著不同時代輸入歐洲的東方地理知識。

經過一番識別，在“Serica”所示的區域中，我找到了南京（Nangin）、泉州（Quan?u）、濟南府（Cignanfu）等地名，長江、黃河等水道也清晰可見。此外，該圖還是西方第一幅標注日本國（Cimpagu）的地圖。在地理大發現的前夜，毛羅對東方地理的了解令人驚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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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毛羅地圖，隨后的展廳中依次陳列著地理大發現后繪制的世界地圖。在1688年威尼斯人Vincenzo Coronelli制作的地球儀中，東亞世界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準確而詳盡的方式呈現在觀者面前：朝鮮半島、日本列島、堪察加半島、臺灣島、舟山群島、黃河、長江……兩百多年間，來自威尼斯的兩位繪圖者為我們展現出人類探索欲望的高漲與認知水平的飛速提升。

我一直相信，認知一座城市文化底蘊的最好方式，莫過于逛逛他們的圖書館與書店。此次歐洲之行中，在博物館行程的間隙，我也拜訪了諸多城市的藏書之地。在荷蘭期間，我居住在該國第三大城市海牙，于是探訪了海牙市的公共圖書館。該館高五層，視野良好，窗明幾凈，里面坐著許多來看書和自習的讀者。我循著指引，找到了館內的外文書籍區域，其中有兩個書架都是中文圖書，其中大部分是臺灣地區出版的小說，也同樣有民俗、中醫等領域的學術書籍。在該館的電子檢索系統中，我還驚喜地發現了劉慈欣《三體》系列的英譯本與荷蘭語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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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圖書館，我接著前往海牙市中心尋訪當地的書店。在一家荷蘭語書店中，我偶然發現了《論語》的荷蘭語譯本（Confucius De gesprekken, 直譯為“孔子對話錄”），由荷蘭漢學家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1934-2021）翻譯，這也是《論語》的首部荷蘭語全譯本。施舟人早年在法國巴黎大學研讀中文，師從法國漢學家康德謨（Maxime Kaltenmark），專攻中國歷史文化，后任法國高等研究院特級教授。康德謨師從馬伯樂，施舟人因而也成為歐陸漢學的第四代傳人（沙畹-馬伯樂-康德謨-施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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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隔壁的英文書店里，歷史區中有著名為“microhistory”（微觀歷史）的分類，戰爭類書籍中有一整排都著眼于戰爭中的女性，暢銷書架的最高處擺著講述地球數十億年間地質氣候變遷的自然史新作The Earth Transformed：An Untold History（《地球變遷：不為人知的歷史》），西方歷史學界的新動向亦可從中窺見。此外，書店中還設有地圖相關書籍的專區，醒目的位置上擺著Jerry Brotton的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Twelve Maps（《十二幅地圖中的全球史》）。此書初版于2012年，于2016年中譯出版（林盛譯，浙江人民出版社），我在啟程前曾認真拜讀此作，因而頗覺親切，也感受到中國對國際前沿學術成果譯介速度的提升。

來到巴黎，漫步塞納河畔之際，我偶然發現了河堤旁的一排舊書攤位。這些書攤晚上鎖在河堤上的綠色大箱子里，營業時便展開變成攤位。書攤的底部掛著各式各樣的舊報紙、老海報，里面包括“一戰”結束的新聞、戴高樂解放巴黎的頭條，甚至還有民國時期可口可樂在中國的廣告。在上面的書籍部分，我找到了法文版的《共產黨宣言》、剛剛去世的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不可承受之輕》，還有比利時漫畫家埃爾熱（Hergé）所繪法語漫畫《丁丁歷險記之藍蓮花》（Les Aventures du Tintin: Le Lotus Bleu）。《丁丁歷險記》是西方世界著名的漫畫系列，而這一部《藍蓮花》則是以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上海為背景，打破了歐洲人對中國的許多偏見，也讓他們知曉了日本侵略中國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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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當我推開巴黎市郊安東尼鎮（Antony）一家小型書報店的大門時，拿破侖研究領域的一部新作映入眼簾：Sauver l'Empire. 1813: la fin de l'Europe napoléonienne（《拯救帝國 1813：拿破侖主宰歐洲的終結》）。本書的作者是巴黎索邦大學拿破侖史研究者Charles-éloi Vial，出版于今年年初。在傳統的拿破侖敘事中，1813年的前三個季度常常為研究者忽視，關注度遠不及萊比錫戰役發生的10月。此書作者通過發掘各類未發布的檔案，展現出布拉格和會期間，拿破侖為拯救其搖搖欲墜的帝國而做出的內政、軍事、外交方面的努力，試圖呈現出一段“被遺忘的歷史”。這讓我想起在國際航班上閱讀的多米尼克·利芬（Dominic Lieven）的名作《俄國與拿破侖的決戰——鏖戰歐羅巴，1807-1814》（社科文獻出版社，2015年）。利芬同樣認為，在列夫·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一書的影響下，俄羅斯學者在研究拿破侖戰爭時往往僅著眼于1812年拿破侖入侵俄國的失敗，而忽視此后兩年間俄國為徹底打敗拿破侖而在內政、后勤、外交等方面作出的巨大努力。自拿破侖從莫斯科撤退到其最終退位的兩年間，歷史并非一條注定的下行線，而曾有著相當的不確定性與逆轉的可能。Charles-éloi Vial學習了他的前輩利芬，只不過后者主要利用俄國方面的資料立論，而前者則翻閱了大量法國方面的稀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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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低廉的價格淘取好書的欲望人皆有之，來到羅馬市中心，我再次與舊書攤不期而遇。這里有瑪麗·德·美第奇（佛羅倫薩美第奇家族成員，法國亨利四世王后，法國攝政）的傳記，意大利共產黨議會斗爭的歷史，法國作家杜拉斯的《情人》……而最吸引我眼球的，無疑是一堆拉丁字母中突然蹦出的兩個漢字：“無名”。經過查證發現，“無名”是博洛尼亞的一個作家群體，選擇以匿名的方式創作自己的作品，他們提出并實踐著New Italian Epic（新意大利史詩）的文學觀念。《道德經》中有“無名天地之始”的句子，不知道這些略通中文的意大利人是否想到了這個典故。在羅馬和佛羅倫薩訪書之時，我還發現，這兩地都有專門售賣法語書籍的書店。在羅馬的法語書店中，羅馬帝國的輝煌與歷代教皇的傳記占據了歷史書柜的大量空間，而在巴黎遇到的那本《拯救帝國》同樣出現在佛羅倫薩法語書店的暢銷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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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我觀察，這些歐洲城市的書店普遍有著兩個特色。其一為城市特色，如巴黎書店多拿破侖相關書籍，羅馬的書架上多見古羅馬與教皇國的身影，而佛羅倫薩的書店一定離不開美第其家族的影響。其二為語言特色，荷蘭、法國、意大利三國的書店當然都以本國語言為主，專門售賣英文書籍的店鋪也頗多，而法語在歐陸學術文化界的影響力也依舊不容小覷。荷蘭漢學家施舟人承續著法國漢學的學脈，羅馬和佛羅倫薩都有專門的法語書店，其中的書籍幾乎與法國本土保持同步更新。中國的許多書店同樣有著鮮明的城市特色，但能及時對接國際學術的外文書店似乎頗為少見。

圖19，佛羅倫薩的法語書店

在威尼斯遠眺馬可·波羅那棟長滿綠植的二層舊宅后，我來到馬可·波羅國際機場，準備啟程歸國。這次旅行從仿自中國的代爾夫特瓷器開始，在馬可·波羅的注視下畫上句號，雖離家萬里，但中國的氣息卻仿佛一直隨身而行。想起在代爾夫特陶瓷博物館內的咖啡廳里，我無意間聽到鄰座的一段英語交談：

We always blame Chinese for copying everything, but it seems that we copied them first.（我們總是抱怨中國人到處模仿，但似乎先模仿他們的，是我們。）

看來，國家、文明之間的許多誤解都來自知識與交流的匱乏，而博物館和書店可以傳播知識，旅行可以密切交流。但愿在疫情的陰霾逐漸遠去后，不同國家、語言的人們都能重拾那份互相理解的心意，讓不同的文明色彩彼此交融，創造出嶄新的價值，正如代爾夫特瓷瓶那雪白瓶身上，熠熠生輝的鈷藍色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