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急救命》

一個星期六，風雨大作，值班室的電話響起。

一場車禍發生，一位女童急需救治，但附近的小型醫院沒有條件進行搶救，于是把電話打到了這里。

兩個城市相距160公里，車程最少90分鐘，接電話的醫生心里很清楚這意味著什么，救護車要開一個半小時，再加上事故后的兩個小時，患者在這么漫長的顱內高壓后還想生存，除非奇跡出現。

調用一架醫用直升機呢？也不行。

兩個城市之間天氣太差，無法飛行。

如果你是接電話的醫生，面對這種生死攸關的考驗時，你會如何做抉擇？

而對于接起這通電話的杰伊·韋倫斯來說，這就是他每天工作需要面對的日常。他是一位小兒神經外科主任醫師。

搶救時發生的真實故事和我們想象中的即相似又不同，杰伊·韋倫斯結合自己的工作經歷，寫出了《開顱：“牽動神經”的醫療故事集》一書。書中所寫的每一個故事都是真實的，無論它們多么匪夷所思，看起來多么像奇跡降臨，又或者多么沉痛地令人心碎。透過小兒神外醫生的眼睛，看到的世界會有什么不一樣？

本文部分內容節選自《開顱》

給我一臺直升機

和他的職業一樣，杰伊·韋倫斯的人生經歷也非常不同尋常，他并非從小就立志成為一名出色的神經外科醫生。他有一位夢想著成為醫生的空軍飛行員父親。受到父親的影響，小時候的杰伊曾一度迷戀天空，想成為一位飛行員。而他最早開始大學學習時，也并非直接選擇了醫學，而是選擇了大相徑庭的英文文學。

杰伊父親的經歷對他影響很深。最終選擇成為一名醫生，也是他的飛行員父親留給他的愿望遺產。除此之外，他的父親還教會了他開飛機，杰伊不僅擁有醫師執業資格，還擁有飛行執照。也許對杰伊來說，在高空飛行和握緊手術刀的感覺是類似的，都需要他在瞬息中做出影響生命的重要決定。

于是在面對開篇的難題時，這位醫生想，不如用一臺戰斗直升機來救人。

“大夫。”一個口齒清晰的聲音說道，“我們這里有一名 9 歲女童，大約兩小時前兩車相撞，她坐后排。人剛送到。掃描顯示她右腦有一塊 3 厘米的硬膜下血腫。我們是一家小醫院。你能收治她嗎？”

“可以。”我立刻答道，“檢查結果怎么樣？”

“右側瞳孔擴張，左側姿勢異常。”

瞳孔擴張一般發生在腦壓上升的一側，在這個病例中是右側，那里的腦組織被血塊向下壓迫。這導致負責瞳孔功能的神經基本失控，開始使瞳孔放大。“姿勢異常”（posturing）這個詞描述的是處理運動的腦組織損壞所引起的一種運動模式。這兩樣都是腦壓升高的外部指征。直白地說，就是這女孩病了，病情正快速加重，并且挽救她的時間窗口正在閉合。“你們怎么還沒送她升空？”我有點生氣地問道。

我的醫院位于阿拉巴馬州的伯明翰，他們的醫院在奧本市，相距 100 英里。用醫用直升機，30 分鐘出頭就能將她送來這里，完全趕得上救治。

“奧本和伯明翰之間天氣太差，無法飛行。她離你車程90分鐘，只多不少。”他嘴上這么說，心里也很清楚這意味著什么——救護車要開一個半小時，再加上事故后的兩個小時，這么漫長的顱內高壓后還想生存，機會渺茫。

“你說該怎么辦？”他問我。即使在今天，當我遇到看似無解的處境時，我仍會想起我父親，想起我小時候在他身邊飛行時的那份平靜。他曾在空中國民警衛隊（ANG）服役40多年，開過各類飛機，經歷過各類狀況和天氣。我很小的時候，他就教我在每次起飛和降落之前核對飛行檢查單。升空之后，我們還會演習空中緊急情況的處置。

“那些黑鷹直升機還停在你們附近的基地里嗎？”我問那個急診室醫生。“還在，可是……”他的聲音先是輕了下去，緊接著就又抬起了嗓門：“對啊！他們在任何天氣都能起飛。”“你去搞定黑鷹。我來通知我們手術室。”

我的辦公室窗外就是醫院前面的街道。外面大雨滂沱，幾只垃圾桶刮倒在街上，幾輛皮卡也被壓得低低的。我抬頭瞥見一架軍用黑鷹直升機，這架相對于標準醫用直升機的龐然大物，正穩穩地懸停在兒童醫院的直升機停機坪上方，將雨水和霧氣攪得四下翻騰。辦公室里的一切都在轟轟作響，我的心臟在胸腔內重重地跳動。

女孩送到之后，事情進展迅速。手術團隊已經為女孩做好準備，無菌器械都已擺上后臺，我們迅速為她剪掉頭發，并用配制的消毒液閃電般地清洗了頭部。在這樣的救命手術中間，只要時鐘一動，神經外科平日里的精確就要讓位于速度。要不計代價地追求速度。“給我刀。不，該死，晚點兒再給皮膚止血。牽開器。上電鉆。”

硬腦膜因為下方的淤血繃得又緊又脹，我們剪開它，這時，血塊中的液體從剪刀周圍噴射了出來。腦部一旦暴露，就會替我們動手，短短幾秒之內，它就自動排出了大部分固體血凝塊。我們清理掉切口邊緣殘存的血塊后，我看見了受傷的那根靜脈，它在車禍中從腦子上剝離了。我們將它凝結，然后開始撤退，一步一步，將我們剛才進去時不得已拆開的東西再一樣樣輕柔地修復。”

《疼痛難免》

沒關系，外科醫生在場

小兒神經外科醫生這個細分專科，在整個北美地區，只有250名執業醫師。這份職業的特殊性并不僅僅體現為，只有少數的這幾個人能做到精密復雜的手術，更體現在無論在哪，他們都有辦法救人。

杰伊曾在一個周末，偶遇過一次重大車禍。傷員血流不止，情況危急，但在沒有手術室，沒有巡回護士和助手，沒有任何無菌器械時，一位穿著長袖運動衫的外科醫生，該怎么救人？

“早上 5:45 左右，我沿著州際公路開上了一條長長的山路。在從醫的最初幾年里，我最喜歡做的一件事就是在醫院忙完一周的工作之后，在周六早晨找一個附近的半程鐵人三項賽參加。駛過山丘最高處時，我看見隔離帶上有一團塵云，接著就見這團塵云騰到空中，轉了幾周，在升至最高點時拋了個女人出來，然后跌回了地面。當塵煙散去，只剩下一輛撞癟的小型廂式貨車側翻在地，底盤正對著我。

我過了幾秒鐘才反應過來，自己剛剛目睹了一起車禍。我遠搶在其他人之前到達了現場。只見駕駛座上癱坐著一名男子，他右邊的耳朵整個耷拉了下來，只有耳垂那里還連著一點。鮮紅的血液從他脖子上的一處開放傷口汩汩涌出，順著側臉一波波地淌下。有人幫我把他拖出車子，放到幾米外的草地上。我忘記我們是怎么拖他出來的了，但是記得他的血蹭在我的側臉上是怎樣一種溫熱的感覺。我壓住他脖子側邊，猜他是因為頸動脈破裂而在大量失血。其他人又拖出了兩名傷者，也放到了我們旁邊。我跨坐到男人身上，用力按住傷口。他疼得叫了出來。很快，我的指縫里就只有靜脈血滲出了。他還有呼吸，但眼皮已經垂了下來，眼球在眼皮下不停亂轉。

我抬頭看見一名幼兒，她一頭長長的金發，臉上有劃傷，但意識清醒，正倚在一名中年女子懷里哭著。“她沒事吧？”我向這名站在跟前的女子大聲問道。“在安全座椅里找到的！”她一邊輕搖小孩一邊喊著回答。我本能地伸手去摸孩子的頸部，如果有臺階狀的移位就說明脊椎骨折了。但是她能運動，神志也清醒，我的檢查不會有多少意義。我依然伸手過去，沒有摸出問題，反倒在她的脖子后面留下了一大片血手印。

受傷男子身邊還躺著一名少女，有兩個人正把她壓在地上不讓她亂動，她掙扎著想擺脫，一邊又叫又哭。我蹲到她面前，喊道：“我給你做個檢查！”她氣色很好，渾身沒有一處不對，顯然也有呼吸，頸部摸著也正常。也不痛，她告訴我。

最后一名傷者正是車子在空中翻滾時被拋出來的那一個。她的皮膚和嘴唇都是深藍色，呼吸又短又淺，更像是在捯氣。這不像出血那么簡單，不是按住傷口就可以的，我心想。在手術室里我們可以給她建立氣道并通氣、控制出血，但眼下的環境和手術室相差太遠。

我平時工作時，有負責麻醉的醫護，有巡回護士或手術技術員給我遞上近乎完美的無菌專用器械，遇到一些困難病例時有顯微鏡可看，關閉切口時還可以聽音樂；這一切，這里都沒有。這里甚至不同于亂作一團的急診部，那里的病人送來時往往已插好管子，我們要做的只是迅速送他們去做 CT 或進手術室。

“你怎么還不救她？！”少女在耳邊的尖叫打斷了我的思緒。我把耳朵貼到女性傷者的胸口上，右側一點聲音也沒有。很可能是張力性氣胸或血胸 ：前一種是肺部受傷，空氣漏進了肺部和胸壁間的空當；后一種是胸腔內的一根大血管遭割斷，導致肺被一個巨大的血塊擠到了一邊。這時用針或某種器械扎穿胸壁，就能為她緩解心肺壓力，能至少暫時救她一命。

如果是氣胸，那么，放出積氣就能為她恢復呼吸，重啟含氧血的循環。而如果是大血管破裂造成血液淤積，她很快會因失血而死。反正標準的做法是先減壓，如果猜對了能救傷者一命，猜錯了固然會造成死亡，但傷者本來就不可能活過那樣的重傷。

就在這時，我聽見由遠及近傳來了救護車的鳴笛聲。我要向各位坦白：當你置身戶外，聽見有救護車鳴笛駛近，并且知道它是為你而來，是來幫你的，這時，那聲音真是格外甜美—— 尤其當你穿一件長袖運動衫置身戶外，眼前只有一套多功能單車工具和兩名奄奄一息的傷員的時候。這位母親的心率很快，我想數清它十秒內的心跳然后乘以六，發現很難做到。我渾身已經被汗水浸透，眼鏡上也蒙了一層霧氣，但我仍然看出，她的出血主要是因為擦傷或叫“路疹”，量只有很少一點。但要是不給她的胸腔減壓，她無疑會很快死亡。

我剛看到一名急救醫士就沖他喊道：“我是外科醫生。現場有中年女性一名，從車內彈出，呼吸淺快，右胸無呼吸音。我認為她是張力性氣胸，需要減壓、插胸管。她的傷勢最重。”

這第一位急救醫俯身用聽診器聽她的胸口，然后向第二名急救醫打了個手勢，后者正從救護車后車廂推著一架輪床出來。“右側張力性氣胸。”他喊道，“口唇發紺。把她抬進救護車，馬上給胸腔減壓。然后給她插管。”

他又回頭看向我。“中年男性一名。”我接著說，“頸部深度裂傷，可能傷及頸動脈。我們正在按壓止血，可見至少失血1升。一耳撕脫。右腿脛腓骨90度骨折，已擺正，未牽引。脈搏不明。

“青少年女性一名。”我繼續道，“有擦傷和瘀傷，無法安撫，正在現場走動。”我指向花T恤小伙兒，他仍陪在女孩身邊，與她并肩走著，盡可能安慰著她。急救隊長又派出兩支推輪床的小隊，然后看著我，右眉挑著。我們聽見遠處有醫療直升機在向這里飛近。“還有一個。”我說，“女性幼兒，在安全座椅中發現。已觸診頸部，不久前全身皆有動作。”我指了指懷抱幼兒的婦女，她正把孩子交給救護車旁的一名急救醫。

救護車和搶險卡車沿應急車道駛回當地的急救中心，我向著我在路邊的車走去，見兩人駕著一輛卡車，穿著鐵人三項的服裝，兩輛自行車掛在車尾，正排隊在一條車道上緩慢前行。他們盯著我，有些遲疑地搖下了車窗。我頓時明白自己正渾身浴血：鮮血沾染了我的雙手、兩臂、運動衫，一直染到運動褲正面。

“看來你今天夠忙的。”開車的司機對我說。“我看來要趕不上比賽了。”我邊說邊在運動褲上擦手。“開始塞車的時候我們給主辦方打了電話。”副駕上的乘客探身過來說，“他們知道發生了大事故，說會推遲 45 分鐘開賽。” “等你們到那兒，要他們再推遲 15 分鐘吧，”我說，“15 分鐘就行。”

我終于趕到了比賽起點，他們真的為我推遲了發令槍。我騎著自行車來到換項區，脫下血衣血褲，然后把比賽包里的東西統統倒出來，在我的指定位置堆成一堆。排著隊等待計時開始的選手中間，響起了零星的掌聲。”

《緊急救命》

如何面對最沉重的失敗

曾經有人問過一位心外科醫生：“先生，你的病人里有多少人死了？你記得他們每一個人嗎？你會為他們感到難過嗎？”我們都知道，醫生其實是離死亡最近的職業，每天和大腦、腫瘤打交道的神外科醫生尤其如此。

并不是每一次手術都會成功，但在醫院里，每一次失敗帶來的后果都有可能是生命的消失。學會如何面對失敗，也許是一位醫生走向成熟過程中最重要的一課，杰伊·韋倫斯對失敗的回答則是“我們不可能在這間手術室救下每一個人，但我們可以爭取，現在，下一個孩子還等著你。”

“數年前，我曾被叫去參與治療一對新生的連體雙胞胎，他們的后腦勺連在一起，出生早于預產期很久，非常嬌小、脆弱。其中一個嬰兒已現危象，因腸道壞死——極早早產有時就有這種情況——并且他的血液毒素已經開始威脅另一名嬰兒。我們決定嘗試緊急分離。片子還沒拍幾張，孩子卻命在須臾，不可能像通常那樣用幾周時間為這種程度的手術做準備了，只能盡人事，聽天命。我們切開皮膚，打開顱骨和硬腦膜，只出了很少一點血。一切順利，甚至麻醉以后，連生命體征也有了改善。

然而，在手術進行到三個小時后，當我們將連接兩個孩子的數百條細小血管一一凝結，越來越深入地切分他們的腦組織時，里面又出了一點血。接著，從兩個相連的腦的深處，大量血液冒了出來，多得止也止不住。麻醉醫師開始往雙胞胎的靜脈里大量輸血，我也立刻用剪子剪斷相連的顱骨：什么精細操作都不能指望了，當務之急是先把他們分開，好讓我和搭檔一人一個為他們止血。

然后出血停了。

出血停了是因為所有血流都停了。他倆都死了。我記得那時我視線模糊，無法縫合，淚水掉在了眼前的雙胞胎身上。我要將他們縫好，那樣他們的父母至少能抱他們一回，一個一個地抱。我們本該犧牲一個救活另一個，但我們想兩個都救，結果兩個都死了，我到現在還記得自己站在原地淚眼蒙眬的感覺。”

《鱷魚波鞋走天下》

“開始住培后不久，我就意識到我作為還是不作為，甚至只是短暫猶豫，都可能是挽救生命還是斷送生命的差別。就這么簡單。

我還記得自己那天是怎么把那名女子的病床拖出 ICU 的。當時她的瞳孔已經固定且擴散，腦干的功能也只剩下了一點。而就在 30 分鐘之前，她還在病房里說著話，一邊因為前幾天里時有時無的隱隱眩暈接受檢查。短短幾秒的工夫，檢查就變成了一場噩夢。他們給她做了掃描，然后送進內科 ICU，因為一般收治急性中風病人的神經科 ICU 恰好沒有床位。

作為值班的神經外科住院醫，我接下了會診任務，跑上樓去看她，那時她才做完頭部 CT。一番迅速檢查之后，我打電話給我的主治醫師報告她的情況。重點是：小腦中風，主動膨出，瀕臨死亡。她唯一的生機是手術移除上方顱骨，以此減壓。平日里起保護作用的頭顱，現在反而限死了她膨脹的腦子，越箍越緊。這種顱內壓，她撐不了多久。

“馬上送她進手術室。”主治醫師不動聲色地說，“你親自送。”

我跑回她病房，向她周圍的救治團隊轉述了我聽到的命令。

“呃，我們得先把呼吸治療做完。”其中一人說道。

“病人都還沒被 ICU 收進呢。”另一個說。

“我得立刻帶她走。”我說著就開始拖病床，也推上了她的輸液架，“哪位為她準備一下運送。”

“馬上住手！你以為你是誰啊！”其中一個喊道。

“再不送她就死了！”我喊了回去。

“少夸大其詞，我們有規程的。”

我一直盡力將她拖走。呼吸治療師正忙，不能過來幫我。一名護士不讓我帶走她。護士長也插了進來，威脅要打電話給我的主治醫師。我求她快打。這場拉鋸戰來來回回持續了 20 分鐘。我將病床向外拖了一尺，護士嚷嚷著要我住手。我也大喊著要呼吸治療師快來幫忙。這時我的主治醫師出現在了門口。他走過來為病人做了檢查。她的腦干反射消失了。她已經進展到了腦死亡。

主治看著我，兩眼冒火 ：

“我叫你送她進手術室的！”

“我盡力了，先生。”我低頭望著地板。

“現在她死了。”他說，“她死前唯一的機會就是你。” 說完這句，他環顧病房，望向每一個呆立不動的人。他直勾勾盯著每個人的眼睛，一個接一個。然后，他只停留了片刻，就走了出去，和來時一樣迅速。很快，大家也都排著隊默默走了出去。

病人的一側小腦突發中風并膨出——這是說她的腦子在顱底極度腫脹，以至于從顱底擠了出來。這股壓力如果持續太久，往往會造成腦死亡。我們本可以用不到兩小時做一臺手術，從備皮到縫合，移除她的部分顱骨和中風的腦組織，那樣是能把她救活的。

這個病人的死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接下來的住院培訓，我不記得和那間病房的任何人有過過從。應該說，在接下來的三年里，我在盡一切努力避免這種情況。我不知道他們當中是否有人會回想此事。我是想了好多回。

有的神經外科醫生會說，這個病人本來就生機渺茫，她的檢查結果太壞，手術已然罔效。但用手術不會有效來為她的死開脫，在我看來是一種廉價的借口，就算加上之后 20 年的經驗，我依然這么認為。或者說，正是因為之后 20 年的經驗，我才會這么認為。要是我自己的家人有 15％的生存機會，我會為他爭取嗎？要是 10％呢？或者 5％？5% 可就是 1/20，我就取得過這樣的勝率，小兒神經外科的許多同行也都取得過。我也曾見過那樣的孩子和小年輕活了下來，他們恢復得過上了有目標的生活，恢復得能夠去愛人和被愛。”

《實習醫生格蕾》

【推薦書籍】

《開顱：“牽動神經”的醫療故事集》

原標題：《一個女孩車禍后的生死兩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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